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聯書店所出馬幼垣先生的《水滸論衡》，其《架空晁蓋》一文，語涉大陸1975至1976年之際的“評水滸”。粗閱之下，覺得馬先生對于晁蓋在《水滸》中如何被架空的搜羅匯總工作，對其來龍去脈的梳爬整理，做得是很細致的，至少我還沒有見到別人這樣做過。他對于宋江與晁蓋之間存在的明爭暗斗，作為《水滸》敘事藝術的某一條主線來分析，也頗有見地，是中肯的。

　　馬先生的這兩點值得肯定的學術見解和收獲，如其言，首先還得歸功于毛澤東，要不是毛澤東那樣嚴重、那樣著名地提出晁蓋與宋江的問題，馬先生這篇文章一來缺少了前提，二來也可能就想不到這個題目上來。在毛澤東之前，多少人研究過水滸，至于提出晁蓋與宋江問題，而且提得這樣嚴重，以至引起人們如此廣泛興趣的，可曾有過?撇開毛澤東的個人政治影響，以及他這樣評水滸的政治目的不說，作為學術題目，這樣提出來，也是很重大、很有專業性、很值得研究者們討論的。所以，馬先生很公正地指出，“架空晁蓋這條故事主線……串聯幾十回書的大小事情，不易為讀者察覺。毛澤東是第一個把它作為專題來討論的，不能不說他讀書夠細。”

　　馬先生這篇文章在上述學術的收獲上雖是不錯，而在非學術的問題上，卻未免說得不準確，令人有隔靴抓癢之感，這至少因為他畢竟不在大陸生活。比如，他說，“自1975年8月起，《水滸傳》在大陸慘遭圍攻，學刊雜志報紙，期期罵，天天咒……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遠遠超過對一本古典小說的蓄意曲解而已。”事實上，正因發表了毛澤東的評水滸，發起了一場“評水滸”的運動，當時大陸因而大量出版《水滸傳》，我本人在1980年代還能在新華書店購到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傳》，只不過前面印有毛澤東評水滸的語錄，以及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一文中的一段話，這次大量印行，是因為毛澤東有指示：“《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可見，馬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反而正是《水滸傳》一書在大陸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印制大流傳。至于當時的“評水滸”，是否有偏頗之處，這是仁智各見的事，并不是“《水滸傳》在大陸慘遭圍攻”以及天天挨罵，稱得上挨罵的只有宋江一人而己，而《水滸傳》能塑造出宋江其人，則該是文學的貢獻，當時未聽說有罵施耐庵寫出了《水滸傳》的，施公能寫出《水滸傳》在大陸歷來受到景仰，當年帶政治性的“評水滸”，只能讓人更加佩服施公，決不至于相反地要罵他。施公給出了水滸英雄們的悲慘結局，形成了對宋江路線的客觀的否定，至少會被認為是文學現實主義的勝利，怎會挨罵呢?

　　馬先生說《水滸傳》是“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農民起義”。馬先生對《水滸》內容的這一概括，是過于普泛了，因為“講窮途末路”的故事，可以很多，而不必就是這么著名的《水滸傳》。我們不能說馬先生是在舞弄文法，但確有此嫌，因為他這樣說是為了在括號里寫上“并不是什么農民起義”這句話。這樣大的一個問題，怎么能這樣用文法上的小技輕輕帶過就算數呢?要論證《水滸傳》一書所寫“并不是什么農民起義”，起碼要作一篇大文章，列出證據、做出論證來才行啊。所以，當馬先生將當年大陸的“評水滸”說成是對《水滸》一書的“蓄意曲解”時，也就有失偏頗了，因為一來宋江與晁蓋之間的矛盾，馬先生自己不但是承認的，而且做了這樣大量的有學術收獲的工作，正好佐證了毛澤東的評水滸不是胡言亂語，不是空穴來風，不是“蓄意曲解”，是從《水滸傳》中本來有的內容出發的，只不過站在某種政治角度作了自己的解說，至少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不能扣以“蓄意曲解”的帽子。倒是把《水滸傳》一書說成“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不免有“蓄意曲解”之嫌，至少也是“輕描淡寫”或“不著邊際”。

　　二

　　馬幼垣先生在《架空晁蓋》一文中，大凡考據的部份，有令人頭頭是道之感，不勝佩服，而在涉及觀點的不同時，老人家就浮躁起來，邏輯為之混亂，大有強詞奪理之勢，這是很可惜的。比如他在其中一段這樣寫道：

　　“宋江命名忠義堂這一點，有人緊抓不放，說晁蓋尸骨未寒，宋江已迫不及待放棄了晁蓋時期之共聚大義，搞修正主義，強調忠君的忠比仗義的義更重要。把忠字解釋得如此狹窄，固已削足適履，最嚴重的還是他們根本不明白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

　　“《水滸》所講的小山寨，舉如桃花山、清風山、黃門山、飲馬川、少華山，以及王倫時期之梁山，聚集、議事、發令之處均曰聚義廳。……晁蓋沿用舊有的通稱，沒有感到有訂立專名的必要，與他的政策和立場絲毫無關。說得簡單點，如果《水滸》是用歐西文寫的，凡遇聚義廳，都應作小寫，而絕不能用大寫。這些人不明底蘊，強作解人，以為一字之間充滿禪機，盡可徹底利用。殊不知廳本無名，宋江特為其首次命名而已(宋江雖說‘聚義廳今改忠義堂’，實在因為這個缺乏辨認性的通稱用得太久，成了習慣，遂如此說，并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

　　第一個問題，馬先生的意思說，“忠”釋為“忠君”之忠，是“把忠字解釋得如此狹窄，固已削足適履”。

　　那么，這個忠字，在漢文中，到底是何義?查《說文解字》，是：“忠，敬也。盡心曰忠。”《古漢語常用字字典》，是：“1，盡心竭力。《論語·學而》：‘為人謀而不忠乎?’2，忠于君主。《戰國策·秦策一》：‘昔者子胥忠其君’。”

　　顯然，忠字的用法，在歷史上主要用于“忠君、忠國、忠于皇上”，現在也可以用為“忠于黨、忠于國、忠于民族、忠于事業”這些較莊嚴的方面。至于“為人謀而不忠乎”這個用法，則可體現在平常人之間或平常事物上。這兩層意思，大約都不算高深的學問，但不知馬先生還有更深更多更準確的解釋否?如果沒有，那么所謂“把忠字解釋得如此狹窄，固已削足適履”這一指責，未免就是浮躁架空之言了。

　　我們在《水滸傳》一書中，所見到的“忠”字，顯然絕大多數是用在“忠君、忠國”這層意思上，而幾乎專為宋江隨時地卻不是無心地掛在嘴上，讀者共知，也就不必枚舉。

　　第二個問題，馬先生說，“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

　　馬先生當然有他這樣說的權利，但當有令人信服的論證才是，否則，這個“聚義廳”，我們也只能依書中之義，理解為“專稱”，而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普通名詞”。馬先生自己說，“《水滸》所講的小山寨，舉如桃花山、清風山、黃門山、飲馬川、少華山，以及王倫時期之梁山，聚集、議事、發令之處均曰聚義廳。”并且馬先生還說過，“其他小山寨，……未及注明者，情形亦不該兩樣。”既然江湖上如此長期通用并無二致，那不正說明“聚義廳”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普通名詞”，而是專有其義的“專稱”嗎?否則，彼時一個普通人在自己家中懸一匾曰“聚義廳”來“普通”一下試試，看官府不把你逮了去也?即使如今，環球之上，這事恐怕也不是隨便可以做得的吧?

　　馬先生這樣確立了他自己對“聚義廳”這一解釋的前提之后，就站在這個高地上，來指責別人了，并且說，“廳本無名，宋江特為其首次命名而已”。馬先生豈不是太霸道、太睜著眼睛說瞎話了?即使那是馬先生所說的一個“普通名詞”，也不能說“廳本無名”吧?明明有個“聚義廳”之“名”嘛!至于馬先生怕人不懂，言道：“說得簡單點，如果《水滸》是用歐西文寫的，凡遇聚義廳，都應作小寫，而絕不能用大寫”。此言再怎么樣地來說也沒用，因為馬先生“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這個大前提沒站住腳，打多少比方賣弄多少別的學問來作說明都無濟于事。

　　馬先生的論點是只需宣布，一經宣布就作為無條件的前提，成為自己立足的高地的，這似為他的習慣，比如，他說：“聚義廳……晁蓋沿用舊有的通稱，沒有感到有訂立專名的必要，與他的政策和立場絲毫無關。……宋江雖說‘聚義廳今改忠義堂’，實在因為這個缺乏辨認性的通稱用得太久，成了習慣，遂如此說，并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這樣的信口開河，仍立足在他自己所立的“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這個前提之上，我們就不必再多說了。所以，“宋江命名忠義堂這一點，有人緊抓不放”這個問題，看來還得爭論和折騰下去。

　　三

　　馬幼垣先生寫道：“說《水滸》摒晁蓋于一百零八之外，可謂本末倒置。晁蓋既逝，他死后好一段日子山寨才作最后的定名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總人數，說的全都是健在的人物，早已當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來就談不上摒與不摒。”

　　馬先生覺得言猶不足，又寫道：“毛澤東的意思是說晁蓋不該早死，故最后大聚義時不管總人數如何，他仍當是寨主，而《水滸》不給晁蓋這個機會，就足證此書之出賣革命，只可供作反面教材之用。但《水滸》要談的是人性問題，不是在鼓吹革命……”。

　　今查毛澤東有關原話是：“《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毛澤東這句原話，沒有“晁蓋不該早死”之義，也沒有“此書出賣革命”之義，馬先生不應當強加于人。至于說《水滸》一書“要談的是人性問題，而不是鼓吹革命”，馬先生當然可以這樣認為，但俗話說“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其中原因，大約并不是因為《水滸》“要談人性問題”，雖然“革命”也與人性有關，但畢竟“革命”與“要談人性”這樣高雅的事情之間，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與其說《水滸》“要談人性”，還不如說《水滸》“鼓吹革命”，這應當是無有爭議的共識。至少，我們也應當說，《水滸》是談“人性”與談“革命”兼而有之的：大家都知道“逼上梁山”之說，這句話里就既談了人性又談了革命。最著名的《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一段書，就真切描寫了林沖的善良人性如何被高太尉逼得走向了“革命”的方向。又要論《水滸》，又要那么不能談“革命”，看來是很難的。

　　毛澤東所說“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水滸》里的事實，這一事實的指出，啟發了馬先生對晁蓋如何被架空的研究，收獲了很不錯的學術成果，馬先生雖沒明說，其實是是承認這一啟發的，他說：“架空晁蓋這條故事主線……串聯幾十回書的大小事情，不易為讀者察覺。毛澤東是第一個把它作為專題來討論的，不能不說他讀書夠細”。馬先生所不能同意毛澤東者，是：“他說晁蓋宋江是一正一邪，分別代表革命與反革命”，這是“政治掛帥，另懷目標”，因而是“謬失”的。我們從毛澤東原話可知，他是借《水滸》里的人物情節，說“投降”之類的問題，因為《水滸》里恰巧有晁蓋與宋江、聚義廳與忠義堂這種矛盾對立的存在，所以才能拿來說事，這是修辭上的“譬喻”。而“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以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指《水滸》一書的某種傾向性，毛澤東指出《水滸》的這一傾向性，并且借題發揮來說自己那些“政治掛帥”的事情，這很正常，因為他是政治家，正如魯迅拿《水滸》來諷刺“奴才”，因為他是文學家。只是他們不合馬先生口味，這就要另當別論了。

　　那么，《水滸》一書，對晁蓋“本來談不上摒與不摒”嗎?馬先生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晁蓋在《水滸》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到攻破東平、東昌，山寨徹底化解他的遺言，才算終結。值得注意的是，到晁、宋關系完全休止的時候，《水滸》本身也成了強弩之末……由此可見架空晁蓋這主線對維系《水滸》全書如何重要”。這樣說來，“摒與不摒”的事情，對于《水滸》一書，重要得很，怎么“本來談不上”呢?應當說本來嚴重存在、重要存在，在《水滸》里是一條不容忽視的“主線”。馬先生的研究，就這樣深入具體地佐證了毛澤東的論斷，可惜的是，馬先生自己卻似乎并不知道。

　　晁蓋之死，固然是《水滸》成書之前的雜劇等材料中就有的情節，《水滸》的編寫者加以了有機的改造利用，但毛澤東說的正是《水滸》本身，在《水滸》中晁蓋是被“摒”的，在毛澤東啟示下，馬先生指出了這還是《水滸》中的一條“主線”，給毛澤東的論斷提供了堅實的論據，馬先生是功不可沒的。

　　書中排座次時晁蓋已死，不當在座次之中，表面上確實是這樣，因此“談不上摒與不摒”，但正如馬先生自己正確地分析的，晁蓋之死，很與宋江平日的擠軋晁蓋有關，也就是很與“摒”有關，《水滸》一書就順著宋江心意(或者說順著梁山上這一客觀的內部情況)安排了晁蓋的結局，讓他于排座次時已死，因而不在座次之中，也就不在一百零八人之中。表面上看這是合情合理的，其實，那記著一百零八人的什么“石碣天文”，不過是騙人的鬼話罷了，《史記》上記陳勝吳廣事跡時早就揭露過這種把戲。真是全信書不如無書，確實是毛澤東以其睿智第一個看出了個中機關暗道，看出了有個“摒與不摒”的內部斗爭，而馬先生一方面沿著毛澤東的思路成功地做出了大量研究，另一方面卻又對毛澤東大發這許多不著邊際的指責，真是自相矛盾，不知伊何也。

　　四

　　馬幼垣先生寫道：“宋江雖說‘聚義廳今改忠義堂’，實在因為這個缺乏辨認性的通稱用得太久，成了習慣，遂如此說，并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

　　既然可以說得這樣輕巧，那么宋江改聚義廳為忠義堂，簡直就應當看作不值得一說的一件小事，“并非真的”，那就是可有可無、很無所謂的，只有毛澤東、魯迅這樣不懂的人，才拿來大做借題發揮的文章，說什么“投降”，說什么“奴才”，太不應該了，太“政治掛帥，另懷目標”，太冤枉宋江了。

　　但馬先生自己卻又不這樣看，他下面又寫道，“總而言之，宋江為山寨這個從來沒有專稱的活動中心起個名字，……是宋江表示身份的手段，是宋江成長過程中的‘通過儀禮’(rite de passage)”。那么將聚義廳改名為忠義堂，就還是有著重要性的，這重要性是“因為要平衡晁蓋遺言所做成的不利局面”，是“不得已的自保措施”，“晁蓋毒咒式的遺言確實給宋江帶來相當困擾”。晁蓋遺言是說，哪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做梁山泊主，這分明給宋江出了難題，以至是將宋江排斥在外了。那么依馬先生的分析，宋江改聚義廳為忠義堂的原因，就在這里。我們且不評估馬先生的這條分析，但憑著馬先生自己的這一說，那么改聚義廳為忠義堂，就不是馬先生先前說得無足輕重的，“實在因為(聚義廳)這個缺乏辨認性的通稱用得太久，成了習慣，遂如此說(改忠義堂)，并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

　　我們并不是故意要挑剔馬先生說漏了嘴，實在是馬先生忽而往輕處這般說，忽而往重處那般說，叫我們如何適從?事實上馬先生自己跟自己相左之處還不止這些，他說，“平情而論，到晁蓋逝世時梁山早已是天下第一寨了，……從俗例隨隨便便稱總部為聚義廳，成何體統!……故宋江當家后，……也該為這個再重要不過的場所題名的”。這樣說來，更不是“并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而是“再重要不過”的一件事，非改不可，要不然就連馬先生也會覺得“成何體統”了!

　　馬先生當然很清楚，“宋江最著意的事正是招安，由此建功立業，光宗耀祖”(此句見于馬先生另一文章《排座次以后<水滸傳>的情節和安排》)。而宋江改忠義堂的根本動機正深藏在此，忠義二字的含義是極其清楚的，與聚義二字的區別也是極其清楚的，馬先生卻故意回避，還要來忽悠讀者，玩了一次學術上的“指鹿為馬”。 總而言之，宋江改聚義廳為忠義堂，不是“并非真的”，而確實是真的，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馬先生自己是清楚的。

　　(另外，提個建議，馬先生與其用一個“歐西文” rite de passage來在漢語寫作中說明“通過儀禮”，大約還不如現成地用《史記》叔孫通制禮儀的故事來做說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