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一個叫王占陽的教授與解放軍的幾個同志(彭光謙、昆侖巖等老師)在環球時報年會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主題是腐敗問題和顏色革命誰對中國危害最大的問題。這場辯論中王教授陰險的觀點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感。

　　王占陽教授，何許人也?百度百科昨天的介紹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教研室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中國民生研究員特約研究員。中國第五縱隊國內主干成員。”也就是說，與我們解放軍的幾個同志交鋒的是一個“中國第五縱隊國內主干成員”。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解放軍同志不但要在軍事陣地上與敵人作斗爭，也在輿論陣地與錯誤的觀點作了堅決的斗爭。我們為在輿論陣地反擊錯誤觀點的解放軍同志叫好!

　　王占陽教授在辯論中大放厥詞，拋出了幾個極陰險的觀點：

　　1.“你怕什么顏色革命?對知識分子不要擔心，知識分子是秀才，不會影響這個國家怎么樣的，關鍵就是那些帶槍的腐敗分子最嚇人。”

　　2.“顏色革命這個詞在引入中國時被泛化了，泛化成帶有普遍性的概念，這就需要重新界定，天下好像沒有無顏色的革命所有的革命都是有政治色彩的，共產黨革命是紅色革命，改革開放推進市場化是藍色革命，鄧小平在關于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說中國要搞民主化，那也就是共產主義，是紅色革命，紅色革命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粉紅色革命。如果把顏色革命徹底否定，那就等于把藍色革命和紅色革命全部否定了，我們的話語體系也就全崩潰了。”

　　3.“香港算不算顏色革命?從外界因素的介入角度來說是。但美國等西方勢力是否介入了香港問題，目前并沒有確鑿的根據，更多的是推測。以推測作為基礎，這是大問題。”

　　看了王教授的這些講話，我簡直吃了一驚。這些話是出自一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教研室主任的嘴嗎?他首先把顏色革命和腐敗問題主觀地分割開來討論，說“顏色革命不可怕”，還別有用心的指出“帶槍的腐敗最嚇人”;繼而又把西方帝國主義實施再殖民的顏色革命同爭取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無產階級革命混為一談;最后還喪心病狂地指責中國“沒有確鑿的根據”就“以推測作為基礎”說美國介入了香港“占中”事件，“這是大問題”。

　　我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教研室主任嗎?起初，我們還以為這是西方派來的特務，但我們再次仔細看了這位王占陽教授的簡歷就是那么清楚明白地寫著“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教研室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中國民生研究員特約研究員”，這顯然是錯不了的啦!那么，這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教研室主任“葫蘆”里面究竟賣的什么藥?我想只有王占陽教授心里最清楚，我向王占陽教授請教下面幾個問題，就是為了把他“葫蘆”里面的藥弄清楚。由于葫蘆又可以稱作壺，所以，題目就叫“探‘壺’求藥“了。

　　一.能不能把腐敗問題同顏色革命割裂開來討論？

　　　　對于王占陽教授把腐敗問題和顏色革命主觀地割裂開來加以討論，究其孰重孰輕，我認為是沒有討論價值的。因為，這樣的討論就像爭辯腸子上的腫瘤和胃上的腫瘤哪一個危害更大的問題一樣，凡是對腫瘤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無論哪一種腫瘤都有問題，都要進行治療，但是對付腫瘤的關鍵是如何改變生長腫瘤的體質問題。對中國而言，這個“改變生長腫瘤的體質問題”就是要把腐敗問題和顏色革命問題放在階級斗爭的社會基本旋律里加以考慮，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進行治療，才能使腐敗問題和顏色革命的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把這兩個問題分割開來討論誰的危害更大的人，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政治弱智。作為擁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教研室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中國民生研究員特約研究員”等諸多頭銜的王占陽教授會是政治弱智嗎?顯然不是!但是，那又是什么呢?

　　二.“秀才”的腐敗就可以無視嗎？

　　　　王占陽教授說：“對知識分子不要擔心，知識分子是秀才，不會影響這個國家怎么樣的，關鍵就是那些帶槍的腐敗分子最嚇人。”

　　李鐵映同志說過：“刀可以殺人，筆可以攝心。”可見筆的重要性。今天的許多崇拜西方價值體系的“秀才”(俗稱公知)掌握了中國的“筆”(輿論權)，他們在西方勢力的資助下，利用業已掌握的“筆”，替西方壟斷資產階級鼓吹美化，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宣揚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描繪的跟天堂一樣。貌似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連月亮也是西方的圓。這種“秀才”(公知)利用掌握的“筆”，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進行交換，試圖顛覆社會主義政權，以獲取政治和經濟利益，這難道不是腐敗么?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是怎么垮的?不就是整個國家的都充斥著對西方價值觀的無限崇拜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泛濫所致嗎?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西方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能成功嗎?翻開和平演變史，我們不能發現，恰恰就是這些掌握了“筆”的崇拜西方價值體系的“秀才”(公知)在鼓動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是他們在顛覆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是他們在搞學術思想腐敗，搞輿論霸權主義，搞網絡法西斯。對于這樣的腐敗，我們可以無視嗎?當然，中國也有一些堅持公平正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民族氣節的學者，比如昆侖巖、張宏良、孔慶東、王立華、呂永巖、艾躍進，戴旭、朱繼東、尹國明、司馬平邦等同志(由于篇幅問題，我就不一一列舉)，但是，這些堅持公平正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民族氣節的學者往往遭到西方勢力和西化派腐敗“秀才”的圍攻和打壓，封殺博客，封殺微博，封殺網站…等等手段不正是西方勢力和西化派腐敗“秀才”搞輿論霸權主義和網絡法西斯的鐵證嗎?

　　王占陽教授還說“帶槍的腐敗分子最嚇人”，這簡直就是別有用心，帶槍的腐敗軍人顯然不能代表整個人民解放軍，我們相信軍隊中存在腐敗分子，但這是局部和個別的。而今天中國學術界和輿論界的腐敗就遠比軍隊的腐敗嚴重得多。人們常說，中國現在輿論界和學術界都淪陷了，可有多少人說人民解放軍淪陷了?王占陽教授回避了輿論界學術界基本西化、腐化的嚴重局面，把矛頭對準人民解放軍，這顯然不是無心之語，這是對目前以習總為核心的黨中央發動反腐運動的抵制，他希望人民把眼光只聚焦在軍隊腐敗上，從而無視輿論界學術界的嚴重腐敗。王教授這一招“圍魏救趙”是極其高明的。他企圖使我們按照他“指引”的辦法做，把全部反腐火力集中在軍隊，這樣就極有可能搞亂人民軍隊的穩定，輿論界學術界的西化派就可以趁機鼓吹“軍隊國家化”的調子，徹底顛覆黨和國家的堅定柱石--人民解放軍，而輿論界學術界的腐敗分子則可以逍遙法外，繼續安然無恙地替西方勢力在中國穩步地實施“西化洗腦工程”。但是，這個算盤恐怕是打錯了，因為以習總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既不會放過軍隊中任何腐敗分子，也決不會放過輿論界學術界的腐敗分子。想搞亂人民軍隊，想替輿論腐敗和學術腐敗分子解套，想“圍魏救趙”，黨和人民會答應嗎?

　　三.顏色革命能與無產階級革命混為一談嗎

　　從目前絕大部分的顏色革命看來，都是西方國家操控的對屬于前蘇聯政治軍事勢力范圍內的國家實施政權更替行動。顏色革命后，幾乎每個上臺的領導人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都必須依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其國家也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否則，西方國家就會繼續實施顏色革命，直至完全親西方的資產階級上臺。說的直接一點，顏色革命就是西方帝國主義對顏色革命發生國實施的再殖民。

　　而我們的新民主民主革命則是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統治，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民族獨立和人民當家做主的無產階級政權。

　　顏色革命能與無產階級革命混為一談嗎?

　　四.香港占中行動難道不是顏色革命嗎？

　　王占陽教授說：“香港算不算顏色革命?從外界因素的介入角度來說是。但美國等西方勢力是否介入了香港問題，目前并沒有確鑿的根據，更多的是推測。以推測作為基礎，這是大問題。”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香港“占中”到底是不是顏色革命，西方勢力是不是介入了香港“占中”。

　　我們知道，顏色革命至少有兩個關鍵要素：1.西方勢力的操控;2.親西方的資產階級代表組織實施。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香港“占中”行動都是屬于顏色革命的，因為西方勢力和香港西化民主派(親西方的資產階級代表)一直在操控著香港占中行動：從事前美國議員與香港西化派頭目會談鼓勵，到“香港美國中心”培訓大批名“占中”骨干;從西方派人在香港各個高校多次開“占中”行動的協調會，到對“占中”行動提供經費支持。哪一件與西方勢力無關?

　　下面，我們可以看一看西方帝國主義和香港西化民主派之間是如何導演非法“占中”這場政治鬧劇的。

　　(一)西方勢力對“占中”的經濟資助

　　美國國務院背景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自一九八三年成立后，每年從國會獲得約七億八千萬港元的撥款，再透過各地的美國機構或組織，暗中出錢出力推動各地民主發展。香港的西化民主派就一直通過各種結構或組織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獲得資金，他們組織的“占中”的表面被偽裝成以爭取“普選”為訴求的民主行動，實際上卻暗中接收以美國國務院、美國民主基金會和全國民主研究所為首的西方國家機構在經濟等各方面的援助。

　　(二)西方政客對香港“占中”的政治支持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與香港大學共同成立了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CPL)，這個組織的網站上明明白白地顯示“CCPL的成立目的是要在政改諮詢的過程中，擴大公民的意見”。

　　“占中”發起人戴耀廷在2006年至2007年就是CCPL成員之一。2013年至2014年，戴耀廷雖然已不是成員，但至少3次出席該組織的會議，并領導該中心的一項有關政制發展的研究計劃。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多次出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贊助的活動。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也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有密切接觸，他早在1997年就獲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頒發民主獎項。今年4月，李柱銘更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華盛頓與美國副總統拜登會晤，又在當地一個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舉辦的講座中演說，大談如何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

　　(三)西方勢力對“占中”骨干進行培訓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香港美國中心”，壟斷了香港8所大學的通識教學教材。“港美中心”主任為侯儒楷，侯儒楷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的“師父”，夏千福早年在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工作時曾與他共事，兩人關系密切，“侯儒楷在夏千福上任后3個月出任港美中心主任，顯然夏千福是要借助侯儒楷貫徹落實美國香港政策”(《文匯報》)。侯儒楷是美國情報部門的老牌特務，卻從未有任何學術界資歷，卻被聘為“港美中心”主任，而“港美中心”最近一個活動就是鼓動學生示威游行。“港美中心”本年3月15日至16日進行了兩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順”培訓年夜學生作為“占中”主干，“工作坊”由一些政黨要人、國際學者及神秘人物授課，教學生如何面對大型示威抗議活動中的“談判策略”，并為香港普選定下所謂的“不可退的底線與立場”等。

　　(四)西方勢力對“占中”骨干鼓勵打氣

　　公民黨英語組、“香港2020”9月5日晚舉行會議，邀請外籍人士討論政改，出席者包括兩名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美情治人員和外國學者等40人，前經濟司布簡瓊(ElizabethBosher)更是被陳方安生和李柱銘等人親自送入會場。會議由公民黨主持，發起罷課的“學聯”和“學民思潮”等均派代表出席。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曾任職美國國防部和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的丹·蓋瑞特稱，“這次回美國向頂頭上司匯報目前香港所處境況及我在港推動的工作進展。華盛頓要求繼續在香港推動民間、社會力量爭取民主訴求運動，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運扮演先鋒角色”。他還承諾，“美國會保護學生領袖，包括赴外國留學、定居”。

　　(五)西方媒體稱香港“占中”為顏色革命

　　盡管在王占陽教授眼里，香港“占中”行動不算顏色革命，但西方媒體卻作了鮮明的定義，即“占中”實際上就是世界上一些地方曾經多次上演的街頭政治、“顏色革命”在香港的翻版。香港“占中”非法啟動以來，一些西方媒體欣喜若狂，毫不掩飾地公開宣稱香港“占中”是一次“顏色革命”。美聯社以“雨傘革命在香港擴散”為題對香港“占中”加以報道;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將香港“占中”稱之為“雨傘革命”登上了雜志封面;英國《獨立報》也將香港“占中”稱之為“雨傘革命”;英國《金融時報》更是以《雨傘革命讓人質疑一國兩制》對香港“占中”進行報道;《華爾街日報》以《香港民主覺醒》為題，稱香港人“現在終于明白到只有爭取，才有機會得到民主”。法國《解放報》干脆稱“占中”為“香港之春”。

　　我們不明白，面對如此多的客觀事實，王占陽教授怎么就偏要說“美國等西方勢力是否介入了香港問題，目前并沒有確鑿的根據”?居然還以此為由，給自己的國家扣了一個帽子—“以推測為基礎，這是大問題”。經過兩個多月非法“占中”，讓香港人民看得清楚，“占中”不是獲得民主的鑰匙，只不過是某些人獲取私利的捷徑，所以，支持“占中”的人越來越少。今天，香港政府對“占中”分子開始進行清場。這說明，西方勢力和香港西化民主派試圖劫持民意，擾亂香港民主進程，毀掉香港人民福祉的陰謀注定是要失敗的。其實，王教授心中的“大問題”恐怕不在“沒有確鑿的根據”上，而是不甘心西方勢力的如意算盤落空了，不情愿香港西化民主派的陰謀失敗了。

　　我們應該這么說，如果真有人能夠把“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演繹到極致的話，我們認為王占陽教授一定算一個。所以，一個社會主義學院政治教研室主任不講社會主義，不講階級斗爭，不講人民民主專政，一味地推崇顏色革命，鼓吹資產階級憲政，把資產階級的顏色革命同無產階級革命相提并論，把顏色革命講得如此美好，貌似顏色革命就是進入天堂的鑰匙一般，我們對此也就毫不奇怪了。說到這里，我腦海里反復出現一個人，那就是大漢奸汪精衛，他當年也是把投降賣國當做“曲線救國”，把日寇侵華美化為建立“東亞共榮圈”，號召國民跟隨他和偽軍一起投降日寇，最后進入美好社會-“東亞共榮圈”。這時，我們會有趣地發現，王教授和汪精衛兩人在美化一件極卑劣極丑陋的事情上，其功底真是不相上下。

　　這場辯論過后，那些掌握著“筆”的“秀才”都跑過來為王教授歡呼雀躍，難怪各個網絡媒體都掛出大標題“學者王占陽舌戰三將軍”，更有媒體直接喊出“王占陽好樣的”。昨天，百度百科王占陽的介紹里還有“中國第五縱隊國內主干成員。”今天百度百科這條介紹就被掌握著“筆”的“秀才”輕松摘掉。對王教授和“秀才”不服不行啊，只是這樣讓我們越發對王教授“葫蘆”里的藥感到好奇。

　　王教授，您的“葫蘆”里面究竟賣的什么藥?

　　2014年12月11日 寫于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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