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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道爾《目標中國》第三章:農業戰爭,想控制人,先抓糧食

恩道爾 · 2013-03-11 · 來源:環球視野
轉基因主糧 收藏( 評論() 字體: / /
。中國獲得石油供給、中國保持食品供給安全,日益成為美國攻擊的目標。攻擊是多方位的,而且是十分隱蔽的。

  中國食品消費在過去30年甚至更長時間里悄然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城鎮中的中國消費者越來越熱衷于美國食品連鎖店銷售的新型現代食品,將其作為中國傳統食品的美味替代品。如今,中國飲食中的營養成分被巧妙地破壞,已出現嚴重的營養危機。

  用糧食做武器,是古已有之的戰法。敵國人民難以忍受的饑寒之困,就是你的輕取之機。如今人類食品和動物飼料已經被武器化了。更有甚者,美國、英國的農工商巨頭借助強大的政治金融力量,用幾十年的時間全面創新了糧食武器的運用技法。一個針對中國人民的、有史以來最陰險的威脅已經成形。

  始自30多年前,美國的快餐進入中國,來自異國的新口味被中國消費者追捧,逐漸上升為傳統膳食之外的主要備選。不知不覺之中,美式快餐店已遍布中國的大街小巷,中國人民的膳食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美國農業巨頭借助肯德基、麥當勞、賽百味登上中國人的餐桌,而一個長期性威脅隱藏在新奇口味和大眾營養構成漸變的背后:中國的國家安全。

  起初的變化非常緩慢。但這僅僅是一開始時的情形。

  快餐之害:食物中的壞營養

  美式快餐是用工業化方式生產的食品。流行美式快餐的地方,糖尿病會變成流行病。中國年輕人近年來在食品消費上最大的變化,就是吃多了西方的垃圾食品,中國糖尿病患者的發病率也急劇地上升了,僅僅20年的時間,中國就變成了“糖尿病之都”。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青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已四倍于美國,而美國青年的情況本來就夠糟糕的了。快餐消費30年來在美國也一直增長。中國的勞動人口體質衰退了,西方的工業化垃圾食品嚴重地危害了中國下一代人的健康和活力。中國的衛生系統將為此而背負沉重的壓力。要扭轉這個局面,需要中國的中央政府立即采取緊急行動。

  美國式快餐和工廠化食品中的一些成分,是否是導致肥胖癥和糖尿病的源頭?英國著名的醫學雜志《柳葉刀》2004年就發表過文章,報道明尼蘇達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馬克•佩雷拉博士和波士頓兒童醫院肥胖癥研究組大衛•路德維格醫學博士所做的一項3,000人15年追蹤調查實驗。他們發現,快餐、肥胖癥和二型糖尿病之間存在“強關聯”。實驗組每人每周吃兩次以上快餐,對照組每周只吃一次或者根本不吃。個人生活方式中看電視、體育活動、飲酒量、吸煙等其他因素都被分離開,以保證快餐消費量和肥胖癥、II型糖尿病之間的“關聯”與其他因素不相關。15年的跟蹤觀察發現,實驗組的體重平均增加10磅左右,胰島素抗性(譯者注:指人體不能有效地使用胰島素,這是導致II型糖尿病的原因)提高了兩倍。

  這個首次、全面、長期的科學研究,給“快餐是否導致肥胖之爭”一個肯定的回答。

  那么快餐會有害于大腦嗎?《臨床調查》雜志發表過華盛頓大學糖尿病肥胖癥中心一份出色的科學研究報告:“多吃含高脂肪的快餐食品,可能會在大腦上留下疤痕。”他們用典型的美式快餐類高脂肪食料飼喂大鼠和小鼠,僅一天,也就是說很短的時間里,動物的大腦視丘下部就出現了炎癥,這是分泌荷爾蒙、控制饑渴感、困倦感、情緒和身體節奏的關鍵部位。這項報告指出:“核磁共振成像證據表明,人類肥胖癥患者也表現出視丘下部神經膠質過多。”綜合二者后我們認為,人類和動物實驗中的肥胖癥,都與大腦視丘部位的傷害有關聯。

  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因對美式快餐成癮而肥胖。肯德基、麥當勞全球連鎖店,秘而不宣地把致人上癮的化學成分加入雞肉派和牛肉餅中。在物質形態上,快餐只是工業化的垃圾食品,在本質上卻是新型鴉片。新鴉片戰爭的打手,不是停泊在廣州城外的戰艦,而是人們對美食的幻覺一一更可怕的、比1840年的大英皇家海軍軍艦更嚴重的危險,因為這個對手沒有外形。

  垃圾食品如鴉片

  是的,垃圾食品可以像海洛因一樣讓人成癮。有科學實驗可以證明。

  位于佛羅里達的美國斯克里普斯(Scripps)研究所發現,典型垃圾餐中常用的玉米高果糖漿等糖類,可對大腦中樞區形成類似毒品效應的刺激和依賴而致人成癮。在試驗中給小鼠喂食垃圾食品會導致小鼠上癮--控制愉悅感受的大腦區域逐漸麻木;小鼠吃得越來越多,即使要經受電擊才能享受垃圾食品,它們仍趨之若鶩,情景令人驚秫!康奈爾大學威爾(Weill)醫學院的路易斯,阿羅尼教授、前任美國肥胖癥學會會長說,肥胖人的行為很接近可卡因成癮者的行為模式,人類大腦對垃圾食品的響應和有毒癮者尋找可卡因的模式幾乎一模一樣,也就是說,垃圾食品可讓人上癮。

  如果不能采取果斷措施把垃圾食品的消費降下去,28年后,美國人口將有一半患上肥胖癥。

  還有一種工業化食品常用的調料谷氨酸鈉(MSG),其危險性被美國的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掩蓋或忽略了。過量使用谷氨酸鈉能導致癡呆。最近一份科學報告指出:“谷氨酸鹽作為興奮性神經傳導素,對神經蛻變致病的過程起了重要作用。中樞神經系統的興奮突觸約有70%可被谷氨酸鹽激發,而當傳導受阻時就會發生神經退行性癡呆癥。谷氨酸鹽慢性釋放的刺激性效應,能導致大腦皮層或皮下神經發生退行性病變,最終成為癡呆癥。”

  人工甜味劑是另一種最常用的食品添加物,其中有孟山都公司的“中性甜”(NutraSweet)和“坎特雷”(Canderel),2009年以后改為阿米諾甜(AminoSweet),作為糖的替代品用于無糖可樂等。孟山都公司于2000年將甜味劑業務出售給日本“味之素”公司(Ajinomoto),今天該公司在全球市場的份額達40%,是全世界最大的甜味劑供應商。在中國有“味之素(中國)公司”、“川化味之素”( Chuanhua)、“河南味之素”等。

  推廣阿斯巴甜代替蔗糖的理由是“低糖”,然而它同樣會導致體重增加,副作用很多,如導致抽搐、眩暈、偏頭痛、健忘、疲乏、抑郁、驚恐癥等。

  麥當勞、肯德基在中國的擴張處處充滿破壞性,性質如同1840年的鴉片戰爭--這就是一場新的鴉片戰爭!

  以削弱中國的獨立性和戰斗精神為目標的華盛頓行動綱領中,垃圾食品不過是Q其中一部分。即使是在美國,為美國負責監管食品安全的機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對快餐中是否使用不可食用的添加物,同樣不管也不問。美國政府最高層的嚴重腐敗由此可見一斑。奧巴馬政府的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副局長麥克.R.泰勒,1981年起加盟孟山都公司,曾任孟山都公司的執行官,1994年-1996年任職美國農業部,負責食品安全和監督。他對四屆美國總統放任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監管政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泰勒在進入奧巴馬政府之前,曾服務于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辦的智囊團“未來的資源”,該機構鼓吹美國向非洲提供農業援助,趁機把用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散布到非洲。

  進攻中國食品安全的第二條戰線是轉基因主糧。美國農業部與孟山都公司、四大農業巨頭以及農用化學品巨頭為此而聯手行動,轉基因主糧登上舞臺。

  “殺手”:轉基因生物

  轉基因的生物工程是一大殺手,洛克菲勒基金會大手筆行動,其背后是一個大目標。無所不能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一手推動了轉基因革命,靠的就是大把出錢。

  它的第一個大項目不是小麥而是水稻--亞洲人民的主糧作物!美國和歐洲并不熟悉水稻,然而用分子生物學搞轉基因的農作物育種這個大政方針,早在1982年就確定了,走一個“專家上書”程序,基金會就可名正言順地出更多的錢進行研究。洛克菲勒基金會理事會批準水稻轉基因項目的時間是1984年12月,正式啟動的時間是1985年。水稻的命運在隨后的10年-15年被改變。

  沒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金錢,就不會有全球性的基因革命。從1985年到200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直接出資1億美元,在全世界宣傳基因工程和它改造全球食品生產的宏偉計劃,間接輸送達數百萬美元。轉基因在其戰略計劃中占據何等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他們的公開承諾是“殫精竭慮、堅持不懈地從事植物的基因工程”。雖然不能證明采用分子一計算機技術具有足夠的合理性,測定水稻基因圖譜的項目仍在1984年啟動。在公開場合他們喋喋不休地宣傳,為了應對將要到來的饑餓,必須做這么大的研究項目,世界人口還要增長幾十億,有那么多張嘴等著他們喂!而他們真正的目標是控制中國和亞洲的糧食。

  輸送研究資金需要個新說法,他們就搞了“國際水稻生物技術項目”(IPRB),用錢去打開全世界所有高級實驗室的大門,隨后是宣傳和推廣轉基因的1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共出資1.05億美元。從1989年開始更是追加專款開支做“培訓與能力建設”,每年用5,400萬美元的金錢力量,把水稻基因改造技術的最新成果最快地投入應用。

  轉基因戰爭的種子,是這樣深思熟慮地播種下去的。

  轉基因水稻新品種要出世,不能沒有公關大手筆。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科學家和政界圈子里支持者很多。發達國家中有46家實驗室很早就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水稻基因圖譜項目1987年度的開支為500多萬美元,瑞士聯邦蘇黎世技術研究所和德國佛來堡大學應用生物科學中心都是受助方。

  洛克菲勒基金會培育了自己的科學精英圈子,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五位居首的科學家,全是洛克菲勒資助培養的博士,負責研究的副所長曾說:“沒有洛克菲勒的錢,我們就不可能建造起今天的研究能力。”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國際水稻生物技術項目集中優勢力量開發了一個含維生素A的新品種--“金水稻”,據說是耍造福發展中國家患Va缺乏癥的營養不良的兒童。金水稻的宣傳戰極其成功,幾乎在公眾中建立起了一種信任感--干轉基因的科學家們勤勤懇懇地工作,是為了解決世界饑荒和營養不良。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真的,唯有一個是假的:這是一場深思熟慮的欺騙。

  洛克菲勒的基因革命以水稻為切入點,因為水稻是大部分亞洲國家食品安全的象征。全世界90%的水稻產于中國和印度,人民每日的主糧80%以上是稻米,水稻在西非、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熱帶地區也是主糧,大米是地球上24億人民的主糧。馴化和培育水稻的歷史長達一萬兩千年,適應千變萬化的各地自然條件的耐旱抗蟲品種被農民培育出來,從來無須“生物技術”插手。全世界14萬個水稻品種表達了豐富得難以想象的生物多樣性。

  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政府早就盯上了亞洲水稻。遠在轉基因革命和國際水稻生物技術項目之前,上世紀70年代“綠色革命”的目標就是改造亞洲水稻。水稻品種的多樣性在綠色革命中遭到橫掃,亞洲的小農農業被納入全球貿易體系。西方農業公司巨頭為它們設計了信貸體系和銷售模式,為它們建立了肥料、殺蟲劑、農業機械的全球化市場。

  真正的問題還不在于此。洛克菲勒基金會于1962年創辦的菲律賓國際水稻所,趁亞洲綠色革命之機,以“保護品種”為名“收藏”水稻品種,把占總數1/5的、已知最重要的亞洲水稻品種都入了“庫”。而更早于1960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共同創建和維持的“國際農業研究咨詢小組”(CGIAR),是收藏稻種的合法性大紅傘,正是這家機構在伊拉克戰前控制了伊拉克種子銀行。洛克菲勒基金會以菲律賓為基地推行轉基因革命,一點都不令人奇怪。

  我們要知道“國際農業研究咨詢小組”的總部,就設在華盛頓特區的世界銀行集團總部里。就這樣,世界銀行集團拿到了亞洲種子銀行的鑰匙。美國開發轉基因水稻所用的種子資源中,有3/4都來自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的種子銀行。美國有了種子資源,就有能力強制亞洲國家在進出口貿易中放棄對美國水稻進口的“不公平貿易壁壘”了。

  先正達、孟山都最終如愿把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變成自己的水稻種子庫。“種子托管”只是借口,種子一旦到手、一旦進入生物技術巨頭的實驗室,就被改造了基因、加上專利保護,變成生物技術公司的知識產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規定”(TRIPS)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首創,1995年WTO成立時首次出臺,目的是讓跨國公司給植物和其他生物加置專利,竊為己有。

  199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生物多樣性公約》,原本是為了控制盜竊發展中國家種子資源的行為,不料華盛頓只對公約原文作了一點微小的修改,就把“國際農業研究咨詢小組”攫取到的遺傳資源置于公約的限制之外。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恰好屬于那個“小組”,于是50萬個品種、占全世界40%的特有農作物被強加了“豁免權”,生物技術巨頭可以隨心所欲地用來研究轉基因植物專利,不會受到任何限制。

  黃金水稻神話

  根據聯合國統計,發展中國家約有1.4億兒童患有某種程度的維生素A缺乏癥,其中25萬至50萬人會因此致盲(比例約1/300),這的確是發展中國家新生兒死亡的原因之一。洛克菲勒基金會充分利用了這個“真問題”,1990年開始以國際水稻生物技術項目的名義下手,制造出一個“維生素A黃金水稻”神話,黃金水稻被不失時機地做成一張推廣基因技術的“情感牌”、一面招兵買馬的旗幟、一把畫線站隊的標尺,盡管關于補充維生素A的一切承諾,都是險惡的謊言和蓄意欺騙。

  水稻種子代表的是一種生命符號。轉基因的水稻種子卻是一個殺手,因為水稻是24億人民的主糧。

  破壞生育能力的轉基因生物

  轉基因產品用作人類食品和動物飼料很危險,全世界已經有足夠多的獨立研究證明。最有說服力的是2010年俄羅斯科學家做的實驗表明,轉基因大豆傷害哺乳動物、令哺乳動物斷子絕嗣。實驗用的是繁殖力很強的坎貝爾倉鼠,對照用的純種黃豆來自塞爾維亞,已經成為難尋的稀有之物,原因是轉基因大豆商業化種植已經在全球普及:美國97%,阿根廷99%,巴西50%以上。

  俄羅斯實驗由兩個機構聯合進行:俄羅斯全國基因安全協會和生態與環境問題研究所,領銜研究者是阿列克謝•謝洛夫博士(Alexei Surov)。他們有令人震驚的發現。

  倉鼠按每組一對分開飼養。第一組為對照組,喂以通常的鼠類動物飼料,第二組添加非轉基因大豆,第三組添加轉基因大豆,第四組用更高比例的轉基因大豆。我們觀察它們的行為、增重速度和繁殖。

  起初一切正常。然而,第二代再次配對后出現了嚴重的情況。喂了轉基因大豆的實驗鼠生長速度很慢,性成熟推遲。當實驗進行到第三代時,轉基因大豆組倉鼠沒有后代出生,表明它們沒有繁殖能力了。

  第三代實驗倉鼠甚至有毛發從口中生出的現象。這個令人驚愕的怪異現象在停止飼喂轉基因食料后逐漸消失。

  難道這個實驗結果還不夠明確嗎?西方主流媒體以BBC、CNN和紐約時報為首,刻意地無視科學實驗提出的嚴重警告:三代絕嗣。這種怪象,難道不是地緣政治利益在幕后操縱轉基因泛濫的佐證嗎?

  中國在轉基因管理方面有很多空子讓人鉆。美國糧食巨頭如嘉吉、ADM、邦基等,已經操縱了中國的大豆進口。2011年,中國進口轉基因大豆5,260萬噸,其中一半來自美國(占美國大豆出口總量的60%);2012年第一季度到港轉基因大豆刷新紀錄,達1,250萬噸。進口轉基因大豆已經超過中國大豆總用量的60%,被中國人直接和間接消費了(通過飼養動物)。上述俄羅斯倉鼠轉基因大豆實驗,是否暗示中國人口三代之內可能不育?此事已經達到國民健康緊急風險事件水平,應該從國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緊急處理對策了。

  必須擊破中國國內對轉基因食品合法化的抵抗,才能把轉基因變成中國人的基本食品。美國政府、美國農工商巨頭將之視為當務之急。華盛頓用糧食作地緣政治的武器,技法早已爐火純青。

  大型戰略必須有通盤謀劃,把美國國內經濟與國際政策脫鉤就是一個大手筆。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研究、70年代以石油沖擊小試牛刀,最高權力精英仔細算計過,為了全球霸權戰略大計,必須以舉國之力聚焦“戰略產業”核心。美國國防軍事工業是戰略核心,波音、麥道、哈里伯頓和柏克德公司等當仁不讓。放棄對通常的基本工業部門,如鋼鐵、汽車、電子、礦業的保護,轉而聚焦于最新戰略產業部門如生物技術,才是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政策。

  農作物出口對美國擴張全球霸權具有更大戰略意義,因此超越常規工業部門躍升為戰略優先。早在20年前,從1992年開始,生物技術產品--轉基因農作物出口,就被設定為美國谷物和農業出口的戰略核心、美國國家利益所在。1995年完成改組的WTO,正好用來推進美國農工商巨頭利益的工具。

  然而,只要進口美國糧食的國家,還能用自己的種子生產糧食,那么它們就有能力最終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從美國利益的角度看,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壟斷種子,用專利攫取種子品系的權屬--轉基因種子專利,就是它們最想要的、最大的國家利益。

  污染中國食品鏈

  1979年后,中國向西方特別是美國開放,美國農工商巨頭孟山都公司得以順利進入。這個全球最強勢的生物技術巨頭,利用中國人缺少技術知識的弱點,公開賄賂地方官員,無所不用其極,向中國水稻主產區非法輸送了轉基因種子。目前,美國的轉基因種子已經非法出現在中國許多地方。

  2011年4月,一位中國環保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務院的四部委聯合調查發現:“由于監管不周,在幾個省發現了非法轉基因種子。”歐盟“食品飼料快速警報”網站披露,2006年至2011年,歐洲國家115次查獲來自中國的大米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譯者注:最新信息,2012年歐盟累計已查獲中國出口米制品含非法Bt63轉基因20次,與往年不同的是,中國已實施“出口檢疫”制度。如此嚴查過篩仍不能杜絕出口產品的轉基因“污染”,可見國內大米的轉基因污染程度已無法樂觀)。綠色和平生態組的中國農業專家方立峰指出,轉基因種子早在2005年就開始擴散,2010年曾在湖北、湖南、江蘇數省的市場上被發現。

  美國打通了中國政府的重要關節,讓中國自己把轉基因技術(農業生物技術)奉為中國未來食品安全的唯一方案。中國各地有100多個生物實驗室,從1986年以來一直在搞生物技術開發,試圖通過把生物技術納入中國的傳統農業體系。“提高產量和質量”令人擔憂。

  截至2001年,世界上已經有130個以上農作物品種被開發成轉基因品種,其中有聲稱能抗蟲、抗病菌病毒、耐鹽堿干旱、強化營養或者提高質量的品種,甚至有能產生口服疫苗和重組型藥物的轉基因植物。

  中國1998年種植抗蟲Bt棉面積達120,000公頃,1999年- 2000年種植了350,000公頃,主打品種是孟山都公司的Bt棉品種(Bollgard)和中國農科院研發的Bt抗蟲品種。

  轉基因是一匹特洛伊木馬,華盛頓的美國精英精心設計,只要中國允許它進入,20年內中國的食品安全將被摧毀。放縱轉基因產品,終將被證明是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犯下的最危險的錯誤。行文至此,不幸中的萬幸,中國國內爆發了激烈的爭論:推廣任何一種轉基因產品,是否為明智之舉?辯論剛剛開始,而中國農業部早已正式批準了轉基因棉花、甜椒、西紅柿和木瓜種植,核準了轉基因大豆和玉米進口,雖然只是用于“加工”。

  曾經有100多位研究者在2010年寫信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呼吁取消一種玉米、兩種水稻的轉基因安全證書。他們要求公開辯論,要求明確標注食品中含有轉基因物質。他們指出,被批準的轉基因水稻雖然是在中國的實驗室里開發的,但是采用了美國孟山都公司持有專利的功能基因,一旦商業化應用,就要交專利費和使用費了。假如在幾年內就允許在中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那么即使是中國公司出售“中國”的轉基因水稻種子,美國生物技術巨頭孟山都和聯邦政府,仍然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控中國水稻的命脈。

  老布什和轉基因

  老布什1986年任美國副總統。他當過駐華大使,還當過中情局局長。有一天他召開白宮特別戰略會議,受邀請而來的是農業和化學品公司總裁,其中有位于圣路易斯密蘇里的孟山都公司。據當時在場的美國農業部官員克萊爾•霍普•卡明斯說,那次會議的議題是為給快要成型的轉基因生物技術行業“去監管”。孟山都公司與政府長期有“染”,老布什主政中情局時,孟山都公司與中情局走得也很近。噴灑在越南戰場的致命的落葉劑“橙劑”就是孟山都公司20世紀60年代的杰作。這個公司還有很多造假、掩蓋和賄賂的歷史記錄。

  1988年老布什當選了美國總統。幾年前閉門制定的規則和框架,終于可以公之于眾了:給孟山都和生物技術公司正式解脫監管的束縛。于是副總統奎爾公開宣稱:“生物技術產品需要被同等對待,我們不能讓不必要的管理束縛住手腳。”

  1992年5月26日,奎爾副總統宣布,布什政府對生物工程技術有一項政策改革:“它將加快和簡化程序,讓那些用生物技術開發出來的更優秀的農作物產品,更快地造福消費者、生產者和農民。”面對一群生物技術公司的執行官員和記者,他說:“我們保證生物技術產品將受到和其他產品同樣的對待,不讓它們被不必要的監管絆住前進的腳步。”布什一奎爾政府就這樣輕易地開啟了潘多拉魔盒。

  美國對轉基因產品至今沒有制定過一個新的、專門的法規。很多議員、公民、科學家和衛生工作者都認為,制定專門法規迫在眉睫,因為轉基因食品確實攜帶著未知風險和可能的健康危害。然而老布什政府同生物技術行業沆瀣一氣,鸚鵡學舌一般說:轉基因技術就是傳統育種的延續。布什政府認定,無須專門機構監管這個非常敏感的新領域,只采取了一些走過場的措施,讓美國農業部、環保署、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和衛生部分別直接評估轉基因產品的幾種風險性。四個機構的責任被刻意地模糊化。孟山都等生物技術巨頭的道路,被老布什總統親自掃平。

  部門分工的模糊性,直接導致了監管中的重疊和混亂,孟山都等轉基因利益集團得以最大限度地鉆空子、隨意推出新產品。生物技術公司以外的世界憂心忡忡地觀察全新的轉基因產品,但是公眾仍然期望,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這樣的機構,對涉及大眾健康的事件還是會謹慎從事的。

  但是,美國政府無視科學家的反復警告:重組DNA技術和使用病毒的生物技術對人有危險,“無管理”模式很危險。布什一奎爾政府還是選擇讓生物技術界和私人科學實驗室在轉基因領域“自律”。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科學家,路易斯•普萊拜爾博士,作為研究基因工程食品的17位科學家之一,他很清楚外源基因被插入植物時會產生非預期毒素。他向自己服務的機構FDA遞交了措辭嚴厲的備忘錄:“所謂不會出現非預期效應,只是業界的無稽之談,他們從來沒有拿出過支持自己觀點的數據。”

  其他政府科學家也認為,“有著充分的理由”對每一個新上市的轉基因產品都由政府機構重新做檢測,因為“有發生非預期的、偶然變化的可能,做一些傳統的毒理學研究很必要”。

  布什政府為什么會不理睬這么嚴重的警告呢?因為白宮和孟山都公司在做交易,這是一個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重大交易。無論是否有人識破也顧不得了,事關重大,箭已在弦上,哪能不發?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是美國國務院推進美國外交政策的機構,它曾經在自己的網站上公開宣稱:“……美國對外援助項目的主要的受益者永遠是美國。將近80%的國際開發署項目、合同和援助資金直接進入美國企業。”

  把轉基因推向全世界,也是美國國際開發署的一件公務,“把轉基因融合到世界各地的食物體系中去”。美國國際開發署累計花費了1億美元做活動,推廣生物技術,在發展中國家做科普,培訓公眾對轉基因的知曉度和接受意愿。美國國際開發署在自己的網站透露過信息,它給先正達、杜邦先鋒和孟山都公司提供技術轉讓機會,孟山都等公司回報以金錢。真是天衣無縫的合作。箭已離弦,箭正在飛!

  用世界貿易組織瞄準中國

  WTO是與孟山都等生物技術巨頭關系最緊密的大型國際機構。如果沒有WTO,今天大多數國家不一定會向生物技術公司的壓力屈服,也不會讓轉基因種子輕易地入關進門。

  1995年WTO出現在瑞士的日內瓦。WTO被設計成凌駕于國家主權和法律之上的國際機構。它不用向任何別的公共機構負責。它聽命于價值萬億美元的國際農產品貿易利益鏈,為國際寡頭的利益服務。它是一個國際警察,是自封的全球貿易的裁判,對于主權國家維護利益的屏障來說,它簡直就是一把“攻城錘”。WTO是一件新武器,或者是一具瞄準鏡。

  WTO的前身是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這個“協定”沒有強制性,沒有懲罰力,違規就違規了。而WTO是有懲罰條款的,可以對違規成員國實施高額懲罰。1948年談判設立關貿總協定時,美國堅決反對把農產品列入國際貿易談判,以免不得已被國際貿易規則打開美國農產品市場。在冷戰中,農產品的貿易具有戰略性質,讓外國農產品進入美國,那是不能允許的。二戰以后每一次自由貿易的推動都來自美國。WTO的設想也不例外。烏拉圭回合談判一反常規,農產品貿易變成首要議題。因為自從1980年以來,美國已經把農工商巨頭扶植起來,發動全球農產品貿易的全面攻勢,美國已經準備就緒。

  美國在烏拉圭回合中提出的農業貿易的議案,是一個“嘉吉方案”。方案的起草人是嘉吉公司前執行官丹尼爾•阿姆斯圖茨,被里根政府任命為駐GATT的特別代表。著名的阿姆斯圖茨“四點方案”就出自他之手。

  嘉吉公司是一個年銷售額560億美元的農業巨頭,業務遍及66個國家和地區。它為洛克菲勒家族在拉丁美洲的利益服務,曾在基辛格1973年對前蘇聯出售小麥的項目中充當先鋒,在近乎搶劫的大筆交易中大賺其錢。這家公司對美國聯邦政府和美國農業部的影響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阿姆斯圖茨的“四點方案”咄咄逼人,它要一手控制全球谷物貿易。它規定GATT談判必須只有利于美國農工商巨頭和它們在全世界的商業利益;它禁止一切政府支持本國農業、不許提供農產品價格支持,禁止各國為保護本國農業生產設立進口限制,禁止一切政府控制農產品出口,哪怕在饑荒中也不許。阿姆斯圖茨“四點方案”的真正目標,就是限制各國實施保衛食品安全的法律。

  嘉吉公司把貿易和利潤凌駕于人類食品安全之上。他國的食品安全法律,就是美國農業巨頭賺錢的障礙,妨礙它們出售工業化生產的劣質農產品,在美國也是一樣。無限制地銷售轉基因工程的新產品,是農工商巨頭們無法遏制的渴望,什么大眾健康、國家食品安全,都擋不住它對金錢的無止境的追求。

  阿姆斯圖茨為推進農工商巨頭在WTO的利益不遺余力,立下汗馬功勞,2003年被任命為布什政府農業部派駐伊拉克的特使,主政戰后的伊拉克“復興”。他用下一個“阿姆斯圖茨方案”把伊拉克納入美國的市場導向的出口型農業體系,順便把轉基因農作物種遍伊拉克全境。

  “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也是美國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打擊歐盟的共同農業項目(CAP)的武器。還記得1870年大不列顛雄踞世界霸主地位時大力鼓吹的“自由貿易”嗎?烏拉圭談判、阿姆斯圖茨四點方案,不就是歷史的回聲嗎?100年前受保護并獲益的,不都是英國的國際貿易公司和銀行業嗎?今日美國強求各國終止對農業出口的補貼,當然是美國的農業巨頭會受益。

  無所不能的嘉吉公司曾建立過一個“WTO消費者游說團”,里面沒有一個消費者,只有那些農工商跨國公司巨頭,包括嘉吉公司。入會的法人會員費高達65,000美元。嘉吉公司還成立過一個“美國貿易緊急事務委員會”,成功地說服了國會接受WTO匪夷所思的新農業議程。

  為了推進粗暴且蠻不講理的GATT農業條款,特別是推動阿姆斯圖茨四點方案通過,還有過一個成立于1987年的國際游說團,叫做“國際食品與農業貿易政策委員會”(IPC),董事會成員里有嘉吉公司的高管,還有先正達公司(當日寸的名字還是Novartis)、雀巢公司、Kraft、孟山都公司、ADM、邦基公司、洛克菲勒的溫洛克國際基金會、美國農業部、日本最大的貿易公司三井,等等。這個“國際食品與農業貿易政策委員會”是任何一個政治家都不敢忽視的存在,不論他在哪里。所以,這個委員會不管想干什么,結果當然總是非常成功。

  為了使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關于WTO的條款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嘉吉公司伙同“國際食品與農業貿易政策委員會”,與克林頓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米奇,康托爾(后出任商務部長)密切勾結。康托爾竟然在國會面前把WTO說成與GATT是一回事,從而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中國千方百計想加入的WTO,就是由這樣一群人,用這樣的手段,設計、制定并通過其農業綱領的。讓我們記住基辛格的名言:只要掌握了糧食就能控制對手。美國政府和農業巨頭正是沿著這個思路,策劃并制定了WTO的農業條款。1995年,WTO從GATT脫胎而出,對中國的食品主權發起進攻的基地建設完畢。按照WTO的規定,“農產品公平貿易”比中國立法保護本國健康和安全更重要。現在我們來看它一點也不會奇怪了。把中國的國家食品安全掐在手里,這可不僅是私營公司孟山都的目標,更是五角大樓和美國政府的最高級戰略要務。所以他們才會這樣精心地操作這場食品之戰。

  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定

  WTO的農業協定,是請嘉吉、美國阿丹米(ADM)、杜邦、雀巢、聯合利華(Unilever)、孟山都等農業巨頭起草的。所以,WTO的農業協定只會有利于農業巨頭們的利益。

  WTO的架子搭好了。克林頓政府把生物技術與互聯網并列為聯邦政府全力支持的領域。轉基因農作物的開發成為一項戰略要務,正式得到美國聯邦政府全力以赴的支持,在非正式情景中照樣有政府支持。米奇•康托爾被任命為全權負責WTO談判的首席代表。克林頓對他言聽計從。2001年康托爾功成名就離開聯邦政府,被孟山都公司請去當董事會董事,以答謝他的汗馬功勞。

  孟山都、杜邦、陶氏化學公司等農業化學品巨頭,現在都搖身一變,成了控制糧食作物品種的生物技術公司。在農工商巨頭出世之前,農作物從未被看做有全球市場和統一的價格的純粹商品。農作物一直都在地方性市場上有限地流通,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是國民經濟安全的保證。現在農作物就要變成生物技術公司的財產了。

  WTO和美國農業巨頭相互勾結,攜手推進美國農業巨頭定義的那種農業全球化。WTO條款為它們打通了法律和政治的通道,像100年前洛克菲勒建立了他想要的那種全球石油市場一樣,去建立一個全球食品商品的“市場”。

  美國拋出的“阿姆斯圖茨方案”變成了WTO的農業協定,以“AoA”之名著稱。它要為農工商巨頭創造出一個最高的合法性,開辟自由的、綜合的國際市場,讓它們去銷售產品。AoA一邊在口頭上喋喋不休地談論什么“食品安全”,一邊強行規定,食品安全只能在自由市場上獲得。誰會從中獲利呢?當然是嘉吉、邦基、ADM了。

  1992年,老布什政府不由分說地制定了一條規矩:轉基因的農作物和常規品種農作物“在實質上等同”,不需要額外的政府監督。這條規定被寫入了WTO規則,寫在“植物疫病檢疫協定”(SPS)條款中。“植物疫病檢疫”是一個新奇的科學術語,它在這里只有一個意思,即轉過基因的那些植物的不健康事件。

  這個植物疫病檢疫協定被鬼鬼祟祟地制定出來,它宣稱,食品標準和檢測雖然是為了保護人類和動物免于受害,但也可能被蓄意地用于構筑貿易壁壘,因此要用WTO的規定加以禁止。他們口中高唱保護植物和人類安全的高調,背后卻在WTO條款中納入相反的規定,說一套做一套,聲東擊西。WTO的成員國議會里沒有幾個人會費心解讀那個深奧的“植物疫病檢疫控制”。他們只是聽聽農工商公司的游說,然后就蓋章批準了。

  “植物疫病檢疫協定”中還有明確規定,禁止用基因改造生物作為人類食品和動物飼料叫做不公平貿易;要求標識轉基因食品叫技術壁壘。在WTO框架下,“貿易”的地位高于人民對食物的知情權。至于是誰的貿易、誰的利益,那是不言而喻的。

  終結者

  轉基因戰略的綱領是一個隱蔽的戰爭綱領。孟山都和美國政府對于它們的最終目標始終三緘其口。中國政府也許還能夠進行獨立自主的調查,還能聽取嚴肅的警告,因為下面所說的一切,確實是有根有據的。

  如果中國向孟山都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轉基因農作物和化學除草劑如農達敞開大門,經過風蟲水媒傳播,最終的結果還不僅僅是污染天然農作物。孟山都的種子一旦種下就是走上了自殺之途。

  因為轉基因技術里包括一個俗稱終結者的“基因表達控制技術”(GURTs)。開發這項技術的公司名叫“三角洲松蘭”。美國政府從頭到尾支持并資助了這項研究,該項技術一旦商業化應用,將賦予技術擁有者控制別國全部種子的特權。美國政府從1983年起一直毫不聲張地默默地行動。而那家不為人知的公司已被孟山都收購成為孟山都公司的一部分。

  美國專利局于1998年3月授予三角洲松蘭公司“終結者技術”專利,編號為No.5723765,正式名稱是“植物基因表達控制”技術。該公司和美國政府共同持有專利,在證券交易認定(SEC)表格中有這樣的陳述:“專利擁有者為三角洲松蘭公司與美國政府,政府代表為美國農業部長。”

  按照規定,這項專利在全球都有效。再援引一段證券交易認定表格中的內容:“本專利的適用范圍為包括所有農作物的一切植物及種子,轉基因類與常規類都適用,其技術為控制植物子代種子生育力而不傷及作物。”

  三角洲松蘭公司吹噓:“僅應用一次本技術即可杜絕農民非法種植專利種子的行為……偷種未經授權的專利種子將會得不償失,因為種子不會發芽,種也無用。”它公開宣揚,它的專利技術就是要讓農民購買一次孟山都先正達的轉基因種子后,再也不能擺脫種子公司的束縛重獲自由;它還說,它的專利展示了“全球轉基因種子市場的光輝前景,直到現在還有農民留種再種的各種品種的農作物都要被取代了”。

  這家公司輕蔑地把農民千百年來自留種子的傳統形容為“打包吃剩飯”,是不入流的落后行為。

  三角洲松蘭公司的首席科學家是蔡南海博士,62歲,同時兼任位于紐約的洛克菲勒大學植物分子生物學實驗室主任。該實驗室25年以來一直是洛克菲勒基金會轉基因技術開發的中心,花了基金會1億美元。Chua博士還擔任孟山都公司的科學顧問、杜邦公司先鋒國際種子公司顧問直到1995年。他是洛克菲勒基因革命的核心人物。

  美國農業部、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洛克菲勒基金會,全部到齊。三角洲松蘭公司開發終結者技術,就是轉基因生物技術整個計劃的中心,這是毫無疑問的。

  三角洲松蘭公司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開了分店:三角洲松蘭阿根廷,三角洲松蘭中國,新加坡的三角洲松蘭中國PTE,三角洲松蘭巴拉圭,三角洲松蘭墨西哥,三角洲松蘭澳大利亞,河北冀岱棉業技術公司(中國),CDM Mandiyu阿根廷,三角洲松蘭Hellas希臘,D&M巴西Algodao,三角洲松蘭印度,三角洲松蘭毛里求斯有限公司。

  孟山都已經在2007年神不知鬼不覺地收購了三角洲松蘭公司,向全世界擴散自殺的種子。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巨大的全球網絡已經織成。

  這一切充分說明了美國的政策是向中國等國家和地區出口、推廣應用轉基因的終結者技術。他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們是在發動一場最后的糧食戰爭,他們的戰術是控制主糧如水稻的種子。在人類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全面的糧食戰爭。

  無形的危險才是最險惡的。美國農業巨頭手中的轉基因種子,對于中國的威脅,比軍事的威脅更嚴峻。

  化學品之戰

  如果沒有抗農達的轉基因種子,就不會需要孟山都的除草劑農達。購買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必須捆綁購買農達并簽約--真是一個完美的陷阱。除草劑農達具有和轉基因種子本身同等的危害--長期使用已經導致了雜草的抗性,變成人造魔鬼“超級草”,泛濫于北美的農田。在無數證據面前,孟山都會怎么辦呢?竭盡全力掩蓋真相。

  農達的有效成分--草甘膦,能夠螯合土壤中的肥力因子,導致土地不缺肥料卻貧瘠化了,還能“顯著削弱植物對病原體和病害的免疫能力、增加植物病害”。噴灑除草劑越多,植物的病原體越多,這是研究植物病理50年、研究草甘膦20年的美國退役資深植物病理學家唐•胡伯的發現。他還在孟山都的抗除草劑大豆中發現了一種前所未知的顯微病原物,與病毒體積相當、能自我復制,它可能是導致農場動物高流產率和出現猝死綜合征的原因。

  《科學美國人》雜志也發表過“令人震驚”的文章。法國卡昂大學的吉利斯一艾略克•塞拉利尼(Gilles-EricSeralini)團隊報告,農達中的一種輔助成分POEA(乙氧基化一聚氧乙烯,polyethoxylated tallowamine)雖然通常條件下是惰性物質,卻能傷害人類胚胎、胎盤和臍帶組織,其毒性甚至超過除草劑的主成分草甘膦,他們發現臍帶細胞對POEA特別敏感。以往的研究大都專注于草甘膦的安全性而忽略做配方用的助劑,然而當“惰性”的助劑結合于主成分后,會形成性質活躍的高毒性物質。即使把規定噴灑農田和草坪的濃度再稀釋10萬倍,仍然能毒害人類細胞。

  農達除草劑能夠干擾激素分泌,因此它可能導致生殖異常、胚胎發育異常、出生體重降低,甚至造成流產。

  孟山都的宣傳說,它的專利除草劑的主成分草甘膦毒性很低,只要按照規定的濃度使用就無害。然而即使是符合規定標準的殘留水平,不論是在大豆、苜蓿、玉米,還是草坪上的殘留,都足以導致細胞損傷。

  POEA是一種類似洗滌劑的表面活性劑,可從動物脂肪中提取。1980年以后,POEA開始被用作除草劑的配方助劑,后來是被日本醫生識別出來的。他們從因口服農達而死亡的病例中發現,致死原因竟然是POEA而不是草甘膦--原因是它具有強化滲透功能!

  除草劑中的惰性助劑可以增強活性,它們滲透植物組織表面的保護膜或者細胞膜,提高除草劑的毒性。克羅地亞的一個研究小組不久前發現,含有莠去津(一種除草劑)的一種配方除草劑能破壞DNA、導致癌癥,而單純的莠去津本身并不造成這樣的后果。

  法國卡昂大學研究小組的最新發現,不是針對某一個轉基因植物或者孟山都的農達除草劑的“個案”。他們認為,所有商業化的轉基因技術,對人體和動物究竟有什么風險,一個都沒有證明過,所以應該全體推遲--他們在呼應2009年美國環境醫學協會的呼吁:

  多項動物研究表明,轉基因(GMO)食品有嚴重的健康風險,問題包括基因紊亂造成的不孕癥、免疫系統異常、老化加速、膽固醇胰島素細胞信號紊亂,干擾蛋白質合成,肝腎脾腸出現變異等。

  轉基因食品與健康退化之間的關系,表現出非偶然的關聯和關聯性、自洽性、特異性以及生物學指向和生物學意義上的可能性。轉基因食品與疾病之間的關聯強度被多項動物實驗證實。

  轉基因食品與數種疾病的發病過程的特異關聯也被確認了。多項動物實驗出現免疫異常,如細胞物質異常引起的哮喘、過敏和炎癥。動物實驗中出現了肝臟異常,包括脂肪肝和碳水化合物代謝異常,甚至細胞改變,可能導致衰老。腎臟、胰腺、脾臟異常都有了報告。2008年的一項研究指出轉基因玉米實驗導致老鼠不孕,數代后實驗鼠繁殖力下降,幼崽出生體重減小。

  一切轉基因從本質上都是非自然的人工組合,會不停地突變,所以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

  新煙堿新毒藥

  新煙堿殺蟲劑是一種尼古丁衍生物,也是當下最新、最火爆的殺蟲劑。它剛一露頭就把蜜蜂殺得“人仰馬翻”,還創造出一個新詞匯:蜂群崩潰綜合癥(CCD)。美國政府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照例為它大開綠燈,于是全球植保市場上升起了一顆新星。

  只經過短短的時間,新煙堿產品已經是全球使用最多的殺蟲劑了。

  新煙堿產品(imidacloprid)由德國拜耳公司和日本Nihon TokushuNoyaku公司于1991年聯合開發,現已應用于89個國家和地區、60種以上農作物。1990年有機磷殺蟲劑還占全球43%的市場份額,菊酯類占18%,氨基甲酸類占16%。2005年新煙堿殺蟲劑已經占據16%的市場,年銷售19.41億美元,是所有產品中增長最快的。

  中國生產新煙堿的主要廠家,是位于山東的中石化一農業生物技術聯合有限公司,它從屬于CNAMPGC并全資擁有山東聯合農藥工業公司和泰安聯合生物化學技術公司。中石化農業聯合公司是擁有生產新煙堿準許的中國公司中最大的也是最活躍的一家。它與日本農藥工業協會,特別是日本最著名的新煙堿生產廠Sumitomo and Shimadzu合作。

  蜜蜂為人類種植的70%農作物授粉,這些植物生產了90%的人類食品。幾乎全部水果和蔬菜要靠蜜蜂授粉:蘋果、橘子、草莓、青蔥、胡蘿卜,等等。半個世紀以來蜜蜂數量一直在增加,最近在許多歐洲、美洲國家卻突然顯著地減少了。同時依賴蜜蜂授粉的農作物卻種得越來越多了。問題被叫做“蜂群崩潰綜合癥”,也就是說原因多得數不清。嚴肅的科學研究已經發現,高居第一位的原因,是自從2004年以來投入使用的高毒性“系統型”殺蟲劑--新煙堿。

  新煙堿是“系統型”的,化學成分接近尼古丁。它的毒性作用于昆蟲、蜜蜂、鳥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已知新煙堿會影響人類胚胎的神經發育。

  假如歐盟、美國、中國等國家的政府不能成功地禁止某些正在使用中的化學殺蟲劑,將要變成“昨日之花”的不僅僅是小蜜蜂。到了人類目瞪口呆地面對一個沒有蜜蜂的世界時,如何延續生存這個全新的挑戰?人類將如何回應?

  自從2004年以來,美國25個州的蜂農反映,蜜蜂死亡超過100萬群。然而故事只在美國以外的歐盟地區流傳,特別是英國,因為那里的蜜蜂也整群地消失了。2009年冬天英國損失了1/5的蜂群;而自然淘汰率應該只有10%。政府有關機構的說法是“神秘事件”:蜂群崩潰綜合癥。

  其實新煙堿的危害性并不是秘密。美國環保署的一份信息表就對拜耳農藥公司的新煙堿類農藥Clothianidin提出過警告。根據自報的數據,Clothianidin噴灑在玉米、芥花上,對鳥類等應當僅導致最小急性毒性風險。但是評估表明,接觸了用該藥劑處理過的種子,如果藥物進入腸道,對小型鳥類(如鳴禽)有慢性中毒風險,對哺乳動物有急、慢性中毒的風險。

  英國的“昆蟲生命與土地協會”以獨立機構身份承擔了一項關于蜜蜂死因的嚴格而規范的科學研究。他們發現新煙堿難逃罪責。他們稱新煙堿為“系統關聯型化學品”,其殺蟲機制是先被植物內吸,再被昆蟲采食,經慢性和長期神經系統毒害而致死昆蟲。在英國,新煙堿類產品Chinook被廣泛用于油菜(芥花),德國拜耳公司的UK720被用于花園和室內盆栽植物。他們的報告說,“新煙堿應該是使蜜蜂減少的重要原因,也可能是其他非靶標無脊椎生物減少的原因”。他們呼吁全面禁止含有新煙堿的殺蟲劑。

  英國土壤學會會長彼得•麥爾切特對媒體說:“殺蟲劑使授粉昆蟲減少了,對農業是一個巨大的威脅。”英國對殺蟲劑的安全監管稀松無效,在歐盟眾所周知。昆蟲生命學會的報告提出,殺蟲劑對維持英國農業至關重要的授粉昆蟲構成了威脅。

  2012年3月,英國政府環保機構首席科學家羅伯特•沃特森爵士在英國媒體上宣布,政府正在重審允許新煙堿在英國合法使用的政策。“我們一定要仔細審查幾個月前斯特靈大學的報告、法國和美國的新研究,我們必須逐條審查細節以判斷英國的現行政策是否正確。我要求他們要非常細致地作重新審查。”

  美國環保署負責批準或禁止化學品應用,它在2003年無視本機構科學家的嚴重警告,授予新煙堿產品Clothianidin在美國噴灑玉米的應用許可。這是德國拜耳公司與日本Takeda公司共同持有專利的產品,商品名“龐秋”(Poncho),在美國2004年的應用規模一舉達到8,800英畝,隨后就發生了那個驚人的百萬蜜蜂蜂群死亡事件,地點就在美國中西部的玉米帶。

  美國環保署授予拜耳公司應用“龐秋”的商業準許是出于政治考慮。環保署自己的科學家提出過警告,“龐秋”對蜜蜂具有高度的采食毒性和接觸毒性,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表現為高度流動性,非常可能經移動進入溪流、池塘和其他有野花的地方--也就是繼續散布進而殺死更多的蜜蜂和非靶標昆蟲,如蝴蝶和大黃蜂。環保署科學家對Clothianidin的長期環境效應和環境風險評估是:“該種農藥在噴灑多日后仍然對蜜蜂有害;對蜜蜂的毒性是致命,對于蜜蜂幼蟲是半致命,對蜂王的繁殖力的影響類似。”2005年9月28日美國環保署的備忘錄泄露了以上警告。

  DDT已經被禁用,而新煙堿的毒性超過DDT數千倍。拜耳公司較早的一個煙堿類產品名為“高秋”(Gaucho)的農藥Imidacloprid,已知對蜜蜂的毒性比DDT高出7,000倍。

  2012年1月,美國農業部發布過該部下屬的蜜蜂研究實驗室研究人員杰弗里•佩蒂斯提交的一份重要的報告,該報告發表于德國科學雜志——Naturwissenschaften——引起了轟動。經過詳細的對比試驗發現,整群蜜蜂接觸半致死劑量的“高秋”農藥后腸道出現了寄生蟲癥狀。報告特別指出:“目前所用的評估方法,已不能適應評估殺蟲劑潛在的負面結果的要求。此事早已被提出,問題是復雜的和非預期的反應,昆蟲只接觸極低濃度的殺蟲劑和很少量的病原體……我們認為應該設定新的殺蟲劑檢測標準,檢測表中應包括更多的病原物質。最后我們相信,研究殺蟲劑與病原體之間的微妙關系,例如在本實驗中所觀察到的那樣,會有助于解開全球蜜蜂大量死亡之謎。”

  著名的荷蘭毒理學家漢克•騰耐克博士,對拜耳公司的新煙堿也持有不同于“低毒”的看法。他提出,噴灑過新煙堿的玉米地以外的蜜蜂,在整個生長季節都會接觸到它:“蜜蜂通過很多途徑接觸到新煙堿以及其他殺蟲劑,在采蜜活躍期間一直如此。在春播后極高濃度的新煙堿農藥存在于停放田間的空播種機中,因為玉米種子用農藥包衣。我們在每一份土壤樣品中都找到了新煙堿,連未播種的土壤中都有。”

  新煙堿威脅中國農產品供給安全的嚴重程度,很可能是被低估了。新煙堿的危害在全世界到處被刻意地忽視,它甚至可能比轉基因和除草劑更險惡。它能有效殺害蟲,也能殺滅整巢的蜜蜂和常見鳥類。四處噴灑新煙堿已經威脅到人類的大腦和其他器官。

  美國的精英圈內人士深知,只要污染了中國的主食鏈,就能制服中國。破壞中國食物鏈的計劃一直在緩慢推進,但是在近年中規模擴大、節奏也加快了。

  在美妙而虛偽的許諾面前,中國應該警惕什么呢?

  毒害人腦

  最令人恐怖的是:新煙堿會像傷害蜜蜂和鳥類一樣傷害人類。騰耐克博士指出一個問題:美國兒童心理和行為異常的發病率遠超過我們的設想;每年400萬新生兒中5%—10%表現異常,包括神經發育紊亂、學習能力低下、閱讀困難、智力障礙、注意力分散綜合癥,以及自閉癥。他們在成年后依舊表現為成年人慢性神經衰退、帕金森癥和癡呆癥,發病率顯著高于其他人。這表明幼年時接觸過的毒性物質極有可能在日后激發疾病,原因可能是大腦的重要區域細胞數量減少,少到維持正常功能的限度以下。出生前以及幼年時期接觸殺蟲劑已被認為是一個重大健康風險因素,這也許能解釋大腦組織結構異常和大腦健康的異常,以及成年后患神經系統疾病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持續接觸噴灑過新煙堿農藥的植物,可能引起大腦的損傷,其中包括最近急劇增加的兒童自閉癥。

  長期接觸尼古丁可對兒童的正常生長造成許多傷害。出生前間接接觸尼古丁可造成注意力缺陷、多動型紊亂。可見新煙堿傷害了發育中的大腦。

  布萊恩•莫恩援引《科學》發表的相關論文,指出:

  昆蟲的大腦和神經系統是這些殺蟲劑的目標。殺蟲劑干擾蜜蜂的返巢行為能力,看起來就像“蜜蜂自閉癥”。人和昆蟲不一樣?可是人類的神經細胞和昆蟲具有基本相同的生物學結構。能夠干擾昆蟲神經電脈沖的化學物質,也能干擾人類的神經。人比昆蟲大得多,接觸到的農藥量極少,所以對人體構不成危害嗎?可是受孕后最初三個月的人類胚胎,并不比一只昆蟲大多少,那可是大腦發育最重要的階段。我們有一切理由相信,殺蟲劑能讓一個發育中的人類胚胎的大腦搭錯神經。可是,胚胎沒有到玉米地里被噴灑殺蟲劑呀?且慢。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每一位被檢測者尿液中的農達濃度,都比飲水中所允許的安全濃度高出5倍-20倍。

  在揭露新煙堿毒性和污染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和歐盟的行為很令人費解:他們至今不制定預防性措施、不對可疑的新煙堿污染采取行動,而是不慌不忙地坐等長期測試結果,他們要看科學的證據夠不夠多,再最終確定這東西是否像大家說的那么危險。

  這才是新煙堿故事里最驚人的一幕。

  新煙堿與拜耳

  關于全球蜜蜂死亡的情況,聯合國環境項目(UNEP)2011年初發出了一份報告,拜耳公司的新煙堿產品“龐秋”和“高秋”都榜上有名。

  聯合國在報告中提到:系統型殺蟲劑新煙堿,當用于種子包衣時會從根部滲透整個植株,直達花朵,可能對非靶標昆蟲導致慢性中毒。很多研究表明,新煙堿產品Imidacloprid、Clothianidin、Thiamethoxam對貓、魚類、嚙齒類和鳥類甚至蚯蚓都有毒性。實驗室數據表明,這種農藥會破壞方向感、導致失憶和大腦代謝異常,直至死亡。

  不過,沒有跡象表明拜耳農業公司會停止生產和銷售它的新煙堿。相反,它模仿美國海軍司令法拉古特在MobileBay海戰中的進攻姿態推廣新煙堿:“魚雷滾蛋,全速前進!”

  德國制藥巨頭拜耳公司深為自己的光榮歷史而榮耀,卻永遠選擇性忘記1 898年--那年它把第一個作為止咳藥物銷售的合成化學品命名為“海洛因”,名稱取自“英雄”一詞。這里它有抬舉本廠工人的用意在其中,因為公司檢驗新藥時,直接用本廠工人做了人體實驗。

  “高秋”和“龐秋”是拜耳公司銷售最火爆的除草劑產品,僅在2010年,“高秋”銷售額達8.8億美元,“龐秋”銷售額達2.6億美元。“高秋”名列拜耳公司最佳產品之首,“龐秋”位列第7。蹊蹺的是,在2011年的年度報告中竟然只字不提“高秋”和“龐秋”的銷售量。

  歐洲禁令

  在美國以外,數個歐盟國家已經禁止使用新煙堿藥物。他們不接受化學品公司提交的安全報告。

  德國有一家政府下屬的農作物研究所,收集了死亡蜜蜂樣品做了研究,結論是新煙堿農藥Clothianidin毒死了蜜蜂。拜耳公司卻以某批次玉米種子有缺陷來狡辯。它甚至說是播種時農藥包衣脫落、散布到周圍地塊,蜜蜂去那里采蜜才出了問題。該案辯護律師哈魯•舒爾茨指出:“我們懷疑拜耳公司提交的試驗報告是虛假的,其中把殺蟲劑殘留物對目標作物的風險壓低了。拜耳公司管理層應該被問責,因為這種風險10多年前就已被發現。”

  我們必須知道,在拜耳公司的母國德國,從2009年起官方就禁止了新煙堿農藥的使用。法國、意大利政府也有類似規定。在意大利,政府發布禁令之后,蜜蜂的數量回升了。所以即使有化學品公司的強大壓力,對禁令的支持反而大大增加。

  然而,面對一切證據和事實,歐盟委員會的反應卻慢得出奇。布魯塞爾對反腐調查僅僅作出微弱回應,啟動調查的速度非常緩慢,歐盟反腐調查員N.戴爾芒杜指出,歐盟委員會無視新煙堿類農藥傷害蜜蜂的一切新證據,“它只是說應該審查一下那些提交上來的證據其物證是否有效”。這就是歐盟委員會的意見。反腐調查處要求歐盟委員會6月30日之前回復對調查的意見,以便該調查處起草報告。但是反腐調查處沒有任何約束力,歐盟委員會回應說:”他們請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進行全面審查。

  請歐洲食品安全局來守衛歐洲消費者食品安全、監管殺蟲劑,等于開門揖盜。歐洲食品安全局同農業巨頭拜耳農業公司、農業化學品跨國公司一直有暖昧的利益關聯,他們只聽大公司的話。

  拜耳農業是全球六大農業化學品及生物技術公司之一,與孟山都、陶氏化學、巴斯夫、先正達和杜邦公司并立。它們基本上把全球的農作物種子、殺蟲劑和生物技術市場控制在自己手中。對全球農業的控制權如此高度的集中,為前所未有。跨國公司“能控制農業技術的發展方向,能夠規定貿易條款和農業政策;把它們自己的技術強行規定為‘有科學依據’,是提高產量的解決方案,甚至能解決饑餓拯救地球,同時逃脫民主的監督和法規約束,并且把一個有競爭的市場顛覆掉”,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全球科學家呼吁立即禁止新煙堿農藥。哈佛大學環境健康系研究環境危害生物學的副教授A.陸(Alex Lu)呼吁,做一個非常簡單的試驗:“禁用一切新煙堿類農藥5到6年,如果蜜蜂的數量恢復了,答案就找到了。”

  然而,美國政府仍然繼續向全球特別是中國大力推廣這種有毒新農藥,根本無視明確無誤的科學證據--這么尖銳矛盾的行為,究竟表明了什么?美國政府如此賣力地推銷出口高毒性化學品,只能認為其背后有一個陰險的目的,只能理解為這是一個地緣政治計劃的組成部分:瞄準并打擊中國農業,毀壞中國人民的食物鏈。

  美國進攻的目標,是中國當前的穩定,但不限于此。中國獲得石油供給、中國保持食品供給安全,日益成為攻擊的目標。攻擊是多方位的,而且是十分隱蔽的。另一個最隱蔽、最危險的攻擊,是來自美國的制藥巨頭、威脅生命的疫苗。

  打一場新的鴉片戰爭,現在不需要非法的海洛因了,它們有的是經過批準的、合法的“藥品”。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34期,摘自《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戰略》 本書由戴健、顧秀林、朱憲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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