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角度看，任何東西，無論是曾經怎樣的轟轟烈烈，勃發崢嶸，但卻也難逃其生—長—盛—衰—亡之忽變規律。此于自然界物質生長和衰亡是如此，但若從歷史朝代周期律的更替變遷來看，于一個王朝或曰政權的興盛衰亡又何其不是如此?

　　對此，必須預先申明是，上述的話是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是以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得出的結論。

　　政黨是以執政為目標的政治組織。政黨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標和意識形態，針對國家和社會議題有各自的主張，定立政綱展示愿景。埃德蒙·柏克則第一次給政黨明確下了定義：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則，并通過共同奮斗來促進國家利益而團結起來的人民團體。

　　對于現代政黨的產生，有幾種不同的解釋理論。制度論認為，政黨的出現是伴隨議會與選舉制度改革的結果;歷史局勢論認為，政黨是在新舊制度交替和民族戰爭中，因為政治理念的不同而產生爭議，從而產生了多樣性的政黨;發展論認為，社會現代化導致社會各方面關系得以加強，從而出現了政黨;危機論認為，形成國家時會發生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危機，政黨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而產生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在階級基礎上產生的，是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列寧和毛澤東同志則進一步指出：現代政黨是階級的領導者。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階級政治力量中的領導力量，是由各階級的政治中堅分子為了奪取或鞏固國家政治權力而組成的政治組織。(王浦句力：《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層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特定階層中以部分最積極的分子組成的，具有明確政治主張，為奪取、影響和鞏固政權而開展活動的政治組織。(李文良)

　　我們認為，政黨是現代國家中有著特定政治理念的社會團體。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標和意識形態，針對國家和社會問題有各自的主張。

　　據此應該明白，所謂政黨是為了既定政治目的服務的。無論無產階級政黨還是資產階級政黨，其都具備鮮明的政治綱領，并以此為意識形態來團結盡可能廣泛人民，通過奮斗來達到政治綱領之實現。毋庸置喙，我們對政黨之產生與持續發揮作用，是持階級論觀點來看問題的。只要一個社會的階級未能達到消滅，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就不會被終止。而她便仍有繼續存在與不屈奮斗到底的社會需要。

　　但決沒有嘴上一套實際行駛另一套，也就是一邊高掛羊頭一邊賣者狗肉的政黨組織。即便是能暫時存在著如此詭異之政黨，但也決不會持續永久。無非是下述可能出現：

　　一)：隨著政治演技的無比拙劣，畫皮終被揭破。所以無奈作罷，退出政治舞臺;

　　二)：此本即一種處心積慮的所謂“頂層設計”之“大棋”。而隨著棋局之衍變，根據實際需要而自行褪去面具;

　　三)：會否是出于認識論與利益瓜葛的糾結，所以先行致錯，后再一錯就錯，出于無奈而宣告自行終結政治生命?即便那樣的情景出現，也還要尋找出貌似冠冕堂皇的一種牽強借口……

　　關于政黨的話題可暫時終止。我們且先分析1921—1976年在中國國家發生決定性作用的中共組織。再至于她對于中國社會的重大影響作用，以及這個政黨本身的諸多影響成長壯大以及后續建設、發展的相關問題，暫且不作討論。

　　提及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回避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于全國革命勝利前夕的1949年6月30日發表光輝論著《論人民民主專政》。該文的副標題即是《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那么，面對一個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政黨組織，毛澤東同志在文中如此指出：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

　　“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斗。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

　　“……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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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似乎出現一個無法回避問題了，中共的歷史使命是否完成?

　　客觀回答絕對是否定的。

　　盡管特別是“改開搞”以來一個特定社會之所謂發展與進步是可以用所謂GDP數據與大量無法得以實質遏制的反黨、反社言論作以認定，但卻無法否認的怵目驚心事實是，一個政檔以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和與時俱進為標貼所作的背棄與變異。那么，為此也不斷受到關于領導地位的實質顛覆與挑戰。為什么?

　　我們講，無論怎樣的名稱表示，政黨也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無論怎樣的政治表白，更還要看實際作為是怎樣。這里提及的實際作為更是能否收獲更多、更廣泛民心擁戴的最客觀試金石。也是一個政黨會否保證強大生命力延續與發展、進步的最客觀映現。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客觀具備了不同的發展時期。

　　1921年—1935年期間，是黨的幼年。再說明白些，它是蘇共武斷與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指揮棒下的一個幾近于唯命是從組織。所以，我們能知道，盡管黨的政治綱領是以社會最廣泛人民的政治與經濟等各項訴求為追求目標，但錯誤的路線所致使中共幾乎是被處于懸崖的最邊緣。那時，盡管有著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風肆虐，但很多人民群眾還是一如既往追助與支援中共的未竟事業。即使流血、犧牲也無法阻止。為什么?

　　因為更多人們從中共的政治綱領與實際之行中看到了未來生活的希望之光。而正是這束多次幾乎被滅絕的光芒，引領與團結了越來越多人們的奮斗追尋之路。

　　1935年—1976年，又是一個發生了巨大改變的中共組織。同樣的組織名稱，不同的人來領導。正確的發展路線，促使中共能從年幼的黨，一躍而為一個世界最大國家的絕對領導黨。并且團結、領導著占世界四分之一人民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一系列驕人成就。

　　其實，有一個問題是無可回避的。所謂共產黨這個標識，毛澤東同志實質出任黨政軍最高領導之前，由于當時把持與行使黨領導地位的各位權力者，即如陳獨秀、李立三、向忠發、王明、秦邦憲(博古)等人，在執行黨的路線、方針與面對對敵實際情況而作策略等方面存在缺陷或是錯誤，所以，致使中國革命事業嚴重受阻，造成早期革命力量大量減員與損失，紅軍長征前夕通過艱苦卓絕武裝革命斗爭在各地所建立的紅色割據政權逐一喪失殆盡，并且，如果不拋卻壇壇罐罐而果斷進行戰略轉移，幸存的革命力量能否得以繼續存在已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大事。所以，我們說，長征，其實就是一次被逼無奈而行的大撤退，再說實在些，就是大逃亡、大敗退。

　　后來及至中國革命成功，我們常能看到主流宣傳所作的譬如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等說法。但若是從中國革命早期進程而論，從仍顯幼稚、弱小的呈初期發展的中共前期所行使的那樣一條忽左忽右錯誤路線而言，共產黨，作為一個由不同之人所領導的組織，她與世間任何事物的生成、發展、進步等客觀運行規律一樣，都無法避免會犯下人為的、不自覺一些錯誤。而此種錯誤所將導致后果，有時又是致命之錯。但我們又知道，共產黨之所以總能從發展的最低谷艱難走出，之所以總能化險為夷、步向輝煌，就因為她所堅持的是為無數勞苦大眾謀利益的那樣一條能不斷凝聚人心的正確道路。

　　而毛澤東同志最后終能不負眾望，帶領中共團結全國最多數人民，通過28年不屈之奮斗，同時也付出慘重代價，收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之果，此中當然無法否認有毛澤東同志個人的無法替代之作用，但同時，也有著共產黨奮斗綱領始終與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緊密相聯系這一最為關鍵之因。

　　其實一個淺而易見問題是，一個成立之初才近僅幾十人的組織，中共“一大”時才僅13個代表，并且其中還有后來的退出者與叛徒，在當時國民黨極其瘋狂的白色恐怖影響作用下，卻能歷盡危難而不倒，并還持續作壯大發展，最終取得全國政權，此中的民心所向作用決不容作忽視!我們常常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于此的“民心”所指，前提條件是必先給予人民實實在在的利益所得，而不是畫餅充饑。當然還不能以做夢忽悠了。給人民謀利益，即是有對人民所作的長遠利益之謀劃與奮斗，還有僅給予眼前蠅頭小利卻將要取走或是奪走更大部分的那樣一種堪稱是陰謀的驚天“設計”。想說是，如此區別就是性質之變。其并不會僅憑言語的表白就能實質遮掩的。

　　1935年之前的中共，歷經走馬燈似更換過6任領袖，同樣頭頂的是共產黨這個政治標簽，但是，由于人為之錯誤，卻將中共帶至險境或曰是絕境。還不能作否認，初期的中共，非但有著自身難以作有效克服之許多誤區，還有著當時社會上堪稱強大的敵對勢力之不遺余力對抗與血腥清洗，即便是在中國面臨了日本侵華的亡國之險之憂，但來自國民黨方面的不遺余力暴力“維穩”卻從不曾被中斷。哪怕是在國共合作抗戰之時，還有“皖南事變”那樣的河蟹事件被演繹。

　　但共產黨被取締了?

　　為什么一個絕對弱勢的政黨組織，在面對了國民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所進行的瘋狂打擊，并且更還輔之以為人所不齒的特務卑劣行徑，再還有其美國主子的輔助作用等等，卻還能屹立不倒，并戰勝國民黨而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就因為她代表了占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所以，能夠受到人民的擁護。能夠戰勝一切貌似強大的反對派勢力。

　　國民黨之所以在大陸政權被消滅，是由于其私有化與賣國路線所決定的。由于私有化社會，只能優先滿足與發展少部分特定人們的利益，而其余更大多數人民，只能是屬于“待富”、“待發展”或是“被富”、“被發展”，所以，其收獲民心喪失、政權易手，就不以人為意志而發展轉移了。一個社會的兩極分化格局被實質演繹出來，無法作調和的社會矛盾日漸增大，貧富貴賤兩重天的社會客觀狀況依靠當權者所秉行的老一套根本不能被有效消解，此時，中國共產黨出來收拾舊山河。雖是，中共起初很幼小，也難以避免幼稚，但正因了她能代表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訴求，即能收獲人民用生命的付出來進行政治投票。這樣的選舉形式世所罕見，但成功率卻更高。

　　從早期中共成長與發展歷程來看，對政治信仰的無比堅定捍衛，對一個社會最多數人民利益的追求與顧護，此即我們所說言行一致的政治作風，是一個政黨組織外在形象的最客觀體現;由于具備了隱形實力如此優勢的政治先決條件，又有了正確的軍事作戰策略，確定了無懈可擊的發展路線與方針，團結了最多數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再次，最不能缺失的一個條件出現了，長期的、艱苦更殘酷的斗爭環境，鍛煉與塑造出一位卓越的領頭人——毛澤東同志，所以，仍然是共產黨之政治標識，但是，與遵義會議之前的中共早已判然相異，政治方面的成熟化發展，路線方針的正確與無懈可擊，于是，雖是有著前期的許多失誤影響，但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一飛沖天就在古老的華夏大地得以上演了。

　　從此，世界為之矚目……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假設中共早期發展史上，沒有1935年的遵義會議，沒有毛澤東同志出來收拾殘局，那么，是否會再有后來取得全國政權?或是收獲19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城樓上那一聲震撼世界的改天換地強音?即便是認為上述假設可笑，但也能從中得到兩點結論：

　　一)：中共之所以收獲最終勝利，是由于其代表了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訴求;

　　二)：雖是同樣的名稱標志，同樣的共產黨之稱謂，最高決策層的領導方法、個人能力、政治品行以及意志、毅力等等，同樣為事業成功的必不可缺先決條件。

　　如果將1949年之前的中共組織形容為黨的幼年到青年，她之所以能無往而不勝，就由于具備了上述兩個先決條件。

　　于此，又該回到起初問題了。興替豈無憑，是否廢逝水?為什么最后得出答案是否定的?任何組織，任何勢力，或稱是任何國家，如果為一己私欲所蒙蔽，決定其后的所行只是為了極為少數人利益，任是怎樣的貌似強大，又還或者再依恃、仰仗瘋狂的暴力手段，也無法有效延緩其衰亡與覆滅之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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