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是資本主義的一面旗幟。

　　“斯大林說，如果不是由于艾森豪威爾，我們將不可能首先攻入柏林。美國軍隊是完全有可能先到達那里的。德國人一面集中兵力對付我們，一面準備向美國和英國投降。斯大林寫信給艾森豪威爾請其緩進;他對艾森豪威爾說，根據與羅斯福的協議以及考慮到我國人民在戰爭中的巨大犧牲，我們的軍隊應當在西方盟國之前進入柏林。于是，艾森豪威爾把他的部隊的進攻停了下來，這樣就讓我們的軍隊攻占了柏林。如果艾森豪威爾不是這樣做法，那么在我們到達之前，柏林早就被美國軍隊占領了，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斯大林所說，德國問題很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決定，而我們的地位也將不利得多。這就是艾森豪威爾所表現的那種騎士式的慷慨品質。他忠于羅斯福的諾言。”(《赫魯曉夫回憶錄》)

　　羅斯福諾言擲地有聲：“是紅軍和蘇聯人民迫使希特勒的武裝力量走向徹底失敗的道路，從而贏得美國人民衷心的永遠的欽佩。”(見唐晉：《大國崛起》)

　　這是美國的良心;也是資本主義的良心。

　　任何國家的崛起，不能沒有這個良心。

　　這是社會主義良心——

　　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宣告美國崛起：“我們正面對著有關財產和人類之間關系的新觀念……每個人擁有的財產都必須屈從于共同體的整體權利，并且根據公共福祉要求的程度來限制其使用。” (見杰·里夫金：《歐洲夢》)

　　——制約特權!

　　20世紀中，山本七平指證日本崛起：“追求不含有私欲的經濟合理性，以此為基礎的勞動本身就是‘善’，具有珍貴的價值。……日本就是以這種觀念形態迎來了明治時代，并度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難歲月。” (《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制約特權!

　　相反，國家衰落之時，必是“良心”暗淡之際。2009年，奧巴馬為美國反省：“當一個國家只青睞富人時，它的繁榮將無法持久。”(《總統就職演說》)

　　歷史上的大國崛起，秦帝國、羅馬帝國、伊斯蘭帝國……，無論是商鞅法的“獎勵軍功”，還是凱撒麾下的“公民軍團”，抑或穆罕默德組建的“平民部隊”……，無不是私有制形態下對公有制的認同，無不以公有觀念的崇高制約特權，尊重民眾，激勵全民族，從而形成巨大的擴張力;而帝國的衰亡，則無一不是特權壟斷以極端私有化踐踏公有制和公有觀念，制造貧富懸殊，撕裂社會和諧，導致民族活力的喪失。

　　國家認同人民的地位，所以興;國家屈從特權的貪欲，所以衰。近代的大國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日本、蘇聯、美利堅，無不以自身的興衰彰顯歷史的周期律——在弘揚公有制和公有觀念中崛起，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向特權集團的畸化里衰亡。

　　一定意義上，西歐文藝復興拉開了近代大國崛起的序幕。

　　中世紀的歐洲是基督教的天下。

　　基督教的崛起源于耶穌《福音》中“公天下”精神對廣大民眾的強大向心力。依憑這個“向心力”，基督教會從一個備受迫害的群體，顛覆為羅馬的國教;更經過千年擴張，攀上歷史峰巔。“西方各民族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承認羅馬的最高精神權威把他們聚合在一起，自10世紀后，對羅馬教皇的權力便不再有異議。組織完善、等級分明的羅馬天主教在各處都確立了勢力。(德·加亞爾：《歐洲史》)

　　又過了300年，“教權在13世紀前半期達到頂點。……教皇被抬到基督代言人的地位，他集世俗與精神事務的權力于一身，教權是完整、不可分割的。”(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

　　然而，巔峰同時是衰落的開端。

　　教會一統，舍我其誰!教權壟斷了“公義”，而“公義”的布道則掩蓋著教會對耶穌精神的背叛。自教皇以降，教士們放縱私欲，腐敗墮落，橫征暴斂，乃至傲慢狂妄地以“宗教裁判所”的濫施酷刑，置自身為整個社會的公敵。

　　教皇體制的特權私有被嚴重質疑，教權依附關系成了生產力進步的嚴重障礙，基督教社會在貧富懸殊和兩極對立中嚴重分裂。

　　14世紀，王權向教權展開了空前激烈的爭奪，而蔓延歐洲大陸的饑荒和疫病更加重統治階級內部及其與人民的矛盾，教會內斗白熱化，人民起義此伏彼起，歐洲在劇烈動蕩中。

　　在人民革命的洪流里，新興資產階級亮相，文藝復興是其意識形態先聲。

　　文藝復興把人置于世界的中心。這是抽象的“人”，不分貧富貴賤;這又是具體的人，即為掙脫教權統治而覺醒的廣大被壓迫群體。它是在抽象“人權”的意義上反抗特權剝削的階級斗爭，是初具資本主義形態而含有社會主義內核(時人稱為“歐洲世界主義” )的政治革命。

　　文藝復興以對個體利益的堅定捍衛和對所有人私欲的熱烈主張，表達對壟斷特權極端私欲的強烈逆反和對人文主義的朦朧向往：莫爾以《烏托邦》訴說千古人類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憧憬，馬基雅維利則以《君主論》指明資產階級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現實中沖擊教皇特權的自為路;而近代哲學對基督教思想體系的強悍沖擊，更為近代科學展開了翱翔的翅膀。

　　文藝復興精神鼓舞下的歐洲大陸，激發出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新精神，擂響了大國崛起的陣陣鼓聲：葡萄牙、西班牙、荷蘭……，

　　14世紀，在人民的抗爭中，葡萄牙最先掙脫教權桎梏，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生產關系的變革促進了生產力進步，人的解放產生巨大的凝聚力，葡萄牙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科技領先，尤以快帆船、地圖學首屈一指的地位，助推這個當年只有200萬人口的蕞爾小國，率先步入海外擴張之旅。葡萄牙人熱血沸騰，以全體國民對私欲的追逐，聚攏成民族公利為擴張的同呼。擴張“成為全社會各階層都支持的事業，持續時間長達上百年。”(唐晉：《大國崛起》)

　　葡萄牙在擴張中崛起。

　　15世紀，繼葡萄牙后踵，西班牙實現統一。西班牙人民結束了四分五裂、相互殘殺的內戰，掙脫了教權束縛，贏得了獨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新的社會關系促成在階級利益趨同基礎上的階級合作，女王伊莎貝拉“典押自己的金銀首飾以籌集軍費，并經常親臨前線鼓舞士氣，1485年她建立了歐洲第一所軍事醫院——女王醫院，加強軍事后勤工作。這些措施激發了西班牙軍隊的斗志。”女王甚至賣掉自己的首飾，籌措哥倫布遠航費用。(唐晉：《大國崛起》)

　　哥倫布地理大發現為西班牙崛起拓開廣闊天地。隨后的三、四十年，西班牙很快在擴張中成為地跨歐、美、非的殖民大帝國。

　　16世紀，不堪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個海洋霸權瓜分世界的重壓，尼德蘭爆發資產階級革命。經過80年戰爭，荷蘭獨立。與葡萄牙、西班牙的資本主義崛起蜷伏在封建君主專制形態下不同，荷蘭明確宣告資產階級共和國誕生。

　　尼德蘭革命是人民革命。它猛烈沖擊封建專制和資本霸權的極端私有化，伸張人民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形態下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訴求，創造了社會和諧;而寬容與自由的政體則激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熱情，推動了科技進步，也推動荷蘭在歐洲商業革命的契機中捷足先登。“股份制和金融業的發展把廣大居民的利益和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荷蘭全國從上到下各階層都卷入海上貿易的大潮中。”(唐晉：《大國崛起》)

　　擴張，促成荷蘭崛起。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相繼成為資本主義精神輝光下最初的寵兒。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對立中同一。資本主義精神具有社會主義的深厚底蘊，即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內在訴求。然而，資本世紀的大國崛起，只能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崛起。因此，

　　——大國崛起的動力：人民革命反抗腐朽統治集團的階級斗爭變革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形態下，公有制和公有觀念得到最大程度的生發，激發人民投身社會實踐的積極性和創新熱情。

　　——大國崛起的前提：新的生產關系實現對壟斷特權的顛覆，階級矛盾得以緩和，階級合作得以實現，順應民意而為人民所認同的民族統一與中央集權，推動綜合國力在社會和諧中強力提升。

　　——大國崛起的巔峰：奠立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基礎上的民族“公利”，不過是民族私欲的公有形態。隨著民族私欲膨脹，沙文主義蔓延，軍國勢力狂熱地步入擴張侵略之路。大國崛起在掠奪與殺戮中攀上巔峰。

　　——大國崛起的衰亡：巔峰上的大國傲視天下，也便成了天下的“獨夫民賊”。 對內，全民族為私欲的瘋狂最終導致弱肉強食下的貧富懸殊，而壟斷特權集團的極端私有化則激起人民的普遍抗爭;對外，特權統治者在榨取世界各民族中腐敗墮落，喪失活力，成了寄生蟲，加上巨大軍費開支的自我蛀空，最終在世界人民的圍剿中頹敗。

　　這是資本主義崛起的宿命：源于私欲，不斷指向更大的私欲;而無止境的私欲，也便把私欲競爭的優勝者——壟斷特權集團和崛起的大國，拖入衰亡的深淵。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一脈相承。

　　英國也如此。

　　18世紀是英國的世紀。“日不落帝國”創造了人類史上驕人的業績。

　　路德宗教改革，這個在1 6世紀震動歐洲的革命，分明以人文主義的基督教形態呼應文藝復興。它創造了新教崛起，而且成為德國農民革命的先聲;它甚至引發了英國革命，以及法國革命、美國革命。

　　17世紀，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然而英國人民以新教精神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深沉訴求，賦予革命以社會主義內核。“內戰導致的貧困使英國的第一次革命具有社會性質，表現為‘平均主義者’運動，它要求進行真正的階級斗爭，要求革命朝平均主義方向激化。”(《“平均主義者”的宣言》，見德·加亞爾：《歐洲史》)

　　1640年，人民革命將國王查理一世推上絞刑架，宣告了封建專制體系的覆亡;而賦予克倫威爾專制君主的權杖，則明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暴烈屬性。

　　隨后，克倫威爾去世，斯圖亞特王朝復辟。

　　1688年，重新集結的英國人民在造反的吼聲里驅逐了代表舊勢力的國王詹姆斯二世，申明“復辟不得人心”;而迎請威廉三世則明確對革命成果的捍衛，明確英倫大地在革命主導下的階級合作與社會和諧。

　　英國人建立了一個“光榮”的政治制度：革命制約了特權，投身革命的人民爭得了自身地位的提升，因而，階級關系得到調整，階級力量對比趨于平衡;相對寬松的社會結構激發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能力，生產力得到解放，經濟長足進步，創造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輝煌：飛梭、珍妮機、蒸汽機、焦煤煉鐵……，強大的經濟實力使英國成為世界帝國。“它的工業生產能力比全世界的總和還要大，它的對外貿易額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唐晉：《大國崛起》)

　　英國在擴張中確立全球霸權。

　　然而，“日不落帝國”橫行一個多世紀，便落日西沉，風光不再。

　　霍布斯慨嘆：英國帝國主義是“國家生活中的一種讓人墮落的選擇”，從根本上迎合“自私的攫取欲和暴力統治欲。”(見唐晉：《大國崛起》)

　　殖民地的反抗、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以及軍備競賽……，這些表象后面的實質，是帝國主義的腐朽性與寄生性;它已經失去了生命活力和生存意義。“英國的一些理論家尖銳指出，帝國為資本家創造了大量利潤，卻對殖民地和英國的普通百姓毫無益處。”(唐晉：《大國崛起》)

　　——說到底，特權剝削的極端私有化與貧富懸殊，導致大國衰亡。

　　人類文明史幾千寒熱，匆匆春秋陵替，數不盡過眼云煙里屢興屢廢。激情澎湃的革命一路奏凱，卻總在自我異化中悲情淪落。或有遲速之別，卻是軌跡略同。英國200年興衰，一任法國大革命20年提純;絕世英雄拿破侖以法蘭西的驟興驟衰，為英吉利百年霸權書寫下一個巨大的驚嘆號!

　　18世紀，法國大革命。

　　1789年，巴士底獄被攻克，貴族特權被廢除，君主專制被顛覆，國王路易十六被押上斷頭臺……法國人民支撐起雅各賓專政施向壟斷特權集團的恐怖，《人權宣言》公然昭示資本主義革命勃發的社會主義崇高。

　　為著公有制和公有觀念——

　　法國大革命作為人類歷史進程的輝煌坐標，嚴厲地審視和批判資本主義在抽象民主、自由、人權下的淪落和資本壟斷集團的特權剝削。

　　法國大革命作為千古人類精神的英勇實踐，揚起了被壓迫人民顛覆舊世界舊制度的高傲頭顱，以分明的階級陣線申明革命擴張的必然性和法理性。國民大會宣告：法國將援助世界上所有民族推翻統治者和壓迫者的斗爭。

　　法國在革命擴張中崛起。拿破侖，這個被黑格爾禮贊的“馬鞍上體現出來的世界靈魂”，代言歷史進步和人民意志，成為法國革命的象征。“拿破侖戰爭是大革命的繼續，拿破侖帝國是法國革命的最后階段。”(唐晉：《大國崛起》)

　　從1792年到1814年，22年的拿破侖戰爭，以摧枯拉朽之勢打落下數不清的封建王冠，橫掃了歐洲的教權體制。人民歡迎拿破侖，“被征服的國家得到‘解放’并轉變為法國式的共和國……，革命原則在那里得到傳播，以削弱封建制度的教會力量。”(德·加亞爾：《歐洲史》)

　　然而，贏得歐洲霸權的拿破侖，很快兵敗滑鐵盧，瘐死科西嘉。法國濃縮了資本主義興衰的周期律。“拿破侖欲壑難填。……他不僅自己兼任意大利國王，還將自己的諸多兄弟分封為自己卵翼下的眾多國家的國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家族王朝。”(唐晉：《大國崛起》)

　　私有制和私有觀念貪欲下的霸主夢，陷拿破侖帝國于四面楚歌。德國、西班牙、俄羅斯……各國人民為民族解放而戰，法國人民則拒絕為拿破侖特權家族做炮灰。

　　法國沉淪。

　　從擴張到霸權再到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相繼演繹興衰悲喜劇;而在角色輪換里，崛起了生機勃勃的歐羅巴。

　　德·加亞爾寫道：“19世紀工業發展的特點之一是大不列顛在技術、商業、金融方面的知識轉移至歐洲各國。”(《歐洲史》)

　　英國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涌浪撲向歐洲大陸，引發歐洲(連同美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歐洲崛起。

　　歐洲在人民革命中崛起。

　　19世紀，被法國大革命激勵，資產階級革命遍及歐洲，1830年，1848年，人民起義烽煙滾滾，血與火的熱流灼烤著歐洲大地，君主專政垮臺，封建制度解體，資產階級在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烈焰中確立了自己的統治。與此同時，浴血奮戰的工人階級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主力軍成長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在自己的旗幟上鐫刻下“共產黨宣言”的遒勁大字，將政治訴求堅定地指向社會主義。“從1848年起，社會主義便提上了政治爭端的議事日程。”(卡·蘭道爾：《歐洲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史》)

　　——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內在構成。

　　1871年，巴黎公社以震撼世界的壯舉，宣告了社會主義在資本世界的歷史地位，更宣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開端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終結。從此，人民主權訴求成為資本家們揮之不去的夢魘，社會主義成為推進資本世界變革的原動力。

　　傲岸不屈的“公社社員墻”，以成千成萬人前仆后繼的血的固化，挺立起巴黎人為著公有制和公有觀念之崇高理想而英勇獻身的巍峨豐碑。

　　整個歐洲，向著豐碑行注目禮!

　　在注目禮中，歐洲崛起。

　　歐洲在資本主義形態下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崛起。

　　德國是歐洲崛起的象征。

　　19世紀中葉，德國結束分裂，實現統一。

　　統一的德國以“民族私利”的形態聚焦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訴求：制約特權，普及教育，變革生產關系，緩和階級矛盾，解放生產力，調動民眾的積極性。艾·福克斯指出：德國在19世紀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年輕一代從一開始就要學會不僅僅為自己活著，而是為了整個民族。”(見《大國崛起》電視片)

　　社會主義對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理性之翔，不能不從民族的土地上起飛。“民族私利”的總和——“民族公利”，推動德國崛起。

　　“民族公利”促成著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德國工人運動開展合法形式的階級斗爭，擴張民主，贏得普選權;利用議會講壇，壯大自身隊伍;制約資本特權，促進社會改革與進步。19世紀末，德國“在歐洲建立了惟一的工人保險制度”; “德國首先通過社會法案，實行老年與疾病的義務保險制并且建立老年撫恤金。”(德·加亞爾：《歐洲史》)

　　階級合作與社會和諧激發民族能量，德國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歐洲領軍。從1870年到1913年，德國工業增長46倍，產值躍居歐洲第一，僅次于美國;德國工人的收入也直線上升。

　　崛起的德國引發德意志民族的狂熱;而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整體崛起的歐洲也躁動著歐羅巴眾多民族的狂熱。德國代言歐洲：“燦爛輝煌的物質繁榮伴隨著軍國主義、民族沙文主義大發展，對于政治和工業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對未來前景的樂觀展望，成為當時德國社會的普遍心態。”(唐晉：《大國崛起》)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警告成為現實：工人政黨的妥協使自身成了大資本家階級的附庸，社會主義淪為民族擴張的“跟班”。 德國青年們舉著“民族崛起”的招牌，高呼著威廉皇帝的“英名”，熱血沸騰，舍生赴死，一頭滾入爭奪資源、土地與財富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

　　為私欲的瘋狂，淋漓盡致地演繹著民族的資本主義崛起的根性。《新觀察》透視催動德國崛起的陰冷涌流：“現今的德國人變得非常耽于聲色，實利主義，而且幾乎完全成了頭腦空空的專業人員。他們已逐漸變得冷酷而實際，對一切不能立即增強經濟力量的活動都抱懷疑態度。”(見唐晉：《大國崛起》)

　　——中國崛起的一面鏡子!

　　立足于全民私欲基礎上的“民族公利”，在創造崛起輝煌的激情中，迅速被物質繁榮的誘惑所撕裂。全民在為私欲的劇烈碰撞與爭奪中日益精神墮落，而嚴重的社會震蕩則成就著資本的渾水摸魚與投機勒索，最終形成資本聚斂與集中。德國在壟斷特權對民眾的盤剝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階級和民族大分裂。

　　在私欲的擴張中，德國衰亡，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

　　然而，曾幾何時，德國竟重新崛起。

　　一戰失敗，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將《凡爾賽條約》強加給德國人民：戰爭賠款、割讓土地、強占領土……，苛刻的條款無情地羞辱了德意志的民族尊嚴，千鈞重壓將德國人民的民族情緒鑄成復仇的怒火：《水晶之夜》迫害猶太人的全民狂歡，宣泄著德國人剝奪猶太資本家的畸形沖動;希特勒的納粹叫囂，則是德意志一個民族抗爭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壓迫與剝削的畸形“獅吼”。

　　德國人民再次以民族形態的公有制和公有觀念“摶沙成鋼”，推動德國崛起;而社會主義的朦朧則賦予“民族私利”聚合的“民族公利”以新形態的崇高。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于是昂首挺胸，向著千百萬歡呼的德國人，揮手引航。

　　希特勒抨擊特權腐敗，向人民允諾就業和面包，允諾國家獨立與強大。他的演說深深觸動德國人的心弦：“我國人民必須從既無希望又無秩序的國際主義中解放出來，接受一種有意識、有步驟的狂熱民族主義的教育。”(見德·加亞爾：《歐洲史》)

　　——沖破帝國主義世界體系!

　　德國人民不甘被資本大亨弱肉強食，強烈呼求掙脫基于壟斷資本剝削的一戰后國際秩序，重建民族平等、尊重德國主權的國際新秩序。

　　然而，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內對這個“體系”的沖擊， 不能不患染這個 “體系”的全部痼疾，不能不導致民族私欲的膨脹， 乃至滾入資本主義崛起的宿命——從民族擴張到霸權爭奪。

　　德國在抗爭國際壟斷資本壓迫中再度崛起，也再度畸化為壟斷資本集團為極端私利的世界爭霸。德國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在戰爭中再度陷自身于敗亡的深淵。

　　戰后，德國一片廢墟，歐洲滿目焦土。5000萬生靈的血的積淀，成為德意志民族揮之不去的精神重負。德國人民從此醒悟：拒絕帝國主義。

　　德國崛起是歐洲崛起的象征，德國衰落宣告歐洲的衰落，而德國醒悟則代言著歐洲的醒悟：歐洲進入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成為歐洲的深沉脈動。

　　歐洲帝國主義終結;美國崛起。

　　歐洲衰落了;然而是歐洲帝國主義的衰落。衰落的歐洲走在人類歷史進程的前列，它俯視著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興衰路，預言著美國霸權不可規避的淪落宿命。

　　德國衰落了;然而勃蘭特總理的沉重一跪，昭示了歐洲的良心，也向世界各民族，尤其向日本昭示著借鑒、啟迪和警告——

　　難道大和民族掙脫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正義訴求和頑強意志，也一如曾經的德意志民族那樣，以向軍國主義的畸化和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內的擴張，陷自身于覆亡之險境嗎?

　　大和民族是如何崛起的?

　　19 世紀中葉，隨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以及日本“國門”被西方列強的炮艦轟開而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大和民族驚醒了。

　　1860年，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奠立在德川時代的思想基礎上。

　　德川時代，日本生發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德川思想家們以公有制和公有觀念鼓吹和規范新生資本主義，著名的鷹山“三論”明確對“公天下”的認同：“(一)國家者，乃先祖傳至子孫之國家也，非為我所私有;(二)人民者，乃屬于國家之人民也，非為我所私有;(三)有為國家人民之君，而無為君之國家人民。”(見山本七平：(《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鷹山遺產“締造了現代日本”(山本七平)。 鷹山家族的崛起預演了現代日本的崛起，鷹山理念規定了明治維新的資本主義精神。

　　明治維新引進西方資本主義，推動民主運動，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形態下張揚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睦仁天皇申明：“萬機決于公論”，“上下一心”，“宦武一途，以至庶民，須使各遂其志”，“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條誓文》)

　　明治維新順應民意，尊重民利，以改良的方式落實革命的訴求：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剝奪領主特權，破除等級制;普及教育，惠及廣大國民;“廢藩置縣”，推動中央集權和民族統一。明治政府激勵日本人民的積極性，極大地開發了國民智力和科技潛力;而改革開放引來西風勁吹，則助推日本盡得資本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利。大和民族踏上崛起之路。

　　然而，資本主義民族崛起的劣根性很快爆發，日本反抗西方壓迫的英雄主義，迅速異化為對私欲最大化的追逐。“在被迫忍受并試圖擺脫強權政治所帶來的痛苦煎熬的同時，卻又充滿了將這種痛苦和煎熬強加于其他國家，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唐晉：《大國崛起》)

　　專制、擴張、掠奪、殺戮、軍國主義……從甲午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財閥們為著極端私欲的貪婪，踏著成百萬成千萬中國人、韓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印尼人、越南人……，以及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的尸骨，向著大國崛起的峰巔沖擊。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日本帝國覆亡。

　　然而，僅用了30年，覆亡的日本再度崛起;而再度崛起的日本幾乎亦步亦趨，重走著德意志民族曾經的興衰路。

　　這是日本慣于模仿的民族性之必然軌跡嗎?

　　黑格爾早就說過，歷史事件總要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我們拭目：德國興衰的悲劇精神，怎樣以日本興衰的鬧劇落幕。

　　曾經，德國人民、歐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認同“慕尼黑綏靖”，助長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焰;今日，沐浴著全球一體化之民主輝光的日本人民、亞洲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豈能縱容東條英機們陰魂下的軍國主義爆發!

　　毋庸置疑，日本二戰后的復興與德國一戰后的復興略同：日本絕大多數城市被焚毀，工農業凋敝，民不聊生;戰敗的屈辱與正常國家地位的喪失，成為千鈞重壓，激發“民族私利”聚合為“民族公利”的雪恥救國;而廣島和長崎的蘑菇云，更使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痛嘗原子彈災難的國家，在人民心底埋下深深的恐懼與怨恨，形成著大和民族掙脫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強烈躁動和厚重動力。

　　多難興邦。為著民族崛起，戰后的日本以對每個個體私利的尊重表達對公眾利益的認同，再次以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民族形態調動起人民的積極性;而羅斯福高峰的美國精神，也以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資本主義民主形態對日本半封建土壤予以改造。在資本主義大家庭中，日本再次幸運地融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

　　資本主義精神助推日本崛起。日本“從封建等級與君主制……一變而為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發展成為社會正義觀念很強的社會，成為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楊錚：《2000：世界向何處去》)

　　“民族公利”規范日本的資本主義進程：日本“有強烈地復興日本經濟的民族意識。日本政府十分重視官員的素質和以身作則精神，對于那些貪污腐化、營私舞弊的丑聞，很難給予庇護。”(楊錚：《2000：世界向何處去》)

　　以公有制和公有觀念變通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成為日本的自覺。“一位日本企業家坦率地說：我們好多管理方略，學自于中國的《鞍鋼憲法》。”(徐厚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探索》)

　　——學自于《鞍鋼憲法》尊重工人主權的社會主義理念。

　　上下一心，其利斷金。日本再次以改良的方式落實革命訴求，變革生產關系，抑制壟斷特權，形成階級合作與社會和諧的政治體制，成就著生機蓬勃的全民創業與科技創新。70年代，日本中小企業占95%，從業人員占85%，“中小企業的主人，是戰后經營管理的主要承擔者。”(山本七平：《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大和民族成為資本世界兩次科技革命的寵兒，創下了令世界瞠目的驚人對比：1945年，日本人均GNP僅134美元，1988年達2.3萬美元。日本崛起。

　　對于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給予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變通，山本七平歸結為“道”之運行：“在實踐‘道’的進程中獲得良心的滿足，并在節儉中獲得極大的精神安慰，那么，這個國家的資本積累日益增多，作為結果的利潤達到世界第一就沒有什么奇怪了。”(《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何謂“道”?

　　——孔子儒學。

　　盡管德川時代的思想家們以“人天一體”的理性思維，對“道”做了“人類精神”的高度抽象，但“道”的踐行，在日本的封建土壤上，只能被封建思想體系即儒學之“仁”具體解析。“仁” 現實地承擔“道”的使命。

　　山本七平寫道：日本“明治時期模仿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模仿美國……。” 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即以“仁”為核心的儒學傳統。“古代日本是一個僅以中國為典范的時代。”(《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民主之“枝”，嫁接在孔子儒學傳統之“干”上;“中西”之“合”，成明治維新之“璧”，崛起了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而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也以儒學傳統異變了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對立的同一體。資本主義對“人類精神” 的抽象，耀動著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輝光。而明治時代，盡管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勸學篇》中喊出 “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 的強音，表達對“人人生而平等”的資本主義精神的認同，但這種“平等觀”止步于書生激憤，并非日本各階層的共識，更未如歐美那樣經過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洗禮而深入人心。

　　革命的改良畢竟是改良。從封建泥潭中蹣跚拔腳的日本，未嘗經歷“拿破侖風暴”般對舊體制的橫掃，則不過在資本主義形態下，以對封建專制的變通，張揚儒學大統;而天皇將“平等”賜予臣民的自上而下的關懷與臣民自下而上的報恩，分明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善的等級制在日本的踐行。

　　與此相應，戰后日本企業實行的“終身雇傭制”，表明企業對職工承擔責任的“善”和職工忠實于企業的“善”。雙方立共識于儒學傳統之“仁”：無須基于資本主義意義上的“人權”，亦無須簽訂資本主義方式的合同或契約。

　　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對于“人類精神”的抽象，停留在儒學傳統和封建意識的層面上，其“平等”與“民主”之識見，與德意志民族差著一個層次。

　　德意志民族有著黑格爾哲學——現代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厚重內涵，更歷經資本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血與火的洗禮，深刻感受了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危機以及歐洲帝國主義的裂變。德國人民脈動著生產力進步的科學曙色和“人類精神”的時代呼聲，以認同歷史指向的自覺：拒絕帝國主義。

　　大和民族盡管在“模仿”資本主義革命中實現了崛起，但實用性的“改革”和深厚的封建遺存決定其缺乏對資本主義革命的本質認同，尤其缺乏對資本主義內涵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領悟;而游離于大陸之外的島國危機感，更使其“民族公利”難于掙脫“民族私利”的牢籠，難于實現“人類精神”的社會主義升華。日本不能擺脫“帝國夢”的魔魘。

　　日本期待掙脫二戰后形成的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成為一個完全主權的國家;然而卻自縛于這個“體系”之內，以帝國主義思維沖擊“體系”。于是，膨脹的私欲發展著弱肉強食的兩極分化以及資本巨頭的特權專制，民主被踐踏，民族被撕裂，軍國主義復活，侵略擴張，虎視眈眈，爭霸世界，蠢蠢欲動。

　　曾經，希特勒利用英、法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禍水東引”， 在防范蘇聯的搖唇鼓舌中，突發“閃電”之擊將英、法“體系”無情撕裂;而今，日本軍國主義利用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亞太戰略”，以向鄰國擴張和戰爭叫囂的畸形態，借助這個“體系”擴張自身，積蓄著撕裂“美國體系”的惡魔的兇狠。

　　日本能夠成為新的世界霸主嗎?

　　曾經，納粹德國以一道畸形閃電的強耀亮，宣告了歐洲帝國主義的覆亡;今天，日本的帝國夢雖“色厲”卻“內荏”，終將在沖擊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癲狂中，加速這個“體系”的崩潰并為之陪葬。

　　公有制和公有觀念不為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導航，民族崛起便一定畸形化而終歸夢斷黃粱。這是資本主義崛起的宿命：也是日本崛起的宿命。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日本!

　　不僅如此。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世界。社會主義是人類深陷資本危機中的希望之光。

　　社會主義曾經救蘇聯。

　　20世紀，蘇聯崛起。

　　蘇聯是人類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崛起。

　　十月革命賦予公有制和公有觀念以至高無上的地位，資本主義“人人生而平等”的抽象被具化為社會主義“消滅特權”的實實在在的措施。蘇維埃政權傾訴心聲：“使技術人員、監工、會計以及所有公職人員所領的薪金不超過‘工人的工資’，使他們受武裝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列寧：《國家與革命》)

　　布爾什維克將資本主義形態的“民族公利”提升到社會主義層面;列寧關于“共產主義 = 蘇維埃政權+電氣化”的形象前瞻乘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翼舞，激勵蘇聯人民以主人自覺意氣風發地投身第二次科技革命，他們迸發生產積極性和驚人的創造力，將滿目瘡痍的俄羅斯大地，迅速打造成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強國，甚至納粹侵略者的“焦土”式摧殘，也阻擋不住蘇聯崛起的鏗鏘步伐。

　　共產主義擴張推動蘇聯步入巔峰;然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前，巔峰蘇聯卻被迎頭劈碎。

　　為什么?

　　因為，資本世紀的民族崛起，不能不是資本主義崛起。蘇聯是社會主義形態的國家資本主義崛起。

　　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進步的重要推力，也是顛覆社會主義的危險敵手。傳統私有制和私有觀念賦予資本主義的巨大向心力，已經在斯大林時代聚起一個紅色特權集團，從內部銷蝕社會主義;而赫魯曉夫以降的幾代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盡管一再試圖褫奪特權，向人民利益傾斜，但最終敗績，自身也滾入特權集團之中。

　　國家資本主義成為官僚集團極端私有化的溫床，特權階層頂著社會主義的“官帽”將公有制的生產關系異變為“偽公有制”的資本剝削關系，成為生產力進步的嚴重阻力。

　　在壟斷資本的重壓下，人民權益被剝奪，勞動者的創造熱情被扼殺，整個社會的內在能量被壓抑，蘇聯社會陷于停滯。戈爾巴喬夫作結：“國家充當了壟斷所有者的角色，變成了官僚階級進行絕對統治的工具，而生產者則失去了主動行動和表現事業性的可能。”(《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

　　蘇聯向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望洋興嘆。

　　任何民族，沒有社會主義精神就沒有崛起;而崛起的民族拋棄社會主義導向，必然滾入私欲泛濫和特權壓迫的泥潭，陷自身于覆亡的絕境。蘇聯巔峰之攀，為“社會主義異變”生動寫照：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社會撕裂;“民族公利”向“民族私欲”傾倒，“共產主義擴張”向“霸權擴張”畸變。

　　——中國崛起的前車之鑒!

　　蘇美爭霸，主宰了一個時代。而“蘇攻美守”的咄咄逼人，也終于使蘇聯在世界人民的抗爭中，從巔峰處跌落。

　　蘇聯解體，美國獨霸天下。

　　美國走過了一條怎樣的崛起路?

　　18世紀，《獨立宣言》以“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主義抽象，給予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世界以恒久的動力。華盛頓、杰斐遜……，一代偉人，兀然挺立

　　19世紀，《解放黑奴宣言》以“種族解放”的形態，表達人民的社會主義訴求。馬克思甚至在為第一國際起草的祝詞中，贊揚林肯總統是“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見福斯特：《三個國際的歷史》)

　　20世紀，羅斯福制約資本特權，向人民主權傾斜，走出資本世界大危機，成為二戰戰勝法西斯的中堅。中國學者傅斯年從遙遠的東方感知羅斯福“新政”：“溫和而有效的社會主義成分。”(《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公有制和公有觀念對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變通，激發美利堅整個民族的積極性。美洲大地生機勃發，不但與德國并行成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領頭羊，而且成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策源地和領軍。

　　美國崛起。

　　美國崛起代言整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資本世界的崛起。

　　資本世界是如何崛起的?

　　二戰，人民贏得了勝利，也贏得了主權的提升;人民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訴求，開啟了歐洲復興之路;而羅斯福精神主導下的美國，則以“馬歇爾計劃”助推歐洲經濟恢復的新模式，改變了一戰后向戰敗國苛刻索取的強盜行徑。

　　美利堅民族眾望所歸。聯合國以對公正平等的共識構建“布林頓森林體系”和世界銀行，將資本主義形態下的社會主義訴求，付托于美國對世界的領導。

　　美國如何領導世界?

　　東歐：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基于“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東歐各國的經濟增長率均遠遠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劉吉：《碰撞三十年》)

　　西歐：“比利時、法國、意大利或英國的左派政府實施經濟國有化政策，蘇聯變成了榜樣。”(德·加亞爾：《歐洲史》)

　　蘇聯的共產主義實驗“對歐洲國家在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是一種強大的推動力，對發達工業化世界內部的民主化以及社會福利提供的增強也同樣是一種強大的推動力，……正是對布爾什維克‘傳染病’和‘瘟疫 ’的恐懼才促使重要的西方國家引入廣泛的改革。”(弗·哈利迪：《革命與世界政治》)

　　——資本主義改革：對社會主義的借用或變通。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提出了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十條綱領。西方國家在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情況下，依靠國家政權的干預，把這些綱領的大部分付諸實施，如征收累進收入稅，實行交通、通訊國有化，提高企業國有化程度，實行教育機會平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等。”(趙敦華：《當代英美哲學舉要》)

　　不僅西方國家;亞洲四小龍的騰飛同樣彰顯社會主義以別樣形態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蓬勃生機。“南朝鮮、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泰國發生的迅速變化，與其說是一套技術及經濟管理政策的反映，不如說是對中國內地、北朝鮮及越南的革命共產主義的推進所形成的戰略和政治挑戰的反映。”(弗·哈利迪：《革命與世界政治》)

　　與此同時，風靡全球的民族解放運動爭相向社會主義巨流匯攏。亞非拉新興國家接連掀起國有化風潮，大批企業收歸國有，私有制遭到重創。

　　資本主義模仿社會主義變革自我。公有制和公有觀念促進資本世界崛起。

　　羅斯福在資本主義形態下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奠定了美國對世界的領導地位，也規定了美國領導世界的“底牌”。

　　然而，“底牌”被拋棄。

　　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框架內，無論美國崛起，還是資本世界崛起，都無法避開自身的宿命。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很快背離羅斯福精神，美國領導下的整個資本世界也很快開始了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逆反。

　　在美國，國有企業大批地易手為壟斷資本集團的私產，人民的膏血迅速育肥一個大資本家特權階級。

　　在西歐，無論資產階級政黨還是工人政黨，爭相上演管理階層借國有之名掠奪國有資產的丑劇。

　　在蘇東，公然鼓脹起一個“公有制”名義下的紅色特權階層，以極端私有權侵吞全民財富。

　　在中國，毛澤東以憂郁的目光注視著960萬平方公里大地上難以阻遏的“公有制”異變。

　　這是資本世界，哪怕你真誠地捧出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一片冰心”，抑或前仆后繼地獻身社會主義革命的英勇犧牲，都不能受制于資本聚斂與集中的鐵律，一任特權壟斷與資本剝削在社會進程中坐大。

　　——“偽公有制”，難道是資本世界對社會主義勝利進軍的強力報復?

　　這是何等陰冷與酷毒的“報復”!

　　利比亞總統卡扎菲狼狽飲彈，曝光這個“報復”：當他高昂社會主義之旗，以小國之軀抗爭西方強權時，他贏得人民，成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當他墮入“國有化”招牌下的專制腐敗，淪為特權階層極端私有化的衛護者，便無法規避資本主義崛起的宿命而終于失去人民，轉瞬之際，灰飛煙滅。

　　卡扎菲悲劇的“豹”之“一斑”，足窺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之“全豹”的前世來生：從張揚公有制和公有觀念中崛起，到向壟斷特權極端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畸變中衰亡。美國及其領導的資本世界日益加深資本掠奪，擴大貧富懸殊，壓抑世界人民的積極性，阻礙生產力進步，已經淪為人類發展的沉重桎梏。

　　歷史呼喚革命。

　　20世紀60年代，革命蜂起。

　　從西歐、北美、日本的學生、工人運動，到東歐的“布拉格之春”，再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東、西方掀起了討伐特權極端私有制的第一次世界性社會主義大革命。

　　毛澤東說：中國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演習;實際上，20世紀60年代世界性社會主義大革命同樣是一個演習。

　　——這是資本主義形態下的社會主義大革命。

　　“人人生而平等”! 資本主義革命原則的重張，成為個體權益激情躁動的原動力;每個人私利的總和，匯聚為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世界同呼，猛烈地沖擊極少數人的特權極端私有，豪邁放飛了資本主義形態下的社會主義內涵。

　　歐美是這場大革命的現實寫照——

　　大革命推動私有化運動，張揚對個體權益的尊重和鼓勵，變革生產關系，促進階級合作與社會和諧，從而解放生產力，激勵人們創造財富的熱情和創新精神，將萌生于美國的信息革命，迅速發展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資本世界崛起。

　　蘇聯是這場大革命的被動承受——

　　鎮壓“布拉格之春”，暴露共產主義光圈下“偽公有制”的僵化;只是人民拋棄蘇聯共產黨特權體制并經歷解體傷痛之后，才重新以對全民私有權的認同，融入第三次科技革命巨流。俄羅斯復興。

　　中國是這場大革命的本質昭彰——

　　“文化大革命” 公然申明人民主權對特權剝削的顛覆;然而，官僚體制和“偽公有制”卻以對革命的銷蝕，加劇生產關系的畸化及其對生產力的阻礙，只是改革開放果敢認同和鼓勵全民私利，形成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別樣形態，才激發中華民族的積極性，飛身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時代列車。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是社會主義形態的資本主義崛起;是蘇聯崛起的火炬接力。

　　然而，中國崛起一開始便承受蘇聯解體之陰影的困擾：曾經，蘇聯從“偽公有制”之特權壓迫的“虎穴”中脫身，卻一頭扎進“私有化”之強盜資本家血腥咬嚙的“狼窩”……

　　中國如何為蘇聯解體破題?

　　毋庸諱言，人民革命推動了資本世界的私有化運動，而私有化大潮則以全民私利對特權極端私利的沖擊，變革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促進了資本世界的崛起。然而，私有化大潮狂暴地助推私欲泛濫，鼓動為私欲的殘酷競爭和弱肉強食，迅速加劇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導致社會嚴重失衡。

　　資本世界將自己的丑陋面目大白于天下。“358名億萬富翁擁有的財產，相當于25億人即幾乎世界上一半居民的所有財產。據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關于人類發展狀況的報告，世界上1/5最富有的人消費著商品的86%，而世界上1/5的窮人只消費著商品的1.3%，幾乎只有30年前的2.3%的一半。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擁有的財產，竟超過48個最不發達的國家。”(魏巍：《在新世界的門檻上》)

　　私有化大潮黃湯漫漫。“覆巢之下”， “國有化”的法理依據被顛覆，“公有制”的組織架構被拆毀，“公有觀念”的精神主導被銷蝕，社會主義全面退卻……隨著“華盛頓共識”取代“布林頓森林體系”、“自由市場經濟”敲碎“民族、民主、民生”的壁壘，特權階層便“破蛹化蝶”盡得春風之舞，官僚集團則“潛龍出淵”縱享海闊之翔，大資本家階級扯掉一切“裝潢”，甩脫全部制約，重新做成了巧取豪奪的“強盜資本家”。

　　這是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悲劇!

　　“美國政府……竭力使自己原封不動地屆屆相傳，可是每屆卻都喪失掉一些自身的誠實和正直。”(梭羅：《美國讀本》)

　　美國政府羽翼下的大公司“CEO們的貪婪已達登峰造極，甚至無需任何經營業績的虛飾，他們為自己支付巨額的薪酬。” (格·伊斯特布魯克：《美國人何以如此憂郁》)

　　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已經墮落為剪徑打劫的寄生蟲。“舊金山商學院教授理查德·普提絡指出，在美國證券法之下，上市公司應將股東視為他們的皇帝，董事會應是揮劍保護股東的騎士，而經理們則是執行命令的奴仆。而實際上，經理們反成了揮金如土的皇帝，董事會成了阿諛奉承來換取薪酬的弄臣，而股東們則成了其財產隨時會被管理層掠奪的佃農。”(格·伊斯特布魯克：《美國人何以如此憂郁》)

　　——資本世界的悲情寫照!

　　——中國崛起的悲情寫照!

　　現實呼喚革命!

　　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大革命的世界性演習，為21世紀的歷史進程銘刻下沉甸甸的記憶。

　　社會主義從未停下前進的腳步：

　　18世紀，第一次科技革命，資本主義崛起;同時展開社會主義之旗。

　　19世紀，第二次科技革命，帝國主義崛起;同時宣告歐洲帝國主義終結。

　　20世紀，第三次科技革命，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崛起;同時開始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向社會主義全球化的轉化。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對立中同一。世界資本化意味著世界社會化：資本主義輸出資本壟斷和資本專制，同時輸出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社會主義對民主、人權與法制的訴求;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及其政治體制、文化觀念向全球蔓延，與其伴生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及其政治體制、文化觀念也在資本形態下向全球蔓延。

　　曾經：

　　第一次科技革命，吹響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號角。

　　第二次科技革命，開始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進軍。

　　第三次科技革命，形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向巔峰的沖擊。

　　這是怎樣的“沖擊”?

　　布什宣言：“美國人擁有并意圖保持不可挑戰的軍事力量”; 激進的美國政客們宣言：“美國憲法不容屈服于任何更高一級的法律，例如國際法;也不允許把主權轉讓、共享或委托給任何國際組織。”(見杰·里夫金：《歐洲夢》)

　　那么，聯合國何在?“所有的國際公約和承諾，淪為美國主權的附庸，而美國主權將成為其他國家行為的終極裁判。”(杰·里夫金：《歐洲夢》)

　　如此利令智昏，如何不是給自己“挖坑”?

　　當美國認定不經過聯合國可以侵犯一個國家時，它是不是惡意破壞了它曾立主確立的戰后體系?而日本軍國主義對戰后體系的嘲弄和沖擊，如何不理直氣壯?

　　這種破壞和沖擊，意味著二戰后世界體系已經從勃勃青春進入垂暮之年。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放縱，事實上認同了二戰后國家間規則的崩潰或瀕臨崩潰。

　　這是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

　　列寧說：“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感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這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當‘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國革命如此，整個資本世界的革命也如此。

　　今日世界，衰落的美國霸權已難于承受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之重，上層集團統治不下去的威脅已經頻頻出現;而被壟斷資本集團殘酷洗劫的世界人民同樣難于承受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之重，各民族正以“地區一體化”、草根組織……的積極自為，爭取和創造新人類的未來。

　　布熱津斯基展望：“從長遠看，全球政治注定會變得與一國獨掌霸權力量的狀況越來越不相協調。因此，美國不僅是第一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級大國，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個。”(見唐晉：《大國崛起》)

　　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步入衰亡!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注：本文摘自《中國：21世紀宣言（世界篇）》;《中國：21世紀宣言（中華篇）》已出版，可在百度點擊書名在新浪、凱迪、中華等網站免費閱讀或下載，亦可在亞馬遜等網購，或點擊出版社郵箱[email protected] 優惠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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