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歷史上中國對韓、日思想及文化的影響

　　---《另眼看歷史》又一章

　　臺灣 呂正理

　　2012年3月1日

　　作者簡介：呂正理1950年生于大溪，臺灣桃園縣的一個小鎮。清華大學化學系及化學研究所畢業之后，呂先生在化學領域工作23年，其中大部分時間服務于臺灣最大的化學品外商公司，跨國企業英商卜內門化學集團 (ICI Group), 曾任臺灣卜內門化學公司( ICI Taiwan Ltd. ) 總經理，及中國卜內門化學公司(ICI China Ltd.)執行董事。1999年后，呂先生轉而從事企業顧問工作, 并于2003年自創鼎信顧問公司，專注于協助企業進行策略發展、改善經營管理及從事組織之變革，其服務的行業包括化學品、材料、光電、顯示器、IC設計、 醫療器材以及新能源等。呂先生在三十余年的工作生涯中，迄今已經主導或參與創辦至少8家新公司。呂先生目前擔任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系友會會長。《另眼看歷史》是他在歷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榮獲2011年臺北國際書展大獎。

　　古代中國與韓國、日本之間有什么樣的互動和影響，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淺談中、韓、日之間的歷史互動》里已經把有關種族源流和政治、軍事方面大致敘述了。以下這篇文章要談的是有關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相互影響。

　　古代中國對韓國的文化及社會的影響

　　如前所述，箕子朝鮮是殷商遺臣箕子帶領遺民遷移到朝鮮所建立的國家。商朝最后一個君主紂王無道，不聽勸諫，殺害賢臣比干，又把叔父箕子也關到牢里。周武王起而推翻紂王，把箕子從牢里放出來。

　　武王明白箕子喪國之痛，讓箕子帶領族人到偏遠的朝鮮，建立了箕子王朝。當時周武王也分封自己的兄弟和功臣在各地，皆為諸侯。因而，箕子王朝也可看成是周王朝的諸侯之一，統治部分遼東和朝鮮半島地區，賦有協助鞏固周朝王權的任務。

　　傳說箕子在朝鮮以禮義教化百姓，又教導人民耕田、養蠶、織布。他立下八條法令，主要是「殺人者死，傷人者以稻谷賠償。男子竊盜罰入被盜者家中為奴，女子竊盜者罰為婢女。」被罰者出銀錢即可贖身，但是在鄉里中為人所不齒，其本人或子女要娶妻婚嫁都找不到對象。所以說，古朝鮮的文化和社會制度，起碼是和中國的西周同步發展。

　　西漢初年，衛滿在跟隨燕王盧綰逃亡匈奴的半路上轉而投奔箕子朝鮮，最后又推翻箕子朝鮮，取而代之。衛滿的部屬中，大多來自戰國時代末期的燕、齊兩國，因而，衛氏朝鮮時代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制度又有更多是從中國北方移植過來的。

　　漢武帝派兵滅掉衛氏朝鮮之后， 在朝鮮設立郡縣， 實施直接統治。漢朝指派官員到朝鮮任職，其中有部分人生活奢華，于是朝鮮的社會又漸漸受到漢人影響，從簡單轉而復雜，從樸實轉而奢靡，這從朝鮮的古墓規模及陪葬物內容可以清楚看見。

　　佛教及儒家思想如何從中國傳入朝鮮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在思想、學術、文化上是一個百花齊放的燦爛時代，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墨家、兵法家等百家爭鳴。但是到了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于是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至于佛教，雖然在東漢明帝時已經傳入中國，但一直是依附在道教之下，要到五胡亂華時才開始昌盛。當時的人民無不因戰亂而經歷生離死別，是置身在人間地獄的現實生活中，佛法所說的慈悲為懷、破除痛苦、四大皆空、來生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等等觀念，是一種解脫，亦是一種希望。佛教因而得到一個廣大的發展空間，迅速成為許多胡人所建立國家的國教。氐人苻堅在華北所建立的超級強權前秦國就是一個代表。苻堅不只崇信佛教，也與國師王猛一同提倡儒術，在國都建立太學，甚至自己在太學登壇演講。

　　當時在朝鮮也是一個戰亂的時代，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在激烈的競爭中逐漸形成三國鼎立的局勢。西元371年，高句麗故國原王在與百濟蓋鹵王作戰時，兵敗身死。繼任的小獸林王在國家面臨危機之中，決定向前秦稱臣入貢，結為盟邦，以取得保護。小獸林王更決定全面引進中國的文化及制度，以從事政教改革。前秦王苻堅派遣高僧順道法師攜帶佛經、佛像，到達高句麗，開始建造寺廟。這是韓國佛教之始。小獸林王也在國都創辦太學，以儒家經典教導學生。儒家的學術思想從此正式引入韓國。

　　西元384年，又有天竺高僧摩羅難陀從東晉到達百濟，受到百濟第十五代枕流王盛大的禮遇，開始傳揚佛教。百濟第二十六代圣王時，有一位高僧謙益前往天竺求法，回國后(526年)，成為百濟律宗的祖師。百濟圣王篤信佛教，廣建佛寺，又將佛法介紹到日本，是佛教在日本傳播的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

　　新羅一開始對于佛教比較排斥，一直到第二十三代法興王時，發生大臣異次頓為堅持宣揚佛法而自愿被斬首的殉教事件(527年)，佛教才終于開始可以自由傳教。

　　佛教及儒家思想如何傳入日本

　　遠古時候，亞洲北方從西到東，包括現今的歐亞大陸草原、中國東北、朝鮮半島和日本，所有的民族都信奉一種原始宗教。他們認為不但人和鳥獸蟲魚都有靈魂，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雷電也都有靈性。所有的原始部落都在巫師的率領之下，敬拜天神、山神、河神、樹精、狐貍精、大石頭、祖靈、兇神惡煞等等。這種原始自然的宗教在中國史書上稱之為「珊蠻」，現代翻譯為薩滿，英文為Shaman，而在日本就是現今所稱的「神道」。珊蠻是通古斯語，意思是通神作法的女巫。

　　直到西元六世紀初，日本仍然是神道的世界。中國的史書《三國志》記載卑彌呼女王「年長不嫁，服事鬼神，以妖惑眾，有侍婢一千人。」。《日本書紀》開頭第一卷也記載了天照大神(太陽)、月讀命(月亮)、素箋烏尊(惡神)、火神等諸神。這些都說明了當時神道的權威。

　　日本與百濟在第四世紀末開始建立同盟的關系。佛教傳入百濟之后，自然也逐漸傳入日本但只是在民間流傳。西元552年，虔誠信仰佛教的百濟圣王派遣使臣帶釋迦佛金銅像一尊和佛經若干卷到日本，送給第二十九代欽明天皇。這是佛教第一次正式傳入日本。天皇聆聽說法，十分歡喜，詢問屬下是否能夠禮佛，沒想到竟掀起一場歷經三十年的慘烈政治斗爭。

　　大臣蘇我稻目上奏：「西方各國都在禮佛，我國怎么不禮佛呢?」大連物部尾輿不同意，也上奏：「我國天地社稷間有一百八十位大神，春夏秋冬都必須祭拜。假如改拜蕃神，恐怕國神震怒。」天皇于是說：「那么就讓蘇我一家先試試禮佛吧。」蘇我大臣和物部大連之間原本早已為了權力斗爭而有舊恨，新興的佛教明顯地威脅到傳統的神道教，又成為兩方的新仇，從此越加斗得你死我活。

　　到了第三十一任用明天皇將死時，下一任天皇繼承權問題終于引爆蘇我和物部兩方火拼。蘇我家族與廄戶王子(即是后來的圣德太子)聯盟，殺盡物部家族，擁戴泊瀨部皇子即位，是為崇峻天皇。

　　蘇我派的勝利也是佛教的勝利。傳說廄戶王子在發難之前曾經向四大天王許愿，如果獲勝就要興建寺廟。消滅物部家族后，圣德王子果真在難波(在大阪)建四大天王寺，另外又在大和(奈良)建法隆寺。蘇我馬子也在飛鳥(在奈良)興建法興寺。日本的佛教從此興盛。四大天王寺及法隆寺至今仍存，都是日本的國寶。

　　根據《日本書紀》，儒家思想傳入日本比佛教還要早。西元285年，百濟國王派一位名叫王仁的「博士」到達日本。《古事記》又記載王仁攜帶了《論語》十卷及《千字文》一卷到日本。據說這是日本有文字的開始。

　　然而這件事的真實性有些可疑。《千字文》是南北朝時梁武帝命令一個大臣周興嗣編定的，一共有一千個完全不重復的漢字，后來成為中國、韓國及日本人教小孩學習漢字的一篇重要文字。不過《千字文》編寫完成的時間，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早于西元500年。《日本書紀》又記載繼體天皇七年(西元513年)，百濟武寧王送五經博士段楊爾到日本。這一條就比較可信了。

　　隋、唐時期佛教及道教在中國的發展

　　佛教及道教在中國的南北朝時都蓬勃發展，但有部分時候甚至是過度發展，因而有北魏太武帝滅佛(445年)，又有北周武帝兩次毀佛兼且毀道的事件 ( 分別為574及577年 )。

　　在此期間，佛教更重要的發展是從一個外來宗教漸漸本土化。前秦苻堅尊崇一位道安法師，他精通儒家經典和老莊思想，開始運用孔、孟和老、莊的語言和觀念來為各種佛教經典寫注解。他的弟子慧遠法師在東晉時駐錫于廬山東林寺，一樣融會貫通儒、道、佛三家的經典，而青出于藍，吸引當時的儒學大師、玄學談士紛紛上山與慧遠談論，或書信往返，使得東林寺不但是東晉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當代的思想及文化重鎮。

　　南北朝晚期，高僧智顗在浙江天臺山創立了「天臺宗」，以《法華經》為本，所以又稱為「法華宗」。這是一個經過整理，已經十分中國化的佛教教派。到了唐朝初年，又有「華嚴宗」因為唐朝皇室的支持而盛行。

　　唐朝中葉時，「凈土宗」及「禪宗」迅速發展，又是一次佛教真正重大的變化。凈土宗的教義早在北魏時已有高僧提倡而逐漸發展，到唐朝初年時又有善導法師接手發揚光大。當時中國傳統的佛教是屬于貴族的宗教，教義深奧，一般平民無法了解。但凈土宗認為，善男信女無論是貧富貴賤，只要信佛，常常誦讀《阿彌陀經》，或是簡單地口中念「阿彌陀佛」，便會受佛的接引，脫離現世的人間穢土，前往西方極樂世界。凈土宗的說法因而是佛教中最容易入門的宗派。安史之亂以后，人民飽受戰爭的摧殘，朝不保夕，生離死別，只能寄望今生少受痛苦，來生到達極樂世界。凈土宗于是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而成為佛教信徒最多的教派。

　　禪宗的祖師是天竺來的達摩禪師，據說曾經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禪宗由達摩之后傳了五代，到六祖惠能(638 – 713年)才終于發揚光大。禪宗與傳統佛教的最重要不同之處，在于傳統佛教傾向漸悟，強調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禪宗主張頓悟，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以及「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而，以現代的名詞來形容，禪宗帶有相當的「個人主義」色彩。唐朝在安史之亂后，社會處于崩潰邊緣，使得知識份子大失所望，衍生出各種不一樣的想法。在這樣的時代里，思想活潑的禪宗于是受到極大的歡迎。同時，國家已經演變成為節度使分據各地的局面，節度使在傳統佛教及禪宗之間，也紛紛選擇支持禪宗。禪宗從此一躍而成為一支強大的新佛教教派。

　　唐朝中葉以后，佛教又再度過度發展，因而在唐武宗和五代的后周世宗時又下令滅佛(分別為845及955年)。中國歷史上把這兩次和前述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滅佛事件合在一起稱為「三武一世」。不過以政治暴力展開的滅佛運動對佛教的傷害雖大，影響卻都很短，在繼任的皇帝上臺，取消禁令后，佛教很快又恢復舊觀。

　　但佛教的勢力過度地膨脹，其鋪張浪費，不勞而獲，以及倡導迷信的現象早已引發許多儒家學者的不滿。西元819年，有一個名叫韓愈的大臣上書〈諫迎佛骨表〉給唐憲宗，建請皇帝停止三十年一次的迎奉佛骨盛典，以免示范迷信，使得愚頑的百姓紛紛效法，傷風敗俗;又建議把佛骨丟到水火之中毀棄，永絕根本。唐憲宗大怒，把韓愈貶到荒僻的潮州(今廣東潮安)去。

　　韓愈上書〈諫迎佛骨表〉在當時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從宗教及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卻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思想上，韓愈是以維護儒家的道統為己任。這所謂的「道統」，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一脈相傳的。韓愈上書〈諫迎佛骨表〉所代表的是自認儒家中的正統派向他們認定是異端的佛教宣戰。韓愈雖然被逐，但在其后幾個朝代又有人繼之而起，向佛教宣戰。

　　中國隋、唐兩朝對新羅佛教的影響

　　六世紀時，新羅逐漸強盛，提倡佛教也不遺余力。第二十七代真興王(540 - 576年在位)在晚年時創辦了一個國家的教育機構，稱為「花郎道」。國家將選定，貴族出身的青少年們集中一起，教授儒家思想、傳統道德、禮儀規范等，用以培養其精神、體魄、學識及修養。學員稱為「花郎徒」，都必須遵守一位高僧圓光法師所提倡的「世俗五戒」，內容是：「對國君要盡忠，對雙親要盡孝，對朋友要有信，殺生要有選擇，臨陣對敵時絕不后退。」。

　　花郎道的師生遍游名山大川，以增長見識和歷練。花郎徒長大之后都成為杰出的文臣武將。后來與唐朝合作，滅掉百濟、高句麗，統一朝鮮半島的武烈大王金春秋和名將金庾信也都曾經是花郎徒。

　　新羅統一之后，派遣高僧到中國及天竺求法更多，回國之后，紛紛開山立派。其中有名的如義湘法師到中國，拜在唐朝國師，華嚴宗第二代祖師智儼的座下，回國后創立了新羅華嚴宗。另有一位圓測法師拜在唐朝著名的玄奘法師座下，成為最重要弟子之一，但一直不曾回到新羅。現今在長安興教寺里玄奘的靈骨塔旁各有一個塔，其中有一個就是供奉圓測的遺骨，由此可見圓測當時在佛教界的地位是如何崇高。又有一位更加特立獨行的元曉法師，雖曾到中國，不過是自行悟道，并創立了法性宗，是新羅特有的佛教宗派。

　　新羅下代(781- 935年)開始以后，和唐朝在安史之亂后一模一樣，社會也是處于崩潰邊緣，知識份子大失所望，思想活潑的禪宗開始受到歡迎。同時，各地方的土豪勢力逐漸坐大，為了要與王室一別苗頭，也紛紛支持禪宗，在各地建立道場，開宗立派， 因而有所謂的禪宗「九山」與傳統的佛教「五教」對立。

　　新羅末期進入后三國時代，國家喪亂，人人在戰火荼毒之下，顛沛流離，不是死于刀鋒，就是凍餓而填入溝壑。今生已經無望，只有期望來生，凈土宗因而也大受歡迎，成為新羅規模最大的佛教宗派。

　　隋唐兩朝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另眼看歷史》又一章

　　呂正理

　　2012年4月1日

　　日本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時期是日本歷史發展的一段關鍵年代。原本日本的佛教和儒術是從百濟引入的，推古天皇卻在西元600年時派出使節團，直接與中國隋朝接軌，稱為「遣隋使」。后來日本又派出四次遣隋使。唐朝時，日本更派出了十九次的「遣唐使」。

　　遣隋使及遣唐使對日所造成的沖擊，巨大無比。使節團每次都帶了許多學者及學問僧，分別學習中國的佛教、儒學、天文、地理、歷法、技術等，留學的時間長達十到二十年。這些留學生回到日本之后，導致日本在思想、文化、政治、社會等方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日本到唐朝留學的學者和學問僧回國后，紛紛設立私人學堂，招收權貴子弟和青年俊彥。第三十五代皇極女天皇的長子中大兄皇子也拜其中一位學問僧為師，因而吸收了許多同學，并將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中臣鐮足引為智囊。這兩人最后竟合力鏟除了原本掌握政權，跋扈專權的蘇我家族。日本接著開始改組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組織，推動「大化革新」，頒布「班田收授法」，無一不是模仿唐朝的制度。

　　唐朝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期，幾萬首唐詩流傳至今。日本大批的留學生到了中國，流風所及，也開始學賦詩。現存最早的日本漢詩集是《懷風藻》，在西元751年編?完成，全部以漢文書寫。

　　日本人喜歡唱歌吟詠，在早期尚未有文字時，都靠口耳相傳。從中國學到文字之后，就借用漢文來注記，以便傳承。到奈良時代，有人便將這些詩歌、歌謠(稱為和歌)集合成冊，其中現存最早的就是《萬葉集》，共收集了四千五百首歌。《萬葉集》也是日本人現在使用的假名文字發展的開始，稱為「萬葉假名」，非常關鍵。

　　不過如果要談到日本派出遣隋使及遣唐使的影響，那就不能不把佛教的傳播說得更清楚。當初遣隋使到達長安之后，自己說是因為中國佛法昌盛，所以帶領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經過飛鳥時代及奈良時代的發展，日本產生了六個佛教宗派，統稱為「南都六宗」，包括華嚴宗、法相宗、律宗等。這些宗派有一部份是由日本留學唐朝的和尚創立的，也有部分是由來自唐朝的高僧東渡日本而創立。華嚴宗的本山是奈良的東大寺，于第四十五代圣武天皇五年(西元728年)建成。圣武天皇并且下令全國各州一律都比照東大寺蓋一座寺院，而規模較小，稱為國分寺。

　　日本律宗是由來自唐朝的鑒真和尚所創立的。鑒真東渡日本是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他受邀前往日本，卻歷經了五次失敗。其中有兩次是因為當時法令管制問題被密告要偷渡而入獄，三次是遭遇臺風，所搭乘的船雖沒有沈沒，卻被漂流到很遠的南方，甚至弄到雙眼都瞎了，但仍然堅決地要達成心中的愿望，絕不半途而廢。有人問鑒真兩眼都瞎了，將來要如何到日本傳教?鑒真微笑說：「經卷自在我心中。」最后鑒真終于在日本遣唐使的護送之下，于西元753年(唐天寶年間)到達日本，震動了日本朝野。鑒真被封為「傳燈大法師」，并為日本孝謙天皇、太上皇、皇太后主持受戒。天皇為鑒真改建而成的「唐招提寺」，至今是日本國寶。

　　比鑒真晚約七十年，日本佛教界又出現了兩位巨人：最澄與空海。兩人都是搭乘遣唐使的船前往中國深造。最澄分別跟隨天臺宗、密教和禪宗的大師學習佛法，回國后在比睿山延歷寺創立了日本天臺宗。空海拜在長安青龍寺的高僧惠果門下學習密教，獲得傾囊相授。空海書法造詣一流，在師傅圓寂后還被公推為師傅寫墓志銘的碑文，這個碑至今仍然留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館里。空海回到日本，創立了真言宗。不過天臺宗及真言宗都是受到皇室的眷顧而創立的，在本質上是仍是屬于貴族的宗教。

　　中國宋朝對日本佛教及文化的影響

　　日本平安時代末期武家興起，接著源平之爭，對人民來說，是戰爭帶來苦難日子的開始。此外，天災不斷，五谷不登，人民無不生活在痛苦之中。這時在中國已經是南宋時期，而日本的情形和前述中國唐朝末年及新羅下代、后三國的情況可說又是一模一樣。因而，凈土宗和禪宗也開始在日本興盛起來，有所謂「鐮倉六大新佛教」分別創立。其中凈土宗、凈土真宗及時宗都是屬于凈土宗的流派。臨濟宗和曹洞宗都是在中國唐朝晚期從禪宗分立出來的宗派。日本有榮西和道元兩位禪師分別于中國的南宋年間到中國留學，拜在臨濟宗、曹洞宗嫡傳祖師的座下，學成回國后又分別創立了日本的臨濟宗和曹洞宗。鐮倉六大新佛教里只有一個日蓮宗與凈土宗及禪宗無關，不過日蓮宗認為「法華經」是佛教里的最高教義，具有部分唐朝法華宗的色彩。

　　鐮倉時代是日本佛寺建筑及雕刻藝術的黃金時代，許多至今仍然留存的著名寺廟都是在此期間建立，而大部分是模仿宋朝的建筑及雕刻手法。

　　佛教對于文化及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有極大的影響。中國在唐朝時出現一位茶道大師，名叫陸羽，被后世尊稱為「茶圣」。宋朝時吃茶已甚為流行，禪林寺廟尤其注重吃茶時的過程、禮儀，藉以調和心神，當作禪門修行的一部份，因而有「茶禪一味」的說法。

　　日本臨濟宗的祖師榮西在中國求法時，居住于天臺山及天童山，正是中國產茶之地。榮西拜別師父回國時，帶了大量的茶樹種子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后便極力發展制茶、飲茶的文化。榮西因而也被尊稱為日本茶的祖師。

　　曹洞宗的祖師道元在前往中國求佛法時，有一位家臣加藤四郎也跟隨他到天童山。當時浙江是南宋頂尖名窯集中之處，加藤四郎悉心學習制陶的技術，學成回國后開始燒制黑釉瓷，稱為「瀨戶燒」，這是日本有精致陶瓷的開始。加藤四郎后來被尊稱為日本的「陶瓷之祖」。

　　宋、明理學的發展

　　中國的儒家思想在北宋時發生巨大的變化，理學開始發凡。但理學分成幾個不同流派之后，互相辯證。王安石、司馬光、程顥、程頤、蘇軾等人不但是政治見解不同，分成新黨和舊黨，對儒家學術也有不同的堅持。例如;王安石對佛教的教義采取的是兼容并蓄的態度，在他所寫的書中引用許多佛家的思想及觀念來闡述儒家思想，被稱為「王學」。程顥、程頤兄弟卻自認代表儒學正統，不但排斥佛教，也不能同意儒、道相通的說法，極力撻伐王學，堅持要把儒家學術里參雜的佛教思想部分剔除掉。

　　南宋時，理學的分歧更加明顯，大致來說，有朱熹的理學派、陸九淵的心學派、呂祖謙的事功學派，另外還有一個北宋張載所創辦的氣學派。理學派師承程顥、程頤，主張「格物致知」、「去人欲、存天理」。心學派認為心就是理，重視內省的功夫，不在多方學習外界的知識。事功學派認為做學問的目的在于經世致用，不是空談性命之學。氣學派主張「氣」(宇宙萬事萬物組成的根本材料)和「理」(宇宙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的規律法則)，是同一件事，與朱熹主張「理與器是二物，理先于氣。」有很大的不同。

　　朱熹的學說特別強調上尊下卑以及三綱五常的倫理關系，深獲后來的統治階級認同，在元朝、明朝都成為官方哲學。元朝從1313年起規定科舉考試必須在四書之內命題，而以朱熹著作的《四書集注》為標準教科書。從此朱子學派迅速成為儒學的主流，其他學派漸漸沈寂下來。儒家學術也更加排擠佛教。

　　到了明朝中葉，由于有一位大儒王陽明出現，陸九淵的心學派再度復興。王陽明學說講究的是內心的自省，而以靜坐為方法之一。當時主流的朱子學派對王陽明攻擊蜂擁而至，而主要是批評王學「虛靜而類禪」，也就是說和靜坐參禪沒什么兩樣。佛教及禪宗在明朝時如何受到朱子學派的敵視由此可知。批判王學到了最高峰時，嘉靖皇帝甚至親自下了一道詔書，說王陽明「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下令禁止他公開講學。

　　宋、明理學對韓國的影響 –排佛、士禍與黨爭

　　高麗王朝第四代光宗(949 - 979年在位)時，決定開始舉辦科舉考試，藉以建立中央集權的制度。到了第十一代高麗文宗更加大力提倡儒學，文風因而大盛，出現許多名儒，其中有一位望重朝野的崔沖在1055年創辦了一所私塾，稱為「九齋學堂」，學生被稱為「崔公徒」。這是韓國歷史上第一所既有規模，又在社會上受人敬重的私人興辦學校。崔沖也因而被美稱為「海東孔子」。當時有其他的儒者紛紛學樣，創辦私塾。高麗的私學于是漸漸發達，竟超越了國立學校。

　　蒙古帝國興起之后，高麗王朝被逼對蒙古人稱臣入貢，送王子去作人質，又娶蒙古公主為妻，與元朝互動密切。西元1289年，高麗學者安裕(或稱安珦)隨高麗忠烈王到達大都(北京)。元世祖忽必烈送給忠烈王一部《朱子全書》。這是高麗人第一次接觸到有系統的朱子理學。安裕回到高麗之后，便極力鼓吹朱子理學。安裕的學生白頤又將朱子儒學傳承下去，經過了幾代，朱子儒學成為高麗的儒學正宗。

　　在同一段時間內，佛教經過三十幾代國王的翼護，漸漸腐敗。僧侶只知大肆擴大寺廟，舉辦鋪張的法會，坐擁龐大的廟產及田地，斂財營利。讀者只要從中國發生「三武一宗」四次滅佛事件的歷史去聯想，很容易也可以看見高麗佛教的災難也不遠了。以朱熹為代表人物的部分宋朝理學家既是矢志要維護儒家的正統，把佛教視為異端，傳承朱子儒學的高麗學者必然也是要強烈批判佛教。高麗末期發起攻擊佛教的一大群儒家學者中有一位鄭夢周就是高麗儒家朱子學派的泰斗，又有一位鄭道傳甚至寫文章明明白白地說佛教是社會的寄生蟲。偏偏這兩人又是后來李氏朝鮮王朝的開創者李成桂的左右手，佛教的命運如何也就不問可知了。

　　但李成桂性情比較和緩，并沒有對佛教采取激烈的手段。西元1400年，李成桂的兒子，性格剛強的朝鮮太宗李芳遠即位，立刻下令全國原有的幾千間寺院只留下兩百四十間，其余全部拆除;和尚、尼姑幾乎都被迫還俗，土地田產被充公，奴婢也都沒入官府。「崇儒抑佛」成為國家的政策。朝鮮佛教受到嚴重打擊，一蹶不振，佛教徒在社會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后來雖然有幾位國王對佛教表示同情，使得佛教稍微得到喘息，但在李氏朝鮮王朝的五百多年中，儒家已經獨霸，成為國家唯一的思想及價值標準，儒生是皇親國戚以外社會上地位最高的一個族群。

　　既然沒有人能夠再挑戰儒家，理念不同的官僚于是形成不同的派系而結黨互斗。中國在北宋、南宋發生的激烈黨爭于是在朝鮮半島上重演，因而前有「士禍」，后有「黨爭」。宋朝與朝鮮的不同只是宋朝由于宋太祖趙匡胤明白立下「不得殺大臣」的祖訓，黨爭失敗的一方最多是被流放，而在朝鮮黨爭失敗大部分是家破人亡，下場凄慘。

　　所謂的「士禍」從朝鮮建國(一三九二年)時已經開始醞釀。政治上的不同見解，例如贊不贊成李成桂放逐高麗隅王而篡位建國，同不同意后來朝鮮世祖李瑈篡位(一四五五年)，都使得士人分裂為勛舊派和士林派，并各自一再地分裂。在朝鮮第十代燕山君時，「士禍」首度爆發(1498年) ，此后五十年內又連續發生三次，而每次發生時朝鮮大批的國家菁英份子紛紛在政權易手的過程中死于非命。

　　朝鮮第十四代宣祖時，士禍轉而成為黨爭。黨爭所牽涉到的問題遠比士禍復雜，而必須從儒家學術的派系開始說起。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性理之學在南宋時分成朱熹的理學派、陸九淵的心學派、張載的氣學派，以及呂祖謙的事功派等。朝鮮吸收中國的性理之學，士林派在十六世紀初開始分裂為「理學派」與「氣學派」，相互爭論。后來「理學派」出現一位集大成的大人物，名叫李滉(1501- 1570年)，人稱「東方朱子」。「氣學派」也出現一位大人物，名叫李珥(1536 – 1584年)，人稱「東方圣人」。李滉領導的是朱子哲學的基本教義派，拒斥其他一切的學派，使用極具攻擊性的語言、文字批判所有他認定是不純正的思想及學說。相對地，李珥的學派對于實務及經世致用也相當關心。這兩個學派之間，原本只是為了學問而爭論，但漸漸擴大為意氣之爭，最后又進一步轉為爭權奪利，水火不容。

　　宣祖八年(1574年)，有兩個大臣沈義謙與金孝元公開決裂。起因其實很小，只是為了要爭一個五品官的主導權，但這個導火線使得過去既存的矛盾爆發開來，所有朝臣被情勢所逼，不得不全部選邊站臺。站在金孝元這邊的稱為「東人黨」，大部分是李滉的門人。站在沈義謙那邊的稱為「西人黨」，大部分是李珥的門人。

　　黨爭開始之后，歷經二百五十幾年而沒完沒了。東人黨得勢之后，又分裂為南人黨及北人黨。北人黨得勢后，又分裂成大北黨、小北黨。但西人黨也沒有消失掉，而是在等待許多年后，又奪權成功，然后又分裂為老西派、少西派;老論派、少論派;僻派、時派等等。

　　朝鮮黨爭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中。其間不管是哪一個黨派得勢，朱熹思想永遠是官方哲學，上尊下卑的觀念永遠正確，任何不同的思想、價值觀都被打為異端邪說。這種極端保守的官方心態，不幸正是導致朝鮮步上清朝的后塵，在西洋列強到達東方后采取極端排外的作法，拒斥所有的新思想、新事物，以致淪為列強欺凌對象的根本原因。

　　宋、明理學對日本的影響

　　日本雖然從中國學了很多，但從來就沒有實施科舉制度。當時上層貴族的子弟享有特權，靠蔭子蔭孫的制度而輕易地獲得職位。中、下層的百姓子弟只能依附在特定的家族才有機會發展。因而，平安時代不止是貴族門閥世襲，連儒學也家學化了，被幾個家族所壟斷。競爭之門既然如此窄小，儒學就逐漸頹敗。

　　平安時代的末期，武家興起，漸漸形成武人的世界，公卿貴族尚且面臨被淘汰的命運，文人更加不用說了，儒學因而漸漸轉到僧侶，尤其是禪宗大師的身上。

　　宋朝的儒家性理之學發展以后，部分禪宗大師認為與佛法相通，而將儒學與佛法熔為一爐，主張「儒禪一致說」。日本這時候到中國留學的僧侶，耳濡目染之下，思想中自然也灌注了宋儒理學。此外，臨濟宗先后有北澗禪師及無準禪師兩位大師，座下分別有兩位名僧蘭溪道隆及無學祖元都受聘到日本，對日本的儒學發展產生巨大的貢獻。北澗禪師也指導了一名來自日本的禪師，名叫不可棄俊芿，一般認為是將朱子學說帶回日本傳播的關鍵人物。

　　元世祖忽必烈時，也有一位名僧一山一寧到達日本。一山一寧學問廣博，又培養了許多資質超特的儒僧，為下一個室町時代儒學開啟了新的道路，不但創造了五山文學，又進一步推展了朱子哲學。

　　日本在南北朝對抗時，有一位南朝的大臣北畠親房受到中國《資治通鑒》中的史觀影響，寫了一本《神皇正統記》，其中主張南朝才是代表皇室的正統，強調「大義名分」，認為神、天皇和國家是三位一體的，日本是神國，而天皇是神皇。雖然南朝后來終究被北朝所吞并，《神皇正統記》對后世日本的思想潮流卻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日本原本由于佛教勢力強大，傳統的地方神社漸漸向佛教靠攏，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日本各種神祇就是佛陀的化身，因而神佛是一體的，而佛與儒又相通。但到了室町時代后期，在京都有一位吉田兼倶的神道家創立了「吉田神道」，主張「神道是萬法的根砥，儒是枝葉，佛是花果。」，也就是說神道才是根本。吉田神道的主張與主流思想背道而馳，引起各方不滿，但在日本卻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神皇正統記》，接受日本是神國，必須恢復古代日本傳統的神道，以擁護天皇。吉田神道因而漸漸得勢，成為許多神社的指導者。

　　德川家康統一日本以后，開始認真想要改變日本武士長久以來跋扈不馴的行為。朱熹的學術思想既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德川家康也很快看出朱子學對于鞏固幕府地位的價值，因而決定敬奉儒學大師藤原惺窩以提倡朱子學。

　　藤原惺窩原本是京都相國寺的僧人，后來專注于研究朱子儒學，逐漸對佛學感到不滿。藤原惺窩也受到一位朝鮮有名的朱子學者姜沆的影響，因而在關原之戰后(一六00年)不久發表還俗宣言。藤原惺窩的宣言意義重大，代表了一個新儒學已經產生，如同中國的程顥、程頤、朱熹一樣，開始以佛教及舊儒學為敵。

　　藤原惺窩弟子眾多而杰出，其中以林羅山最有名。對于不同的思想，林羅山比藤原惺窩還要排斥，不但拒斥佛教，也不能容忍陸象山與王陽明的學說，認為等于佛教禪宗，是異端邪說。林羅山經藤原惺窩推薦給德川家康之后，從此成為幕府的最高智囊。林羅山又是二代將軍秀忠和三代將軍家光的老師，地位尊崇無比。

　　值得注意的是，林羅山一面排斥佛教，另一面卻支持神道。他曾經寫了一本《本朝神社考》，在序里開宗明義直接說：「庶幾世人之崇我神，而排彼佛也。」神、儒、佛一致的思想從此少了一環，轉為神儒一致。日本的神道于是脫離佛教而回復獨立發展。

　　幕府雖然提倡朱子學，并沒有下令禁止其他學派，因而王陽明學說還是在民間傳播。中江藤樹(1608 - 1648年)是日本陽明學的關鍵人物，反對朱子學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這樣反體制的思想自然不受幕府歡迎，卻得到部分中下級武士擁護。中江藤樹被尊稱為「近江圣人」。他的得意弟子熊澤蕃山因為公然批評幕府而被判幽禁。然而反體制的思想一旦散布，影響極廣。三代將軍家光剛去世時，在駿河發生由井正雪叛亂事件，意圖推翻幕府。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時，大阪發生大鹽平八郎之亂。兩個事件都與陽明學派思想有關。

　　當時也有其他學者另辟蹊徑，例如「古學派」的山鹿素行鉆研古書，得到的結論是朱子學說完全扭曲了孔孟的原意，公然批評朱子學，結果被幕府判決流放。另有一位荻生徂徠批判朱子學派是：「以明善惡而將先王的領域縮小，以爭論正邪來把孔子的教導范圍縮小，此皆是儒者之罪。」。荻生徂徠尤其提倡經世致用，主張儒者并不是只要修身進德，成為道學先生而已，也要學習政治、經濟，使得民生富庶，文史、藝術都能得到發展。

　　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掌政時，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明朝滅亡，滿清入主。明朝遺民紛紛逃避海外，其中有一位飽學大儒朱舜水于1666年到達日本長崎，在五年后見到了水戶藩主，德川家康的孫子德川光圀，接受禮聘到水戶開設學校。德川光圀自己也拜朱舜水為師。朱舜水所學不為朱子或王陽明所束縛，思想自成一個體系。他不喜歡談論性理之學，注重的是經世致用，對天文、地理、算術、農藝、建筑、政治制度等無一不通。日本各地名儒風聞，紛紛投入門下，水戶儒學因而成為其后兩百多年日本儒學的重要學派。

　　幕府漸漸無法控制思想，于是斷然宣布禁止講授朱子學以外的學問，是為「寬政異學之禁」(1790年)。但松平定信主持的寬政改革以失敗收場，異學之禁也沒有發生多大效果。民間所辦的私塾越來越多，超過幕府興辦的學校，活潑的思想潮流已經無法被強力束縛了。

　　德川光圀受到朱舜水的影響，曾經召集一批儒者，共同編撰一部《大日本史》，上起神武天皇，下至第一百代后小松天皇。后代的水戶藩主又繼續支持編撰，歷經二百多年，直到明治時代才全部完成。德川光圀沒想到的是，在《大日本史》漫長的編撰過程當中，儒家從孔子以來的「尊王攘夷」思想竟逐漸發酵起來，與先前的《神皇正統記》遙相呼應。

　　如果尊王中的「王」指的是天皇，「正統」也是指天皇，那么幕府將軍的地位應該擺在哪里呢?「尊王」的思想產生，使得幕府末期的日本志士紛紛把效忠的對象轉到天皇身上，對幕府的傷害之大實在無法估計。日本許多學者因而認為，水戶就是明治維新思想的發源地。

　　日本德川幕府從一開始就無法完全控制住人民的思想，幕府雖然也號稱鎖國，實際上仍然對荷蘭打開一扇貿易的窗口，并藉此與西洋進行有限度的文化交流。幕府后來越來越衰弱，西南各強藩興起，自行對外購置新武器，編練新軍;蘭學也在日本開始發芽，引入新思想、新知識的活水。因而，在不知不覺中，日本其實已經在為明治維新做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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