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又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事件。地處南疆的喀什地區疏附縣薩依巴格鄉的十六名恐怖分子襲擊了公安民警，共造成了兩名公安民警的犧牲。而在這次恐怖襲擊活動中，恐怖分子被公安民警擊斃了十四名，另有兩名被抓獲。

　　二○一三年，是我們中國的大喜之年。這一年，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中華民族的保護神，是未來的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毛澤東誕辰的一百二十周年;二○一三年，也是我們中國的大悲之年。這一年的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恐怖”襲擊事件。四月二十三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巴楚縣色力布亞鎮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事件。該起恐怖襲擊事件，共造成了包括發動恐怖襲擊事件的暴徒在內的十五人死亡。發動恐怖襲擊的暴徒共有六人被擊斃，另有八人被抓獲。

　　六月二十五日五時二十五分，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鄯善縣克魯沁鎮發生了恐怖襲擊事件。派出所、特巡警中隊、鎮政府和民工工地等地多出遭到了多名暴徒的襲擊，共導致包括恐怖襲擊暴徒在內的二十四人死亡，二十一人受傷。恐怖襲擊暴徒處被擊斃十一人之外，另有四人被抓獲。

　　十月二十八日，北京發生了一起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當日十二時許，恐怖分子烏斯曼·艾山和其母庫完汗·熱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三人駕乘吉普車闖入長安街便道，沿途快速行駛故意沖撞游人群眾，造成二人死亡，四十人受傷。最后，恐怖襲擊案駕車撞向金水橋護欄，點燃車內汽油致車輛起火燃燒，恐怖分子烏斯曼·艾山等三人當場死亡。

　　十一月十六日，色力布亞鎮再次發生了恐怖襲擊案事件。九名恐怖分子持刀斧等兇器襲擊了當地的公安派出所，致使兩名協警犧牲，兩名民警受傷。九名發動恐怖襲擊的暴徒，被當場全部擊斃。

　　也是在新疆和北京發生多起暴力恐怖襲擊事件二○一三年，西藏和青海等地的藏區，還發生了多起僧人自焚的逆向恐怖襲擊事件。而不論是暴力式恐怖襲擊事件，還是自焚式的逆向恐怖襲擊事件，都既反映了部分少數民族的民族分裂情緒，也更反映了目前我國民族分裂問題的嚴峻。

　　藏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中的分裂分子進行民族分裂的目的，就是為了謀求民族獨立。然而不用說在遙遠的古代，就是從滿清王朝時期算起，藏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兄弟與其他五十多個兄弟民族一樣，不僅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里已經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而且即使是在當年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導致滿清王朝陷于風雨飄搖之際，藏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兄弟也都沒有想到過要謀求民族獨立。然而在改革開放進行了三十多年之后，在我們中國的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的時代，藏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兄弟卻想著要從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里分離出去而謀求自立。這其中的原因，既有政策失誤的因素，也有民族隔閡的問題。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導致民族情感出現了裂痕。而民族情感之所以會出現裂痕，就是由于各民族傳統文化的復興。如漢族的儒家文化的復興，藏族的藏傳佛教文化的復興，維吾爾與哈薩克等民族所信奉的伊斯蘭教文化的復興等。而作為當今中國主體民族的漢族，不僅不去創造一種能夠為五十六個民族所能共同接受的文化，反而還要大力弘揚傳統的儒家文化。對屬于漢族傳統文化的儒家文化的大力宣揚，必將加劇各民族之間的文化隔閡并因此導致了民族情感出現破裂。所以，儒家文化的復興，理應為當前國內所出現的為了謀求民族分裂而進行的恐怖活動首先負責。因而反恐，必須就要批孔。只有徹底批孔，才能復興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只有復興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才能徹底消弭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差別與情感隔閡而完成中華民族的最終融合。

　　我國雖然是一個由五十六個民族所組成的統一國家，但是盡管五十六個民族在同一個政治架構下已經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然而時至今日，卻由于未能形成共同的文化，因而這才導致了我們中國今天的這種儒家文化與藏傳佛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并存以及精神信仰多元局面的出現。

　　民族的傳統文化，就是民族的血脈，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另一個民族的主要標志。然而在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形成的今天，各民族的傳統文化卻如同一道道的藩籬，它們的存在和表現形式越是明顯，中華民族就越是難以完成最終的融合。而正是由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復興，因此這才出現了愈演愈烈的藏獨和疆獨等民族分裂活動。

　　今天的中國，由于漢族是主體民族。所以當今中國的主體文化，也必然是漢族的文化。而隨著對毛澤東思想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的否定，今天漢族的主體文化，實質上也就是傳統的儒家文化。

　　在長期的歷史上，儒家文化始終沒有為北方和東北、西北地區的游牧漁獵民族以及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所接受。而北方和東北、西北地區的游牧漁獵民族以及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為什么沒有接受儒家文化而卻接受了佛教文化，甚至是舍近求遠地接受了伊斯蘭文化?這其中的原因，可能大致有以下幾點：其一，由于儒家文化不僅不是宗教，而且儒家文化還特別提倡和鼓勵人們去追求現實的物質生活，所以儒家文化不能為人們提供精神上的強大支撐。而在風沙、酷暑、嚴寒、孤獨、等如此艱苦的自然環境中，如果沒有強大的精神支撐，那么任何人都將是難以生存下去的。其二，腐朽的生活方式與艱苦的生活環境不相適應。儒家文化所提倡那種腐朽的生活方式，必須要以能夠占有大量的生活資料為前提。而在游牧漁獵的歷史階段，這是完全做不到的。其三，游牧漁獵民族人口繁衍較慢，導致人口稀少，因此可以說是全民皆是勞動力，全民皆是戰士，因而不可能會允許那些純屬是“鷹嘴鴨子抓，能吃不能拿”的只會坐而論道，游手好閑而與生產和戰斗發揮不了絲毫作用的儒生、儒士的存在，因而也就必然不會去接受儒家文化。

　　盡管儒家文化是一種有著強烈的大一統思想的文化，但是以今天我們中國的范圍來看，在儒家文化的主導下，卻從來沒有在像在今天中國這樣大的范圍內實現過我們中國的大一統。而直到滿清王朝統一了中國，這才實現了儒家文化對大一統的追求。然而滿清王朝盡管能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統一了中國，但是由于作為政治主體民族的滿洲這一民族在文化上的落后，所以它無法統一中國的文化，無法統一中國人的精神信仰，無法統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其他少數民族，又不接受儒家文化。于是這才造成了五十六個民族盡管在同一個政治架構下共同生活了近二百年的時間，但是在文化上，卻仍然還是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經滿清王朝隆裕太后的下詔授權和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的推舉，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職。然而此時的中華民國政權對邊疆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卻是既缺少能夠使他們被迫認同的能力，也更缺少能夠使他們自覺認同的魅力。所以自此以后不管是袁世凱及北洋軍閥時代的老中華民國，還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所建立的新中華民國，實際上從來都沒有能夠對全國實施過有效的管轄。因而在這一歷史階段，中華民族也沒有能夠走向進一步的融合。

　　民族和民族主義等意識和概念，原本是孫中山等人從西方引入我國的。孫中山等人在進行推翻滿清王朝腐朽統治的革命中，為了通過挑起漢人對滿清王朝的舊恨而燃起對滿清王朝的新仇，從而凝聚起更為強大的革命力量。所以不僅大肆宣揚漢族和只有漢族才是中華民族的這一意識和概念，而且更是起勁地宣揚沒清入關時所發生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孫中山等人的所作所為，的確能為推翻滿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凝聚起一定的力量。但是孫中山等人這樣的做法，也必將在推翻了滿清王朝的同時，使得我們這個原本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在覆滅的過程中，而陷于四分五裂。而在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斷失敗，特別是在國內還更有孫中山等人甚至不惜借助帝國主義的力量來進行“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樣的革命而不僅必將導致滿清王朝覆滅的同時，而且也更是造成了民族情感嚴重撕裂的情況下，為了避免隨著滿清王朝的覆滅而故土也四分五裂。于是梁啟超和楊度等人這才于一九一二年開始，創立并大力宣揚包含了當時在滿清王朝統治下的所有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這一新的民族概念，用以抵消，甚至是取代孫中山等人所宣揚的那種民族概念。從而試圖用加強當時中國的各民族已經在同一個政治架構下共同生活了一、二百年所形成的的情感紐帶，來消除中國內部各民族之間的隔閡，以避免隨著滿清王朝的覆滅而導致中國也分崩離析。然而盡管梁啟超和楊度等人創立了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但卻由于沒有能力為中華民族樹立起一種共同的精神信仰，沒有能力去創造一種能為五十六個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沒有能力提供一為全體中國人所共同接受的生活方式。所以當時中國的各民族，也并沒有形成真正統一的民族意識。而直到毛澤東為五十六個民族提供毛澤東思想這一統一的精神信仰，直到毛澤東創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無產階級人性文化這一五十六個民族的統一文化，直到毛澤東指出了一條能夠實現五十六個民族所有人民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直到毛澤東為五十六個民族提供了“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移風易俗、艱苦樸素”這樣統一的生活方式，中華民族這才具備了完成最終融合的基本條件。這才開始了走向真正的融合。

　　千百年來，盡管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導致了民族畛域的產生，但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問題，卻是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同樣存在著的。而毛澤東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不僅打碎了千百年來套在五十六個民族的人民群眾身上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這道枷鎖，而且還更是用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追求和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以及用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這才不僅打破了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藩籬，而且還更是極大地增強了各民族之間的情感。所以這才會出現作為一位虔誠的穆斯林，一生沒有到麥加去朝拜過的維吾爾族農民庫爾班·吐魯木，卻不遠萬里地騎著毛驢而也要去到北京朝拜毛澤東這樣的事。而藏族人民，則更是把毛澤東看成了是紅太陽，是文殊菩薩的化身。

　　庫爾班大叔當年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敬活生生地告訴了今天的我們，那時的我國各族人民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情有多深，那時的五十六個民族有多么的團結，那時的中華民族這一民族共同體有著多么強大的凝聚力。那時如果有誰膽敢在新疆制造民族分裂，根本用不著像今天這樣要靠公安和武警，甚至是動用中國人民解放軍去進行嚴厲打擊，庫爾班大叔和其他的維吾爾族干部群眾，用鋤把都早就把他們全收拾了。然而隨著毛澤東逝世后的迅速被丑化，尤其是被妖魔化，中華民族進一步融合的過程不僅被打斷了，而且民族情感也更是因此而出現了嚴重的裂痕。

　　毛澤東逝世后，不僅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思想很快便遭到了否定、丑化，甚至是遭到了妖魔化。而且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也更是遭到了貶低和否定。然而這些人盡管有能力否定毛澤東，有能力否定毛澤東思想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但卻沒有能力自己也去創造一種能為五十六個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因而就只能請回傳統文化了。于是不僅漢族請回了儒家文化，而且藏傳佛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也更是得以了全面的復興。特別是為了結成更為廣泛的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統一戰線，就連毛澤東所制定的“既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等民族政策，也更是遭到了徹底的否定。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萬里等一行人受鄧小平之命來到西藏，并于五月二十九日在全自治區縣級以上干部大會上發表了以“六件大事”為中心內容的講話，這六件大事是：第一，擴大了西藏的自治權并全面恢復舊西藏的藏傳佛教文化。第二，減免農業稅。第三，實行靈活特殊的政策，可以有條件、甚至是不執行中央的指示和政策并獨自與國外發展貿易。第四，加大中央對西藏的財政投入。第五，發展藏族自己的文化教育。第六，撤走大多數漢族干部，而漢族干部撤走之后空下來的領導崗位，由原來舊西藏上層的人士充任。如一九五九年西藏發動民族分裂活動時的叛軍總司令拉魯，不僅擔任了西藏自治區的政協副主席，而且更是還連任了四任。

　　胡耀邦的西藏講話之后不久，由他代表中央對西藏所做出的那些允諾，也大部分推及到了新疆。而隨著藏傳佛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復活，西藏和新疆地區的地方民族主義情緒也開始了迅速地膨脹。尤其是為了兌現這些承諾，中央不僅加大加快了落實的力度，而且還更是撥出看大筆的專款，不僅全部修復了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拆除的藏傳佛教寺廟和伊斯蘭教的清真寺，而且還更是新建了不少。中央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復活的提倡以及藏傳佛教寺廟和伊斯蘭教清真寺的修復和新建，尤其是宗教活動的全面恢復，使這些少數民族本民族的心理特征越來越強烈，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心理卻越來越減弱。于是民族分裂活動也開始了死灰復燃。特別是宗教活動和藏傳佛教寺廟與清真寺與經文學校等宗教活動的場所，更是成了民族分裂分子傳播民族分裂思想以及挑動民族分裂情緒和進行民族分裂活動的絕佳機會與活動據點。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在新疆的首領、疆獨分子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就是打著宗教活動的幌子，來進行民族分裂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曾因主張民族分裂而被判入獄二十年，一九七七年才刑滿釋放。出獄后不久，由于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于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不僅當選了自治區人大代表和伊斯蘭教協會的常委，而且還更是一度擔任了葉城縣的政協副主席。從一九八七年開始，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便開始了以創辦經文學校傳經的名義，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全疆各地追隨他學經的學員約有八百余人，號稱是“八百弟子”。后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依靠他所培養的這“八百弟子”，成立了新疆的第一個恐怖組織——東突伊斯蘭黨。其成員，后來也都成為了從事暴力恐怖活動的骨干分子。

　　恐怖手段，歷來是弱者反抗強者，被領導者反抗領導者，被管理者反抗管理者，被統治者反抗統治者在有效手段。而被領導者、被管理者、被統治者對領導者、管理者或統治者在反抗，則表明了領導者、管理者或統治者，已經無法再靠道理與倫理來進行有效的領導、管理或統治。而在我們這樣一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中，少數民族對國家政權的反抗，也就是標志著對主體民族的不認同或反抗。然而我們國家盡管至今仍然還存在著五十六個民族，但卻不僅畢竟已經在同一個政治架構下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而且更是還曾經有過毛澤東時代的各兄弟民族和睦相處以及對國家政權和主體民族高度自覺認同的經歷。少數的民族分裂分子固然罪可當誅，然而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是否也應該檢討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多少失策的地方。特別是在政治道德和政治倫理方面，是不是也有什么不當之處。

　　消滅私有制而建立公有制，是所有共產黨人最為根本的政治倫理。如果共產黨人不僅不去建立公有制，反而更是摧毀了毛澤東等前輩那些共產黨人歷盡千難萬險，歷經千辛萬苦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去搞私有制，那就不僅是對毛澤東的背叛，而且更是對共產黨人的政治倫理的最徹底的背叛。尤為嚴重的是，隨著對共產黨人政治倫理的背叛，不僅毛澤東所倡導的的“勤儉節約，艱苦樸素，艱苦奮斗，移風易俗”等這樣的生活倫理也遭到了徹底的背叛，而且儒家文化所主導的那種腐朽的政治倫理和生活倫理，也又回到了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一種非常腐朽的文化，就在于它所創立的那種生活方式以及因其而形成的那種生活倫理與政治倫理，是非常腐朽的。因此當中國人的生活倫理和政治倫理再回到儒家文化主導下的那種狀態中后，物欲橫流、貪腐不斷、說謊成性、坑繃拐騙、公然造假、淫亂不堪、吸毒販毒、包二奶、養小蜜、找小三、拐賣婦女兒童和政府發售彩票而公然設賭等這些只有人類社會還停留在低級社會時代才會產生的現象以及競爭上崗、末位淘汰、童工、奴工、智障工、強迫賣淫、逼良為娼、“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和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住房貨幣化等這些只有人類社會還處在野蠻時期才會出現的狀況，才會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中國還大量出現并且還堂而皇之地存在著。這些問題的大量出現和堂而皇之的存在，表明當今中國某些人的靈魂和政治道德以及生活到道德水準，已經墮落到了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之下。這一切，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長期毒害而精神早已麻木了的漢族同胞可能還自我感受不到，但是對那些由于有著強烈的宗教信仰，所以內心充滿了虔誠與圣潔的少數民族兄弟來說，卻未必也感受不到。特別是對毛澤東這樣一個偉大政治人物的丑化和妖魔化，卻不僅專門去在生活品質的問題上做文章，如奸淫婦女無數、擁有上億的稿費等等。而且還更完全是由身為漢族人的茅于軾、袁騰飛、李志綏和李銳等人來完成的。主體民族中竟然產生并且還能容納這些靈魂如此骯臟的人，如何能不受到那些由于有著強烈的宗教信仰，所以內心充滿了虔誠與圣潔并對毛澤東無限崇敬的少數民族兄弟的鄙視。

　　毛澤東是舉世公認的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所以即使毛澤東真的是犯了什么錯誤，那也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因而本應在政治的架構內加以批判和否定。然而當今對毛澤東這樣一個如此偉大的政治人物的否定，卻專門去在生活領域里進行丑化和妖魔化。由此不難看出，這樣的民族已經邪惡到了什么程度。

　　誕生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漢民族對中華民族這個由五十六個民族構成的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所做出的最大貢獻。毛澤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而且還更是中華民族的守護神，是全世界范圍內領導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獨自戰勝了歐美殖民者和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的唯一一人，是漢民族古往今來的人物中能夠受到當今五十六個民族所共同尊崇的唯一一人。我國著名的詩人郁達夫曾經這樣悲情地寫到：“一個沒有英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一個可憐的生物之群。而有了英雄人物出現卻不知崇敬和愛戴的民族，則是一個永無希望的奴隸之邦”。所以在這樣一個主體民族的主導下，又有哪個國家能夠走向強盛?因此在這樣一種文化的引領下，又有哪個民族能夠走向未來?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這樣的主體民族，如何能讓少數民族兄弟感到可以依賴?這樣的主體民族，如何能受到少數民族兄弟的崇敬?

　　大力宣揚并且還要復興腐朽的儒家文化，在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中，這種過度宣揚主體民族自己文化的做法，極有可能會引起其他少數民族的疑慮。特別是由于還更曾經有過孫中山的“務使滿、蒙、回、藏同化于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國家”這種前科的經歷，所以大力地宣揚主體民族的儒家文化，更可能會引起他們的警覺。從而更加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的文化和傳統，來與之相抗衡。因此在當前國內已經出現了嚴重民族分裂傾向的情況下，承擔著維護國家統一主要責任的主體民族漢族，不僅不應該再去宣揚什么儒家文化，而且反過來還要大力批孔。

　　對于把當今我國所出現和所面臨的這些問題歸咎于孔子與儒家文化的這個認識，不用說那些至今仍然還認為當今的中國正處在“歷史最好時期”的人將會絕不認同，而且即使是那些能夠正視當今我國所存在和所面臨的這些問題的人，也肯定會將信將疑。有的人就認為這些問題的產生，不過就是由于“貓論”的肆虐而造成的，而與孔子和儒家文化根本無關。其實不然，造成今天我國所不得不面對的這種嚴峻的國內國際局面，“貓論”自然罪不可綰，但“貓論”之所以能夠迅速地肆虐中華大地，就是由于孔子所創立的那種沒有絲毫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情結但卻充滿了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毒素的儒家文化，早就為中國人種下了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基因。因此在當今的中國，這才會出現一人制造了“貓論”，而立即就受到大多數人的積極響應這樣的荒謬現象。所以，如果不徹底批孔，那就不能徹底清除“貓論”之害。

　　所謂的“貓論”，就是典型的不擇手段的個人利己之論。個人利己之論，是比民族利己之論更為落后和迂腐之論。眾所周知，就是由于像“貓論”這樣的個人利己之論的肆虐，所以承載著保衛中華民族之責的大型飛機“運十”，才會被活活餓死。而也正是在“貓論”所開創的這個大環境之下，所以才會有茅于軾的“為釣魚島打仗，死的是老百姓”之說這樣的謬論出現。而如今茅于軾的“為釣魚島打仗，死的是老百姓”之說，與當年“鹽鐵會議”上文學與賢良們的“使邊境之士饑寒于外，百姓勞苦于內”之論，又是何其的相似。由此可見，“貓論”和漢奸文化，與儒家文化不僅是血肉相聯的，而且還更是儒家文化所培育起來的。所以，徹底摒棄孔子的儒家思想并堅決請回毛澤東的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對五十六個民族的負責，而且也更是對自己本身的負責。翻看一下儒化之后中國那血淋淋，尤其是更加屈辱的歷史，就會知道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文化，純粹是不僅沒有絲毫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情結，而且還更是充滿了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的這樣貨色。因此在儒家文化的引領下，即使是到了今天有些人還引以為豪的“強漢盛唐”時代，卻竟然也要長時期采用“公主和親”這樣的屈辱做法，來維護國家的安寧。正是因為北宋滅亡時連公主和嬪妃在內的三千女俘都成了金人的慰安婦，所以北宋的滅亡也就成立中國人只要一提起來就咬牙切齒的“靖康之恥”。由于長時期缺乏保護本民族的婦女免受異族蹂躪的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問候”別人家的女人，還是漢族同胞最有力的罵人武器。特別是到了在歷史上還屬于是統一王朝的明王朝的中晚期，其疆域，還沒有將近兩千年前時秦始皇第一次統一中國時的領土面積大。這真是“罐里養王八，越養越抽抽”。就是由于有著漢唐時代的“公主和親”這樣歷久彌新的悠久傳統，因此才會有當今中美關系的“夫妻”、“鐵哥們”和“同性戀”等這樣荒謬至極之論。對當今中美關系“夫妻”、“鐵哥們”和“同性戀”之論，中國人當然應該憤怒以及。然而對漢唐時代的“公主和親”，晚唐詩人李山甫也同樣進行了“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與“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處用將軍”這樣的憤怒鞭撻。

　　從胡耀邦的西藏講話中和中央對西藏和新疆等少數民族所采取的許多具體做法上不難看出，改革開放的年代，在否定了毛澤東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思想之后，中央制定和采取的許多民族政策，都只好過度地遷就藏族等少數民族，甚至在某些方面都顯然是在有意地討好少數民族，尤其是討好少數民族舊時代的那些上層人士。然而自胡耀邦在西藏做出了“六件大事”的講話和中央對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民族政策進行了調整之后不久，不僅平息已久的藏獨分裂活動又死灰復燃了，而且還更是帶動了疆獨和蒙獨等民族分裂活動的出現。藏獨、疆獨和蒙獨活動的出現，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嚴重的不寧。看來，胡耀邦也還真是對得起陳永貴把他的名字從胡耀邦到“胡亂邦”的這一更改。正是由于有了胡耀邦的“決不允許漢族人騎在你們頭上拉屎拉尿”之說在先，所以才有了袁騰飛的“中共侵略西藏”的之論在后。

　　恐怖分子和恐怖襲擊等，本是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者對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反抗行為的污蔑。因而對目前國內所出現的一些極端民族分子為了實現民族分裂而制造的一些暴力事件，輕易不要使用恐怖分子和恐怖襲擊等這樣的詞語。特別是以反恐的方式來解決我國目前的民族分裂問題，只能適得其反。

　　不管是那些為了達到民族分裂的目的而進行過恐怖襲擊的恐怖分子也好，還是藏獨和疆獨等民族分裂分子也罷，他們不僅畢竟也都是人，而且還更都是中國人。而只要是人，那就能聽懂人間的話語，那就能明了人間的道理。天下沒有講不通的道理，而就怕沒有道理可講，而就怕沒有講道理的地方。

　　蔣介石在逃離大陸的時候，故意把中國歷史上的頭號女漢奸陳璧君丟給了共產黨。大漢奸汪精衛的妻子、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杰之一、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頭號女漢奸陳壁君，在抗日戰爭結束后被蔣介石政權逮捕并判處了無期徒刑。當聽到蔣介石政權的法庭宣布判決自己無期徒刑的時候，陳璧君不僅拒不認罪，而且還竟然這樣說到：“老娘有赴死的勇氣，卻沒有坐牢的耐心。”

　　當得知蔣介石將陳璧君留在了大陸的消息之后，宋慶齡與何香凝考慮到陳璧君早年追隨孫中山矢志推翻滿清，曾經為辛亥革命做出過一定的貢獻，特別是在當年汪精衛決定冒死到北京去刺殺攝政王的動身前夜，陳璧君為汪精衛的豪情所感動，決定以身相許，以鼓舞壯士的勇氣并提前告慰烈士的英靈。于是宋慶齡與何香凝一并向毛澤東和周恩來請求，希望能釋放陳璧君。毛澤東和周恩來當即允諾，只要陳璧君承認自己和汪精衛對中華民族犯了罪，立即就釋放她。可是當宋慶齡與何香凝將這個條件轉告了陳璧君之后，陳璧君卻寧可繼續坐牢而也仍然拒不認罪。就是這樣一個思想如此頑固且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后來在無意之間看過了毛澤東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文章之后，卻立刻便幡然悔悟，認識并交代了自己和丈夫汪精衛叛國投敵的罪行。正是由于有了女漢奸陳璧君實現了思想轉化在先，所以才有了國民黨的代總統李宗仁最終拋棄了國民黨而主動投向了共產黨在后。

　　不用說終究還是中國人的陳璧君，就連兇殘程度都已經遠遠地超過了魔鬼和野獸而毫無任何人性的那些日本戰犯，在經過了毛澤東主義的教育之后，都個個能夠認識到自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從而實現了轉化并還原成為了人。

　　新中國成立之后，不僅多達上千萬的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軍警憲特和抗日戰爭期間的漢奸偽軍殘留了下來，而且蘇聯還向我國移交了一千多名日本戰犯。日本法西斯是人類出現以來最沒有人性的一個群體，其兇殘與野蠻遠遠超過了野獸與魔鬼。可是雖然日本法西斯的兇殘與野蠻遠遠超過了野獸與魔鬼，然而自經過了毛澤東主義的教育之后，短短幾年的時間就由魔鬼和野獸而還原成為了人。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八日，第二批被釋放歸國的三百多名日本戰犯的代表在釋放告別會上這樣聲淚俱下地宣讀了他們的《感謝文》：“······，只有中國人民，才是我們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們要把從各位那里學到的兩件寶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后半生為人民、為社會和平而奮斗。”這些被釋放的日本戰犯回國之后，當年就組成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在日本國內到處盛贊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并為致力于世界和平以及為實現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而拼命奔波。不僅如此，這些恢復了人性的日本戰犯還經常帶著自己的子孫后代以及其他的日本年輕人來到中國向中國人民謝罪并向全世界揭露日本政府拒不承認戰爭犯罪的陰謀。為了永遠牢記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曾經犯下的罪惡，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中國歸還者捐款修建的一座“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的巨大石碑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這個日本戰犯的再生之地落成。因此只要是主體民族漢族能夠正確地對待毛澤東，只要是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那么說服教育那些民族極端分子，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到那時，像如今這樣給黨和國家制造了巨大困擾的民族分裂問題，自然便會迎刃而解。

　　從遠古一路走來的五十六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傳統。在如今這個更需要面對未來的時代，每個民族到底應該如何去傳承自己的傳統?

　　傳承傳統的前提，是必須能夠擁有未來。然而不要說漢族、滿族、維吾爾族，就是整個人類的未來，都在于實現共產主義。而也只有毛澤東所留下并在生前所大力倡導的那種“血戰到底、壓倒一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無私奉獻、團結友愛、五湖四海”等革命傳統，才能使共產主義得以實現，才能使中華民族走向未來。而五十六個民族的所有美德和優良傳統，也完全都涵蓋在了毛澤東所創立并留下的這種革命傳統之中了。因此中華民族若想完成最終的融合，中華民族若想走入未來，那就必須做到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指出的那樣：“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既是一部不斷征服自然的歷史，也更是一部國家或民族之間不斷競爭的歷史。國家或民族之間不斷競爭的最終結果，必將是導致人類走向統一。然而如果由弱肉強食的西方獸性文化來主導這一統一的過程，也必然就是弱小民族被滅絕的過程。所以在國家或民族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當今這個歷史階段，五十六個民族中的哪一個民族如果離開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不僅都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獨立，反而還只能淹沒在即將到來的全球一體化大潮之中。因此，五十六個民族的未來，不僅在于加速向中華民族這一統一民族的融合，而且還更在于毛澤東思想的回歸。歷史的經驗早就告訴了所有的中國人，只有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才能徹底戰勝西方民族所奉行的那種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

　　由于全球一體化的過程已經開始啟動，所以“漢滿蒙回藏”等五十六個民族真正融合成為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既是現實的需要，也更是適應未來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完成了民族融合之后的中華民族，絕非是孫中山所企盼的“務使滿、蒙、回、藏同化于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國家”那樣(《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成立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而只能是如一首湖南民謠所唱的：“兩個泥菩薩，一起打碎了。用水一調和，再來做兩個。我中有了你，你中有了我”。只有“漢滿蒙回藏”等五十六個民族都實現了徹底的“打碎”，才會有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形成。

　　在中華民族走向最終融合的過程中，五十六個民族都應該堅決做到像毛澤東所說的“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樣，徹底地摒棄自己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而采取批判地繼承這種方式，將各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融匯于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這一屬于全體中華民族的全新的文化體系之中。在完成這一過程中，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所起的作用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作為主體民族，漢族更應該首先就做到這一點。作為國家的主體民族，漢族必須要具有主體民族的那種博大胸懷和開闊視野，必須要具有主體民族的那種擔當、那種胸懷、那種氣量。而這樣的擔當、胸懷和氣量，就是首先要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首先就要拋卻歷史上的一切尷尬，以坦蕩之心去面對未來，去走向未來，切實地搞好與各兄弟民族的團結，增進與各兄弟民族之間的友誼，以真心換誠意，大力提升主體民族的道義吸引力，從而積極地促進中華民族完成最終的融合并傲然地自立于世界的東方。

　　馮毅寫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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