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再次說起《水滸》?據知此前還有所謂的兩會代表中有個什么全國政協委員李海濱日前稱，《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禁播，原因是它“與我們時代不適應”。無論這個李姓委員出于怎樣的一種居心，有對此持什么態度，也遑論究竟此種禁《水滸》言論會得到怎樣的實質之效，但它卻實實在在反映了當下社會的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惶恐。

　　我們常常會聽到關于五毛的無恥與賤行。但五毛大概也是分類的：有利益歸屬決定的五毛，有什么都沒得到卻依然做夢得隴望蜀的意淫愛好者五毛，當然還有一種實質為腦殘的五毛。我們還明白，歷代垂死的統治者出于茍延殘喘延續政權生命力之需，都會對《水滸》頌揚的造反意識持絕對否定態度。但多少年來，他們的居心可曾有過得逞?《水滸》自從成書以來，說到的不同遭際卻無從絲毫抹殺掉這部優秀小說的熠熠光輝。而《水滸》故事以及該書塑造出鮮明的人物形象，作為一種喜聞樂見的民間傳聞，業已深入人心。此并不會隨著暫時的權力傾向性態度而發生任何改觀。

　　試問，一個連《水滸》都害怕或是容不得的社會又將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又該如何評判其主導社會的統治者?

　　這是寫于去年的一個帖子，由于李海濱委員的禁播《水滸》提議，感覺還是有必要再重貼一次。

　　《水滸》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它所展現的人物肖像與故事情節多年來一直在民間廣為傳頌。

　　毛澤東曾這樣評點：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澤東又指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毛澤東的出發點是從官與皇帝的角度去看問題，他不管你什么老大不老大，主要是看你這個集團的宗旨是什么?這樣的宗旨能得到什么樣的結果?這是真正政治家的出發點。

　　必須指出，《水滸》這部書，一直以來在中國民間流傳相當廣泛，由此也影響過許多人們。但又決不可忽視，它對于毛澤東最初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有著極其重要影響。毛澤東對于許多古代名著都有過精深的研究與獨到見解。對于《水滸傳》，毛澤東發表了很多評論，甚至在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和講話中也屢次提及。而在諸多評論中，最重要的是“《水滸傳》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水滸傳》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當時農民起義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后匯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

　　毛澤東還從《水滸》小說描寫的打斗中看出了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這可以說是非常善于讀書了。也是古為今用的最典型說明。1942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曾借用“三打祝家莊”的故事，強調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強調合法斗爭和秘密斗爭必須結合起來。因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譬如孫立、孫新等假裝投降祝家莊，與梁山義軍里應外合、最后破了這個莊子。

　　那么，再從特別是以來境外陰謀勢力在國內培植、發展起來的第五縱隊力量，再結合對中國的“O”型戰略包圍以及島鏈鎖控，是否應該引起我們足夠警惕?還想特別提出，不要一提起《水滸傳》，就如臨大敵一般認為這是一部教唆造反的書，就做賊心虛似的作刻意回避。《水滸傳》到底是一部什么書，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呢?

　　關于《水滸傳》的主旨，歷來一直存在爭論。且不說出于一種具體目的而批判其投降思想或是贊揚其階級意識等，就是較為正常的學術爭論，也聚訟紛紜，如有泄憤說、倡亂說、替天行道說、忠義兩全說、還有充滿迷信色彩的天罡地煞歷劫說等等。如果我們能從單純的文化角度對其加以分析，也許會發現一些更為深層的東西。

　　毋庸諱言，《水滸傳》具有十分深刻的社會意義。《水滸傳》所反映的北宋時期的社會現實，確實可以用“亂自上作”和“逼上梁山”來概括。皇帝昏庸、奸臣當道，政治黑暗、吏治腐敗，社會混亂、民生凋敝，是這一時期基本的社會政治特征。《水滸傳》正是通過林沖、晁蓋、宋江、楊志等人的經歷來揭示農民起義發生的社會根源，并顯示了農民起義是怎樣由零碎的復仇星火發展成為燎原之勢的。但《水滸傳》更為深層的文化意蘊主要還不在這里，而在于它通過對起義的悲劇性描寫顯示了傳統社會的存在狀態，即社會理想與現實倫理之間的謬誤關系。而正是這種謬誤，不僅是梁山泊農民起義失敗的根源，也是一切社會理想無法變為現實的最重要阻礙力量。而此，與中國社會經由社會主義發展被所謂與時俱進和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為所謂的特別是私有化發展體制難道不正是絕妙對照?

　　《水滸傳》的最難理解之處還在于招安問題。《水滸傳》讓梁山義軍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大好軍事形勢下，十分主動地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但接著又以冷峻客觀的筆觸描寫了招安之后被迫攻打其它義軍，遭受奸臣陷害、最后義軍將領死亡殆盡的悲慘結局。用血的事實昭示了招安的可悲與可恥下場。這不是自相矛盾，正是歷史的真實所在。《水滸傳》的偉大之處也許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這一歷史的悲劇性。

　　值得深思的是，以私有化改革為名的社會經濟轉型，是否應視為對這一歷史悲劇性結局的認可與附會?如果單從結果論及，是否表明上世紀付出巨大代價的中國革命是為多余?而它唯一顯示的意義僅在于，通過革命而實現了一次社會層面的人群流動，底層流為上層，持續過上了人上人生活。又由革命初衷恢復到革命前的重復剝削與欺壓。只不過這種改變被人為披上改革與特別是的子虛烏有外衣;又假以別有用心的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和與時俱進借口。

　　宋江等人想在招安的“忠義兩全”中實現價值的圓滿，但恰恰因此而以悲劇告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無情而絕妙的諷刺。魯迅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我們承認，社會理想與所謂傳統倫理觀念是有著難以調和矛盾。但一個不提社會理想、只剩赤裸裸利益誘惑的崇尚實用主義的國家或是社會，它絕對是一個根本看不到希望與未來的庸俗化社會。在這樣的社會狀態下，人與人的關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社會生產與分配關系，絕對會淪為強肉弱食、叢林法則盛行的獸性化競爭社會。而這樣的社會狀態，絕非理想化社會。也決不能長此一存。當年在中國西部農村——延安的黃土窯洞里，黃炎培先生對毛澤東所提及的朝代更替歷史周期律絕對會重演。

　　《水滸》所描述的農民起義，與歷史上所有農民革命的結局一樣，它無非有以下幾點：

　　一：被朝廷“維穩”勢力剿滅;

　　二：自身具備了一定實力基礎，朝廷的“維穩”對此絕對有了一定難度，“反賊”們有了與朝廷討價還價的能力，所以，條件適宜就接受招安，去做了朝廷的官員;

　　三：排除“一”，又拒絕“二”的結果，最后是自己取朝廷權力而代之。實行了改朝換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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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水滸》無疑是符合第二種結果。

　　宋江等人，當初聚義梁山水泊，縱橫山東、河北等地，使得大宋朝廷一時甚為被動。屢次派大軍前往剿討，但每次都無功而返。而當時的大宋王朝實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內有山東宋江、河北田虎、淮西王慶、江南方臘四大農民暴動武裝作亂，外有遼邦虎視眈眈，覬覦中原花花江山。正當以宋徽宗為首的大宋黨中央焦頭爛額之際，天賜良機閃現。宋江領導的梁山黨歸順，然后做功狗、奴才，去征伐遼國，滅田虎，滅王慶，滅方臘，最后沒有可滅對象時，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就該輪到他們自己了。

　　其實，梁山農民起義悲劇結局，一開始就因自己的所做所為埋下了禍根。

　　宋江這廝，一貫所謂的忠君報國思想源自于什么?他內心根本就有著嚴重功利思想，在他一貫所秉持思想里，由于皇帝特殊地位決定了，凡皇帝沒有不好的，都是必須要力保的;而由于皇帝統治下的國家無論怎樣民不聊生，都是需要找出替罪羊來為皇帝開脫的。所以，趙佶朝廷就必須有了高俅、蔡京、童貫、楊戩等四大奸臣，而似乎沒有了他們，皇帝就無比英明而天下大治了。但選擇招安后的他們可能還這樣認為，即使奸臣沒有被滅，但只要有他們處于廟堂與之抗衡，有他們在，皇帝就能成為好皇帝，好似百姓就能安居樂業。

　　這可能嗎?

　　于是，我們看到梁山黨與大宋黨開始了精誠團結，由此前的做對頭到歸順、依附，但他們失去作奴才的意義時，大宋黨又很不放心他們，因為梁山賊寇們歷史畢竟不清白，所以，他們被滅是必須的。這就是做狗、當奴才的最終結局!

　　由宋江主導的梁山黨，“上山”的最大追求還是自身利益的享受。所謂“大腕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正是其真實寫照。于是，宋江就將梁山義軍的前途發展與一眾弟兄的未來利益寄托在來自朝廷的招安上。畢竟“山上”生活是風口浪尖，有極大風險難以避免，而只有實現招安，也就取得了所謂合法享受的條件。所以，我們看到宋江一旦有合適時機，招安的念頭就一再冒出了。

　　他們“上山”前認為的朝綱混亂、民不聊生等等，都認為是朝中出了奸臣所致。而皇帝無疑是英明的，是絕對反不得的。而只要他們能入中樞，或能進入大宋體制，就似乎此前存在問題都將不復存在。即使奸臣還同在朝綱。這里就產生疑問了，忠奸并存的大宋朝廷，皇帝是采用忠臣還是采用奸臣的諫言?如果不幸而是后者，那又該怎么辦?但宋江們似乎沒有多慮這個問題，只要是招安就好。他們追求的只是忠君。而在封建社會里，所謂的君主就象征了至高無上權力，當然更象征了正統的政治統治。只要個人不以君主為敵，打著忠于君主的幌子，運用得好了，就能換來榮華富貴的一己與家族享受。所以，宋江等揭竿而起、嘯聚山林與當時大宋朝廷為敵，不過是為最終實現其個人政治野心的一種權宜之策。而正是通過此等叛逆表現，才期冀最終引起朝廷的注意與重視。更還因為一定的實力為基礎，雖是反了，但造反的旗幟上還分明寫了“清君側”“忠君報國”等字樣。所以，一旦有了適宜時機，接受招安以便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才是真的、實的，其余招安之前一切敵對行為，一切殺戮與掠奪都不過是虛的，是最終為收獲一種圖謀已久的政治果實服務的。至于力保的這個皇帝到底是否愛民，倒并不重要了。所謂忠君愛國，就是無條件忠于趙佶皇帝，所謂愛國，就是忠于以趙佶為首的大宋小朝廷。正是這樣的思想基礎，促使梁山黨不遺余力追求與施行招安。

　　但梁山黨生前保黨救國的那個大宋黨，在不長時間后，隨著趙佶父子被虜至北國坐井觀天，也就作灰飛煙滅了。

　　從中可以看出一個規律，以宋江為首梁山黨將趙佶看做皇帝，作無底線投靠，趙佶就是具有生殺予奪、權力無邊的皇帝;而金國侵犯勢力，不拿趙佶當一回事，趙佶就無奈且無可奈何去金國坐井觀天了。

　　所以說，認識決定態度，態度決定最終結局。

　　《水滸》所描述與反映的故事已然過去一千多年，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是北宋滅亡后由宋皇族在江南建立起來的小王朝。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金國的威脅之下，直至被元消滅時，也未能恢復宋朝在中國北方的統治。 而對此，是否可以說《水滸》所反映的歷史悲劇就于當下不具了什么意義?回答應該是否定的。無論從當下國際事態演繹關系看，還是從“特別是”社會執政當局與客觀存在的不同社會思潮來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與打著所謂國際化接鬼名義的某種程度而言被殖民政權，國內要求變革力量的不同表現方式與戴著面具的“五毛”自我矮化、貼靠權力以及思想或是另類方式的被招安等等，對《水滸》所描述的那次轟轟烈烈、虎頭蛇尾的農民革命都有其相似之處。

　　不得不說，歷史自有其相似與輪回之處。但是，歷史的鏡鑒作用決不能被忽視。而從過往的歷史事件中吸取教訓，力避悲劇重演，才是今天決不能被忽視的重要因素。

　　由于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由于社會地位變化所致，對于《水滸》的認識與評判也必然會發生變化。《水滸》又還被稱作是《蕩寇志》，從名稱之變當然也可以看出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人對《水滸》這部書的思想態度與認識所持有的巨大差異。一個組織，在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對用《水滸》故事所反映的造反思想當然持贊同與褒揚態度;但一旦取得政權，卻轉作回避與否定，代之以孔孟之道來企圖鞏固統治，又說明怎樣的問題?

　　而南宋當局對內河蟹維穩，對外步步畏縮、歲幣外交，卻也未能換得腐朽政權的穩固。即如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所以，每一個腐朽統治的最終崩潰都有其不同之因，但有一點卻不能否認：起決定作用的還無非是內因因素。

　　再回到《水滸》故事中來，決不能否認，以宋江為首的梁山黨，在決定其忠君報國思想時，又絕對包涵了嚴重的個人功利思想在內。說什么替天行道、忠君報國，都不過是意欲最終為大宋黨做奴才而先行剪徑搶掠、殺人放火的招牌罷了。

　　奴才終歸是奴才!其悲劇、歷史笑柄結局也是由他們自己所作所為最終決定的。

　　《水滸》這部書，好還好在告訴人們，作奴才的最終結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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