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因為中國和印度崛起，他們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及他們對地球資源的潛在需求，讓很多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尤其是物質文明是沒有辦法在全球范圍復制的，尤其是美國消費主義，是不能復制的。復制的話，我們就需要6個地球，而不是一個地球來維持這一個物質文明。后進國家沒有選擇，被迫找尋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和一種社會發展模式，來解決公正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美國的虛胖是建立于美圓殖民體系之上的軍控金字塔）—— 朱云漢：大轉折--從金融危機談四重歷史新趨勢的疊加　　

上島經理在“藍山咖啡門”里道出了國際名牌產品的真相：牙買加那么點地方，它生產的東西怎么能供應中國的消費呢？實際上對中國這樣的世界第一大國來說，有多少國際產品能夠滿足她的需要呢？任何一個國際名牌首先是一個地方性產品，這正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句話的題中應有之義?！　?/p>

地方性的東西是一地生態及文化的結晶，而一地生態則是整個生態圈的有機組成。這種組成是對立統一的結果，因其唯一而占有其世界性的標桿，世界性并不是機械的統一，而是相對差異性。西方在人權上標榜自由、民主，然而總以它們的標準為唯一，這實際上是殖民的癌癥。如果世界由單一元素組成，那所謂的世界性就只剩下單一，生態、有機、生命就無從談起，這也是核的隱喻。　　

    彭慕蘭《大分流》： 18世紀歐洲和中國都遭遇了生態危機，為了減輕中心的生態壓力，中心開始向邊緣發展。但在解決生態危機問題上，中國與歐洲面臨著很不相同的形勢：中國由于邊緣地區的發展，使其沒有形成像西方那種中心與邊緣的關系；英國則不然，除了煤礦的地理位置距工業區比較近、煤層埋藏比較淺易于開發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條件為英國本土節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應等，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心的生態壓力，使英國不至于發生生態恐慌，最終使西歐擺脫了一系列生態方面的制約，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乾嘉的白蓮教）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數據，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應，幫助英國節省下來的土地達到2500萬到3000萬畝，而當時英國的全部耕地也不過2300萬畝，等于多了一個英國。他說，如果沒有美洲，英國很有可能走上一條與中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相同的道路。（咸同的太平天國）正因為擁有殖民地和煤礦這兩大支柱，英國才逐步發展起來，使西歐和東亞走上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當前出現的食品危機、能源危機正是人、地關系，生態危機的集中體現，一個有限地球資源與無限的“被需求”的矛盾。只考慮把餅做大、而不考慮分配與公平的社會，最終將導致社會和生態的癌癥，歷史上的世襲制和自然災害下的社會動蕩正是缺乏社會保障和生態平衡的結果。（所謂食品安全問題并不難解決，要知道像過去的產供銷一體化與現在信息透明的結合，就足以構建從原產地到市場的反饋體系，關鍵在于信息不對稱下的市場暴（力）利）　　

    美國經濟模式是世界殖民體系的終極版本（以北極爭奪戰為標志），中國等世界文明古國應該起到人類文明標桿的作用（中情局與基地組織的同構）。那種狩獵經濟（化石燃料）是不可持續的生態滅絕（CH2O的裂變反應）中印等國的人口規模代表人類的中心力量是不可復制的，他們各自相當于已有工業化國家的人口總和，任何簡單重復生產都是商品有機構成的癌癥。相對G8來說，就要求中國內部各省、自治區，應該有一個區域經濟的集成網絡，如渤海灣文化產業、東北重工、西北能源、西南生態、珠三角金融，長三角信息等等形成產業分工和區域協作，分別與東北亞、中亞、東南亞形成全球連動的有機智能產業網絡。雖然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都提到：經濟的國際化和監管的無政府狀態的問題，雖然UN相對于US似乎是更加民主的組織形式，但其核心仍是二戰時期的“常任國”坐莊制，而不是全球公投制。他們從本質上來說仍是少數人（國）控制多數人的歐洲無政府狀態，他們的民主只是城邦民主而不是國際民主，是封建割據而不是全民民主?！　?/p>

一、民族化與區域化　　

    國家所倡導的生態文明是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延續不斷的文明的力量之源，其根本宗旨就是因地制宜、“與時俱進”，求同存異、分工協作。每一個地方都有她地方特色的動植物，有她地方特色的民俗生活，也應當有她地方特色的物質建設，不僅是歷史的遺骸、也應當體現于她現實的生活。社會學泰斗費孝通從《江村經濟》模式出發，認為發展鄉鎮企業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不同于西方國家工業化模式的一個基本區別，也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可行道路，“蘇南模式”、“溫州模式”與“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背景和現實發展道路。小城鎮發展模式“離土不離鄉”和“離鄉不背井”的特色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兩條具體途徑，而其背后的社會組織基礎則是如費氏所說的“漣漪”式的社會關系網絡?！　?/p>

    喬姆斯基：盡管政商合謀力量在強大地推動生活私有化和最大限度地浪費能源，它也破壞了市場無法提供的有效選擇，這是市場無效性的另一個內在的破壞性力量。簡單地說，如果我下班回家，市場給我開福特還是豐田車的選擇，但不是乘汽車還是坐地鐵的選擇，那是社會決定了的。在一個民主社會里，它是有組織的公眾決策，但這是富有獻身精神的精英在攻擊民主時試圖要破壞的東西?！　?/p>

   以我們試圖構建的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來說，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吳良鏞主持的蘇州城整體設計思路是值得思考的。其基本理念是城鄉結合，園林式開放，軸向發展：舊城居中，楔形綠地沿山脈、水系插入市中心；新城與工業區圍列，此外還利用外環路溝通了周邊城鎮。吳良鏞視城鄉聚落為“最巨大的藝術品”，他規劃的桂林、麗江等古典與現代交融、自然與人文競艷的新興旅游城市給我們以繼往開來的啟示。從吳氏“咫尺園林到大地景觀”的視野來說，以城市為中心的城鄉統籌規劃，城市與鄉村構成廳堂與花園的整體格局，這正符合世界建協《北京憲章》所倡導的人居環境理念。　　

    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新農村建設前景，應當是以城市為中心，以城鄉交通網為紐帶，以鄉鎮企業為骨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原材料加工與農副漁業等等是處于城鄉結合部的產業樞紐，是依托于廣大鄉鎮村民而呈放射狀分布的經濟網絡。以鄉鎮企業形式組織起來的新農村，是一個分工協作的亞城市單元，也是縣級行政力量有效整合的直接對應物。但就經濟發展水平來說，仍然停留在外包式初加工的階段，利潤低、環境成本高，多是自主權較弱的依附形產業，在經濟轉型和經濟危機中就顯得更加被動。另一方面，僅有經濟的發展對于一個現代社會來說，也是不夠的，我們對農村社會文化組織的有效建設還停留在體育鍛煉的階段，“種”文化的社會影響力和鄉村自組織管理的情況還不能與鄉鎮企業的社會整合相協調。　　

     在東西方文明互相激蕩、潮起潮落的背景之下，歷史累積的物質文明面臨迅速消退與混泥土化，如果我們不能從自己深厚的傳統文明中汲取創造的營養，那不但是對千百年來建設經驗和資源的巨大浪費，也會因為失去自己的獨特優勢而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而成為外來文明的廉價勞動力、原料供應地、產品傾銷地和垃圾廠。但是吳良鏞為世界建筑業的起草的第一部《憲章》，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模式所闡發的鄉鎮企業區域化的影響力，李嘉誠所合資的中成藥產業的國際化成就，展示了物質文化遺產在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中的巨大潛力。中華文明的復興，應當發揮中華風貌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模式面前的生產生活替代價值，提供特色創新經濟的“文化專利”。  　　

二、傳統文化設施與鄉村自組織結構　　

    我們傳統的鄉土社會是一個天然的商情網絡，同時也是無價的自組織信用體系，以農業合作社為原型解決了土地資金問題。譬如以宗親鄰里關系而發展的信用組織——“會”，可以說是民企股份制和城市銀行的傳統土壤（這是解決造成次貸危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的草根力量）。此外、如果不是傳統鄉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你就無法解釋溫州人為何能在遍布全球的銷售網中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而且這種同鄉網又反過來提升了在區位經濟中的地位。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網絡和以地緣為基礎的同鄉公會，不但在走出去、而且在引進來方面都是一個堅實的資源?！　?/p>

    被稱之為“青藤經濟”的臺州式組織模式，在“智能化管理革命”時代，是符合從科層化管理向多層分包式網絡轉變趨勢的（150人法則與“六度分離”是當前伊斯蘭革命急需解決的根本政治問題）。而作為上層建筑，近代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復鄉職議》中則說：“不合治則不能齊億萬以統于一；不分治則不能推一以及乎億萬”，馮氏的“復設古鄉亭”議（民國的保甲、國初的公社），可使“大小相維，遠近相聯”、“風俗日新”。這里所闡述的政府管理與鄉村自組織建設之間的關系，在當前轉變政府職能的大背景下，是值得思考的，也是地方政府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在處理官民關系方面化被動為主動的關鍵一環。被廣為傳揚的臺州式“民主懇談”，是作為調節群體利益關系的服務型政府的典范出現的，地方內組織架構節省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方志中就記載很多政府引導的以鄉紳、鄉老聯合行動的地方文化建設，為一方政治清明、社會安泰提供重要支持。　　

    現在的鄉村文化建設還停留在健身器材等標準化建設，其它更具鄉村特色和歷史凝聚力的地方譜系網絡與宗族類基礎設施還停留在自發狀態，缺乏有組織的引導。這里面牽涉很多意識形態的歷史原因，但是像宗祠、城隍這些維系地方及族人的精神紐帶的傳統建筑是必要的。就實際保存的情況來說，這類建筑多屬集體所有不存在土地糾紛，它與宗譜一起構成一個聯系廣泛的民間自組織系統，在行政資源之外、起到維持一方社會調解的功能。但是因為它處于自發的狀態下，有些因為保護不善而毀壞，有些有物質條件但因維修不佳而面目全非，很多具有歷史性和藝術性的東西被破壞了。另一方面，就鄉鎮企業及同鄉組織對城隍廟及行業偶像的資助來說，包含了傳統文化凝集力的感召和被感召的雙重影響，成就了一鄉鎮文化活動聚集場所。 　　

國家對傳統節日的假期制度的建立，增添了傳統文化在我們生活中的影響并為它的創新提供了空間。社戲、廟會等鄉村文化活動是鄉土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此前那種一味否定的做法并不能解決農民精神生活的問題，以至于一些極端宗教組織趁虛而入。立足傳統，加以批判性的繼承和創新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地方文化產品，如果離開了他鄉土文化的土壤，就失去了它生動的內容和創新基礎。鄉村的“種”文化建設除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物質化保存的途徑？譬如作為中小學生實習基地，所保存的傳統農業工具和生活場景，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歷史教育和生態、生活啟迪。那么在教育、文化、旅游部門及相關地方產業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分工協作的可能性，在繼承與創新的矛盾運動中，保留鄉土作為文化之根的歷史背景和未來可能性?！　?/p>

三、城鄉統籌與近代建筑的過渡　　

    在房地產市場疲軟和土地紅線面前，在現代需求的基礎上改造傳統建筑，是否能給簡單重復建設的粗放型模式以某種啟示？以獲得1992年度世界人居獎的菊兒胡同危舊房改建工程來說，通過居民互助、政府資助、單位補貼等途徑把破敗的“危積漏”院落變成由功能設施齊備的單元公寓式新四合院（可防臺）：一方面擴展形成的“跨院”突破了傳統結構，形成鄰里交往的嶄新空間；另一方面粉墻黛瓦、綠樹成蔭又仍保持了與舊城肌理的有機統一。這一案例給我們統籌兼顧的利用一切資源、提高使用效率以啟示，比如說鋼精混泥土是建筑資源、傳統民居的部件和特殊構造也是建筑、設計資源。就時代比較而言，現在的基礎設施建設相當于清代早期、批量生產而結構簡單，譬如早期的斗拱間僅以簡單的木條作八字撐，而到繁盛期以后則已是精美的木浮雕了。西人說“建筑”是凝固的音樂，我們可以說繁盛期的傳統建筑是一個藝術的博物館，是雕刻、書畫與生活的結晶，這些物質文明的豐沛資源應該成為我們現代生活的文化遺產和創新型發展模式的戰略儲備，是民族的、世界的?！　?/p>

    繼承與創新從來都是一體兩面的，我們追求“中國創造”的時候，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的立足之本和不竭源泉。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各地的千年古城有豐富的物質遺產與獨特構造在“千城一面”的城市建筑中有她不可替代的文化積淀，這也是旅游業和綠色經濟的現實依托。正如鄉間“積木”房的間隙所閃現的傳統建筑的驚奇，府城及古建公司在東南沿海的品牌效應是其它泛泛而產的“鴿籠式建筑”所難以企及的。一種融合豐厚的傳統藝術的生態型建筑能否引領新的基礎設施建設浪潮，也許我們能從近代建筑的短暫斷層中，找到一些歷史的現實啟發。近國家在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還特別部署了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它的目的就是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反思怎樣建設中國新農村的問題。人民改善住房條件的迫切要求與土地政策的國家底線，個人與地方、眼前和長遠的矛盾，使得傳統民居在鄉間存在全面消失的趨勢。但是如果以古建公司的模式加以資源整合和手工業者再培訓，那在產業開發和社會就業的創造性轉化方面將是非常可觀的，農村內部就可以解決很多社會保障和建設資金，譬如鄉鎮的工藝品初加工行業、環保而可持續。在興起的“文物收藏熱”之下，大量的精雕構件僅以舊木料價格倒賣到古木家具市場，當務之急是為鄉間殘留的傳統建筑構造留下照片圖紙資料，對日益嚴重的建筑文物流失加以整理和保護?！　?/p>

四、傳統產業遺存的現代啟示　　

    民族化是國際化與個性化的中間環節，是特殊地理時空的產物，在打破國家資本主義的封建割據建立世界貿易體系之后，有民族協作和個人分工的問題，正如人類掌握自然規律之后仍然生活在一個物種制衡的生態體系之中。那么作為世界經濟的有機整體，在世界貨幣化和信息化的基礎上，仍然要以貨幣的國族性來體現商品民族化以為個人化之過渡。要擺脫世界產品單一化（所謂名牌產品的無差別勞動），首先是產品的民族化、即所謂“山寨版”，其本質譬如網絡的二進制代碼（陰陽）與文字國別化信息個人化的關系，所謂“一統萬殊”、世上無相同的葉子，進入個性化生產的時代。這符合需求層次理論的基本要義，在滿足基本保障（水）的基礎上、各人按需調配（飲料配比）?！　?/p>

    現在物質生產的“麥當勞化”，從價值規律來說就是我們簡單商品的重復生產會導致利潤率的趨零，世界經濟也正面臨西方單一標準所導致的生產過剩。那么新農村建設就不應只是簡單西式生產的復制，而應當是在傳統農業文明的基礎上結合工業文明的生態文明，這是一種豐富的、多元的循環經濟。赤潮對沿海漁業的破壞是可見的，如黃巖化工廠對黃巖蜜橘及城市生活的影響不亞于生化戰爭，水、空氣等基本生命條件都成了稀缺資源？而借鑒傳統產業因材施建的生態理念，基于當地特色資源的產業化經營是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物質基礎和綠色產業升級?！　?/p>

    近年來，一向以港口、電訊業務等闖蕩天下的李嘉誠聯合國內三大中藥廠完成了“中藥國際化”布局，這是否有市場導向的意味呢？面對新化合物研發困局及基因技術的發展，醫藥正在從人工合成向生物體內合成轉變；傳統的中醫藥經千百年篩選流傳下來的方藥，以其獨特的臨床療效可謂天然藥庫。州府時代的中醫藥企業與現代醫藥原材料加工產業的結合，以及中草藥需求對山林植被的有機改造，是否會催生出新的生態醫藥產業呢？僅就民國《**縣志》風土篇的列舉的谷貨蔬果、藥花草竹木、畜禽獸魚介蟲之屬達數百種之多，這些不是比物理化學材料更有生命力的自然資源嗎？中成藥作為改進中的生物技術是比現有西醫單純的化學技術更加復合型的高分子有機療法，把醫藥原材料企業的現代醫藥技術與中醫藥傳統成就結合起來，不僅在商品競爭與技術創新上是必要的；在化工等高污染行業破壞生態循環，在農漁副產等基本民生產品遭遇毀滅性打擊之前，也是必需的產業轉型?！　?/p>

《最后的能源危機@簡約的生活方式》：　　

大多數基本生活必需品應該在我們的居住地附近生產，日益減少的能源供應會降低現有的產品包裝水平和商品運輸能力，從而使經濟去中心化成為社會的主要訴求。我們需要將社區、郊區和城鎮改造成充滿活力的小型地域經濟體，他們能夠最大限度利用當地資源為人們提供大部分必需的產品和服務?！　?/p>

我們在郊區也可以飼養很多動物，可以建立水產-農業一體化產業模式，社區林地、果樹、竹林、池塘和草地可以為社區提供許多物產，當地黏土供應可以滿足所有陶瓷制作需要。同樣可在廢棄的汽車修理廠安放一個供四鄰使用的小型鋸臺，這樣人們就可以很方便地從當地森林取用木料，打制櫥柜?！　?/p>

各個城市里擁有數量驚人的土地資源可以用來生產糧食以及其他生活資料。首先，要有家庭園藝，這是獲取食物最有效、最豐產的方式。許多房屋的平頂可以用來種菜，讓大多數人從城市遷到鄉鎮，可為城市留出更多的空間開辟為菜園地。　　

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生活資料可在居住地周圍幾公里范圍內生產，事實上許多需求可以通過社區生產得以滿足。諸如收音機和火爐等商品可在10至20公里范圍內的工廠生產，一個小城市可能需要一個冰箱制造廠和維修中心。只有個別特殊商品需要從幾百公里以外的大廠運來，極少數商品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例如，高科技醫療器械。各地出口產品的生產企業選址需要通過理性的社會決策，這樣所有城鎮和郊區都可以獲得少量但夠用的出口收入，用于支付為數不多的進口費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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