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澤東主義與“大本大原”

　　中華文明是一個特別強調大本不立、小規不正的文明。所以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毛主席從青年時起就一直重視對大本大原的把握，并很大程度上受到中華傳統文化世界觀、人生價值觀的影響，認為“向大本大原處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致黎錦熙信》，1917年)，改造社會需要“以大本大原為號召”，反對從“議會、憲法、總統、實業、教育”等局部枝節入手，認為盡管這些枝節不可少，如果本原未得，“則此等直接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又如他從中國人的世界觀出發提出了“基本粒子也是可分” 的真知灼見;根據《易經》變易的思想，提出了“整個宇宙也要轉化”“人類也要滅亡，產生更高級人類”觀點，甚至認為“時間之有去、來、今，人強分之耳，實則一片也”(《倫理學原理》批注，1917年~1918年)。在對宗教的態度上，毛主席認為“宗教可無，信仰不可以少”，并不簡單地否定宗教，“在未開化時，宗教亦有抑制蠻暴，保護幼弱之功。”《倫理學原理》批注，1917年~1918年)，晚年也強調說，“人是要有點精神的”。他認為宗教導師也是既得大本者，只不過“見眾人以為神奇，則自神奇之” (《致黎錦熙信》，1917年)，對于古今圣賢和宗教領袖，他也給予了不少肯定，例如他指出基督的事跡“此真能抽出古今諸殺身成仁之豪杰之心事”(《倫理學原理》批注，1917年~1918年);甚至指出：“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另外他也常常研究《金剛經》、《六祖壇經》、《圣經》等宗教書籍，晚年甚至為國內沒有深入的宗教研究而感到遺憾。可以說，毛主席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行人之所不能，就是源于他對大本大原的把握。

　　當然，由于毛主席本人長期處于革命戰爭、國內外政治斗爭的環境下，所以他主要精力在于解決中國的現實的“救亡”問題上，用毛主席的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救國救民是“預計可見成效的”，這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采用的一種實用的態度，可以說對毛主席來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有力工具。但是對于在實際工作中那些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個“工具”部分，毛主席主要用“反對教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說法來進行解釋。

　　所以為了理論和實踐上應用的方便，毛主席本人采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概念和理論框架對“大本大原”進行了一些論述。這些論述往往是政治的需要，而非嚴格學術的討論。實際上由于“大本大原”既存在于萬物之中，又超越于現象之外，嚴格意義上說只能體悟，而不能盡述。所以對毛主席來說，大本大原實際上是在“砍柴擔水”的具體實踐中體現出來的，而不是抽象的理論問題。實際上，毛主席青年時對“大本大原”的一些思考，更能反映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最初的研究和探索。

　　3.1 東西方文明的區別-整體論和還原論

　　西方文明本質上是一種商業軍事文明，商業軍事文明本質是自私自利的，基督教對商業軍事文明中自私的毒性進行了中和，但是基督教也受到商業軍事文明的扭曲。例如美國著名清教徒約翰-衛斯理說：“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商業軍事文明和基督教的結合使金錢的銅臭有了信仰的神圣光環，同時教會所形成的組織，也為商業組織和國家組織的發育提供的模板，馬克斯·韋伯就指出清教徒主義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西方文明是一種兩極割裂，但又充滿張力的文明，具有極大的商業擴張和文化擴散能力。從文化基因論的角度看，西方商業軍事文明認識世界的方法主要是還原論。

　　所謂還原論，就是把高級運動形式還原為基礎的、本質的(或者形而上、抽象的)運動形式的一種哲學觀點。它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每一種現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級、更基本的或更本質現象的集合體或組成物，因而可以用簡單的或者本質的運動形式規律代替高級運動形式的規律。還原論派生出來的方法論手段就是把研究對象分割為局部，化復雜為簡單，把簡單成分的組合當成整體。在人和物關系上，還原論把人和物進行分離，或者認為世界源于可見的物質，或者認為世界源于人的主觀精神，甚至是上帝的意志，這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以馬克思主義為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總結了西方古典科學的成果，但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明還原論(即分析和演繹方法)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的狀況決定生產關系，把一切社會現象整體都歸結為生產力。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當然馬克思主義除了還原論觀點外，還受到基督教中人道主義、歷史發展目的論、財產公有、信仰組織等精神的影響，這造成了馬克思主義內在的矛盾。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就指出：“馬氏學說受人非難的地方很多…蓋馬氏一方既確認歷史的原動為生產力;一方又說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就是說階級競爭是歷史的終極法則，造成歷史的就是階級競爭。”在這個問題上，毛主席則直截了當地說：“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是造反有理”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主席進一步說“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可見毛主席所說的“唯物”和一般“見物不見人”的“唯物”是不同的。在毛主席看來，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中人道主義的因素，才深深打動了追求人類解放的先進分子，并帶動了千千萬萬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參與，在人類歷史上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共產主義運動。如果馬克思主義沒有對受剝削、壓迫人民的同情，只有冷冰冰的生產力、經濟基礎等概念和理論，它只不過是一個書本上的“科學”理論,和西方其他繁瑣的資產階級學說沒有根本區別。

　　西方還原論方法的源頭是古希臘人的世界觀，古希臘的哲學家是一批脫離實際生產勞動而“愛智慧”的哲學家，希臘主流哲學家的把世界當作一個宮殿，世界由則更基本的宮殿的石頭(例如原子、世界本質)組合而成，另外宮殿建造也需要建造宮殿的規則(或曰法則、規律、理性等)。一部分人認為世界的性質由原子決定，而一部分人則認為世界的本質是建造世界的規則。文藝復興后，通過吸收一神教和希臘哲學的思想，西方經典科學開始通過還原論的方法來尋求“宇宙之磚”和自然界中終極的“規律”，但本質上 “宇宙之磚”就是“上帝建造世界之磚”，“規律”“理性”就是“上帝建造世界的規則”，宇宙的運動也是上帝給與第一推動力的結果，因此西方科學與神學也是一個硬幣對立的兩面。在還原論的框架下，西方哲學在世界的本原看法上產生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爭論，爭論的實質上是討論先有“物質(上帝之磚)”還是先有“意識(建造世界的精神法則)”。總之，還原論首先假定世界是可以分割為物質和精神兩個部分，然后把分割后的一個部分作為世界的本原，這就形成了唯物和唯心的區別。在社會組織上，西方還原論(或曰原子論)把社會視為是單個的人(原子)加律法(規則、法律等)的機械組合，這種社會運作模式強調個人自由，認為實現了個人利益也就實現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同時在西方宗教中的“上帝的約”“上帝的律法”等概念影響下，發展了龐大繁復的法律、商業等社會契約。

　　和希臘文明不同，中華文明是在一個季節分明、土地肥沃的農業生產環境中發展起來的，中華文明通過氏族的聯合和融合形成了大的文明體，文明的首領往往是氏族的大家長。在組織農業生產中，氏族首領開始觀察和領悟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自然界的各種現象是一個互相作用、相互滲透的動態系統，進而抽象出八卦、陰陽等整體論模型。同時，印度梵文化的傳入，使得中華文明的整體論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整體論思想主張一個系統中各部分為一有機之整體，割裂或分開來理解是不全面不完整的，離開了同整體的關系，部分的意義是不完整的。這正如盲人摸象，人們雖然可以得到局部真理，但是由于整體具有部分所不具備的性質，所以通過局部真理難以得到全部真相。中華文明認為，宇宙演化是一個自創生的過程，我們觀察到的種種現象(包括人自身)都有共同的源頭或者本質，這個本質稱為渾然一體的元氣，元氣演化出陽(動力)和陰(靜物)，而后進一步演化為天(如不可見的時間、信息等)、地(可見的物質)和人三元系統。由于陰陽原本源于一體，有共同的本質，所以它們盡管存在差別(對立)，但是又能互相轉化，并處于同一個整體中;而在天地人共存的系統中，天地的各種因素共存于人，因此人是一個小的宇宙系統或者說是一個小的整體。所以可感知的物體和事件以及人本身都是相互聯系的，都是同一終極實在­——道的不同方面或者不同表現，因此古人說“天地與人同根，人心即為天地之心”，“生民乃吾之同胞，天理潛隱于各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發源古印度的佛教進一步認為，世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多種現象的綜合，宇宙中種種現象包括人本身在內，都是有條件的、短暫的，只有被稱為“真如”“如來”整體所表現的性質才是真實的。人心常被世間眼見耳聞的種種暫時現象(包括語言文字等理性智慧)所割裂，導致無明，只有恢復本心，才能達到無私無我，與整體合一的狀態，才能獲得徹底解脫。

　　東方的整體論首先認為，宇宙中的“道”是一個不斷變化整體，是不能用理性的語言文字描述的。正如刻舟求劍，當人們用人造的、孤立的、靜止的、割裂的概念、語言、文字來指向不斷運動、渾然一體的世界時，就開始脫離真實。禪宗說“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也就是說如果存在一個用語言文字、公式等描述的“終極真理”，這個“真理”也是人所創造，并不能代表無限變化、互相聯系、充滿復雜性的真實世界。毛主席本人晚年也預言說，將來“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把右派打倒。”，所以毛主席也非常了解語言的工具性，并也不認為自己說的話就是什么真理。又如在東方的“道學”看來，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在大本大原上的爭論是人造的、抽象概念上討論，是整體的片面反映。例如對于抽象的“物質”概念而言，實指的物質是指一個雞蛋，還是一個石頭得到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知道在我們觀察的經驗內對前者的結論是“物質產生生命”，對后者的結論卻是“物質不能產生生命”。

　　整體論第二個觀點認為，現實世界的各種現象處于一個互相依賴的整體中，這個整體的性質才是世界本原的性質，人所觀察的種種短暫現象不能認為是世界的本原。因此現象界的諸事物間是普遍聯系、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現象界不存在絕對的、靜止的、僵化的的事物。現象界的運動統一于“氣”，“氣”是信息、能量、物質、精神等諸現象的統一，所以整體觀點要求人們用辯證的觀點來分析問題。

　　整體論第三個觀點認為，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是互相依賴的，互為因果的，處于同一個整體中。整體論認為，存在著天地人演化過程的“自然之道”(東方經典中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并非外在的客觀世界)，并不存在客觀和主觀相分離的“道”，“客觀規律”實際上只是特定主觀認識下的產物，例如托馬斯·庫恩就認為一定的科學技術是在一定信仰、價值、技術等集合“范式”(實際上是一種信仰或者偏見)下發展出來的，科學史上的重大發現也說明當人用完全不同的信仰和想象來看待世界時，往往會使科學取得新的突破，所以重大科學發現往往也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結果。從整體論來看，外在的、絕對的“神”或者外在的、絕對的“客觀規律”實際上都是主觀想象，是人造的思想枷鎖。

　　整體論第四個觀點認為，人是宇宙間精神和物質的綜合體，具有主體性、能動性，潛在著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整體論強調人心是天地之心，“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具有整體特性的“道”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在人的社會實踐、生活體驗和生命感悟中顯現出來的。人們常說的“事在人為”也是這個道理。例如在毛主席認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69頁)，所以在他領導的革命戰爭實踐中，依靠軍隊的革命精神和民心支持證明了正義戰爭之“道”是不可戰勝的;而在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一直鼓勵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首創精神，認為“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19頁)，這使得中國在各種不利的國內外條件下，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科技領域，錢學森就身有體會地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有創造奇跡的“特異功能”，所以條件極為落后的中國能夠發展出“兩彈一星”，奠定了我國航天事業的基礎。整體論者認為人是能夠“排除萬難，爭取更大勝利”。當然對那些受還原論影響的、那些迷信外在教條的“專家”“領導”來說，“客觀規律”會使人無所作為，往往陷于“兩難”都無計可施。所以他們鼓噪改革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要遵循先污染后發展“經濟規律”，而未認識到“上帝關上一扇門，就給你打開一扇窗”的原理，更不明白毛主席所說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 (《毛澤東選集》，第1511、1512頁)。

　　正因為人是世間萬物精華所聚，具有整體性，因此人是天地之靈竅，是宇宙整體的全息映像，人本具分辨是非能力，發揚本心的“純粹的人”可以成為圣人，所以人類的解放需要從超越自身開始。毛主席在1917年致黎錦熙信中說“宇宙之真理，各居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存在”，中國人常說“公道自在人心”“人心自有一桿秤”，也是這個道理。新中國能將許多國民黨戰犯、日本戰犯甚至是皇帝改造成為洗心革面的新人，就是因為人具有向善的本質，所以毛主席說“人在一定條件下是能改造好的”。在近代中國革命中，許多政見不同人和政黨，甚至外國記者都同情甚至支持中國革命，也是因為大多數人本質上是正直的，所以中國革命往往能得道多助，并建立起統一戰線。

　　整體論第五個觀點認為，由于人們往往把各種暫時的現象當作存在的本質，迷戀于的種種外在的誘惑(物質享樂、權力、名譽等等)，執著于內心的偏見和思想的枷鎖，使生命變成了工具、欲望和偏執觀念的奴隸，從而導致了人的萎靡、怯懦、自私、墮落、罪惡，形成對人的壓迫和剝削階級，遮蔽了人本質上具有的進步、高貴和智慧的特性，使生命喪失了意義。對于那些世界觀改造不徹底的人，其本性必然是自私的，自然他們會在權利、金錢等糖衣炮彈征服下而墮落腐敗。例如毛主席在1964年會見日共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時也指出：“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定社會階層的反映。” 1971年周恩來總理會見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時，也舉出一個叫沙石峪地方的黨支部書記，他領導群眾使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他的思想停留在某個階段，認為自己有功勞就理所應當地享受各種特權，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成為了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以被打倒，并指出這些現象的根源在于對剝削階級的世界觀改造不徹底造成的。

　　整體論第六個觀點認為，人只有經過外觀和內省，將主觀和客觀相統一，才能達到內圣外王的境界。這個過程是改造內心世界的過程，也是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

　　中國傳統的整體論在涉及到社會組織時，更強調從個人內省和外觀來自我改造、提升境界，以保證整體的利益，強調社會組織中人的因素，強調以德治國，重視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求人在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仁”(也就是“二人”為整體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當然西方把整體論的自然觀視為“東方神秘主義”，盡管整體論承認外在的因素對人的主觀能動性有制約作用，但整體論本質上是反對迷信外在神秘力量的，當然反對制度決定論、唯生產力論，更反對唯GDP論等觀點。

　　3.2 近現代科學和哲學中的整體論因素

　　受到還原論影響，近現代科學依然不斷追求 “宇宙之磚”以及解釋一切的“統一的理論”，這使得一個外在的上帝成為揮之不去的影子。科學家不時有用“上帝粒子”“上帝是微妙的”等語言來描述自己的研究或者自己的研究感受，雖然他們所說的“上帝”并不是圣經中描述的上帝。在還原論的框架下，科學和一神教都假定有一個外在于人的絕對物，爾后再研究分割出部分的性質。然而近現代科學一些發現，為整體論提供了新的證據。

　　從上世紀初開始，物理學的進展就開始對機械的宇宙觀構成了挑戰。愛因斯坦相對論表明：物質既是連續的又是分立的，能量和物質能夠相互轉化，是同一實在的不同表現，空間、時間和物質成為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整體。

　　量子力學告訴我們，微觀粒子的狀態非常奇特，它有時候是粒子，有時候會變成波，這叫“波—粒二重性”，微觀粒子轉換的關鍵在于人意識的參與，當你觀察它時，它就變成粒子呈現在你面前;當沒人觀察它時，它就變成波彌漫于整個空間，這意味著主觀和客觀是不可分離、實質上互相依存的整體。量子物理學家約翰·惠勒指出“不只是我們適應于宇宙，宇宙也適應于我們”，這和王陽明所說的“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它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它深?”是一致的。量子力學科創始人玻爾進一步說“在偉大的存在戲劇中,我們既是觀眾又是演員”,他在封爵時選擇了中國的太極圖作為標志，這就承認了古代東方的整體論和現代西方科學之間深刻的和諧一致。另外發生聯系的兩個粒子會產生“量子糾纏”，也就是說指無論兩個粒子間的距離相隔多遠，一個粒子的變化會影響另一個粒子的行為，即它們是相互關聯的，近代物理學還認為，宇宙間的信息是守恒的，因此包含信息的意識和精神并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也不會徹底消滅，而會轉化為別的形式，這都和整體論中所說的“緣”、“因果”、“心靈感應”等非常接近。

　　近代粒子物理學認為，亞原子層次上，粒子既可分割，又不可分割，基本粒子并不基本，基本粒子的存在是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現的結果，這就象離開人體的手和在人身上的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較近時期，有的物理學家根據物理學的最新進展提出了靴袢哲學，這種學說把宇宙視為相互關聯事件的動態網絡，這個網絡任何一部分的性質都不是基本的，它們全都是從其他部分的性質導出的，而且它們共有的相互關聯總體一致性決定著整個網絡的結構，使我們有了一個新角度來理解“道”是如何“渾成”的。

　　近代宇宙學的重要進展之一是宇宙大爆炸理論，該理論認為：宇宙是在過去有限的時間之前，由一個密度極大且溫度極高的太初狀態演變而來的，并經過不斷的膨脹與繁衍到達今天的狀態。大爆炸理論是一種科學理論，它的成立是建立在和觀測相符合的基礎上的。英國物理學家保羅•戴維斯這樣說：“整個宇宙完全是從無中生出來的，其創生過程符合量子物理的定律。”;同時研究表明：大爆炸過程中無生命的物質演化為生命的概率遠低于石頭變成小雞的概率，所以科學家只好提出人擇原理：“因為人類存在，所以宇宙必須這樣”。人擇原理實際上支持了整體論這樣的觀點：生命現象并非偶然出現，它和物質現象實際上是互相依存的。有些研究者認為，早期宇宙更象一個生命的“雞蛋”，生命本來就“隱含”于宇宙中，并逐步通過自組織過程“顯化”出生命和我們所見的物質世界。大爆炸理論說明我們觀察到的種種現象(物質、時間、空間、信息、生命等)都有共同的起源，所以近代宇宙學為“天地與人同根，萬物與我為一”的說法提供了證據。

　　現代分子生物學研究表明，生物的遺傳信息都包含在基因里，形成蛋白質完全是一個用基因構造的設計圖紙進行組裝的過程。而且基因密碼就象一種智能語言，有字母、單詞、語法結構，還有很多像“操縱子”、“抑制子”、“啟動子”這樣的條件控制語句。同時研究表明，地球上各種生物都有共同的祖先，并且從生命一出現就具備了產生人類的因素，例如有一組基因稱為工具組基因，它具備將生命塑造成為包括直立人在內的各種生物的潛在功能;而在生物個體形成過程中，首先出現一種細胞叫干細胞，它是一種未充分分化，尚不成熟的細胞，具有生成各種組織器官以及支撐智慧生命的潛在功能，是生命體所有細胞的最終源頭，所以現代分子生物學說明，存在一種原初的、未分化的、融生命信息和物質組成于一體的“物質”狀態，這是一種構成生命信息和生命物質融于一體的狀態。因此把生命現象視為可見物質偶然拼湊而成的傳統進化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實際上，作為一種“科學”理論的達爾文進化論，在文化上的源頭是羅馬斗場上“強者生存”的邏輯，它是西方商業軍事文明的必然推論，是對生命現象一種局部的、片段上的解釋，而并非生命現象的全部。

　　現代科學的另外一個重要發展是復雜性科學的興起。20世紀30年代末，理論生物學家貝塔郎菲根據生物和人類的特點，提出了一般系統論的概念，他認為不能把分割的部分行為拼加為整體;40年代末，維納創立了控制論，認為目的性行為可以用反饋來代替;隨后香農提出了有關系統信息傳遞和處理的信息論;另外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論研究一個開放系統由混沌向有序轉化的過程;哈肯研究了從無序轉化為有序的自組織現象，提出協同學;混沌學、分形、超循環理論也在改變還原論對世界的看法。例如系統的自相似、遞歸性的嵌套結構，某種程度上說明宇宙也許是一個在功能上內嵌小宇宙(人)的一種結構(小宇宙的精細程度和大宇宙的精細程度不同)，這某種程度上注釋了“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如果把上帝定義為宇宙的整體，那么就不難理解圣經上認為的人原本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觀點了。圖2 是一個自然界存在的植物，它就具有不同尺寸上自相似的分形結構。

　　圖2 一個不同尺寸上自相似的植物的分形結構

　　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批科學家運用自組織、混沌、涌現、復雜適應系統等理論在社會系統、經濟系統、生命系統、生態系統、人腦等方面從整體方面來開展復雜性研究，并稱他們的研究為復雜性科學研究。復雜性科學被稱為“21世紀的科學”，復雜性科學認為事物的復雜性是從簡單性發展起來的，是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產生的。復雜性科學中提出系統中的“流”更接近中國文化中的“氣”的概念，而“主體”的適應和學習特性等更接近生命的行為。復雜性科學并不是符合傳統意義的“科學”，它某種程度上開始接近中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道學”。例如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一個尖點突變模型，一個理想的社會系統應具備復雜性，保持在混沌邊緣，實現隨機性和確定性、有序和無序的對立統一，以促進系統的進化，這和毛主席“大亂達到大治”“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思想有一致性，相反蘇聯的斯大林模式采用絕對有序的社會組織形式，盡管在一定時期具有極高的效率，由于缺少通過一定的無序(不是絕對無序)和有序相結合進行自我調節的機制，所以社會系統內部矛盾會不斷累積，導致社會系統最終走向崩潰。

　　上述所列舉的近現代科學的成就有助于對“大本大原” 的理解，但是正如馬克斯·普朗克所說：“科學不能解答自然的秘密，這時因為歸根到底我們自己也是我們要解答秘密的一部分。”，所以科學只是“大本大原”的局部真理的折射，只能在一定條件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真理本身。那些把科學教條絕對化，不考慮科學技術適用條件的科學主義是現代新迷信。例如殺蟲劑滴滴涕開始發明時，幾乎對所有的昆蟲都非常有效，帶來了農作物的增產，而且在瘧疾、痢疾等疾病的治療方面大顯身手，救治了很多生命，但是由于滴滴涕在環境中非常難降解，并可在動物脂肪內蓄積，對生物和人類造成了很大危害。現代的科學主義把人變成了技術的跪拜者，使科學教條成為扼殺人類內在心靈的宗教裁判所，其危害極為巨大。人類現在一些所謂的先進技術如新能源技術、轉基因技術盡管在一定條件下來看是有益的，但如果無條件應用這些技術，將對地球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發展造成巨大的危害。

　　3.3 整體論和還原論的結合與更高層次的整體論

　　由于還原論在科學技術上和社會實踐中存在的嚴重的缺陷，西方思想界從上世紀上半葉就開始了對機械世界觀的反思，并隨后出現了“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倡導多元性，反對宏大敘事、反對本質主義，反對理論上的霸權，反對對世界的唯一解釋。后現代主義的流派極為龐雜，其中有些流派把語言文字的工具性等同于真理的虛無，有虛無主義的傾向，而部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則建議把有機整體論和還原論科學統一起來，用更高層次的整體論形成“后現代主義科學”，提出了科學需要“返魅”，并嚴肅和認真地研究與人本身相關的各種學說如中醫、順勢療法、人體特異功能、催眠術、源場等。

　　整體論和還原論的結合也是我國系統科學發展的特點之一。我國系統科學的發展和“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分不開的。錢學森從自然科學技術角度研究系統開始，在航天工程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工程控制論等系統科學理論，他提出在將還原論和整體論方法結合起來，形成“大成智慧學”。大成智慧學要求總攬全局、洞察關系，打破部門、專業知識之間的分割，最大程度地觸類旁通，完成創新，要把各方面有關專家的知識和經驗、各類信息和數據與計算機相互融合，把局部的知識進行綜合形成整體，實現總體上觀察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大成智慧學在當時“共產主義大協作”的環境下，成功應用于我國航天事業，中國航天事業的輝煌成就證明，整體論和還原論的結合的技術路線和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它在工程實踐中不斷得到了驗證和完善。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社會實踐中，毛主席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原則，自覺地熔東西方文化以一爐，這就使毛澤東主義的不但具有東方文化的辯證思想、整體思考的特色，還體現了西方實證分析、批判還原的特點，從而在社會變革中實現了還原論和整體論的有機結合。為了指導中國社會的革命，毛主席接受了在十月革命的成功先例，靈活使用階級、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等理論和概念，尋找到變革社會的現實力量——受剝削壓迫的底層人民，但是毛主席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理解和靈活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例如在精神和物質關系上，毛主席早期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指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不滅為基礎(精神物質非絕對相離之二物，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這也是后來毛主席所說的 “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的源頭。 1963年，毛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死了之后，先把我火化，再把骨灰撒到長江里喂魚，你們就對魚說，魚兒啊，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就叫物質不滅定律”。這段話說明毛主席對物質不滅定律的理解不但類似佛教中的因果報應，而且更象佛教中超越因果，無私無我服務眾生的“菩薩精神”。而1976年3月吉林發生隕石雨時，毛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天搖地動，天上掉下大石頭，就是要死人了。”，當工作人員認為古書上天人感應的相關記載是封建迷信時，毛主席問“古人為什么要寫書騙后人?”。實際上毛主席并不迷信外在的、決定人命運的“天命”，他實際上只是認為人和外部現象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聯系，這種態度和孔子的敬鬼神而不迷信鬼神的態度實際上是一致的。

　　另外在堅持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發揮人的精神力量方面，毛主席一直強調人民群眾的創造歷史，強調用先進政治思想統御部隊，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強調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強調人的艱苦奮斗的自強精神，強調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強調用革命精神推動生產，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整體論方針，強調企業要發揚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和首創精神，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整體論企業經營模式。所以毛主席歷來反對人之外的外在因素第一，反對教條主義和決定性的線性歷史觀，反對武器第一，反對教條主義和繁瑣哲學，反對經濟指標第一，反對技術第一，反對制度決定論，反對少數精英第一，反對官僚體制，反對迷信外在救世主，要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讓人民群眾起來監督政府，并在革命實踐中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歷來反對洋奴哲學和爬行主義，反對依附于外國一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等等。

　　在繼承中華文化整體論例如陰陽互根、相互轉化觀點的基礎上，毛主席提出把對立統一規律作為辯證法的核心，把事物視為相反相成的整體，提出了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等概念;在繼承中華文化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的知行整體觀基礎上，提出了從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螺旋式上升的觀點。這些觀點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時吸收了西方文明中決定論、進步論等部分觀點，應該說中國革命的巨大成功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已經表明了整體論和還原論結合的威力。當然由于當時科學發展所提供的證據有限，也由于毛主席個人主要忙于解決實際問題，所以毛主席主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概念和話語體系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對于那些非要從抽象的理論、靜止的文字出發來理解毛主席思想和“大本大原”的人來說，他們不會明白“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圣。”(《黃帝內經》·天元紀大論)的整體論道理，所以他們一會兒認為毛主席是“唯意志論”者，一會兒認為毛主席是“教條主義者”，一會兒又認為毛主席是“經驗主義者”“主觀主義”，甚至認為毛主席不懂經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所以如果把毛澤東主義視為一顆大樹，這顆樹扎根于中華整體論覺悟的土壤中，以為人民服務的信仰為樹根，以階級斗爭、唯物辯證法為樹干，以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統一戰線為分支，其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是這顆樹的最高成果。圖3是毛澤東主義結構示意圖。因此要真正理解毛澤東主義，就要從整體上把握它的全貌，如果割裂這顆大樹的枝干，脫離它的整體論土壤，只會使毛澤東主義喪失鮮活的生命以及戰斗力。

　　圖3毛澤東主義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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