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鷹：“從來沒覺得農業面臨的挑戰像今天這么大。”
新華網報道：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稱：
棉花和糖料已經率先突破了國際天花板，小麥玉米稻谷三大糧食的國內價格已經高出到岸關稅配額內的價格，如果主要農產品國內價格高于關稅外完稅后的價格，國外農產品大量進入中國將不可避免，“恐怕是不太遠的將來的事”。
對當今農業的態勢，他描述為：
“我搞農業三十多年從來沒覺得農業面臨的挑戰像今天這么大。”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左有“紅燈”右有“黃燈”。
1995年有美國學者布朗(Lester R. Brown)《誰來養活中國》一書指出：中國的人口增長不可逆轉;中國的農田減少不可逆轉;環境破壞造成的農作物減產不可逆轉。雖然中國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夠的外匯儲備來購買美國的所有糧食，甚至買上幾年美國的收成，但誰又能供應得起十幾億中國人的糧食缺口?
后來他再次指出：中國不能養活自己的原因是耕地不足。他說中國到處都在建高爾夫球場，嚴重地浪費耕地，必將導致糧食減產，造成危機。
這激怒了茅于軾，他于2004年發表了《虛擬的“糧食危機”》(http://www.chinathink.net/Aindex/documents/200404/3710.shtml)一文，稱布朗的書“給中國造成了非常大的傷害，大大地推遲了糧食市場自由化的進程，還導致上千億元的經濟損失。”
兩年后，農業部于2006年底提出了《全國糧食生產發展規劃(2006～2020年)》，對糧食問題做出了如下的總體判斷：“國內糧食供需關系偏緊的態勢將長期存在。”
面對中國到底是否存在糧食危機的爭論，2008年02月20日我在科學時報發表《糧食危機真實的還是虛擬的?》一文(http://scitech.people.com.cn/GB/6899045.html)，從對糧食需求量和產糧能力的預測，旁證了農業部的上述判斷。
對茅于軾的觀點，我指出，他的論證基礎是：
“以有效需求替代客觀需求，將價格信息視為真實的余缺信息，這是否認存在糧食危機的理論依據，顯現出典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而如果聽任市場原教旨主義指導社會公共事務決策，早晚會陷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境地。然而糧食是性命攸關的基本消費品，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群在這樣的境地下會做些什么，史有明鑒。”
此文引起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注意，將其轉給著名小麥專家李振聲院士。導致了后來的幾次農業論壇。后來我就沒再關注此事了。
7年后的今天，杜鷹透露的信息再次將這個問題提到社會公眾面前。
問題其實很清楚，從客觀需求和產能的角度看，中國的糧食問題是嚴重的。從茅于軾堅持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角度看，危機是虛構的：只要賺足了錢，什么買不到?何必生產糧食?茅于軾的理論其實不是他創造的。民謠早有云：
“泥瓦匠，住草房;紡織娘，沒衣裳;賣鹽的，喝淡湯;種田的，吃米糠;炒菜的，光聞香;編席的，睡光炕;……”
用時興的經濟學術語，就是搞實體經濟的受制于搞虛擬經濟的。用古人的話就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勞力者食(供養)人，勞心者食于人”。這就是茅于軾們熱愛并竭力論證其合理性的社會狀態。
在糧食問題上，中國到底應作何選擇，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自然有不同的判斷。如果走茅于軾的道路，讓市場力量來主宰社會資源配置，最肥沃的土地就會變成都市、商廈、高爾夫場。說“就會”其實太保守，任何人到蘇錫常平原、杭嘉湖平原、川西平原都會看到，這已經是現實了。
除非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擺脫實體經濟從業者的地位，而執虛擬經濟之牛耳，讓美國佬等八國聯軍的后裔為我們生產實物，并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證他們必須賣給我們，否則，我們的飯碗必將控制在孟山都之類跨國公司的手里。
對茅于軾們，這是無所謂的，他們自信在這樣的經濟格局中，不缺他們的飯碗。至于那些有生理需求而無“有效需求”的中國人，不過是垃圾人口，管他呢。
附文：科學時報：糧食危機 真實的還是虛擬的?
圖1：人均糧食產量
圖2：中國人口———統計、預測與控制目標
圖3：糧食產出、人口份額的地域分布
圖4：玉米、稻谷和小麥在糧食總產量中的份額
“狗日的糧食”
當今中國，50歲以上的人都還記得上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它將“民以食為天”的古訓深深地刻在每個國人的心頭。然而，近十來年，這“狗日的”糧食卻與中國人玩起了“藏貓貓”，搞得我們莫辨南北。
1995年，當糧票已從流通領域步入收藏領域時，美國人布朗發表了《21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人》的文章，指出：中國的人口增長不可逆轉；中國的農田減少不可逆轉；環境破壞造成的農作物減產不可逆轉。雖然中國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夠的外匯儲備來購買美國的所有糧食，甚至買上幾年美國的收成，但誰又能供應得起十幾億中國人的糧食缺口？
然而隨后，媒體廣泛報道的卻是中國糧食儲藏過多，導致大量的陳化糧。結果一方面農民賣糧難，糧價連年下跌；另一方面，大量的陳化糧催生了乙醇燃料工業，大量的陳化糧還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場，危及國民健康。
正當各地致力于農業的“結構升級”，大力減少種糧面積，推廣經濟作物時，卻發生了糧價上漲。專家警告：糧食危機迫近中國。聯合國糧農組織亦對全世界發出類似警告。而以試辦農村小額貸款，幫助貧困農民而聞名于世的茅于軾卻一再著文，痛斥“虛擬的”糧食危機，認為有必要“徹底消除許多錯誤的觀念”。
2005年1月31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國已成為糧食凈進口國。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報道，農業部于2006年底提出了《全國糧食生產發展規劃（2006～2020年）》。有趣的是，一年多后查遍網絡（包括農業部網站），筆者也沒能找到這個規劃的全文。從媒體的報道看，這個規劃對糧食問題的總體判斷是：
“國內糧食供需關系偏緊的態勢將長期存在。”
糧食問題無疑是基本國情之一，這不斷涌出而又相互矛盾的信息，迫使筆者探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們吃了幾天飽飯？
我們告別糧票制度是1994年，至今不過十余年。
1953年10月，中央全國糧食會議通過了《關于實行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的決議》。1955年5月16日，中央下達了《關于整頓城市糧食計劃供應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面實行“以人定量”和以行業定量的計劃供應制度，憑證、憑票供應。1955年9月，國家糧食部以命令的形式發布了《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制使用暫行辦法》。從此，沒有糧票就沒有飯吃，糧票成了一代中國人的命根子。
然而，如果以為糧票是新中國的創造，那就錯了。民國年間，國民黨政府發放過“糧食配給票”，蘇區、抗日根據地、解放區也發行過“臨時饑餓谷證”、“軍用糧票”、“邊區糧票”等。再往前，明清時期有“漕米版串”、“完糧串票”，宋代有類似糧票的“糧食要券”。饑餓似乎總是伴隨著我們這個人口最多的種族，史書上“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記載比比皆是，馬爾薩斯沒有出現在中國實在令人詫異。
人均糧食產量表征著國家糧食豐裕的程度。建國以來的人均糧食產量見圖1。歷史數據顯示：建國后短短7年內，人均糧食產量增加了46.8%，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考慮到這是新政權剛剛建立，還在朝鮮與美國面對面地打了一仗的時代背景，對比一下十月革命后普遍的饑荒，我們真應該對前輩們的業績肅然起敬。
可惜，偉大的成就之后是巨大的失誤與挫折，一場“大躍進”帶來了人們至今難忘的饑荒。它讓決策者牢牢地記住了“為政之要，首在足食”的古訓，使“以農業為基礎”、“以糧為綱”成了長達30年的基本國策。這30年的前期，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進行了巨大的投入，而后期則啟動了世界上最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以農業為基礎”的成效是顯著的，人均糧食產量穩步上升，到1982年接近了350公斤/人（348.7公斤/人），此后長達20年，人均糧食產量均在350公斤/人以上。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中國終于告別了糧票。
告別了糧票，“以糧為綱”也就漸漸淡出，到1996年人均糧食產量達到史無前例的412.24公斤/人。正當人們像上世紀50年代末期那樣，再次奮力投入工業化、城市化之時，人均糧食產量步步下滑，到2003年降到333.29公斤/人，回到了1982年以前的水平。更為嚴重的是，趨勢線自1996年后出現了下行的態勢，這不能不讓為政者驚出一身冷汗。
我們將需要多少糧食？
要知道我們將需要多少糧食，先需要知道我們將會有多少人口。圖2是歷年人口統計數據和筆者找到的人口預測/控制目標數據。
由圖2可見，在有統計數據檢驗的區間，蔣正華、張羚廣的預測數據（《社會保障制度》2003年第1期）和聯合國《世界人口預測(1998)》均偏高，但相比之下，聯合國的預測偏差小些。
曾反思計劃生育政策的何亞福則認為：“如果按照計生委認定1.8的總和生育率計算，那么到2030年左右，中國人口達到14.6億的峰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1.22的總和生育率計算，那么到2020年之前就達到人口峰值，這個峰值不到14億。”
一份《2007高教社杯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的報告則認為：2050年，人口可達到的峰值為14.2899億。
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要求：到2010年，人口總量控制在13.6億人；到2020年，人口總量控制在14.5億人；到本世紀中葉，人口峰值將控制在15億人左右。
圖2中的細線是筆者對統計數據做的簡單多項式擬合，而不是依據人口理論作的嚴謹預測。但其走勢顯然比蔣正華、張羚廣的預測數據和聯合國《世界人口預測(1998)》更接近統計數據的趨勢。它低于《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提出的控制目標，高于何亞福給出的兩個峰值。至于對人口峰值的估計，則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提出的目標一致：于2040年達到人口峰值15億。
謹慎起見，我們將15億人作為中國的人口峰值。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為新增的兩億人口準備糧食產能。
圖1中我們看到，人均糧食產量圍繞著趨勢線在一個通道內波動，從趨勢線到通道邊沿的寬度，即為平均的波幅，這個平均波幅與趨勢值之比，顯示了糧食產量的穩定性。從1961年到1974年，我國的糧食生產穩定性發生了質的變化，人均糧食產量的平均波幅從18%降到4.7%，此后最高也沒超過8%。這意味著社會已經適應了穩定的糧食供應，當年家家必備的糧囤、米缸已被商業儲備取代，一旦人均糧食產量的平均波幅超過8%，除非商業儲備有能力過濾這異常波動，勢將引發社會的不安，乃至動蕩。
中國人吃飽飯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后的這十余年，由圖1可知，1996年的趨勢線值（385公斤/人）大體上可以代表這一時段的平均水平。而這一年的通道下沿（356公斤/人）則為人均產量的警戒線，低于它將危及社會安定；高于通道上沿（414公斤/人）則恐谷賤傷農。由此，根據人口預測，到達人口峰值時，我們的糧食產能要比2005年增高19.31%，如果要保障充分的供給則需增高28.3%，如果增高量低于10.33%，則將出現供應危機。19.2%的增長需求要求0.95億噸左右的新增產能。正如布朗指出，農田減少不可逆轉，而環境破壞亦呈擴大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保持現有產能都相當困難，遑論增長？
能否靠進口解決問題？世界糧食市場的貿易量多年來在2.3億～2.5億噸之間，新增0.95億噸左右的貿易量，勢必將沖擊整個糧食貿易結構，使我國與其他糧食進口國間的關系復雜化。此外，糧食出口量集中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阿根廷等少數國家，其中美國占了35%左右。在糧食問題上高度依賴這些國家，其后果是什么？
糧食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之差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糧食生產年度波動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展現的長期趨勢。1994年以前，總體上糧食增長率高于人口增長率，但差距在逐步縮小。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經過艱巨的努力，解決了自己的吃飯問題。問題在于1994年之后，出現了糧食增長率低于人口增長率的苗頭，若無法遏制它，饑荒將重新光顧我們。
產糧能力：播種面積與單產
數據顯示：我國糧食總產量于1998年達到峰值5.12億噸，此后再也沒有恢復到這個水平。
糧食總產量取決于播種面積與單產。歷年播種面積呈下行態勢，主要是雜糧之類，面積大幅萎縮，作為主食的稻谷、小麥，總播種面積長期穩定在8億畝左右，但進入本世紀后，也發生了明顯的下滑。
今后，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能保住播種面積不快速下降即是萬幸，不可能指望明顯增加播種面積。糧食增產只能靠提高單產。在過去大半個世紀，糧食單產明顯提高，對中國人擺脫饑荒居功至偉。然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單產的提高顯出了明顯的疲態。
單產：化肥與良種
化肥和農藥是半個世紀來提高單產的重要因素。數據告訴我們，超過一定限度后，持續加大化肥和農藥用量，對提高單產幾無意義。1996年后，化肥和農藥每畝用量持續增大，邏輯上有兩種可能：其一農民無知，盲目施用；其二長期使用化肥和農藥，產生了“藥物依賴”，不逐步加量就可能減產。無論實際上是哪種情況，都不可能僅靠化肥、農藥來明顯提高單產。
另一個可能的途徑是良種。
稻谷單產提高最快的時段是1976～1984這8年間。1974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配制種子成功，1975年獲大面積制種成功，1975年冬，國務院決定迅速擴大試種和大量推廣雜交水稻，此后10年全國累計種植雜交稻面積12.56億畝，累計增產稻谷1000億公斤以上。可見良種對這一階段稻谷單產提高的作用。
然而，此后稻谷單產增速放慢，1998年后更陷入停滯。1996年，根據袁隆平的提議，農業部制定了超級稻發展計劃：1996年～2000年，超級水稻單產達到每畝700公斤；2001年～2005年，超級水稻單產達到每畝800公斤；到2010年，超級水稻單產將達到每畝900公斤。袁隆平分析說，中國目前的雜交水稻播種面積大約為2億畝，如果都種上超級稻，每畝可增收水稻150公斤，新增水稻總產可以多養活7500萬人（《袁隆平：中國超級稻研究走在世界前列》，2004年4月16日新華網）。這無疑是個振奮人心的愿景。
10年后，農業網于2006年9月宣布：“中國超級稻研究計劃”實施10年來，伴隨著一批高產、優質超級稻新品種的相繼培育成功，統計顯示，1999年至2005年已在生產上推廣種植超級稻新品種約2億畝，覆蓋了我國長江流域稻區、華南稻區和東北稻區，累計增產稻谷120億公斤。
這5年“累計增產”的120億公斤相當于同期全國累計糧食產量的0.37%！而這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3.95%。
2007年9月4日，《科學時報》報道：
“根據有關規劃，到2010 年，中國將培育并形成20個達到這一標準的超級稻主導品種，推廣面積達全國水稻種植面積的30%（約1.2 億畝），保持中國水稻育種的國際領先水平，帶動全國水稻單產水平明顯提高，僅此一項，全國水稻總產量即可增加720 萬噸。”
這預期增加的720萬噸不過是2005年全國糧食產量的1.48%，而到2010年，前述國家人口發展戰略預期的人口數比2005年人口增加4.01%。
由此可見，通過改良品種提高糧食保障能力的道路有多艱難。
單產：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在“以農業為基礎”、“以糧為綱”的時代，各地幾乎是不計代價地興建農田水利。當時的農業樣板大寨，最重要的建設就是梯田，所謂“先治坡、后治窩”，寧可忍受家里破爛，也要改善基本農田。
現在，人們對“先治坡、后治窩”有兩極化的評價。然而，從1961年到1996年的單產持續提高，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持續的高強度投入功不可沒。雖然進入上世紀80年代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投入就逐漸下降，但前期建設所產生的功效至少維持了10年。
當年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本質上是人海戰術，這只有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才可能。而今，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入城市，許多地方只有老人孩子留守，維持現有的農田水利設施都感吃力，更別說改善了。至于用市場化手段解決問題，受制于比較效益，根本不可行。
依靠人力受阻，那依靠科技如何？
1984年后，我國糧食生產三年徘徊，糧食沒有增加，而人口增加了5000多萬。政府急于想找到打破徘徊的方案。李振聲同中國科學院的農業專家，通過3個月的調查，提出了黃淮海中低產田治理方案。在周光召的全力推動下，中國科學院25個研究所400多名科技人員深入黃淮海地區，與地方科技人員合作，開展了大面積中低產田治理工作，使黃淮海地區增產了504.8億斤，與學者們預測的500億斤增長潛力相符。這增產的504.8億斤相當于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的6.2%，接近1984到1988年4年的人口增長率；換而言之，這一努力，解決了這4年內新增人口的糧食供應。
然而在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我們再沒能看到類似的努力，問題何在？在于社會缺乏農田水利建設的內在動力，動力轉向了比較效益更高的方向。
“蘇湖熟、天下足”，“湖廣熟、天下足”，“川糧外運”，這些民諺說明了中國最佳農田水利條件的區域分布。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這些地方成了城市化、工業化的熱點區域，相對而言，務農的比較效益絕無競爭力。于是昔日的“天下糧倉”再也沒有輸出糧食的能力，有的甚至需要大規模進口糧食，才能維持社會經濟運轉。圖3顯示出各省區人均糧食產量與全國均值之差。由此我們看到唯一有能力大規模向外輸出糧食的只有：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河南。一向被視為糧倉的江蘇、河北、湖北、四川，只能自給而已，而珠三角和浙江，則成為嚴重缺糧的區域。
我們的糧食播種面積自1998年后明顯下降，這反映了農田水利在社會經濟系統評價中的實際地位。由此我們看到，影響糧食生產的另一個也許更重要的因素：社會經濟系統的內在機制。
問題何在：
產能？需求？有效需求？
茅于軾痛斥“虛擬的”糧食危機，其基本論點正源于社會經濟系統的內在機制。他指出：
“只要市場在，就不愁買不到糧食。”
“個人的糧食安全依靠市場，國家的糧食安全同樣依靠市場。這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世界市場上從來沒有缺過糧，倒是總是生產過剩，為賣不出去發愁。各產糧國都想盡一切辦法補貼出口糧食。世界貿易組織近期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取消糧食出口的補貼，讓糧食自由流通。因為過剩，過去半個世紀雖然人口增加一倍半，人均消耗增加17%，種糧食的人減少了大概2/3，而糧食價格相對于其他商品卻降低了一半。”
這是一個極有力的論證。仔細思量這個論據，不難發現它是建立在“有效需求”之上的：
只要你有錢，就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糧食，糧食相對于其他商品的價格，是表征糧食余缺的信息系統，既然相對價格在下降，足以證明無缺糧之虞。
這個論證完全符合經濟學教科書的原理，足以從理論上消除關于糧食危機任何“虛幻”的觀點。然而，這個論證用糧食購買力替換了全社會人口對糧食的實際需求，而只承認有購買力的需求。事實上，當今挨餓的人全是缺乏購買力的窮人，在茅于軾的論證中，這部分需求是不存在的。
且不說聯合國糧農組織如何為全球饑餓人群殫精竭慮，即使在國內，在大學這個以前被視為象牙塔的地方，不時都有學生因貧困而節衣縮食的消息見諸媒體。農民工飲食惡劣，乃至吃飯館剩飯的報道更時有所聞。
1996年后，糧食產量大幅下滑，論者將其歸之于種糧的比較效益下降。然而種糧的比較效益為何下降到如此地步？請注意，這段時間正是“利潤極大化”原則在行政權力的保駕護航，乃至直接參與下大行其道的時期。正是“利潤極大化”原則導致了尖銳的兩極分化，導致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與需要購買商品并祭獻利潤的貨幣之間失衡。在貨幣向“資產”集中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的基本需求被排除在“購買力”的視野之外。
既然市場經濟是當今主流文明的基礎，既然事實上是“利潤極大化原則”依據“有效需求”在配置資源，我們不妨來看看，這一社會經濟系統的內在機制導致了什么結果。
我國的糧食生產以稻谷、小麥和玉米為主體，其中，稻谷和小麥主要用作口糧。上世紀80年代以前，95%以上的玉米被用作口糧。而今玉米消費結構中，飼料占75%左右，工業用占12%左右（主要是淀粉和酒精行業），糧食和食品消費占8%左右，種子消費約占1.23%左右，剩余為儲備和出口。（李超民《我國CPI過快上漲的國際根源》，2007年9月3日《文匯報》）
稻谷、小麥和玉米在糧食總產量中的份額見圖4。
數據顯示：自1985年后，作為主食的稻谷加小麥在糧食總產量中的份額就開始下降，而作為飼料和酒精、淀粉原料的玉米則替代了它們空出的份額。這說明，我們的社會經濟系統認為，酒肉之需開始優于口糧之需。顯然，酒肉之需是相對富裕人群的需求，他們有能力將自己的生理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于是社會經濟系統作出了相應調整。
調整的動力還不止于此。鑒于石油資源短缺，2003年11月，吉林省在全國率先開始在全省范圍內封閉運行推廣車用乙醇汽油；2004年下半年，遼寧、黑龍江兩省相繼實現了全省車用乙醇汽油封閉銷售，至此，整個東北地區全部封閉推廣車用乙醇汽油。此后在我國，乙醇汽油項目迅猛發展了5年，直到2006年7月，財政部副部長朱志剛還表示，中央財政投入國債資金4.8億元，積極支持燃料乙醇的試點及推廣。自2002年試點以來，4家燃料乙醇定點生產企業共減免兩稅1.9億元；中央財政共撥付虧損補貼20億元，還免征燃料乙醇5％的消費稅。直到2007年，燃料乙醇項目的擴張才被發改委叫停。
這樣的調整其實是全球性的。
2002年后，全球燃料乙醇產量出現井噴，尤其是美國燃料酒精產量以超常規速度增長。
2005年，布什政府發布生物燃料目標：2012年達到2300萬噸，生物燃料的絕大部分是燃料乙醇，而目前美國的燃料乙醇全部用玉米生產。
2006年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酒精生產國。同年5月31日，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公司宣布，將在其經營的383家美國加油站中提供乙醇汽油混合燃料。
2007年，布什政府發布生物燃料目標：2017年達到1.07億噸。
截至目前，美國燃料酒精建成和在建產能已經達到4400萬噸；2007/2008年燃料乙醇產量有望達到2800萬噸。預計2007/2008年度玉米在乙醇中的用量是2002/2003年的3.4倍；2007/2008年度玉米在燃料乙醇中的用量預計達到美國國內玉米消費量的28％～31%。
由此我們看到，在“有效需求”這個貌似價值中立的準則面前，富人的油箱和窮人的胃完全談不上“機會平等”。社會經濟系統選擇的結果，是將大量的土地用于種植玉米，生產大量的玉米來造汽車用的燃料酒精，結果直接推動了糧價的上漲。這引發了從非洲國家到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普遍憂慮。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經濟學家布朗將此歸結為：
“世界8億機動車主和20億貧困人口將大規模競爭糧食，機動車主想讓車動起來，貧困人口則僅僅想吃口飯活下來。”
在這個問題面前，我們的社會經濟系統只能接收到價格信息，感知到機動車主們的“有效需求”。而那20億貧困大眾的生存之需，由于缺乏鈔票的支撐，只能淪為“無效需求”。
人類是如何掉進這個荒謬的陷阱之中的？我們不得不反思那些被視為“公理”的經濟學教條。
市場原教旨主義與公共事務決策
關于糧食問題，我們得到了兩類信號：一類由統計數據和科學家們發出，告訴我們必須重視糧食問題，鬧不好可能出現危機；一類由經濟學家們發出，告訴我們，價格信息證明，所謂糧食危機純屬子虛烏有。
我們該相信誰？
1985年，茅于軾發表了《擇優分配原理》一書，將整個經濟運行歸結為約束條件下的極值問題。由此論證利潤極大化將導致資源的最優配置，而價格是最有效的經濟信息系統。這個理論體系自洽而有大量實證支持，極具說服力。以至于茅于軾在《擇優分配原理》中自信地寫道：
“當理論與實際矛盾的時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況我相信理論，并懷疑‘實際’是個假象，因為理論是經過千百萬人的實踐檢驗過了的。”
事實上，經濟體系是一個動態系統，子系統間的關系決定了整個系統的運動特性，這是約束條件下的極值模型無法描述的。從貨幣的角度看，利潤極大化原則持續地將購買商品的貨幣轉化為追逐利潤的貨幣（資本），長此以往，兩者必將失衡——購買商品的貨幣不足以為追逐利潤的貨幣提供真實的利潤；擁有大量貨幣的少數人口與相對購買力日漸萎縮的廣大底層公眾并存。結果，提供利潤的“資產”必然供不應求，而基本消費品必然有效需求不足。這個事實早為馬克思、凱恩斯等許多學者發現，也被我國的統計數據證實（見王中宇《利潤極大化與滯脹》，2007年12月31日《科學時報》）。
在這個格局下，糧食價格相對于資產價格疲軟，應在意料之中——擁有大量貨幣的人群，恩格爾系數極低，他們消耗食品的胃口總是有限的，而對“資產”的追求則無任何“胃口”上的限制。由于恩格爾系數極低，這個群體對糧價的波動極不敏感，哪怕糧價翻兩番，在他們的現金流中，不過是個可以忽略的漣漪。
然而，對恩格爾系數高于0.5的群體，糧價漲30%就足以讓他們的現金流徹底紊亂，而“資產”價格上竄下跳，他們反而感受不到。請注意：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提供的“各地區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2005年)”，可計算出全國平均的恩格爾系數為0.367，超過全國均值的省區順次為：海南47.6%、西藏44.5%、安徽43.7%、云南42.8%、廣西41.3%、福建40.9%、江西40.8%、貴州39.9%、四川39.3%、湖北39.0%、遼寧38.8%、江蘇37.2%。鑒于明顯存在的兩極分化，有效購買力高度集中于大城市的少數家庭，這些省區很可能是相當多的家庭恩格爾系數超過0.5。可惜，筆者找不到按收入水平分類的相關數據，無法作出定量計算。
問題在于，我們的經濟學家們，還沒聽說哪位的恩格爾系數高于0.5，相反年收入上十萬、上百萬的絕非少數，而我國的人均GDP不過1.6萬元左右。“存在決定意識”，沒說出“何不食肉糜”來，已經是難得的清醒了。
以有效需求替代客觀需求，將價格信息視為真實的余缺信息，這是否認存在糧食危機的理論依據，顯現出典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而如果聽任市場原教旨主義指導社會公共事務決策，早晚會陷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境地。然而糧食是性命攸關的基本消費品，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群在這樣的境地下會做些什么，史有明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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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南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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