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初衷是什么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只有當礦難發生，人們才會關注煤礦工人，他們似乎早已成為被歷史遺忘的“沉默多數”。近年來一系列礦難事故的發生，使我們不難想象煤炭工人的生產和生活——漆黑一片的礦井、滿臉煤灰與汗水。煤炭作為重要的能源，是工業發展的基礎，發電、取暖以及各種化學材料的提取，都離不開煤炭。因此，無論在近代史上還是今天，煤礦工人都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除了媒體對礦難的新聞報道之外，無數在礦井的黑暗中艱苦工作的煤礦工人的真實生存狀態卻被忽略了。

　　金融危機后，對煤炭等國有企業的抨擊不絕于耳，有針對性地提出的解決方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自由市場主義，即認為只有市場才能實現貨幣、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①，強調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主張依靠自由市場，通過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打破壟斷，為民間資本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②;另一種則是國家主義，認為國家或政府是一個具有相當理性與認知能力的自由行動者③，能夠有效地彌補市場失靈的不足，實現較好的產業績效④，所以強化國家控制，進一步干預甚至壟斷基礎行業⑤，如煤炭、電力、石油、鋼鐵、鐵路等。然而，作為這些國有企業的真正經濟主體，在企業發展和改革道路的選擇上，礦工們卻無法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他們的身影甚至無法走入公眾的視野，此后的命運無論是回歸國家還是拋入市場，他們也只能被動地承受。

　　一個省級大礦的煤炭工人生活縮影

　　雙鴨山礦區，一個長期無人問津的礦區。礦區小城不大，幾條一千多米東西走向的馬路橫向鋪開，排列在兩邊的是一幢幢20世紀80、90年代建起來的5層宿舍樓，屬于典型的老國企工人生活社區。小城東西兩側有兩個較大的棚戶區，住著1657戶，共4411人。一座公園坐落在小城中間。宿舍樓、棚戶區、公園、學校和幾個小商鋪，承載了礦區工人所有社會再生產。

　　礦區共有三個礦井，最大的建筑是辦公大樓，礦區辦公樓前，一座寫著“礦工萬歲”的石碑儼然聳立。旁邊疏落著專家培訓樓、招待所、三個礦井工作間、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這些地方忙碌著。經過20多年的開采，現在井面已經深至700米至1200米。礦區鼎盛的時候，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產量減少，礦區職工已不足5000人了。工人告訴我們，礦已挖至第三層，再過20年這個礦就會挖空了。

　　2013年7月下旬，我們對龍煤集團煤炭工人狀況進行了調研。龍煤集團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龍江4個煤城的41個國有重點煤礦。現有員工26.6萬人，是黑龍江省屬最大國有企業，中國500強企業。它下設9個分公司，包括雞西、鶴崗、雙鴨山、七臺河等。

　　在煤炭工人的生活中，必須每時每刻面對工資低、工時長、壓力大、工傷頻發、職業病隱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戰。在這個充滿著挑戰與生命力的東北小城，這里鮮活的經濟生活、充滿動力的勞動情景和工友間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使得任何一個主流經濟學家的數字與圖表都顯得蒼白無力。“經濟”何嘗是經濟學家的專有名詞，它原來富有的人情社會和文化意涵，早已在專業化和精英化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地剝落，也使得勞動者作為真正的經濟主體一天一天地消逝。脫離了主體，經濟發展的話語就算再精美，也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家在做經濟學研究時，往往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認為經濟學說無貧富之分。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人們在看待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都會不自覺地帶上自身的階級色彩，其實經濟學說本身也是帶著階級色彩的。這一點，恩格斯早已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是商業擴展的自然結果，隨著它的出現，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許的欺詐方法、一門完整的發財致富的科學來代替那簡陋的非科學的生意經。”⑥恩格斯一針見血地點明了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就是“發財致富”的科學，是資本家發財致富的學說。

　　對于這樣的經濟研究狀況，經濟學家舒爾茨提出了“窮人經濟學”。他曾明確指出，“雖然經濟學家們已經對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作了大量研究，但在經濟學中卻仍然缺乏帶有理論色彩的貧困問題的專門研究……經濟學家沒能形成一種理論以指導貧困狀況的經濟組織和分析工作。”⑦不同于傳統經濟學家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資本擴張、經濟指數增加這些領域，他開始注意到經濟發展中的人，特別是底層的窮人。他的“窮人經濟學”不是一種經濟學說，而是一種價值取向。

　　近年來，關于社會公平的呼吁之聲越來越強烈。社會公平也喚起了“窮人政治學”的興起。所謂“窮人政治學”，就是要通過必要的財富再分配，實現必要的糾偏，向民生傾斜、向窮人傾斜，以幫助窮人脫離貧困，乃至走向富裕。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蛋糕論”。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只要蛋糕做大，重視分配，就一定會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看到“共富”仍然遙不可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經不小，但同時基尼系數亦位居世界前列，底層工人仍然賺取著排名世界倒數的微不足道的工資，顯然，“做大的蛋糕”并沒有做到人人有份。事實上，做蛋糕的方式決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當下這種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導致勞動者成為資本的附庸，勞動者的主體性地位不復存在，利潤的獲取以壓低勞動者所得為代價，貧富分化和貧窮也就不可避免了。權力的資本化和資本的權力化結合，使得勞動者既無權參與決定做蛋糕的方式，也無權決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因為前者決定了后者。因此，歸根結底分配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生產方式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則在于改變“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勞動者參與生產決策的權利得到保障，一種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確立。

　　所以，要探究“窮人政治問題”，必須從生產領域和生產關系的角度切入，只能通過提倡“窮人政治經濟學”，才能真正回應核心問題。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發展模式造就出一批新的窮人階層，如何解決好新時期新的“窮人問題”，不單需要“窮人政治經濟學”，也必須落實一種回歸勞動主體——生產資料與勞動者雙結合的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將“窮人”解放出來，回到一種真正由底層勞動者創造的社會主義生活。

　　一個底層貧困勞動者的生活素描

　　凌晨四點，北方的天空已經泛白，遠處的一座礦山冒著煙，當許多人還在安靜的睡夢中時，一名礦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開始了。

　　我們來到煤區工人常師傅的家中，他已起床，正在準備一家的早餐。伴隨著妻子有節奏的切菜聲，常師傅一邊熱著鍋，一邊和我們聊天，小廚房里充滿了忙碌的氣氛。廚房門外就是他們所居住棚戶區泥濘的街道，穿過街道我們看到上早班、趕早市的礦工和家屬都忙開來了，屋內外時不時傳來人們打招呼、談笑的聲音，似乎相互宣告著一天的開始。

　　常師傅四十出頭，中等身材。他是一家唯一的經濟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他的工資為主要來源——他唯一的女兒今年17歲，剛到哈爾濱鐵路職業技術學院讀書，每年的學費、雜費、生活費加起來兩萬多元。妻子沒有工作，也沒有地可種，只能待在家。他說，為了這個家，他只能拼命工作。

　　常師傅這樣沉重的家庭負擔，使得他只能和許多經濟條件較差的工人一樣住在棚戶區里。這是一片與貧困的農村圖景沒有太大分別的地方——垃圾隨處可見，馬路全是泥巴，晴天走過一身灰，雨天走過一身泥;一個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擠下三四戶人家，沒有集中供暖，上千戶人家共用兩個廁所。

　　6點，一陣手機鈴聲響起，說礦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師傅的妻子趕緊從蒸鍋里取出兩個饅頭遞給他，這是他在井下8個小時所有的食物。妻子一邊送常師傅出門，一邊叮囑他注意安全。常師傅每天都懷著必須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

　　班前會由段長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專人來講解一兩條安全生產的規章。近幾年，煤礦越來越重視安全生產管理，這些學習就是重要內容之一。為了讓大家進一步銘記安全，也為了提起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下井前在班組長帶領下大家高聲宣誓：

　　“我宣誓，為了企業利益，為了家庭幸福，我堅決做到：牢記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絕不違章作業，視安全為生命，視隱患為天敵，平安完成當班任務，用忠誠和良知確保人礦平安。”

　　宣誓之后，大家便各自換好衣服裝備——大棉襖、膠礦靴、礦燈和自救器，做好虹膜登記準備下井了。上午7點，一部人車將結束井下8個小時工作、滿臉煤灰的工人送上地面，另一批工人火速上車，這個車子把他們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開始下一個8小時的工作。這白著臉進、黑著臉出的黑鐵人形象，簡直成為了煤炭工人的標志。很多下井的工人沒有帶任何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帶了饅頭、面包之類充饑。一些年長的工人告訴我們，礦下環境陰冷潮濕，還充斥著煤灰和可燃氣體，礦工的吃喝拉撒都在兩個側板和一個頂板間小小的空間里，他們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塊板加一塊肉”，一切都變得很不方便，所以他們一直都是不吃東西的。近幾年企業開始給下井的工人配備午餐，并且每個工作面配備了一個防暴加熱器，可以在彌漫瓦斯的井下安全地把食物加熱到80℃。但午餐只有采煤、掘進這樣的井下一線工人才有，常師傅屬于二線工人，不能享受這個待遇。而且工人們早已習慣了空腹，也不愿影響工作進度，午餐和加熱器并沒有真正被充分利用起來。

　　這樣的工作，一周七天，沒有休息天，每天三班倒，7點～15點，15點～23點，23點～7點，每十天換一班。一天下來，升降礦井各需要一個小時，再加上淋浴，礦工們工作超過10個小時，甚至會達到12個小時。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作時間都是在28天到30天之間。工人周六日的工作沒有加班費，遇到節假日上工才會有兩倍的工資。和許多小煤窯相比，國企對于底層勞動者的待遇是比較好的。但常師傅說，因為他們的基本工資不高，在這樣的基數之下，即使兩倍工資，數額也非常少。

　　在這樣的工作強度之下，以2013年6月為例，這個礦區月產量達到18萬噸，采這些煤所花的機械、人工等總成本為5758萬元，其中有1411萬元用于支付員工的工資。以最新一期環渤海動力煤均價592元∕噸來計算，礦區這月產煤的總價應該有一億多元。工人的工資支出僅僅占煤價的十分之一，報酬之低可見一斑。

　　企業采取計件工資制度，按每日工分發放，干多少活兒掙多少錢，但也規定了最低生產額度，完不成就必須加班。井下一線作業工人，即采煤、掘進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險度高、勞動強度大，工資相對高一些，平均達到5000元;但像常師傅這樣的井下二線作業工人，雖然也是10多個小時的工作，但不必像一線工人那樣每天汗流浹背，并隨時防備著事故，所以工資相對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輔助工種，如搬運、檢查、記錄等，每月工資就只能拿到1500元左右了。在礦上，工資高的莫過于領導們了。他們一周工作五天，較少下井，工資5000至7000元不等。然而，辛勤工作的普通工人只能對坐在辦公室的領導們畢恭畢敬，官僚主義的作風還是比較明顯，工人時有抱怨領導們脫離群眾。現行的薪酬制度和分配結構，越是管理階層，工資的名目越多;而基層生產線工人的工資，就緊緊和生產指標掛在一起。作業工人執行的是計件工資，段隊長執行的是和段隊生產任務掛鉤的崗位績效工資，井區長執行的是獎勵工資加崗位績效工資，礦長執行的是年薪制。

　　終于到了下午3點，常師傅從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換衣服之后再到班組收工，與工人們一起回家了。他們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遠，在這個相對偏遠的小城里，他們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誼。華燈初上時，他們沒有精力消遣與娛樂，晚上8點左右就進入了夢鄉，等待他們的是新的一天同樣辛苦的勞動。

　　煤礦工人主體性是如何消逝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李師傅中專畢業，沒有考上大學，那是一個處處都可以出賣勞動力的年代，李師傅也先后找了建筑工、磚廠工、裝卸工等許多重體力的工作，“那時歲數小，不服氣，只要能干就想干”。1990年，李師傅像很多年輕人一樣，懷著對國企煤炭行業的憧憬來到了這座小城投產不久的礦上，對此他依然感到幸運，不斷強調著“那時機會好，趕上好時候”。

　　李師傅參加工作20多年，從來沒有換過班組，班組里人員的變動也很少。起初，李師傅是一名鏟采工，隨著技術的革新，這個人力工種被機器所代替，鏟采隊在1992年就被解散了。那時班組正好需要電氣技術人員，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他，順利地成為一名電氣工。他的工作，沒有那么辛苦，所以雖然工資比一線工人少一些，他也還滿意。

　　李師傅快五十歲了，但看起來似乎比他實際年齡要老一些。他的工友們也都顯得衰老。這種顯老是有原因的——呼吸的是充滿煤灰的空氣，喝的是從礦井里抽出經過簡單凈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層油”(工人語)的水，吃的是摻雜煤渣的土地種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勞動、長期在井下空腹工作……這一切“慢性自殺”的生活方式，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師傅見證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業“黃金十年”的歷程——全國煤炭工業總產值由1513.28億元增加到了22109.27億元，增幅達14倍;2011年12月，煤炭開采和洗煤行業的銷售總收入達到3.62萬億元，總利潤4342億元，達到了歷史最高記錄。可是，即使遇上好時候，李師傅的生活也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觀。現在工資雖然還沒有下降，物價卻瘋狂上漲，生活質量在下降。

　　最近，李師傅的領導常常向大家談起煤炭行業的低谷——中國市場經濟進一步全球化，經濟危機對煤炭行業的沖擊勢不可擋。自2012年以來，煤炭價格不斷降低，環渤海動力煤價從最高時的853元∕噸跌至現在的不足600元。鋼鐵、電力等需要煤炭的行業都在萎縮，煤炭產能過剩，價格不得不下降;同時，受國內、國際煤價倒掛影響，煤炭進口快速增加，去年澳大利亞煤炭價格為550元/噸，而環渤海動力煤為710元/噸，中國原煤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煤炭行業一蹶不振甚至虧損似乎成為必然。

　　這一切都告訴我們，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曾讓煤礦產業迅速發展，但國家模式缺少基層民主監督，必然內生官僚主義，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這種缺陷使得公共稀缺資源越來越被壟斷，使得生產過程的每個環節都容易導致利益尋租，這必然導致煤礦的高成本，在市場中，我們連漂洋過海的進口煤礦都競爭不過。而倒金字塔形的利潤分配制度，導致整個生產成本提高，只能進一步剝奪工人的勞動成果。如今，龍煤下屬的礦區部分的管理階層工資只發到4月份，一些作業工人每月工資只能發放80%，待遇每況愈下，主體地位逐漸消失，企業管理權卻集中于少數領導階層手上。

　　很明顯，在這種市場和國家的雙向互動之下，“先集中精力擴大國有資本，再在分配階段給予底層工人更多補償”的方式根本行不通。其實，關于工人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以前就已有論斷。他們認為，“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⑧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作為資本家一方占有生產資料，憑借資本取得剩余價值;作為工人一方失去生產資料，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這就是工人階級貧窮化的理論基礎。無論常師傅、李師傅，或是這個礦區的數以千計的工人，工資低廉生活貧困，他們對這樣的低工資心存不滿卻又不得不工作于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他們不占有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之中沒有辦法有自己的選擇，構成了雇傭勞動。企業為了在市場中獲得低價的競爭優勢，必須進一步壓低工人工資，使得工人進一步貧困。同時，因為官僚和寡頭對企業經營權的控制，企業利潤的大多數被他們所占有，企業管理者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別就越發拉大，社會財富得以集中，工人就越發陷于貧困。

　　收入相對減少、生活水平下降只是工人貧窮的一個表象。訪談過程中，一名在煤礦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訴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初市場化改革前，礦長的工資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資能達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兩倍，而且礦上領導和工人吃飯、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顯的區別。然而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資增長緩慢，而煤礦管理階層的工資迅速提高，又有了專門的食堂和住所，甚至連喝的水、吃的飯都出現了顯著的差異。馬克思在《工資、價格和利潤》中分析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與利潤的提高對工人的影響時指出：“雖然工人的生活的絕對水平依然照舊，但他的相對工資以及他的相對社會地位，即他與資本家相比較的地位，卻會下降。”⑨馬克思所討論的這種貧困不僅指無產者與資產階級相比較而言的經濟貧困，而且包含社會地位的每況愈下，具有廣泛的社會內容。在這一礦區里，領導可以占用位置較好的餐桌，可以長期占領浴室的儲物箱，工人卻只能在他們面前謹言慎行，這一切社會差別無不顯露出工人作為窮人的較低社會地位。

　　我們訪談結束，李師傅帶我們到小城的中央公園散步。公園主干道旁擺放著“咱們工人有力量”、“向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的煤礦工人致敬”之類的雕塑。公園里花木盆栽都是十幾年前的樣式，這一切既在訴說著這個小城曾經的輝煌，也表達著它如今的落寞。

　　公園里散步的工人許多拄著拐杖，腿腳似乎都不太方便。礦里上了年紀的人大多患有風濕，對此他們有一套解釋，“礦里潮濕，很多地方都有積水，同時風又很大，我們下井時穿著棉襖，但干起活來身上出汗，毛孔張開了，一些工人把棉襖脫下來，風灌進了毛孔，這樣就得了風濕病。”一位60多歲、早已退休的大爺也過來和我們聊開了。一直咳嗽的他，從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處彌漫著煤灰、粉塵和有毒氣體，而且從來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粉塵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輕的時候和很多工人一樣愛好吸煙(這也是他們唯一消費得起的消遣)，雖然身體狀況不佳，但和幾位被查出患上矽肺的工友相較，沒有病患的他還是比較幸運的了。在這里，和許多工人說話都要大聲喊，聽力損傷也是非常明顯的。工友們告訴我們，井下環境較封閉，機器運轉的巨大聲音被進一步放大，而他們又缺少聽力保護，老來聽力自然不給力了。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險的行業，每位工人都經歷過或大或小的事故，有些是個人疏忽導致的，也有些是突發事故。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頂板松塌。井下隧道的頂板是逐步開掘的，每向前開掘一段距離，就必須加固頂板，而且開工前必須“敲幫問頂”，確保安全。近幾年，煤層越挖越深，頂板也越來越不牢固，所以即使做到這些安全措施，頂板也有可能塌落。頂板一旦有任何松動，煤渣就會像高壓水槍一樣射出。

　　離開公園，我們走進宿舍區。我們遇上了小丁，她右腿纏著厚厚的繃帶，舉著一雙拐杖在小區里艱難挪步。但當我們問起她和家人的生活狀況時，她卻露出堅強的微笑。

　　小丁經歷過一次失敗的婚姻，2010年，因為性格不合，33歲的她和前夫離了婚。一年后，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小孫，小孫也經歷了一次失敗婚姻，女兒隨了前妻。兩個有著相似經歷的勤勞的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小孫是礦上的掘進工，小丁自己經營著一間小吃鋪，倆人還各自拿出積蓄，花了6萬元買了一套房子，婚后不久，小丁便懷孕了。小丁說，這是她這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的幸福。

　　然而，在孩子兩個月時，小丁身體感到不適去醫院檢查，結果卻是她血小板嚴重不足，被診斷為血癌，治愈的可能性極低。

　　對這個新成立的家庭來說，這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小吃鋪開不了，小丁一個月的治療費用就達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沒什么積蓄，只能向親朋好友借錢。這一切使得小孫鐵下心來，起早貪黑，更努力地工作。

　　但上天卻一點都不憐憫這個不幸的家庭，今年7月5日凌晨，因為前一班的殘炮沒有清理干凈，小孫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開掘時，殘存的雷管突然爆炸，兩人當場受傷。在家屬的強烈要求下，他倆被送到哈爾濱進行診治，醫生表示，兩人的眼睛只能是“盡量保住”，終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

　　對這一起工傷事故，罰款的總金額也就是20000元以上，而且傷者小孫、小文也要接受500元的處罰。其實在礦上任何一個小的安全疏忽一旦被發現，就會有與之相關的工人受到處罰，更不用說這起導致兩人重傷的嚴重事故了。

　　像這樣的事故每天都可能發生，據我們統計，2013年1月至8月，這一礦區總共發生安全隱患事故195起，其中導致工傷的54起，其中重傷事故3起，致死事故1起。也就是說，每1.2天就有一起安全隱患事故發生，每4天就有一名工人在礦井里因工受傷。煤礦工人不僅工資低，還隨時生活在礦難的危險之中。

　　近十年來，大部分國企都難以避免改制的命運。龍煤作為一個新建立的大型國企，雖然僥幸逃脫，但還是被拋到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遵循叢林法則掙扎求存。由于市場經濟的邏輯，效益才是企業的命根。抓生產和保安全，二者就像啞鈴兩頭，聯結在二者中間的就是一條條管理制度，無論再嚴苛也難逃如細絲一般容易折斷的命運。這重重的啞鈴，全部壓在了基層班組身上。這樣的生產模式，造成了安全與生產對立。這種吊詭，恰恰是源于市場經濟追求利潤的邏輯與國家保護人民生命責任之間的矛盾。當然，相比一些私營小煤窯，不顧生命地追求生產效益，龍煤作為國企還能起到保護勞動者的作用。可是在市場經濟的左右下，利益至上，這種保護就顯得有點虛偽和孱弱了。

　　重塑國企工人的“窮人政治經濟學”

　　在我們的走訪中，遇到的工人都是勤勞、樸實而善良的，正是他們，為整個國家工業發展提供著最基本的勞動要素，然而，也正是他們，每個人都在礦難的巨大陰影下過著拮據而艱苦的生活，工作環境惡劣，工作強度大，工資低以及工傷與職業病的頻發，曾經風光的國企煤炭工人，現在卻淪落到在基本生活線上掙扎的窘境。對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愛護”勞動者，無疑應落實更行之有效的方式。

　　今天，我們國家巨大的貧富差異已經是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國企的改革到底何去何從?是走向國家主義，還是走向自由市場主義，抑或，這兩種主流方案都無法讓工人真正走出窘境?

　　第一種主流觀點是國家主義，這種觀點的擁護者要么以制度經濟學家自居，要么就是學院派馬克思主義者。前者認為需要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借鑒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經驗，主張企業改革應實行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說穿了，這只不過是采取資本主義的管理模式來提高生產效率，進一步壓低生產成本，加強市場競爭力，同時減少工人對福利的負擔。后者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旗幟，主張強化國家對國有資產的絕對所有權、支配權和管理權。其結果是造成了資源的不合理配置，維護了當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這兩派國家主義者卻在強調國家的同時，一方面避而不談兩極分化與貪污腐敗的問題，另一方面更是將那些“國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們遠遠拋出了他們的視野之外。

　　這種國家主義的解決方案的問題在于，它將產權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經濟民主)混為一談，在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主流經濟學家將改變產權所有制性質作為解決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弊病，即官僚主義泛濫、工人生產積極性低以及生產效率低下等主要問題的藥方，卻完全忽略了勞動者的民主管理權和分配勞動成果的權利，而事實上，這兩者恰恰才是真正激發生產效能、民主參與以及有效制約官僚主義的途徑。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國企改革往往都是片面強調所有權改革而忽略民主管理，從而導致企業管理權和社會資源只是壟斷在少數官員和精英手中，更進一步損害了國家和工人的利益。

　　第二種主流的觀點是自由市場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國企的主要問題是產權不清晰，因而滋生貪污腐敗和資源壟斷，使得生產低效、成本激增，企業失去市場競爭力。他們認為只要厘清國有資產，逐步讓位給市場，讓有能力的個人逐步分割壟斷資源，獨立管理就能激發技術改革，提高生產效率。他們開出的藥方就是進一步的產權改革，建構一個產權私有、權責明確、自負盈虧的現代化的企業和市場制度。說到底，他們提出的出路就是進一步私有化，企圖將所有權從國有制轉為私有制。

　　自由市場主義觀點認為進一步的私有化和現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貪污腐敗的問題。在自由市場主義者看來，產權和資源被控制、壟斷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個問題，他們反對的是產權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資本家手上。與國家主義觀點不同的是，自由市場主義將產權制和民主管理對立化，認為只有資本家才懂得市場邏輯和企業管理，才能促進企業和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結果，這種主張就是赤裸裸地把產權和社會資源轉移到少數資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潤視為企業經營的終極目標，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將工人拋到所謂的自由市場上進行競爭，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和貧窮。

　　我們認為，這兩種方案是分別站在國家和資本的立場上，有意地把產權和管理方面的問題顛倒，因此無法真正處理國有企業和工人所面臨的困境。從本質上看，不管是國家主義還是自由市場主義，都忘記了這些默默奉獻的煤礦工人才是企業的真正主體，才是基礎工業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然而，我們如何才能讓煤礦工人走出歷史隧洞里的黑暗?如何才能讓煤礦工人走出貧困，改變生活窘境?不能單純依靠財富的再分配，必須回到階級主體和經濟民主的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徹底改變當下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希望從“窮人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重構工人這一消逝的階級主體的政治話語和經濟民主，只有讓工人重新掌握生產資料，參與勞動過程，分享生產成果，確立工人階級真正的主體性，才能走出今天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困境。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吳瓊文倩、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鄧韻雪對本文有一定貢獻)

　　注釋

　　1肖興志、張嫚：《產業經濟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年;史忠良：《新編產業經濟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2張維迎：《市場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盛洪：《外部性問題和制度創新》，《管理世界》，1995年第2期。

　　3高柏：《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經濟社會學制度學派》,《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4期。

　　4林毅夫：《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出版社，1999年。

　　5鄭永年、黃彥杰：《中國“國家主義經濟模式”何處去》，《中國企業家》，2009年第18期。

　　6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6頁。

　　7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第54頁。

　　8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1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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