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上,某政協委員說:“《水滸》影響維穩”,《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該禁播,戰爭題材的電視劇要有所控制,這些都和暴力相關,《水滸》是舊時代的名著,與我們時代不適應。
對這類言論,我通常懶于評論。因為對所謂代表、委員的水平本來就不抱期望。無意中看到廖保平的《明清兩朝為何查禁不了《水滸》》,本想轉載于此,但該網站稱:這是“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所以將其網址列于此,有興趣的網友可自己去看。(http://dajia.qq.com/blog/382678072334605?pgv_ref=tqq.dajia.msg)
廖保平的文章,從文學角度立論,雖然酣暢,卻沒說到要害。委員先生關注的是維穩,而非作品的文學價值。對大人先生們而言,維穩關系身家性命,而文學價值算個鳥?從維穩的角度看,該禁的何止水滸?詩經被稱為最早的詩集,可它卻將大人先生們視為“碩鼠”,高呼要“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甚至要與大人先生們拼個同歸于盡“予與汝皆亡”,這還不是倡亂之作?不該禁嗎?史紀號稱史學巨著,它卻給造反派頭子陳涉立“列傳”,與各路成功人士并列,豈非混肴視聽,鼓勵造反?隨便讀一點經、史、子、集,對造反者同情甚至歌頌的文字比比皆是。又有哪個真被禁住了?要說立禁,鼻祖大約是周厲王,禁的結果是“三年,乃相與畔(即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他老先生逃到“彘”這個地方去,最后死在那里了。
“不二過”,即不重犯過去的錯誤,是孔老夫子看重的,他就以此稱贊顏回。幾千年來,中國經歷的亂局多了去,總結的經驗之豐富,恐怕在全世界也無出其右者。在下的記憶中,好像還沒有誰將其歸咎于水滸之類文學作品。倒是美國的斯托夫人寫了本小說《黑奴吁天錄》,她的總統亞伯拉罕·林肯于與其見面時說:“你就是那位引發了一場大戰的小婦人。”這位委員先生的思維方式與中國歷代學者相異,直接接軌到林肯哪里,實在是高!
如此優異的接軌水平,至少應該委以中宣部、新聞出版署的重任,看誰還敢饒舌!!
附文:
明清兩朝為何查禁不了《水滸》
廖保平
全國兩會上,某政協委員說:“《水滸》影響維穩”,《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該禁播,戰爭題材的電視劇要有所控制,這些都和暴力相關,《水滸》是舊時代的名著,與我們時代不適應。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包括對《水滸傳》的批評和“禁播”。而且理由也驚人的相似,某政協委員說《水滸》宣揚暴力,影響維穩;古人也認為《水滸傳》有這些負面因素,要嚴加查禁。
明代袁中道在《游居柿錄》中說:“但《水滸》,崇之則誨盜。”其義與某政協委員相似:推崇《水滸》,容易引誘人做暴力盜竊的事,應當“禁播”。
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余》里更是說得咬牙切齒:“《水滸》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萬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這位田汝成同志因為恨《水滸》壞人心術,繼而詛咒作者施耐庵“子孫三代皆啞”,真是恨到骨頭里去了。
到了清代,這種思想依然延續。王韜在《水滸傳序》中說,這是一部“奸盜詐偽之書”,“固可拉雜摧燒也。世傳報應之說,圣嘆及身被禍,耐庵三世喑啞”。還是田汝成同志那套寫邪書必遭報應的說辭。
清代有一哥們叫俞萬春,更有意思,他認為《水滸傳》與“我們時代不適應”,把犯上作亂者寫得可親可敬,把朝廷、官員寫得可憎可鄙,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續寫了一本適應時代的《蕩寇志》,以小說反小說,講朝廷如何剿滅梁山泊眾頭領,來表達他的衛道思想,這倒是比只站著罵兩句的人強多了。
大才子金圣嘆雖然高度評價《水滸傳》,認為“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傳》右者”,但同時認為讀《水滸傳》會誤導讀者,產生“無惡不歸朝,無美不歸綠林,以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盜者讀之而為盜也”的影響。(皆出自《金圣嘆全集》)于是根據百回本《水滸傳》,刪掉后三十回內容,附以序文、讀法和評點文詞,編出七十一回《水滸傳》,使《水滸傳》的思想主旨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
甚至連皇帝也直接站出來批評《水滸傳》,乾隆皇帝把民風惡化,民眾入幫入匪,歸結為人們閱讀《水滸傳》所致:“如愚民之惑于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高宗純皇帝實錄》)好家伙,這是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的節奏嘛。
這些批判東一榔頭西一棒,不成體系,較為全面講述《水滸傳》為什么“奸盜詐偽”,當數乾隆十九年(1754年),吏部轉呈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折,歷數《水滸傳》的種種不是:
“閱坊刻《水滸傳》,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懲創蔑如。乃惡薄輕狂曾經正法之金圣嘆妄加贊美,梨園子弟更演為戲劇,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爰以聚黨逞兇為美事,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
繼而提出了“禁播”的辦法:“查康熙五十三年,奉禁坊肆賣淫詞小說。臣請申嚴禁止,將《水滸傳》毀其書板,禁其扮演,庶亂言不接,而悍俗還淳等語。查‘定例’,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裨文業諸書,其余瑣語淫詞,通行嚴禁,違者重究。”
這里提到的康熙五十三年,禁坊肆賣淫詞小說確有其事,當時禮部頒布了禁毀小說的法令:“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辭,在內(在京)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外省)交與督撫,轉行所屬文武官弁,嚴查禁絕,將板與書一并盡行銷毀,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圣祖仁皇帝實錄》)這一法令后載入《大清律例》,成為“國法”。
法令的大意是,所有“淫穢非法書刊”(小說淫辭即黃色淫穢書刊)一律收繳;私自印刷一經查實,處以刑罰;政府主管人員查禁失職,要么罰扣工資,要么降級使用。依此看,此次“掃黃打非”相當嚴厲。但有沒有將《水滸傳》納入掃打之列,不太清楚。倒是胡御史這一份奏折讓乾隆皇帝吃了定心丸,將《水滸傳》視為“教誘犯法之書”,在全國范圍內加以嚴禁。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滸傳》的影響是不是實情?是。《水滸傳》盛行以后,各種文學藝術樣式都把它作為題材的淵藪。以戲劇作品而言,明清的傳奇就有李開光的《寶劍記》、陳與郊的《靈寶刀》等。昆曲、京劇和各種地方戲中,有不少以《水滸》為題材的劇目。至于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繪畫、說唱藝術,更是不可勝數。小說作品中,《金瓶梅》就是“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袁中道《游居柿錄》);后世的俠義小說如《三俠五義》 “源流則仍出于水滸。”(《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足見《水滸》深人心,影響深遠。難怪魯迅在為葉紫著的《豐收》一書寫的序文中提到:“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但這是為了還有三國氣與水滸氣的緣故。”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滸傳》負作用有沒有一定道理?有。老話講,“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勸誡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不要看《水滸》,學梁山好漢,遇事不冷靜,好勇斗狠,變得暴力、沖動,小則聚眾斗毆,大則犯上作亂。
且江湖造反者往往把《水滸傳》奉為造反教科書。清人劉鑾記載:“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孔令境《中國小說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這個張獻忠把《水滸》當成《孫子兵法》用,高,真是高!
基于以上的擔心(或許還有其他擔心),明清統治者一再采取查禁措施。除前面講到乾隆查禁《水滸傳》,崇禎十五年(1642年),明政府一度查禁《水滸傳》,起因是崇禎皇帝要剿滅轟烈烈的江湖造反,害怕這本造反教科書發揮威力,但其時明王朝已搖搖欲墜,估計查禁的效果很不理想。至于禁毀其他“有傷風化”的小說就更多了,僅康、雍、乾三朝,“掃黃打非”不下十次,文字獄頻頻發生;清末官方列出的禁毀小說書目高達二百余種。
有了官方對《水滸》的批判定性和查禁,歷史上雖有人為《水滸》叫屈,如明代李贄肯定《水滸傳》的小說價值,被指為“異端邪說”,遭到圍攻。即便到了近代,很多人仍然擺脫不了這種“正統思想”的影響。周作人在《藝術與生活》里說《水滸傳》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
倒是胡適對《水滸傳》贊揚有加,他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認為《水滸傳》“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批評金圣嘆的刪節是“把一部《水滸傳》凌遲碎砍。”胡適的矯正,使《水滸傳》從單一政治的審視,回歸到文學的審視上來。(皆出處《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也就是說,《水滸傳》首先是一本小說,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政治演繹,動輒把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化解讀,很容易形成“文字獄”。人們讀《水滸傳》可能容易模仿小說人物的言行,有點“水滸氣”,但靠禁毀來求取太平是因果倒置。如果社會正義得到伸張,民眾的合法權利得到維護,利益關切得到積極回應,不維而穩,哪怕讀再多《水滸傳》,也不會輕易走向暴力之路;要是以上所列問題不能解決,社會怨氣積集,維而不穩,民眾不讀《水滸》,世界也不太平。
退一步講,這種“掃黃打非”有用嗎?答案是否定的。有時候,禁令反而成了書籍的“政治廣告”,政府越說要查禁某書,越是激起了讀者的好奇心和閱讀興趣,某書越是在民間廣為傳閱。歷史不是沒有先例,明清查禁《水滸傳》,“嘉隆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華南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文人士大夫以閱讀禁書《水滸傳》為榮,如王士稹在《居易錄》中試圖考證《水滸傳》中人物的姓名“與《揮麈后錄》所載一一吻合”。紀昀對《水滸傳》的典故信手捏來,足見讀得頗深。結果是,被查禁得最多、最嚴厲的《水滸傳》,反而擁有了可能最多的讀者。
為什么如此?因為“夫淫辭邪說,禁止未嘗不嚴,而卒不有禁止者,蓋禁之其售之人,而未嘗禁之于閱者之人,即便能禁于閱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閱者之人之心。”(趙爾巽《清史稿》)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