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句話不僅僅學歷史的人懂，除了因‘何不食肉糜”之言而貽笑天下的晉惠帝之類的白癡之外，恐怕連最普通的百姓都懂。所以有人說，政治學的核心其實就是“人心”。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經營著政治的精英們與老百姓的唯一區別在于：精英們可以用各種極為隱蔽的手段蒙蔽甚至愚弄百姓從而達到操縱與操弄人心的目的。這種現象在西方選舉式民主的國家里最為常見，但這顯然不僅僅是西式民主的專利，在中國也可以找到大量相同或者類似的案例。
由于政治精英們深諳欺蒙之道，所以普通民眾往往容易被他們的偽裝的表象所蒙蔽與欺騙。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欺蒙人心的歷史典故就是“王莽謙恭未篡時”。
王莽為西漢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員，其人謙恭儉讓，禮賢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漢末年，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王莽則被朝野視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選，被看作是“周公在世”。公元8年，王莽代漢建新，建元“始建國”，宣布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制”。
王莽之所以最后成功奪權，完成朝代更替，關鍵在于王莽善于偽裝和隱蔽，用偽裝的“善”來欺騙籠絡人心，使得所有的人被他蒙蔽，把他當成力挽狂瀾式的人物，寄希望于他拯救行將崩潰的漢政權。
其實，王莽式的人物在中國的各個時期層出不窮，只不過表現形式與采用的手段不同而已。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善于“偽裝”、善于“隱蔽”，以“偽善”來欺騙與籠絡人心，從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為什么王莽們通過“偽裝”與“隱蔽”手段很容易就能輕易地欺騙與籠絡人心呢?原因主要有兩點：一、利用了普通人的“善良”以及人心普遍對“善”的渴望;二、利用了普通民眾很容易被暫時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的弱點。
中國有一句俗話：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難知心。即使是普通人之間經過長期交往也很難達到知心的程度，更何況對于那些工于心計與謀劃、善于通過偽裝刻意隱藏內心真實意圖、且僅通過其言行而無法通過長期交往來感知的政治人物，要窺探其內心的真實想法與動機更是幾乎不可能的，更不用奢談普通民眾會將某一個政治人物放在一個較長的歷史維度去觀察了。所以，能夠感知并能識破王莽之類人物的人必是那些高瞻遠矚、目光如炬、充滿智慧的智者，而這類智者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寥若晨星。
在王莽們的眼里，人心其實就是一種“消費品”，在透支消費的時代，人心也成為了可以透支的消費品。消費品的價值就在于使用，當其使用價值被消耗殆盡以后，消費品也就變得一文不值了。等到“消費品”恍然大悟的時候，消費者的消費目的也早就實現了。
這里不妨舉一個眾所周知的“百口棺材”的故事。某君，據說是明朱元璋嫡傳子孫，首輔宰相，上任之初，曾經發誓要用九十九口棺材來裝貪官們，剩下的一口留給自己。當歷史的時刻凝固在那一瞬間的時候，所有的百姓都為之動容，為之傾倒。人心的天平在那一刻發生了徹底的傾斜。
那時，山人只不過是一個即將步入而立之年、不諳世事(更不用說諳政事)的懵懂青年，跟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普通民眾一樣，幼稚地以為中國出了一個“鐵面判官”，并為之感到欣慰。然而，當時光過去了十多年，山人也由當時的愣頭青日漸成熟起來的時候，再回望十多年前的那一歷史時刻，終于明白了：那個充斥著“買斷”、“下崗”、“MBO”這樣關鍵詞的時代，只不過是集團內部用“百口棺材”、“地雷陣”……等做道具，分工合作精心安排上演的一出“雙簧戲”、“苦肉計”罷了。因為只有在這些道具的掩飾下，“雙簧戲”、“苦肉計”才能取得以假亂真的效果，才能為即將接下來的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運動籠絡與爭取人心，最大程度地減少阻力。那一次，“人心”成了最大規模私有化運動徹頭徹尾的“祭品”，也徹頭徹尾成了權貴們與極少數精英們(地方官僚、企業高層管理、民間資本家)共襄盛舉的“貢品”與“消費品”。
所以，只有將政治人物的言行放到至少二十年以上的時間跨度去進行觀察，人們才會真正的“大徹大悟”，才會真正明白什么叫“不畏浮云遮望眼”，才有可能接近真相。
于是，山人開始對任何政治人物的言行持謹慎觀望的態度，不會輕率地下結論。這樣，至少盡量避免自己的那顆心成為權貴們的“祭品”、“貢品”或者“消費品”。
于是，對同樣充斥著“反腐”、“混合式改革”、“甩開膀子”、“全面深化”、“市場決定”這些關鍵詞的語境下，我們不得不去重新審視若干年前最終把廣大人民群眾推向“地雷陣”與“萬丈深淵”的年代，甚至更久遠的“代表”時代、“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走向共同富裕”與“貓鼠理論”的時代，對其中的動機不得不更加審慎與警惕。人們應該從圍觀“安邦路線”以及最近發生的狗咬狗式“胡郭互揭老底”事件中發現某些玄機。
在此，山人也想奉勸那些拿“人心”作為“祭品”、“貢品”與“消費品”、不斷踩踏“道德底線”去試探“人心”承受極限的人，小心過度消費會引發系統崩潰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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