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乃根本任務之一，也可以說根本目的之一。時隔這么久，還來談這個話題，必要性多少還是有一點的吧。

　　文化自覺是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一直倡導和實踐的，雖然他將之提煉出成一個概念的時間比較晚。1943年至1944年，費先生曾在美國游學一年，1945年暑期，他曾為之寫過一本書《初訪美國》，其中有一節為“民主的沉睡”(見群言出版社《費孝通文集》第三卷)，談的就是他對當時美國民主的觀察，對于財閥政治的分析，結論是“財閥和政客勾結出賣了平民的利益”。“財閥所以能控制政治，多少也因為平民自己放棄他們控制政治的機會。有投票權的最大多數還是平民，可是他們不是棄權，就是很多有意的和無意的依了財閥的主意去投票。”“有選舉權是一件事，能不能選舉，愿不愿選舉又是一件事。”“美國的政黨是歷史堆積成的東西，不是依某一清清楚楚的利益為分野的。”“若單就白宮而論，過去的美國政府并不常是站在財閥身邊的，但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部合起來看，財閥控制政治的事實也就顯然了。”對民主問題有很深研究的學者王紹光先生對之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理解現在美國的民主，跟他當時的觀察比較，我覺得是了不起的深刻。”這里，體現的就是費先生在文化上的自覺。

　　可以比較一下現在的一些知識人面對美國的態度，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言說之前，他們采取的是仰視、卑躬屈膝的態度，所以他們看到的總是“完美”;即使面對明顯的惡的存在，也不會去進行起碼的反思，而是處心積慮地尋找其中的“光輝”。——這種在文化上，對于自己國家、民族的虛無主義，對于歐美的“歌德”主義，表現出來的奴顏與媚骨，我們見識得太多。

　　費先生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1988年)中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對抗中出現的。”是從長期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實體中升華提煉而形成的。也就是說，所謂自覺，脫離不了參照物、對立面，特別是對我們這個自清朝末年以來長期遭受列強欺凌與侮辱的國家。

　　費先生晚年在談文化自覺時認為：“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發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到底只是一個問題，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下，現代中國人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上兩代知識分子以勝利而告終都被困在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之中，我們所熟悉的梁漱溟、陳寅恪、錢穆先生都在其內。”他認為，在經濟全球一體化后，中華文化該怎么辦是社會發展提出的現實問題，也是談論文化自覺首先要面臨的問題，要“切實做到把中國文化里面好的東西提煉出來，應用到現實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把我們文化中好的東西講清楚，使其變成世界性的東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黃平主編《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三聯書店，2007年)1996年，費先生對文化自覺總結了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不久又將最后一句改為“和而不同”。

　　文化自覺的指向就是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覺就談不上文化自信。如果對于我們自己的文化沒有起碼的自信，甚至出現極端的態度——唾棄，只是在一味地“美人之美”，文化自信自然就無由來之。

　　1940年的時候，我們國家正處于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還面臨著國民黨政府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我們黨的力量還不強大，毛澤東同志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覺，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認識，作出準確的預見，有力地指導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

　　毛主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概念，指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當時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將來要走的是第二步即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所主張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內容，“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這一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這三個核心概念的適用性是廣泛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只要對它們的內涵加以新的闡釋，就能適合于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毛澤東同志指出，這種政治、經濟、文化的相結合，“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他以詩人的激情寫道：

　　“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是“破”與“立”的統一，不破不立，毛澤東同志指出，必須打倒包括“帝國主義文化”在內的“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和“半封建文化”這一“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否則，新文化就無以建立。同樣，我們現在要發展繁榮的社會主義文化，也需要有所倡導、有所堅持、有所發展，需要有所拒絕、有所抵制、有所創新。

　　對奴化思想批判的同時，毛澤東同志對于“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先生給予高度評價，“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指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中國即將成立之時，國家一窮二白，百廢待興，毛主席同樣是那么的自信。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致開幕詞，他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他接著說，“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于全世界。”“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其間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國家所面臨的困難局面仍然十分嚴重，在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后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上，毛主席自信地致辭說：“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毛主席的這種強烈的自信從何而來?北大副校長吳志攀說，“就是因為我們堅信我們的道路是正確的。也正因為有了這種自信，我們百折不撓、前赴后繼。”用毛主席的話說：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我們曾經失去了自信，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帶領下，我們又找回了自信，我們曾經充滿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我們又一次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自信，自輕自賤自卑。“今天再來讀毛澤東的書，讀鄧小平的書，……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心態的開放、胸懷的寬廣、目光的遠大、意志的堅定，這是令我們今天都非常驚憾的。”(吳志攀語)

　　1946年馮友蘭為西南聯大所做的紀念碑撰辭：“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是有智慧、有能力實現我們的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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