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前言

　　一、研究毛澤東主義的方法

　　1.1擴展論的方法

　　1.2.研究“大本本原”的方法

　　1.3多角度對比的方法

　　1.4用“心”研究的方法

　　二、世界文明發展背景中的毛澤東主義

　　三、毛澤東主義與“大本大原”

　　3.1東西方文明的區別-整體論和還原論

　　3.2近現代科學和哲學中的整體論因素

　　3.3整體論和還原論的結合與更高層次的整體論

　　四、毛主席與東西方圣賢

　　五、毛澤東主義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前言

　　毛澤東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一個深刻影響了歷史的巨人。作為一位偉大的戰略家、軍事家、革命家，他的成就是大多數人都公認的，用他的話說，建立新中國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但他晚年會見斯諾時，卻認為在“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的“四個偉大”的中，其他稱號最終一天都應去掉，只應保留“teacher”也就是導師的稱號。毛主席去世時，法國人評論說，毛主席的去世，人類一座思想的燈塔熄滅了。所以無論毛主席對他自己的評價還是國外對毛主席的認識，都說明作為思想家的毛主席，更值得后人解讀。

　　當然，對于毛主席的思想，官方把它定義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樣就可以根據政治需要來對其進行解釋。但是官方的解釋并未消除對毛澤東本人和他的思想的爭論，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圍繞著毛澤東本人的思想(以下簡稱為毛澤東主義)產生了各種不同爭論，甚至成為左右之爭的焦點，在這種爭論的背后，實質上是中國要走什么樣的路的問題。所以研究毛澤東主義并不是單純為了研究學術，更是現實的需要。

　　本文在討論毛澤東主義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從東西方歷史文明進程的視角分析了毛澤東主義的歷史背景，探討了“大本大原”的問題，并簡要討論了毛主席在東西方諸圣賢學說中的地位，最后展望了毛澤東主義的現實意義。

　　一、研究毛澤東主義的方法

　　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立場的人對同樣的事物往往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在眾多的毛澤東主義研究者中，不少人是通過有關毛主席的相關文字來分析或者理解毛澤東主義。但是基于這些文字、講話，不同的人卻對毛澤東主義給出不同的解釋，造成不同的解釋的原因主要源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為了從整體上把握毛澤東主義的精神，這里采用下列方法來進行研究。

　　1.1擴展論的方法

　　歷史不可割裂，要從整體上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及其所代表的中國的近代革命史，就需要選取合適的角度，在東西文明發展的廣闊歷史視野中觀察毛澤東主義。只有在這樣一種廣闊的歷史視野中，才能全面地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正如看一幅油畫，如果僅僅糾纏于具體細節，往往難以得出全面的結論，這就需要選擇合適的角度和高度，才能從整體上發現油畫的精彩之筆。

　　1.2. 研究“大本本原”的方法

　　毛主席青年時期就非常重視 對“大本大原” 的探求，認為百世可知的圣人和宗教家，是既得大本者。所以青年毛主席立志以歷史上的圣賢人物為榜樣，要從根本上變化全國之思想，改良人心風俗，并改造中國與世界。

　　根據自己對“大本大原”的理解，毛主席形成了一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版本，這個版本既不完全是文本上的、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中華文化已有傳統的照抄，這個版本是青年毛主席所設想的西方思想和東方文化同時改造的結果，所以毛主席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應該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毛澤東主義最重要的來源之一，沒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思想武器，中國革命就不能成功。但仔細研究也會發現，毛主席在著作中更多引用了中國傳統的典故，而他一生精彩之處，往往和馬克思經典作家的論述不一致，卻和他對“大本大原”的理解緊密相關，所以深入探討“大本大原”是解讀主席思想的關鍵之一。

　　1.3多角度對比的方法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把毛主席的思想比做一座高山，那么只采用馬克思主義甚至毛主席本人的話語系統，或僅僅從某一個角度來來觀察，實際上也難以完整地認識毛澤東主義。毛主席也說：“有比較才能鑒別。”，對毛主席這樣重要的歷史人物，需要通過東西方諸圣賢的視角進行觀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澤東主義。

　　1.4用“心”研究的方法

　　對不同人來說，擴展論的方法、大本大原的方法和多角度對比的方法依然會得出完全矛盾的結論，同樣的人和事，有人會認為“好得很”而有人認為“糟得很”。這是因為對常人來說，都存在一副不自覺的“有色眼鏡”。這付“有色眼鏡”首先來源于主觀臆想，例如古代有一則疑鄰竊斧的故事，當失主懷疑鄰居偷了斧子時，鄰居的所有行為似乎都象偷斧子的，但發現丟失的斧子后，才發現鄰居的所有行為都很正常;另外這付“有色眼鏡”還來源于社會所灌輸的先入為主的觀念，例如明朝儒學大師王陽明龍場覺悟后，他的心學更容易被當地未受教育的土人接受，而深受儒家經典熏陶的士大夫反而難以理解，這就是外在觀念的灌輸造成先入為主偏見的例子。現代神經生理學研究表明，當人的大腦從外界接受信息后，會拋棄這些信息的大部分，而根據自己已有的對世界的理解選取一小部分信息來建強化已有的世界模型，并以此心智模型來解釋世界。所以人接受外來信息實際上是一個削足適履的過程，例如國外研究證明，同一件事，現場的不同證人的描述也不盡相同，這說明簡單地認為人的意識象鏡子一樣“客觀”反映世界的看法是不正確的。毛主席也說過懷疑一切，要敢于反潮流，也是為了讓人們打破頭腦中已有成見。

　　另外文字、音像等歷史記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歷史記錄者的視角和偏見的局限，因此人們常說“所有歷史都是現代史”，古人也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歷史記錄并不能告訴全部的事實，單純依賴歷史記錄，對歷史記錄進行考據的方法，并不能保證了解歷史的真相，要理解歷史，還必須依賴自己內心的智慧。例如1948年吳晗在《朱元璋傳》中，根據自己了解的歷史記載，認為西系紅巾軍領導人彭和尚在起義成功后，功成不居，隱居到人民中間。但毛主席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彭和尚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有逃避行為，應該史料有問題，后來新的文獻果然證實彭和尚實際上是被擒殺的。毛主席不依賴文獻而能推斷出真實歷史事實，就是因為圣人能以己心來觀萬身，以一世觀萬世，而不受已有文字證據的局限。

　　所以研究毛澤東主義，必須通過修心達到和毛主席同樣的精神境界，才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周易·乾》)，用自己的心來感受到毛主席的所思所想，例如毛主席常說他的心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也是因為他們心靈相通，內心產生共鳴的緣故。如果研究者只有小人之心，就難以揣度君子之腹，如果研究者內心的光明只有螢火般大小，就難以照亮整座高山，結果只能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鮮矣”(《周易·系辭上》)。修“心”的過程就是一個“為道日損”克服自己偏見的過程，也是一個從“漸悟”而“頓悟”的過程。東西方圣賢在宣傳自己學說前，都有一個反省覺悟過程，毛主席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也在井岡山滴水洞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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