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前往青島了解“一一•二二”石油管線爆炸情況之后回京歸程中的習近平總書記，順路到曲阜的孔府進行了考察。在考察中，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了孔子研究院，并饒有興趣地翻看了研究孔子的成果和書籍。當看到《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兩本書時，習近平總書記還拿起來翻閱了幾頁并說：“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習近平總書記的這般舉動，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其后與有關專家學者座談中所說的“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勢利導，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揮積極作用”的那番話，更使得那些儒學傳人在片面理解的情況下，就如同打了雞血一般的興奮。于是不僅借勢大肆兜售起了腐朽墮落的儒學，而且還更是至習總的“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指示于不顧，而借題發揮來陷害習總。因此諸如《習總在曲阜座談會上談及文革對傳統文化的戕害》、《習近平談及文革對傳統文化戕害》等妖言便紛紛出籠了。然而也正是由于借題發揮而故意陷害習總，卻也使得那些儒家傳人在不經意間就暴露了自己一貫拉大旗作虎皮的儒學騙子的本色。

　　近年來，隨著黨中央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戰略構想的提出以及目前國內意識形態的混亂和道德體系的崩潰，有些對傳統的儒家文化極其偏愛的人，也冒充什么專家學者而趁機發出一些十分荒唐的鼓噪，甚至更有人還提出了“民族的復興與重振，應該以文化的復興與重振為標志、為前提”這樣的主張和要大力挖掘與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價值理念的現代意義等觀點。

　　誕生于春秋時期的儒家文化或曰儒家思想，曾經是我國長期的統治思想和主流文化。然而衡量或評價一種主義、一種思想和一種理論都具有哪些價值，必須要與它給民族歷史和社會現實帶來了什么結合起來去衡量，而不能只就這種主義、思想和理論的自身內容去評價。習近平總書記的“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這個態度，就明確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因此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就必須要與儒化后的我國歷史事實結合起來。不能只看孔子以及其他的儒家傳人都是怎么說的，而更要看他們都是怎樣做的，更要看他們因此在歷史上都給我們中國帶來了什么?而儒家文化中的價值理念是否還具有現代的意義，那就更是只能從我國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了。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而任何一個民族所追求的，也無不是強盛與發展。在長達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上，尤其是在秦始皇完成了統一之后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中華民族的確是既有過振興，也曾經有過衰落。振興就是民族的發展和強盛，而衰落，則是歷史上中華民族所遭受的那些苦難和所蒙受的那些恥辱。對于中華民族衰落的標志，不少人認為就是“鴉片戰爭”以后的百年挨打;而對于中華民族衰落的原因，有人則根據“鴉片戰爭”以后的百年挨打的這一標志，于是認為就是由于滿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就是由于滿清王朝的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閹割，就是由于滿清王朝的愚民政策而卻不是因為儒家思想的文化專制。就是由于滿清王朝為了實行愚民政策而閹割了儒家文化，所以這才“封閉了中國人的五官、扼殺了中國人的思維，愚昧了中國人之心智。耳目已閉，口舌被鉗，心智愚昧。不得思、不得言、不得悲、不得喜，中國人昏睡過去了，一睡二百年，沒有外來刺激就再也無法醒來。奴性、非理性、愚昧、盲從，東亞病夫不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龔自珍感慨滿清治下的中國‘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商，衢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當魯迅痛斥麻木丑陋的中國人時，我們都以為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專制文化所害，其實不然，外界早就發現其根本原因在于滿清殖民統治的惡果。”

　　更有人這樣認為：“滿清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最無能、最愚昧、最窩囊、最不是東西的朝代。管你說一千道一萬，可事實勝過詭辯：滿清接手中國時，中國在世界上是絕對排的上號的強國;滿清完蛋時，中國幾乎淪為殖民地，處于被瓜分的境地，科學技術嚴重落后，人民充滿奴性。直到現在我們都為了彌補這個損失而付出艱苦努力。”

　　上述的這些認識，看似結合了歷史，實際上卻不僅完全是在割斷歷史，而且更是毫無邏輯。儒家思想成為我國的統治思想，最早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而滿清王朝確立了對中國的統治，卻是在入主中原接替了大明王朝之后。大明王朝，也就是滿清接手時的中國如果真的“在世界上是絕對排的上號的強國”，那么如何會被比自己的人口少得多的滿清所接手?一個被“中國歷史上最腐敗、最無能、最愚昧、最窩囊、最不是東西的朝代”所接手的朝代，是不是應該比接手它的那個朝代更腐敗、更無能、更愚昧、更窩囊、更不是東西?滿清王朝確立對全中國的統治，時間長達二百六十八年。如果把滿清王朝視為一個外來政權，那么中國淪為殖民地的時間也就是長達二百六十八年。而“滿清完蛋時”，不過也就是才“幾乎淪為殖民地”而已。

　　大王明朝與歷史上的許多漢族王朝一樣，都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都已儒家文化為主流文化。滿清王朝雖然在入主中原之后，雖然也同樣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但是在清軍入關之前和入關之初，卻還保留著自己的那種極其落后的游牧漁獵文化。因此說，從文化的角度看，滿清戰勝李自成、張獻忠和南明政權而入主中原，就是游牧漁獵文化戰勝了儒家文化。無論在東西兩個半球，還是在歐亞非三大洲，人類發展的進程，都是先進戰勝落后，文明戰勝野蠻的進程。如果是“文明”被野蠻所戰勝，那就只能表明這種“文明”是比野蠻還野蠻，是比野蠻還窩囊，是比野蠻還無能，是比野蠻還無用的“文明”。而儒家思想，就是這種無用的文明。有的中國人就是由于長期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因此才會如此的無用和低能;就是由于長期受儒家思想的毒害，所以中國這才不僅喪失了春秋時期的那種扶危濟困、見義勇為、一諾千金、赴湯蹈火、寧死不屈、剛直不阿的民族性格，而且還越來越弱智。以至于都懦弱到了十萬人敢于跳海自殺而卻不敢與敵人拼命，弱智到了連基本的邏輯都不懂了的程度。

　　甲午戰敗，當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回國內之后，“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悲憤欲絕地寫下了這樣一首七絕詩：“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一盤散沙，是導致中國人長期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被孫中山稱為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破天荒地如此團結一致，卻竟然是彼此相擁，抱頭痛哭，淚如雨下。

　　敵人的兇殘與野蠻，激起的應該是我們全民族的仇恨與勇敢;遭受的凌辱和蹂躪，更應該使我們闔族拼命向前。但是因為四萬萬人只會齊下淚，所以中華民族才不僅遭受了無盡的欺辱，而且還不知何處是神州了。如果四萬萬人齊奮起，如果四萬萬人齊努力，如果四萬萬人齊對敵，如果再加上我們中國人出色的生育能力，那么早就天涯處處是神州了。

　　英國的哲學家培根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至理名言：“性格決定命運”。培根所說的這句話，可能只是針對個人而言。但是如果從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際遇來看，性格不僅能夠決定個人的命運，而且也更能夠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而如果說個人性格的形成，可能還是以膽汁分泌和父母遺傳等個人的生理因素起主要作用。那么民族性格的形成，可就完全是由民族的文化所決定的了。

　　滿清入關之前，曾經兩次入侵朝鮮并逼迫朝鮮稱臣納貢。然而朝鮮盡管不得不向滿清稱臣納貢，但卻寧死也守住了自己的以民族服飾為代表的民族文化這條底線。然而擁有一億多人口的漢人卻由于長期遭受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沒有形成整體的榮譽感，因此以剃發易服為標志，而徹底臣服于了滿清的殘暴統治。

　　在我國的民間，大多數的地方都把對某項工作知識不足，技術不高或是某項工作知識不足，技術不高的人，稱之為是“二把刀”。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把對某項工作知識充沛，技術高超或是某項工作知識充沛，技術高超的人，稱之為是“三把刀”。而“二把刀”和“三把刀”這兩個方言詞匯的來歷，則是源于“揚州三把刀”。

　　位于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揚州，至今已經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在長期的歷史上，隨著晉室東渡和宋室南遷，儒家文化的發展重心也轉移到了江南地區。所以自古以來揚州地區不僅經濟異常發達，而且后來儒家文化在這里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著名的“揚州八怪”鄭板橋等人，就曾經長期生活在這里。

　　“揚州三把刀”的含義，既是指揚州地區出產的質量上乘的廚刀、修腳刀和剃頭刀這三種手工產品，也是指以這三種刀為主要使用工具的揚州人的廚藝、修腳和剃頭這三種技能。經過多少代人的勤學苦練和傳承，如今“三把刀”在揚州人的手中已經不僅是一門技術，而且更是一門藝術，成為獨具地方特色的揚州文化的一部分。

　　魯迅先生早年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滿清殺盡了漢族人的骨氣”。然而如果回顧真正的歷史，魯迅先生的這句話卻只說對了一半。滿清不僅殺盡了漢人的骨氣，而且沒有骨氣的漢人，更是險些就被滿清所殺盡。漢人的骨氣哪去了，原本早就被腐朽的儒家文化給消磨掉了。因而這才導致沒有骨氣的人口多得多的漢人，卻慘遭人口都少得可憐的滿人和那些更沒有骨氣，但卻由于依附了外人而陡長了獸性的漢奸的肆意屠殺。

　　一六四五年，在消滅了故明大地上最強大的一支政治軍事力量李自成所部之后，滿清八旗的鐵蹄不僅立刻踏向了江南。而且為了從心理上徹底征服漢人，滿清朝廷還頒布并實行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這樣殘暴異常的《剃發令》。為了保住自己的衣冠從而守護住自己的民族傳統，一部分江南的漢人進行了堅決的反抗。為此，在攻陷了揚州之后，滿清八旗兵在揚州實施了接連十日的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據在揚州大屠殺中劫后余生的明朝遺民王秀楚所寫的《揚州十日記》一書記載：十天之內，共有大約八十萬的揚州人慘死在了滿清八旗兵和漢奸兵的屠刀之下。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劫后余生的那部分揚州人從血泊中站了起來之后，擦干了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胞的尸體，但是卻沒有去圖謀復仇，沒有去圖謀反清復明，沒有去圖謀恢復漢家衣冠，反而卻為了討好滿族人而打造出了精良的剃頭刀，練就了精湛的剃頭技藝，然后便“挑著擔子滿街跑”，追著趕著給那些還正在滿清八旗兵的鐵蹄下不愿屈服的漢人同胞剃發去了。

　　古代的漢族人由于嚴守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樣由儒家文化所規定的孝道，所以是不曾剃發的。一個不曾剃發的民族，當然也就不可能去制造剃頭刀和練就精湛的剃頭技藝。因此“揚州三把刀”之一的剃頭刀和揚州人練就了精湛的剃頭技藝，只能是在“揚州十日”后才出現的事。因為抗拒剃頭而遭到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民族，與剃頭和剃頭刀本應是有著血海深仇的，然而劫后余生后，揚州人卻為何要對剃頭及剃頭刀情有獨鐘，這豈不是咄咄的怪事?因此每當在視頻上看到那個身材蠢胖的女演員邊扭捏作態邊用揚州方言淫聲浪氣地唱著《揚州三把刀》時，相信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會產生比吃了蒼蠅都惡心的感覺，這是什么樣的民族性格?這是什么樣的地方文化?

　　由于受沒有形式邏輯知識的儒家文化的影響，特別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那種只注重事物的變化結果而卻忽視事物的變化過程的實用主義毒素的毒害，有的中國人形成了極難理喻卻又非常易于利誘并非常崇尚權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這種性格。因為理喻的結果，一般是不會即時出現的。而權力、尤其是暴力的懲處。卻是馬上就可以加身的。就是由于受腐朽無能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養成的膽小懦弱的這種性格，所以有的中國人在崇尚權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同時，又非常懼怕權力，特別是非常懼怕暴力。因而從古至今，我國始終是只有權力或暴力崇拜，而卻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的個人崇拜。

　　排除人類社會處于早期蒙昧狀態時的那種渾然無知的神性崇拜，其余的無論是個人崇拜，還是權力、金錢崇拜，都是人們有意識的活動。除了世襲制度的時代，任何人的權力都不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即使是真正有誰具有無限的權力，那么他的權力，也只能是靠他個人的能力獲得的。而他獲得個人權力的能力，往往就代表了真理和道義。所以真正的個人崇拜，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對真理的崇拜，就是對道義的崇拜。因此崇拜某位個人，實際上就是在追求真理，就是在追求道義。只有這樣的崇拜，才是發自內心的崇拜，才是精神上的崇拜，才是崇高的崇拜。而權力崇拜不同于真正的個人崇拜，崇拜權力，或是由于懼怕權力，或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所以權力崇拜，是屬于低級趣味的物質崇拜。因而權力與權利這兩個詞的含義，才會是有些接近的。

　　大明王朝自開國皇帝朱元璋起，不僅就把孔子所親自刪定的《五經》為科舉考試的唯一內容，而且更是把南宋大儒朱熹所著的《四書集注》作為標準的答案。而在一六一六年之前，滿清王朝還不過就是一個局促在遼東大山溝里的一個處于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度的游牧漁獵部落，落后得竟然連文字都沒有。特別是滿清王朝的創立者努爾哈赤在一五八三年起兵之初，所謂的兵，不僅就是其家族治下的部眾，而且才剛剛過百;而鎧甲，更是僅僅只有祖上傳下來的的十三副。然而此時不僅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已經有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而且就連大明王朝，都已立國二百年有余。所以就是這樣一個連文字都沒有的滿清王朝，在遼東的大山溝里，就能閹割長城以南漢族地區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嗎?歷史顯然是不可能這樣的。所以即使滿清王朝曾經閹割了儒家思想，那么也只能是在入主中原之后。滿清王朝入主中原的過程，就是消滅李自成、張獻忠和南明政權而征服了漢民族的過程。一個人口眾多且有擁有儒家思想的民族，被一個人口極少的游牧漁獵的野蠻部落所征服，本身就證明了儒家思想的腐朽無能。因此歷史發展的必然，證明了大明王朝才真正是“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商，衢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因而才會被滿清王朝所征服。而造成大明王朝“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商，衢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而大明王朝又之所以會如此，只能是由于儒家文化的腐朽和無能，只能是由于儒家傳人的墮落與無恥。

　　儒家文化的腐朽，造成了大明王朝在已經出現了亡國危機的情況下，卻還是舉國一致地該貪污的，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貪污。該受賄的，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受賄。該爭權奪勢的，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爭權奪勢。該搶男霸女的，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搶男霸女。該橫征暴斂的，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橫征暴斂。該及時享樂的，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及時享樂，該“隔江猶唱后庭花”的，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隔江猶唱后庭花”。而該造反的，也還是一如既往地繼續造反。尤其是到了南明時代，在崇禎殉國、三桂背叛、滿清入關、李闖被逐，民族的生死存亡都已經到了危如累卵這種程度的情況下，闔朝的文武卻仍然還在爭權奪利不止。尤其是作為統領南明弘光朝所屬的最大一支軍事力量且又已經接受了南明政權所封的寧南伯爵位的原平賊將軍左良玉，為了與馬士英和阮大鋮等爭奪擁立之功，勾結東林黨人竟然以“清君側”的名義兵發南京，從而挑起了南明小朝廷內斗。而弘光朝覆滅之后又相繼建立了紹武政權的朱聿粵和建立了永歷政權的朱由榔這兩個明朝的宗室，在清軍大兵壓境的情況下，不僅不聯合起來共御外侮，而且還為爭奪正統地位而大打出手起來，大有“過把癮就死”之氣概。

　　一六四四年的中國，竟然同時出現了四位皇帝。山海關大戰失敗后，李自成撤回了北京。在清軍尾追不舍的情況下，李自成在匆忙撤出北京之前，草草地在武英殿舉行了登極大典，正式宣告稱帝;五月十五日，馬士英、阮大鋮、黃得功、劉澤清等裹挾著史可法等人擁立朱由崧在南京正式即皇帝位;而當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張獻忠也在成都正式稱帝，國號為大西。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和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造大明王朝的反，是兩種政治制度之間的較量;而大明、大順和大西政權對滿清政權的反抗，則是兩個民族、兩種文化之間的較量。在歷經十多年的造反之后，以李自成為代表的新生力量，終于打進了腐朽的大明王朝的都城，并逼死了崇禎皇帝;可是在滿漢兩個民族的這場較量中，不僅漢族人中的皇帝多于滿族人。而且三個漢族人建立的政權中每一個政權所屬軍隊的人員數量，也要遠遠地多于滿清政權的那支由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的老漢奸以及吳三桂這個新漢奸所組成的部隊的總和。可是一支軍隊的真正戰斗力，不僅在于官兵的數量，而且還更在于包括官兵的精神力量和戰斗意志等方面在內的質量。

　　一六四五年，駐守武昌的且已受封于南明政權的寧南伯左良玉為了與馬士英等人爭奪擁立之功，以“清君側”的名義盡起大軍，順江而下殺奔了南京。然而當大軍剛剛到達九江的時候，左良玉卻病死了。左良玉病死后，其子左夢庚在左軍將領的擁戴下，成為了左軍新的統帥。左夢庚在成為左軍新的統帥之后，繼續向南京進軍，然而卻在安徽銅陵被效忠馬士英的黃得功所部打敗，于是左夢庚只好退守九江。左夢庚退守九江期間，恰逢清軍統帥阿濟格追擊李自成所部途徑九江。盡管清軍并不是專為左夢庚而來，然而此時仍然還擁兵二十多萬的左夢庚卻被清軍的囂張氣焰嚇破了膽，于是不戰便率部投降了清軍。

　　滿清入主中原，是中原的華夏民族所遭遇到的又一場生死劫難。誓死抗清的八十萬揚州軍民，慘遭兇殘的滿洲八旗兵和漢奸兵連續十日的大屠殺;嘉定人民為了捍衛祖先流傳下來的漢族衣冠，竟然連續遭到滿洲八旗兵和漢奸兵的三次屠城。然而就是在這民族的劫難之中，號稱是明末三大儒的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卻竟然都能安然無恙并頤享天年。

　　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等之所以能夠成為儒學的一代宗師，就是因為他們在儒學上所具有的精深的造詣。特別是顧炎武，不僅在儒學修習上頗有建樹，而且還更是留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千古名言。

　　與販夫走卒等這樣的匹夫相比，顧炎武絕對夠得上是一個標準的儒家士大夫。然而當整個民族遭遇劫難之際，在父母之邦慘遭異族蹂躪的時候，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這三位大儒又是怎樣的一種具體表現呢?也許手無縛雞之力的那些大儒確實不具備身體力行地去抵抗滿清入侵的能力，但是身為一代儒學宗師，卻終不應該也喪失了伯夷和叔齊那樣“寧死不食周粟”的忠貞氣節吧。

　　自宋代開始，儒家讀書人便開始極力宣揚“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這種已經走入極端的忠孝節烈意識。而身為一代大儒，在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顧炎武不僅曾經甚是豪邁地說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豪言壯語，而且還更是發表過“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和“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等這樣的高論。

　　在人類社會進入了文明的歷史階段之后，對于禮義廉恥的重要作用和意義，不用做過多地解釋，相信每一個人都能略知一些。但是對于禮義廉恥究竟都應該包含哪些內容，長期以來卻又始終是莫衷一是。盡管顧炎武有過“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樣的高論，但是顧炎武卻同樣也沒有具體解釋士大夫的何種行為才算是國恥。然而對于任何一個民族的任何一個人來說，坐視國家政權亡于異族的入侵，就可謂是最大的國恥。也許是命運真的多舛，也許是上天為顧炎武降下的一個充分展示其責任意識和節操廉恥的最好機會，因而有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責任意識和發表過“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樣高論的顧炎武，卻竟然真的趕上了國家政權亡于異族入侵的那個時代。然而盡管不乏責任意識，雖然更具節操廉恥的這種觀念，但就是因為缺乏膽量，所以顧炎武也就只能坐視國家政權的滅亡。可是由于以前把話說得過大，于是為了自圓其說，因而顧炎武后來才又專門做了“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樣“精彩絕倫”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按照顧炎武這樣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那么無論是匹夫，還是儒家士大夫，也就都不必去為國家的興亡而承擔一絲一毫的責任了。千百年來，聰明的儒家讀書人就是這樣一方面通過拼命宣揚極端的忠孝節烈意識以便讓別人去踐行忠孝節烈。而另一方面，卻又總能為自己背離忠孝節烈的行為找到充裕的借口和理由來進行狡辯。

　　與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三人同處在一個時代，但在儒學造詣上卻遠遜于這三人的黃道周，在清軍進逼而手握重兵的鄭芝龍不肯發一兵一卒的情況下，為了保家衛國，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卻以六十歲的高齡，毅然帶領著一支由臨時招募的幾千民眾和十余匹耕馬所組成的軍隊，義無反顧地奔赴到了抗清的前線。而黃道周的夫人蔡氏，以一位老嫗之身，更是率領千余名婦女，毫無懼色地隨同丈夫走上了抗清的戰場。兵敗被俘之后，黃道周多次拒絕了清廷的高官厚祿的誘惑與洪承疇的親自勸降，大義凜然地走上了刑場。而在此期間，蔡氏則更是以“忠臣有國無家，勿內顧”這樣的家信，來鼓勵自己的丈夫。從明末的抗清英雄黃道周、夏完淳、張煌言與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這三大儒以及在此之前的岳飛與秦檜等在國破家亡的時候不同的表現上，相信任何人都不難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民族氣節和儒學造詣之間，往往總是成反比的。所以，不僅歷朝歷代的那些包括儒家學說創立者孔子在內的所謂的大儒，其實不過就是一些語言上的巨人與行動上的矮子，甚至就連儒家學說這一思想文化體系的本身，也不過就是靠一些口惠而不實的漂亮話支撐起來的，而根本就沒有任何必要的哲理聯系。有明一代二百年，倭寇的侵擾幾乎未斷。以至于戚繼光以國家正規軍高級將領的身份率領大批的國家正規軍去剿滅了幾個來自異國他鄉的海盜土匪，就都成為了光耀歷史的中華名將和民族英雄。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到“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曾經長期占據著我國統治思想的高位，儒家文化始終是我國的主流文化。這一切，無不是儒家傳人引以為豪之處。然而自儒家思想占據了我國統治思想的高位，自儒家文化成為我國的主流文化之后，我國的歷史總體上又呈現出了怎樣的一種狀態呢?

　　儒家文化創立自春秋末期的孔子之手，成熟于戰國的時期。到了戰國七雄爭霸的時期，除了秦國之外，其他的六國基本上都接受了儒家文化。在那個由于戰國七雄的相互征伐、互相吞并，的確是給當時的人民造成了極大痛苦的情況下。因此儒家文化所主張的“仁者愛人”和“仁政”思想，才會很快地就被大多數的人所接受。但是走向統一，是任何一個民族走向成熟，走向強盛都必須要經過的陣痛。然而這個道理，是那些把“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待之”奉為了金科玉律的儒家傳人兩千多年來所始終沒有弄懂的。因此這才會出現接受了儒家文化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卻竟然被沒有接受儒家文化的秦國一國所吞并的尷尬結局。

　　實現國家的統一，對內，可以消弭自相殘殺的戰亂;對外，能夠增強了抵御外來侵略的能力。歷史上，由于長期飽受戰亂的煎熬，所以中華民族的先民們甚至都發出了“寧為太平犬，不做離亂人”這樣的悲號。因此在我國，這才會形成追求國家統一的這種倫理。也正是由于歷史上的長期統一，所以這才會有我們今天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和十三億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不用說是沒有接受儒家文化的秦始皇第一次完成了我們中國的統一。而且其后的中國，也都是“百代皆行秦政制”。就連歷史上所出現的那些盛世，也更是根本就與儒家文化無關。這樣的歷史事實，不能不令長期占據了我國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倍感慚愧與尷尬。

　　在實現中國統一的過程中，秦始皇和他的先祖們不僅極為看低那些儒生、儒士。而且在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之后，秦始皇還更是搞了“焚書坑儒”的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而在其后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所出現的第一個盛世，是西漢時期的“文景之治”。開創了“文景之治”的漢文帝和漢景帝以及西漢王朝的創立者漢高祖劉邦，崇尚的都是的“黃老之學”而不是儒家思想。特別是漢高祖劉邦，對儒生更是一度極為厭惡，甚至都曾經做過摘下儒生的帽子而往里撒尿這樣對儒家思想極端侮辱的事。崇尚“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幾十年，使西漢王朝發展到了它的頂峰。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西漢王朝也就走上了下坡路;幾百年之后，由于不僅極其信奉道家思想，而且還更自稱是老子后代的李世民文征武討幾十年，這才創下了“貞觀之治”;而那個連兒媳婦都敢娶的唐玄宗，更是由于沒有去信奉儒家的“父父子子”那一套，因此這才開創了“開元盛世”;而持續時間最長的“康雍乾盛世”，根本就是儒家傳人眼中的夷狄所創造的。

　　一個民族的發展強盛，主要就應該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國土的拓展，二是自然科學技術的進步，三是人口的繁衍。

　　從秦始皇第一次統一中國到明朝立國，我國的國土面積始終沒有多少固定的拓展。明成祖雖然曾經率軍五次遠征蒙古高原，但終究未能建立起有效統治。而到宣德九年(一四三四年)正式廢除了奴兒干都司之后(始設于永樂七年，即公元一四○九年)，明朝的疆域不僅基本上就和秦始皇第一次統一中國時的范圍差不了多少，而且北部邊疆還向南大有收縮。這真是“罐里養王八，越養越抽抽”;自然科學技術不僅僅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也更是人類之間征服與反征服的能力。由于儒家文化是一種極端追求官本位而又極端鄙視勞動創造的文化，所以自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自儒家文化成為了主流文化之后，我國科學技術的創新發明，基本上就局限在了“四大”上。此外，就再也很難找出其他。而就是這僅僅的“四大發明”，也更是根本就與儒家文化無關;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我國歷史發展最可圈可點的，就是人口的繁衍了。據一些學者研究分析統計，明朝末期的人口，已經達到一億五千萬左右。但是由于同期的國土沒有拓展，所以人口的繁衍對于大明王朝來說，不僅不是福音，反而還成了災禍。明朝末年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而導致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加劇，引發了李自成、張獻忠等人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而農民起義所造成的民族內亂，又給滿清王朝入主中原創造了條件，從而不僅導致了中原漢民族的再次挨打受辱，而且還更是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最為慘痛的一次挨打受辱。

　　由于儒家思想成為了統治思想，由于儒家文化成為了主流文化，因而使我們中國完成了儒化。然而儒化后了的中國，卻開始了總是挨打。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受儒家文化“坐而論道”與只說不做的惡習以及對個人生活窮兇極欲追求的惡劣影響，導致了中國人的性格變得非常的懦弱。

　　宋仁宗慶歷元年(公元一○四一年)，見立國僅僅只有四年的小小的西夏王國不僅敢于入侵堂堂的大宋王朝，而且還竟然占據了大宋王朝的洮西之地。于是當時正居住在陜西的年僅二十一歲而后來卻成為了我國古代大思想家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便向時任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兼延州知州并協助主帥夏竦主持陜西軍事防務的范仲淹，呈遞上了自己的一份建議。在這份名為《邊議九條》的建議中，張載不僅具體地提出了如何防范西夏軍事入侵的詳細計劃，而且還更是提出了要聯合焦演等人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接到張載的上書之后，范仲淹在自己的軍府召見了張載。然而范仲淹召見張載的目的，可并不是要聽取張載的具體建議或與張載商議如何抵御西夏的軍事入侵以及怎樣收復失地，而是卻用“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這樣的道理，去教育開導年輕的張載不必去關心國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嚴而應該去追逐個人的功名利祿。而且追逐個人的功名利祿，只要遵從孔孟之道也就足夠了。在對張載進行了這樣一番詳細認真而耐心地開導之后，范仲淹還特別勸導張載要多去讀《中庸》一書。

　　對范仲淹教育開導張載的“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這句話，《宋史》中不管是《范仲淹傳》，還是記載了張載生平事跡的《列傳一百八十六·道學一》里，都沒有給出具體的解釋。然而根據對字意的理解和談話時的語境以及其后張載的人生歷程，今天的人們是否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去這樣理解：一是面對夷狄的入侵，自有儒學這個名教就足可以保護那些苦讀儒學的人安居樂業，所以既用不著進行武裝反抗，也更不用像你這樣“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年輕人去關心;二是你們年輕人想要出人頭地、名垂青史并從中享受人生的樂趣，大可不必通過維護國家利益和捍衛民族尊嚴這樣的途徑來謀取，而只要刻苦研習儒學這個名教也就足夠了。

　　在對張載進行完了這番教育開導之后僅僅兩年的宋仁宗慶歷三年九月(公元一0四三年)，范仲淹就被宋仁宗先后任命為了副樞密使和參知政事并召回首都主持“慶歷新政”去了。然而就是在被敵人都譽為是“胸中自有甲兵數萬的小范老子”的范仲淹所主持的“慶歷新政”期間，北宋王朝卻不僅以每年白白送給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三萬斤，而且每年還要在各種節日給西夏銀二點二萬兩，絹二點三萬匹，茶一萬斤這樣的屈辱條件，才換來了西夏停止對北宋王朝的軍事入侵。可能就是由于“慶歷新政”期間所發生的這起如此惡劣的喪權辱國事件，因而招致了人們對“慶歷新政”的詬病。所以在慶歷五年初，宋仁宗就下詔廢除了范仲淹所主持制定的一切新政措施。至此，歷時僅僅一年零幾個月的“慶歷新政”就不僅宣告徹底失敗，而且就連范仲淹本人，也被罷黜了參知政事之職而先是被貶到陜西的那州，后來又調換到了河南的鄧州作知州。

　　北宋和南宋這兩個王朝，是我國歷史上令人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的兩個王朝。南北兩宋時的經濟和文化，在我國歷史上都處于高度發達的階段。尤其是南北兩宋時期的思想文化的發展，還更是被我國近現代的兩位儒學大師王國維和陳寅恪雙雙譽為是我國思想文化史上發展的最高峰。然而南北兩宋時期，卻也是華夏民族蒙受民族恥辱的最高點。這種奇怪的現象，其實就是由于南北兩宋時期思想文化的畸形發展，從而使華夏民族的性格發生了畸形的改變才造成的。

　　南北兩宋的時候，儒家的思想與文化發展到了它自創立以來的最高峰。這個最高峰應該有兩方面的明顯含義。一是作為一種統治思想，它的理論性和權威性都達到了自它產生以來的最高峰。二是作為一種文化，尤其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它的普及程度更是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就像范仲淹用以教育和引導張載的“儒者自有名叫可樂，何事于兵”的這個理論那樣，儒家文化中不僅包含了太多的鼓勵、甚至是慫恿人們如何去追逐個人利益的理論，而且還更是富含教育和引導人們如何去實現個人的趨利避害這些因素。就是在這種都發展到了有史以來最高峰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之下，因而南北兩宋時期不僅作為民族中堅力量的儒家讀書人大多都養成了“瘸子打圍坐著喊”的這樣習慣性的思維方式，而且全民族的人也都普遍養成了追逐個人的趨利避害的這種習慣性的行為方式，于是民族的性格也隨之發生了畸形的改變。人人都去追逐個人的趨利避害，那么必然也就不會有多少人再去關注民族整體的利害。尤其是認為“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這種儒家理論，根本就沒有民族整體利益的這個觀念。所以華夏民族盡管人口眾多，但不過就是一盤毫無凝聚力的散沙而已。一盤散沙似的民族再加上散沙中的每以個個體由于過度講求如何達到趨利避害而普遍又都養成了十分懦弱的性格。這樣的民族不挨打，這樣的民族不蒙受民族屈辱，那反倒是奇了怪了。

　　北宋的名臣范仲淹，不僅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而且還更是以“胸中自有甲兵數萬”，而被譽為了是我國古代杰出的軍事家。因此科舉出身且又“文武全才”的范仲淹，才堪稱是兩千多年來儒林中少有的驕傲。特別是他的那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千古名言，不僅成就了他自己的百世英名，而且還更是標志性地成為了自他之后的儒家士大夫引以為豪的所謂的“士子情懷”。然而盡管范仲淹的這兩句名言確實能令人從心底里產生一種豪情和強烈的責任意識，但是凡中國人卻更懂得，衡量一個人，不僅要看他表面上怎么說，而且還更要看他實際上怎么做。

　　上陣殺敵、反抗侵略、保民平安、保國安寧，不僅要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而且還更要憑籍著頑強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強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氣。頑強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強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氣，只能是來至于對國家和民族深深的熱愛和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可是范仲淹統御下的征戰于殺敵保國疆場上的大宋王朝西北邊防軍的士兵，卻在范仲淹用儒學這個名教的哺育下，每個人的眼中不僅沒有噴射出復仇的怒火，反而卻個個還都飽含著辛酸的“征夫淚”。一般的男兒有淚還尚不輕彈，更何況是殺敵保國的“征夫”。滿眼含淚的男兒如何能夠成為頑強不屈的“征夫”，而只能算是一個唯唯諾諾的悲夫。這樣的“甲兵”不用說還只是存在于范仲淹胸中的，就是現實中實實在在存在的，又何能殺敵保國。因而我國歷史上在北宋王朝時期發生了“靖康之恥”這樣令中華民族永遠洗刷不盡的恥辱之事，也就在所難免了。

　　由于接受了范仲淹的“儒者自有名叫可樂，何事于兵”這樣的教育開導，從此，年輕的張載就把他的畢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對儒學的研習中。所以張載不僅在后來的科舉考試中考中了進士，而且還更是成為了宋明理學奠基人之一的一代大儒。在北宋王朝的時代，不僅張載個人在儒學方面的修習卓有成效，而且就連儒學也更是整體發展到了理學的這一高度。然而無論儒學如何發展，不管有多少人在研習和發展儒學的方面都取得了什么樣的卓越成效，但是北宋王朝卻是該挨打還是依然挨打，該靠花錢買平安還是依然要靠花錢來買平安。南北兩宋的三百多年來，盡管整個民族沒有被打死，可是民族尊嚴卻也因此而喪失殆盡了。一個沒有民族尊嚴的民族若想茍活下去，那就只能靠磨練出一張厚臉皮來進行自我安慰了。由于整個民族都長時間地生活在一種茍且偷生的狀態下，所以一代接一代的阿Q，也就由此開始大量地產生了。

　　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在民族尊嚴遭到嚴重踐踏之時，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張載奮不顧身地站了出來，要以自己的血勇和赤誠來保衛自己的父母之邦，來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然而在范仲淹如此的開導之下，張載最終沒有能夠踏上保家衛國和以雪民族之恥、以報民族之恨的征程，而卻是走上了讀書做官的孔孟之道。一個熱血青年的血性，就這樣被毫無血性的儒家文化給無情地徹底閹割掉了。所以盡管從此儒家文化在其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又多了一個被儒家傳人尊稱為是“橫渠先生”的一代大儒和經典名言“橫渠四句”，但是中華民族卻也極有可能因此少了一位能夠安邦定國的強悍軍事統帥。雖然這個大儒也不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宏圖大志，但是一個喪失了血性之人的豪言壯語中，又能含有多少真正的血性?一個缺少血性之人，又如何能迸發出真正氣壯山河的氣概?缺少血性的豪言壯語和氣概，又能為我們這個長期以來就缺少血性的民族，補充多少的血性?

　　年輕的張載從一個有志青年成長為一代大儒的經過，也是北宋王朝不僅正蒙著巨大的民族屈辱，而且還更時刻面臨著來自遼國和西夏兩方面的侵略戰爭威脅的過程。張載在從一個有志青年成長為一代大儒的過程中，盡管不僅樹立起了要“為往圣繼絕學”的萬丈雄心，而且還更是立下了要“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圖大志。然而張載以及他在范仲淹的開導下所鐘情的儒家文化，卻不僅沒有為中華民族開出萬世的太平，而且就連為張載所生活和儒家文化所發展到最高峰的那個由于屢屢挨打而蒙受了巨大屈辱和無數苦難的北宋王朝，也沒有開出半世的太平。如果說張載在說出要“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的時候，由于他正處在一個太平的年代，從而才使他失去了“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機會。可是在張載喊出了這句豪言壯語的時候，他所生活的那個北宋王朝卻一直都生活在嚴重的外來威脅之中。并且由于嚴重的外來威脅，還更是給整個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恥辱。可是此時的張載卻再也沒有像年輕時那樣奮身而起，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保家衛國，來捍衛民族尊嚴，來為民族開出一世、哪怕是半世的太平。可見，一個人一旦成為了一個儒者，尤其是成為了一個學有所成并業有所為的大儒，其消磨掉的只能是一個人的血性，而增長的卻只是嘴上的功夫和臉皮而已。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地認識儒家文化，那就必須要與華夏民族儒化后兩千多年的歷史結合起來，而絕不能只就儒家文化本身的說教，去認識儒家文化。

　　就在范仲淹用“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這樣的道理在開導張載的時候，不用說北宋王朝還正面臨著西夏入侵這樣嚴重的民族生存危機，而且自公元一○○五年北宋王朝以每年給契丹遼國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一○四二年，遼乘北宋同西夏交戰的時機，以戰爭威脅的方式。逼迫北宋王朝將每年給遼的歲幣從白銀十萬兩增加到二十萬兩，絹從二十萬匹增加到三十萬匹)這樣屈辱的條件與契丹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起，北宋王朝就始終生活在契丹遼國的戰爭威脅之下。特別是公元一○四三年的與西夏的議和，北宋王朝為了和平，盡管蒙受了每年不僅要白白送給西夏歲幣絹十三萬匹、白銀五萬兩和茶三萬斤，而且每年還要在各種節日給西夏白銀二點二萬兩，絹二點三萬匹和茶一萬斤這樣的屈辱，但是這種屈辱的和平也不過僅僅維持了二十年。公元一○六四年，西夏這個蕞爾小國就開始了再次侵宋。

　　“無志者才常立志”，無志者的立志，也不過就是像張載那樣的嘴上說說而已。而作為張載這個一代大儒引路人的范仲淹心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憂的又能是些什么?依當時的情況看，凡中國人，最大的憂，就應該是民族的生存和尊嚴之憂。可是縱觀范仲淹的一生，尤其是他在主持“慶歷新政”期間，似乎并沒有為民族的生存和尊嚴而感到過多少擔憂。而且即使是曾經擔憂過，但身為副宰相的范仲淹卻又是如何去解憂的呢?北宋王朝不僅不缺少“杜康”，而且還有更多得的銀、茶、絹，但就是嚴重缺少了民族血性。

　　北宋和南宋，不僅是被王國維與陳寅恪這兩位我國近現代的儒學大師雙雙譽為是我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最高峰的時期，而且南北兩宋時期的經濟，更是被國內外史學界所公認的商品經濟都處在我國歷史上高度發達的階段。思想文化的發展，不僅必然會帶來人們的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振奮、意志的頑強和性格的強悍等。而且商品經濟的發達，也必然又會帶來物質力量的強大。然而南北兩宋覆亡的時候，卻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所經歷的有史以來最為悲慘與最為屈辱的時代。一個民族，當它在物質力量十分強大的時候，當它在思想文化被有的后人譽為是發展到了歷史的最高峰的期間，卻能被異族所打敗。這樣的悲慘結局，只能是由于它的這種政治統治思想和主流文化所造成的。當一種思想文化在它發展到了最高峰的時候，卻反倒把承載它的那個民族領進了由于國家政權亡于異族的入侵從而陷入到了慘遭異族踐踏的最為苦難的深淵。這樣的思想文化，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能把這種思想文化的發展捧為我國歷史上思想文化發展的最高峰的人，又能是些什么樣的人?這樣的思想文化對我們中華民族又能有什么用?傳承這種文化的人對我們中華民族、尤其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又能有什么用?因此，像南北兩宋覆亡時所出現的“靖康之恥”和“崖山投海”這樣極其悲慘的歷史結局，其實就是那種沒有戰略上的智慧而卻只有極端自私、極端利己內容和投機取巧理論的儒家文化發展到最高峰時，所必然要造成的一種惡果。其實就是能把這種沒有戰略上的智慧而卻只有極端自私、極端利己內容和投機取巧理論的儒家文化奉為圭臬的任何一個民族，都必然逃脫不了的一種歷史宿命。

　　如果說儒家文化“坐而論道”和只說不做的惡習對我們中國人性格的改變影響極大，那么儒家文化所講求的那種窮兇極欲的生活方式對我們中國人性格的改變所起的惡劣作用，也同樣不小。一個對個人生活都追求到了窮兇極欲程度的人，幾乎不可能為國家和民族主動做出犧牲的。

　　據南宋人羅大經所著的《鶴林玉露》一書記載，宋徽宗時期的宰相蔡京被革職查辦之后，一個土財主花重金買來了原來蔡京家中“包子廚”的一個廚娘做妾。將這個廚娘買來納為小妾之后，有一次這個土財主想要吃這個小妾親手做的包子，以感受一下蔡京的生活品味。可盡管土財主非常迫切地想要感受到蔡京的生活品味，可是這個小妾卻說她不會做包子。看到土財主對此感到不解，于是這個小妾繼而又進一步這樣解釋到：“蔡京家有多個廚房，每個廚房又各司其職，包子廚專門負責做包子。但包子廚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同樣也是每人各司其職。剁肉、拌餡、發面、揉面、捏包子、上屜、燒火等都由專人去做。而我由于專門負責給包子餡中的蔥絲鏤刻花紋，因而不會做整只的包子。”

　　蔡京在我國同樣也可謂是家喻戶曉，只要是看過或聽過《水滸傳》，那么就不可能不知道蔡京。蔡京不僅是宋徽宗時期的宰相，而且還更是宋神宗熙寧三年的科舉考試狀元，是我國歷史上一位非常出色的儒家讀書人。不僅文章出色，而且書法更佳。而也正是由于熟讀了儒家的經典，所以蔡京才能得中狀元，才能當上宰相，才能將生活享受到了如此極致的程度。然而盡管蔡京是如此地熱愛生活和極會享受生活，但是如果不是由于掌握著國家的公權力而能夠大肆地進行權錢交易和貪污受賄，蔡京又如何能將生活享用到如此極致的程度。所以，盡管《水滸傳》里所描寫的梁中書搜刮了十萬金珠寶貝給他的岳父蔡京祝壽當然是假，然而蔡京貪污受賄那可一定是真。

　　蔡京不僅是北宋末年與高俅、童貫、楊戩齊名的四大奸臣，而且更是位列四大奸臣之首。而這四大奸臣的窮兇極奢和弱智，又是導致北宋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北宋時期中國人的人欲極度泛濫而最終導致“靖康之恥”的發生，所以南宋大儒朱熹這才主張要“存天理、滅人欲”。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思想，在當時對我們中國人性格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這才與北宋滅亡時出現的“靖康之恥”這樣的民族屈辱相比，發生了南宋滅亡時“崖山蹈海”這樣的民族悲壯。

　　魯迅曾經這樣說過：“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而也只有敢于直面慘淡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猛士。一個民族也只有敢于直面慘痛的過去，才能從中吸取真正的教訓;只有敢于面對慘淡的現實，也才能勇于去改正即已發生的錯誤，也才有可能走向輝煌的未來。

　　兩千多年來，由于儒家傳人的肆意歪曲，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無不相信秦朝的覆亡是由于秦始皇不行仁政。秦始皇的確是沒有行仁政并為了修長城、修馳道、修直道、修皇陵、修皇宮而橫征暴斂。然而秦始皇橫征暴斂所得的一部分，卻是用來修成長、修馳道、修直道等這些用來保護本民族免遭外來侵略的軍事作用上了。保護本民族免遭外來侵略，不僅是任何的一個統治者，而且也是一個民族中的任何一個男兒義不容辭的天職。然而由于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沒有形成民族和民族整體意識的概念，沒有開疆拓土的雄心壯志，因而這才導致我們中國人長期以來不僅只有個人與個人利益的觀念，而且還更是紛紛做著“耕讀傳家久，詩書濟世長”和“茍富貴，莫相忘”這樣“低檔次”的耕讀夢、致富夢或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高檔次”的王侯夢，而就是沒有人去做強國夢和愛國夢。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即使是在匈奴這一強敵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前往漁陽戍邊的陳勝和吳廣等九百多戍卒，這才會在保家衛國的征程中揭竿而起，率先發動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大起義。

　　一六四四年，由于李自成的起義軍攻占了北京并逼得崇禎皇帝上吊身亡，從而不僅給漢奸吳三桂勾引清軍入關制造了機會，而且還更是給漢族人留下了“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這樣永遠無法洗刷干凈的民族恥辱。

　　明朝末年的時候，發生了一場不僅時間長達十幾年，而且還更是逼死了崇禎皇帝的農民大起義。從一六二七年陜西白水縣農民王二率先領導數百農民殺死了知縣張斗耀為開始，拉開了這場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明末的農民大起義，經過數次大的起落，到后來形成了以李自成和張獻忠領導的兩支農民軍。

　　李自成早年曾經當過驛卒，被明朝政府裁撤之后，由于沒有了生活出路，于是便也開始了殺官起義。起義之初，李自成沒有獨樹一幟，而是投奔了他的舅舅，也是當時一個甚有名氣的起義領袖高迎祥。

　　農民起義盡管來勢洶洶，但是明朝政府的鎮壓可也絕不手軟。經過明朝政府的嚴厲鎮壓，農民軍紛紛潰敗，高迎祥被俘之后，遭凌遲處死。而李自成也被打得不得不率領幾萬人的殘部，逃到當時被稱為是西番地的甘肅與青海的交界地帶。

　　幾乎與我們中國人因為生活所迫而同室操戈不止的同時，一六二○年的九月十六日，一百零二名英國的清教徒也同樣由于為生活所迫，于是在牧師布萊斯特的帶領下，乘坐著一艘船名為“五月花號”的漁船，從英國的樸茨茅斯港啟程，在經過了長達兩個多月的航程之后，到達了北美洲并在上岸之前，由船上的四十一名有自由身份的成年男人共同簽字制定了“五月花號公約”。英國人向北美洲有組織地進行殖民并制定了“五月花號公約”之舉，不僅為當時的大英帝國開辟出了廣袤的新國土，而且還更是為后來美國的強大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西番地靠近萬里長城，屬于是明朝的邊境地區。如果當時李自成只要向西再跨出一步出了嘉峪關，那么不僅就極有可能為后世的中華民族開辟出一塊廣闊的新天地，而且還更有可能避免今天“疆獨”的出現。然而可能是出于對“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干。前看戈壁灘，后看鬼門關”這種情景的畏懼，所以李自成沒有再繼續向西，而是掉頭向東殺向了北京。最后不僅逼得大明王朝的崇禎皇帝上吊自殺，而且還更是直接導致了滿清的入主中原，從而上演了一出如郭沫若所說的那個“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每每回顧到此，每個中國人都無不扼腕嘆息。然而嘆息也終歸只能是嘆息，腐朽無能的儒家文化造成了我們中國人認識問題的能力，也就只能是如此。而也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李自成才沒有能夠再跨出向西的那關鍵的一步。

　　不僅對于明末農民大起義，而且對我國歷史上所發生的所有的農民起義的原因，以往解釋大多都認為是由于自然災害頻發和階級壓迫與階級剝削太重，從而導致廣大農民活不下去才造成的。這種解釋非常正確，但又是什么原因才造成了我國歷史上的階級壓迫與階級剝削太重呢?

　　的確，不僅是在古代，即使是在今天，我國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問題，也同樣極為深重。而我國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之所以會如此深重的原因，除了由于統治階級喪失人性且歷來又懼外欺內而往往造成我們中國的窮人要遭受雙重的剝削和壓迫的這個原因之外。因為人口太多而導致的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為了生存而形成的內部競爭，進而造成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又失去了一種低烈度的抗拒剝削和壓迫的有效手段，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在舊中國，每當長工們向地主提出增加一點工資的要求時，地主們往往都會以“愛干不干，不愛干就滾蛋。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可有的是”這樣的說辭來加以斷然拒絕。同樣在今天，不用說那些身無長技的農民工沒有與老板協商工資多少的權力，而且就連那些大學畢業生，在如今就業越來越難的狀況下而為了能夠就業，不是也一再地主動降低了工資的標準嗎?

　　受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的影響，我們中國人的生育能力是較強的。而由于受儒家文化中傳宗接代和多子多福這種思想的影響，我們中國人的生育欲望，那是更強的。所以，只要沒有出現大的戰亂，我國的人口在五、六十年的時間里就能翻一番。特別是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國的人口更是在三十年的時間，就翻了一番。然而在農業經濟的狀態下，由于土地就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因此，人口的增長速度過快與沒有開疆拓土的能力，一直構成了我國社會兩千多年來的主要矛盾。

　　自春秋末年奴隸制開始瓦解開始，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我國古代農民的身份在法律意義上講都是自由的。而只要人的身份是自由的，那么如果從單純的法律意義上來看，就是你有壓迫我和剝削我的自由，可我也有不接受壓迫和剝削的自由。你有良田千頃因而具有剝削我的條件，可我卻也有不去為你耕種而拒絕接受你剝削的權利。為了生存，那么中國人是不是可以到荒涼無人處，開荒種地而自耕自食。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這樣的情況往往是不存在的。由于人多地少，我國早就沒有了這樣的世外桃源。盡管有些長工由于被東家辭工而在不得不卷鋪蓋卷走人的時候，往往也會丟下這樣的一句硬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可實際上盡管中國雖大，但卻早已是人滿為患，故而是此處不留爺，竟然還真的就沒有留爺處。盡管對于個人來說，真的是此處不留爺，就沒有留爺處。而若想得到收留，那就只能還是要去給地主抗長活，還是要去接受壓迫，還是要去接受剝削。因此我們中國人很早就總結出了“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這一現象。但是對于整個漢民族來講，在當時的那種歷史狀態下，那可就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了。然而海雖闊，天雖高，那可只是對魚和鳥而言的。人不僅飛不起來，而且如果掉到海里，還一定會被淹死。漢民族的先民們卻由于受認識問題能力不足而造成的視界的限定，不僅只知眼睛向內，而且還更認為是“天下的烏鴉一般黑”。所以這才造成了在實在活不下去的狀況下，總是不約而同地選擇鋌而走險地去造反，而就是沒有想到到別處去開辟一塊新天地。就是由于受故土難離和衣錦還鄉以及儒家文化中的“孝”等這些腐朽文化觀念的束縛，故而漢民族的先民們也的確是不具備放眼天下的目光并更缺少開疆拓土這樣的雄心壯志和進取精神，于是這才導致了我國的歷史總是在同室操戈的這個周期律里打轉轉。特別是當歐洲各國的十字軍早已開始了東征之后，而我國的鐘相和楊幺們，卻還在由于金兀術的大兵屢屢入侵而故國山河一片破碎的狀態下，卻仍然還在自家的那一畝三分地里幻想著要“等貴賤，均貧富”哩。就是由于我國的古人歷來是只知道在自己的家里瞎折騰，因而才造成了如今后世子孫所面臨的這種局促的生存環境。今天，艷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那種生存環境的中國人，有沒有抱怨過自己的那目光短淺的祖先呢?而祖宗如果地下有知的話，也一定會為當年自己的目光短淺和沒有雄心壯志而感到慚愧的。

　　只知眼睛向內的這種認識，導致了我國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異常的殘酷。異常殘酷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往往又會引起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異常強烈地反抗。而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反抗，從來又總是招致剝削和統治階級異常殘酷地鎮壓。像“四·一二政變”所發生的那樣一場大屠殺，使多少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血，都因此而流干了。長期不斷的內耗，不僅釀成了中華民族悲劇般的歷史，而且也更大傷了中華民族的元氣，造成了民族素質的越來越低。而民族素質越低，也就越要挨打。而為了防止挨打，我國歷史上的許多王朝，都不得不修筑長城。而修筑長城，無疑又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盡管如此，為了防止挨打，也不得不修。而緩解修長城與加重人民負擔的這一矛盾，不僅需要國家給人民一個合理的解釋，而且人民也應該通過提高自己的認識來提升自己奉獻的精神。

　　今天的中國人不僅早已習慣了把能夠捍衛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尊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譽為是鋼鐵長城。而且每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更是義無返顧地要“把我們的血肉筑城我們新的長城”。但是在現代化戰爭的條件下，如果沒有“兩彈一星”，鋼鐵長城一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可能都還不如秦始皇留下來的那道土長城。兩千多年來，長城對我們中國起到了任何力量都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那些不僅奸懶饞滑，而且更毫無民族責任意識的當年儒家傳人和如今的文人精英在記述、尤其是在總結歷史的時候，卻一口咬定秦始皇是不行仁政修長城，毛澤東是不懂經濟、不搞經濟建設而專搞“兩彈一星”。在那些儒家傳人和文人精英的眼中，行仁政，就是政府要輕徭薄賦，不修長城養美女;懂經濟，就是國家要多消費，少積累，吃光用光奔小康。我國歷史上的劉邦和唐太宗，尤其是宋徽宗和宋欽宗等倒是很懂經濟，可是他們卻不僅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中的一部奉獻給了侵略者，而且還要搭上一些美女。是用修長城和搞“兩彈一星”的反抗行為來捍衛民族的利益與尊嚴，還是用送金錢、送美女、當二奶的屈辱做法來維護國家的平安，相信每一個哪怕還只有那么一點男兒血性的中國男人，都會做出正確的選擇。然而這個正確的選擇，相信在理論上任何人都不難做出。可是在實際過程中，對由于在沒有形式邏輯而又充滿了實用主義毒素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兩千多年而導致目光短淺且又膽小懦弱的我們中國人來說，往往卻是只有在事到臨頭的時候，才能夠做出的。就是由于往往直到事到臨頭的時候才能夠看清事物的本質，所以我們中國也才總是“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長期以來，由于把持著話語權的儒家傳人依據儒家文化的價值理念對歷史事件顛倒是非的解讀，對歷史經驗和教訓胡編亂造的總結，造成了我們中國人的認識能力越來越不足。

　　對于第一次統一我國的秦王朝迅速覆亡的總結，應該以西漢賈誼的《過秦論》最負盛名了。然而賈誼卻在當時的西漢王朝為了民族的生存而不顧民族的尊嚴正采取屈辱的和親做法情況下，置當年秦始皇修長城，是在匈奴侵略的巨大威脅下，為了保護民族的生存和捍衛民族的尊嚴而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于不顧，片面地認為秦王朝的迅速覆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兩千多年來，《過秦論》一文始終傳誦不衰。作為重要的文言文選編，該文至今還列在我國高中的語文教材之中。作為一篇散文，該文氣勢恢宏，一氣呵成;作為一篇史論文，絕大多數的人更是認為此文很有說服力。然而遍觀此文，不必去結合歷史，僅是在邏輯上，該文就有許多不通之處。既然已經“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那何必還“乃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這豈不是典型的倒因為果?

　　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本是孔子在兩千五百多年之前創立的。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在創立之初，不僅符合那個時代的需要，而且也能引領那個時代的發展。然而由于后世的那些儒家傳人不顧客觀實際的變化與發展而把孔子的那些毫無內在邏輯關系的只言片語，當做是了經典而不敢超越，因此這才不僅阻斷了儒家文化自身的發展，而且也更是導致了自己的認知能力越來越低下。特別是在孔子的“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待之”這種思想的教導下，儒化后的中國，不僅徹底喪失了如賈誼在《過秦論》里所指出的“及至始皇，奮六世之余烈”那樣的完整長遠發展戰略，而且還更是形成了不知內外有別，不知是非對錯，不知尊嚴羞恥，不知曲直善惡，對內如狼，對外如羊，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劣根性。

　　和親的這種做法，本是歷史上中原漢民族在面臨外敵入侵時，由于無力抵抗而尋求民族自保的一種無奈之舉，是全體漢族男性的恥辱。對此，晚唐詩人李山甫早有詩云：“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然而千百年來，一代一代的儒家傳人卻不僅硬是把它贊頌為是傳播了友誼，而且還通過對歷史的意淫而意淫出了一部部像“唐蕃合同為一家”這樣的“公主的神話”。

　　歷史堆積成了現實，現實又奠定了未來發展的基礎。正確地總結歷史，是為了使后人能夠從中接受教訓，吸取經驗，增長智慧。然而由于儒家傳人不僅總是在意淫歷史，而且還更是不斷地對歷史進行胡編亂造。從而使后人由于無法從前人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于是這才總是不斷地在重復前人的錯誤。正是由于看到了儒家文化的不足和儒家傳人的危害，所以毛澤東才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要結合對林彪的批判而同時批孔。然而隨著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否定，孔子又被請回來了。而隨著孔子被請回來，中國人的認知能力馬上就出現了問題。不僅在國際上落入了美國人的陷阱，而且更是導致了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分裂問題的發生。

　　人類的發展歷史，既是一部不斷征服自然的歷史，也更是一部各民族之間不斷征服與反征服的歷史。在外有強大敵人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只有制定出一部完整長遠的發展戰略，才能有尊嚴地生存下去。從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文景之治”，到漢武帝的對匈奴大規模的軍事反擊，就充分反映了西漢王朝早期的這種完整長遠的發展戰略。而如果不是有后來漢武帝對匈奴進行的幾次大規模主動軍事反擊，“文景之治”也就沒有了任何可夸耀之處。只是后來由于受儒家傳人的蠱惑，漢武帝不僅放棄了對匈奴進行軍事反擊的這個長遠戰略，而且還更是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做法。漢武帝的這些做法，不僅導致了后世的中國總是挨打，而且還更使原來只是儒家傳人所特有的那種劣根性，又傳染給了大多數的中國人。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發動了肢解我國的“九•一八事變”。然而當時我國的當政者蔣介石由于既沒有看透日本必欲滅亡我國的野心，也更是出于內外不分的這種本性，所以不僅沒有抵抗日本對我國的侵略，反而還加緊了對工農紅軍的圍剿。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又發動了“一•二八事變”。因為我國的當政者們還是沒有看透日本必欲滅亡我國的野心，所以在十九路軍稍事抵抗之后，最高當政者便屈服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日軍發起了進攻熱河之戰。由于我國的當政者們更是沒有看透日本必欲滅亡我國的野心，故而在進行一番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就又屈服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軍又策動了“冀東事變”，造成了通州、寶坻、香河等冀東地區的二十二個縣宣布脫離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而獨立。由于我國的當政者們繼續沒有看透日本必欲滅亡我國的野心，因而對此事幾乎就是置之不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又發動了“七•七事變”。而此時的中華民族由于已經到了無處可退的“最危險的時候”，于是這才“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二○一二年九月，面對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慫恿下欲圖以國有化的方式來霸占我國領土釣魚島的猖獗行為，盡管政府對此沒有做出強烈的反應，但是三十年來被私有化改革幾乎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而都沒有敢發出任何怨言的我國社會底層的人民群眾卻憤怒了，像韓德強等這樣幾乎手無縛雞之力的愛國學者們憤怒了，為了宣示中國人民的愛國力量和堅決捍衛民族利益與民族尊嚴的決心，于是他們高高地舉起了毛澤東的畫像，掀起了保衛釣魚島的民眾大示威。從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保衛釣魚島，不到七十年的時間，中華民族就又要開始“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了。

　　看看直到如今每逢“五•三”、“七•七”、“八•一三”和“九•一八”等日子全國各地仍然還紛紛涌到到紀念館和遺骨館或是殉難碑前血淚控訴或是咬牙切齒地痛罵當年日本鬼子暴行的那些同胞，想想前不久才離去的萬愛花等當年的慰安婦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想到，盡管如今不可能再像當年的唐太宗李世民那樣要替子孫后代把仗都打完，但至少也要努力做好我們這一代人的事，以便給子孫后代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從而絕不讓某一代的中華民族子孫也像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這樣，一年之中要對當年的日本鬼子進行多次的血淚控訴或是咬牙切齒地痛罵。然而做好我們這一代人的事情，首先就應該正確地總結我們的歷史并真正地吸取歷史上的慘痛教訓。而反思與總結歷史，既要認真反思和總結歷史事件發生變化的結果，也更要認真反思和總結歷史事件發生變化的過程。

　　兩千多年來，我國的歷史幾乎都是由當年的儒家傳人和如今的文人精英所記載并總結的。然而當年的儒家傳人和如今的文人精英卻出自他們的那種奸懶饞滑的本性，不僅非常擅長意淫，而且還更是記吃不記打。正是由于為了吃而不怕羞，甚至是不怕打，所以他們才不僅要妖魔化修長城的秦始皇，而且還更要肆無忌憚地妖魔化搞出了“兩彈一星”的毛澤東。

　　實事求是地回顧歷史并從中找出成功與失敗的原因，那是總結;而過于強調客觀方面的因素并刻意掩飾主觀方面的不足，就只能算是意淫。總結歷史是為了找出失敗的原因和成功的經驗以修正未來的發展方向，而意淫歷史只能導致精神麻醉而沉浸在歷史的錯誤之中。手淫多了傷身，意淫多了傷神。就是由于對自己屈辱的歷史意淫的太多，從而導致有的人精神受到了嚴重的傷害，所以有的中國人這才總是陷于精神麻醉和弱智之中。而導致中國人精神麻木和弱智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毒害。所以儒家文化如今剛一復興，中國人的精神就開始麻木，中國就要受辱，中國就要挨打。也許是歷史的必然，也許是巧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才宣布要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中國就設立了東海防空識別區;十一月二十六日，習近平總書記剛一拿起《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這兩本書翻閱了幾頁并說“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但還沒來得及仔細看時，美國的B--52就飛臨了我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一個精神麻木了的人，即使是肌肉骨骼的發育再良好，也不過就是一行尸走肉。一個民族如果陷入了精神麻木之中，那就不只是挨打的問題了，而最終只能是走向滅絕。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而且也更不會有人要去否認在大量的糟粕之中，儒家文化也的確是存在著不少的精華。儒家文化中最主要的精華，就當屬是“仁愛”、“仁政”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充滿了人性主義光輝的思想了。但是正如范仲淹開到張載時所說的“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那樣，自儒家文化的創立者孔子起，儒家文化中的這種充滿了人性主義光輝的思想，就純屬就是個人主義、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充滿了個人主義、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人性主義光輝思想在陶冶個人的心性方面，作用的確是不小。特別是“仁愛”、“仁政”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春秋戰國那個由于各國爭霸而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痛苦的時代，的確是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的。然而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歷史，卻就是一部集體主義打敗個人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理想主義打敗實用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英雄主義打敗功利主義的歷史。因此說儒家文化中的這些精華，不僅根本就沒有多少現代的意義。而且即使是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給我們中國帶來的，也是無盡的苦難。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到滿清入主中原，一部幾乎停滯并長期挨打的歷史，就足以證明了儒家文化自身的腐朽無能。中華民族的千年挨打，如果說小農經濟是罪魁，那么儒家文化就是禍首。儒家傳人把造成中國落后并總是挨打的責任推給滿清王朝，只能是表明儒家傳人的無恥。所以，雖然滿清的統治者腐朽無能，盡管滿清的統治異常殘暴，但也絕對成為不了儒家文化自身腐朽的遮羞布。

　　馮毅寫于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殺慘劇發生七十六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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