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中文臺2006年6月2日的《口述歷史》節目，和2007年4月的《鳳凰大視野：回顧合作醫療的衰敗》，都介紹過覃祥官，和他首創的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想寫點什么，一來是向這位大德表示敬意，二來是想籍此對取代了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公費醫療的所謂醫療改革（俗稱醫改）進行剖析批判。由于俗務纏身，加上固有的惰性，所以遲遲沒能付諸實踐。覃祥官的辭世，猶如當頭棒喝，我終于意識到，再不有所行動，就會良心不安了！
一、
覃祥官是湖北長陽縣人，1933年8月出生。家貧僅讀3年私塾。1964年，所在樂園公社黨委送他到中醫進修班學習，翌年4月學成歸來后，擔任公社衛生所醫生，切身感受到農民無錢治病的痛苦，好多人“小病拖大，大病拖垮”。于是覃祥官1966年辭去衛生所的“鐵飯碗”，到杜家村大隊衛生室擔任拿工分的赤腳醫生。當年看過小說或者電影《紅雨》的朋友，一定會對赤腳醫生這個名稱感到非常親切。
這一年8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樂園公社杜家村衛生室”在一棟普通的土家吊腳樓里掛牌了。從此，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村里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平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需交5分錢掛號費，吃藥就不再花錢了。同時，以 “三土”（土醫、土藥、土藥房）、“四自”（自種、自采、自制、自用）為特點，村衛生室和村民小組土藥房都開辟藥園，種植大量常見中草藥。做到“有病早治、無病早防”，體現“出錢不多，治療便利；小病不出隊，大病不出社”的好處，深受人民群眾的擁護。
杜家村大隊首創合作醫療的消息不脛而走。樂園公社向縣衛生局匯報后，迅速在全公社6個大隊推廣。
1968年，毛主席在看過有關樂園合作醫療的調查報告后，連聲稱贊。《人民日報》隨即對此進行報道，并配發編者按說，“合作醫療制度是件新事物”，覃祥官是位“白求恩式的好醫生”。
不久，全國各地5萬多位代表，先后來這里參觀學習。樂園當時不通公路，人們下車后要步行40多公里。在崎嶇的山道上，參觀者絡繹不絕。一年后，全國95％以上的農民都參加了合作醫療。
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在考察報告中說：“中國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制度，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文革結束后，合作醫療曾被寫進1978年3月5日由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三章第五十條：“勞動者在年老、生病或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逐步發展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等事業，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
然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現了一場席卷全國農村的生產關系大倒退——把已經建立起來并已相當成熟的農村合作社拆散，將農田和生產資料瓜分一空，搞起了所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一伙為了證明他們當年反對合作化道路主張的正確性，不惜倒行逆施。中國農民在嘗到了殺雞取卵的短暫甜頭之后，很快就陷入接連不斷的困境中了！
因為分田單干，農業的機械化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了倒退；農村的水利建設也因此被荒廢；農村合作醫療也迅速萎縮，樂園公社集體的500畝藥田也被分配到戶，覃祥官精心飼養的5頭梅花鹿被放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以湖北省為例，農村合作醫療1978年覆蓋率達98.8%，1985年僅為4.6%。據統計，到1989年，實行合作醫療的行政村只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的4.8%。
鄉鎮衛生院因為沒有國家財政的支持也陷入困境。在覃祥官居住的村莊，出現了幾年看不上病的老人。農民看病成為一個難題。在長陽縣，更有40%的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即使二十多年后接受采訪時，覃祥官回憶到此，仍禁不住潸然淚下。
覃祥官另一值得世人尊敬之處，是不忘農民本色，不貪戀權位。出訪菲律賓歸來后，他被任命為湖北省衛生廳副廳長。他上任后，把工資全部寄回家鄉，繼續拿工分。三個月后，他不顧挽留，毅然辭官還鄉，堅持為鄉親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今，這位“農民廳長”與世長辭了，他給社會留下了一份寶貴的遺產，也給我們每個人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他將被世人特別是中國農民所永遠銘記。
二、
與農村合作醫療相對應，當時中國城鎮實行的醫療體系是所謂的公費醫療。
以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在的北京空軍大院為例，我們軍人子弟（即家屬）每人都需辦理一張醫療證，半年1.80元，全年3.60元，這筆錢由自己承擔。每次看病只需0.05元的掛號費，余下的一切診治費、檢查費、藥費、手術費、住院費等都不用自掏腰包了！一般的小病，就在大院的空軍門診部診治。大病則由門診部轉院到空軍總醫院診治。門診部為我們每個人建立病歷檔案。我76年和78年曾經因靜脈曲張兩次入住空軍總醫院手術治療（76年那次還有幸領教了針刺麻醉，結果是以后絕對不敢嘗試了）。出院結帳時，父母只需為我繳納伙食費，記得是0.87元/天，伙食標準是每餐2菜1湯，和空軍地勤人員的標準一樣，反正比大院學生食堂的伙食強多了！
直到八十年代我讀大學本科和研究生時，依然享受類似的公費醫療。一般疾病在清華校醫院診治，頑疾大病等則由校醫院開具三聯單轉到合同醫院——北醫三院（今日之北京醫科大學，好像后來劃歸北大了），我們只需支付極少的掛號費，僅此而已。
所以，那時的城市居民雖然物質生活不夠豐富，但是沒人擔心上不起學（小學學費每學期2.50元，中學每學期5.00元，大學免學費、住宿費且每月有5元的書報費，并根據家庭收入狀況提供助學金），更沒人擔心看不起病、住不起醫院，“小病拖大，大病拖垮”。顯然，那是一個遠比今日中國更加公平的、更有保障的社會。
先母1981年不幸患上結腸癌后，先后采取了手術切除，化療，放療等治療，并經中醫調理。其后，每年都到醫院檢查身體，有時還會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著名醫院做檢查。這些費用，全部由單位承擔。1993年，先母因股骨頭疼痛不已，被確診為癌轉移——骨癌。曾先后到北京數家醫院診治、住院治療，自此直到1995年5月先母辭世，開銷不菲（包括我數次從廣州等地為先母買藥的高額費用）。所幸當時醫改還未遍及到先母所在單位，否則我們一家別說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了，就是我們做兒女的賣血賣腎，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啊！
三、
如今，這個一向把事關國計民生、百姓福祉的經濟體制包括醫療體制當成玩具捏來揉去的政府，不得不承認，這場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把“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作為初衷，以市場化、政府逐步退出醫療事業為目標，最后演變到以紛紛出售公立醫院為高潮的醫改鬧劇，“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于是最近又準備進行新的一輪醫改，并正在向社會征集意見。
然而，正如我在《農村的出路在哪里？》一文中指出的那樣：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章中諄諄告誡世人特別是執政者：“治大國，若烹小鮮。”即治理國家應遵從社會規律，不可朝令夕改、隨心所欲，否則社稷不寧，百姓遭殃。
然而1949年建國以來，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的執政者是否遵循了先賢的教誨呢？如果說前30年耽誤在了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層出不窮的爭斗、內耗上，那么改革開放之后這幾十年則一次次栽在了經濟基礎、生產關系領域“摸著石頭過河”式的胡亂試驗上了！如果說物理、化學試驗失敗了可以重來，那么在經濟基礎、生產關系領域關系到全民族、全社會的“試驗”（如人口政策、農村的集體經濟瓦解、醫改、教改、房改等等），一旦失敗（有些要經過多年以后才能顯現），后果不堪設想，而且很難回到起點重來了！』
潘多拉魔盒中的妖孽一經釋放，世間頓時邪魔亂舞，亂象頻生，再想恢復秩序談何容易？
我們常說，制度決定態度；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變壞。當人們對醫改三十年來屢屢出現的醫院見死不救，一切向錢看，醫護人員向患者索取收受紅包，醫生為了多掙提成而增減檢查項目、亂開藥、開貴藥等等惡劣行徑深惡痛絕之時，不僅要問，這一切罪惡的源頭究竟在哪里？眾所周知，市場經濟理論就是以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為前提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單位（企業和個體），無不以最大限度地賺取盈利為首要目標。吳敬璉等所謂的經濟學家在竭力鼓吹和捍衛市場經濟并否認剝削與市場經濟的關聯性時，他們恐怕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礎都沒弄清！當醫療機構被推向市場，財政不再予以扶持，醫院必須和企業一樣自籌經費、自謀生路、自負盈虧時，當醫生需要像企業的業務員考核銷售業績一樣考核處方金額、住院費、治療檢查費用時，上述罪惡的源頭也就顯而易見了！在這種體制下，要求醫院不計較盈利得失，救死扶傷，實行人道主義，本身就違背了醫療機構正在實踐的市場經濟法則。
說得難聽些，醫改就是逼良為娼。我們能責怪那些被迫賣淫為娼者嗎？
這次始自美國華爾街的金融海嘯，迅速沖擊到歐洲的英法德比荷甚至冰島、東歐，但是我們幾乎沒聽說斯堪的納維亞的那些國家，比如挪威、丹麥、瑞典和芬蘭這些施行社會民主主義制度的高福利國家遭到了較大沖擊。我二十多年前就極力推崇的第三條道路，即改良的社會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因為曾經被革命導師列寧批判為修正主義，因此被我們那些列寧的徒子徒孫們所不齒。我們甚至可以不爭論姓社姓資，對弱勢群體的剝削壓榨可以甚于摩登時代的美國和圈地運動時的英國，可以放任基尼系數高達0.47，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但是每當社會上出現反思、研究社會民主主義的動向時，立刻就會遭到圍剿。說白了，這依舊是慈禧太后“寧與外寇，不與家賊”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如今，社會主義已經名存實亡（盡管我們依然掛著有特色社會主義的羊頭，賣著權貴資本主義的狗肉），資本主義正在應驗馬克思當年的預言——盡管它來得遲了些，而笑到最后的會不會是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呢？
四、
我們三十年醫改，仿效的主要楷模是美國的醫療體系。而美國的醫療體系，就是在西方社會也因為問題成堆而廣受詬病。
1993年5月，全國醫政工作會議對醫療服務是否應市場化發生了嚴重爭論。哈佛大學教授蕭慶倫聞訊后從美國飛到中國，專程向衛生部部長陳敏章進諫：“中國千萬不能走美國的路，美國醫療業的商業化太嚴重了，普通美國人苦不堪言。”
不久前，半島電視臺專門制作了一期專輯，深刻剖析美國醫療體系之問題。節目走訪了很多沒有醫療保險或者無能力參加醫保的社會各界人士，聽取他們的苦衷。
在《美股評論：六諾貝爾經濟學家向新總統建言》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和其他幾位諾貝爾經濟學家幾乎都專門提到了美國迫切需要解決醫療體系存在的嚴重問題。這再一次印證了我們所追隨的美國式的醫療體系本身也是一塌糊涂。
我1996年——98年期間，因公常住阿曼。這個1973年獨立，1975年開始第一個5年計劃的國家，政體基本上屬于君主立憲，經濟上則為混合經濟，私有經濟發達的同時，國家牢牢掌握著石油天然氣等經濟命脈。財政上實行低稅收、高福利。每個公民，從搖籃到墳墓，都能享受公費醫療的保護。類似于我小時候在空軍大院時所享受的醫療福利，每個阿曼公民每年只需象征性地繳納極少費用，就能辦理醫療卡，然后憑卡看病治病，個人無需承擔任何費用。
如果某阿曼公民的疾病在本國無法醫治，確實需要到外國醫治，那么該患者往返外國治療的一切費用，全部由公費醫療承擔。而且該患者還可指定一位親朋陪同前往，費用也全部由公費醫療承擔。
當我獲悉這個曾經落后貧窮的小國，竟然在獨立后二十多年里就創立了一套令外人羨慕不已的社會保障體系時，不禁感慨萬千。我們也曾有過這樣的幸福和驕傲。而這幸福和驕傲正在被蠶食。
生活在阿曼，你的平均收入未必比美國人高，你的住房、汽車未必比美國人豪華，但是你無需為醫療、教育、住房、失業擔心。哪個社會更加和諧安定，誰的幸福指數更高？這還用分析研究嗎？
五、
醫改三十年取得了什么樣的成果？
『目前，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中國的教育經費占世界的1%，衛生經費占世界的2%。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指出：中國的國家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為全球倒數第一。（《法制晚報》2006.6.27）。
覃祥官首創的農村合作醫療在1976年WHO大會上受到了廣泛好評，被WHO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楷模。三十年后，伴隨著醫療市場化的改革，中國的衛生公平性卻在世界191個國家中位列倒數第四，政府曾經提出的“到 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數地區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都未兌現。2005年，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被850萬黨政干部所占用（《社會科學報》2006.11.9）。從1991年至2000年，政府撥付的合作醫療經費全國農民分攤下來每人每年僅1分錢（《當代中國研究》2003.No.4）。據北大醫學部2005年對河北的調查，農民從新型合作醫療中得到的報銷額僅為大病花費的8%（《社會科學報》2006.2.2 ）。衛生部一位副部長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在中西部地區，因為看不起病、住不起醫院、死在家里的人估計有六到八成（《深圳商報》2005.7.30）。
對此現狀，民眾形象地歸納為：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
六、
今天，當我緬懷“農民廳長”覃祥官的豐功偉績、批判三十年醫改之深重罪孽時，我想用北島那句名言結束這篇文章：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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