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企業由以物為本而轉向以人為本之后，已進一步感受到，只能取信于資方不能取信于勞方的“科層制”，只懂“經濟”不懂“人文”、只擅長“硬管理”不擅長“軟管理”的“一長”，已難以獨自駕馭企業管理。

　　1948年，美國著名企業家、現代組織理論奠基者巴納德(德魯克、李克特、西蒙、孔茨等皆受過其思想啟發)，在《組織與管理》書中說，要使工人充滿活力，就要請由工人中產生的“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配合。對此他指出：“正式組織是保持秩序與一貫性所不可或缺的，而非正式組織是提供活力所必需的。兩者是協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巴納德說的“非正式組織”是指既被工人階級視為“娘家人”、又能與“行政組織”協和的組織。然而在美國，企業至今沒找到這樣的組織。而今它們只能讓“行政組織”治下的“人事部”代行這種組織的功能，為了讓工人階級親近“人事部”，還將之換了個牌名叫“人力資源部”，并還要求各級管理者轉變作風、提高親和力與溝通能力、走動式管理、員工參與等，然而“行政組織”下的機構與人員必定不是工人階級的“娘家人”。

　　二戰后，日本采用溫情管理后，把之前視作“敵人”的工會變成了“朋友”，期望工會能為“管理階層”與“工人階級”之間架一座可成為“命運共同體”和“親如一家人”的橋梁，以圖在資本不足時能依靠工人階級發展企業。結果產生了美國企業所沒有的軟實力，進而還把它們趕下了全球霸主的寶座。如今日本工會成了管理階層與工人階級之間的“減壓閥”，并被正式確立下來。然而由于企業只是把工會看作是“朋友”而非“戰略伙伴”，只給工會些許的監督權、而不讓其參加重大決策，因而，當看到工人階級受委屈時，也只能把他們請到“宣泄室”，對準假想的管理者發泄不滿。日本企業工會最大的能耐是每年能組織一次“春斗”，把管理階層中的“首惡分子”拉出來，讓工人階級“斗一斗”，但是這只能讓工人們消消氣，而不能解根本的怨結，更不會因此就能將勞資雙方捏合成為“一家人”。尤為欠缺的是，日本工會不擅長以文化人，不擅長“軟管理”，不能夠滿足員工的思想需要，不能夠組織先鋒隊帶動職工隊伍實現企業目標。它只能幫助企業產生有限的軟實力。

　　然則在我國，卻有一種特殊組織，它不是從西方管理學教科書中產生的，它是從工人階級隊伍中產生的，其不僅能與“正式組織”配合，還被工人階級視為“娘家人”與“主心骨”，在以文化人上還積累了舉世只能望其項背的經驗——它就是“支部建在連上”。它不僅擅長“軟管理”，與行政“硬管理”剛柔相濟，還能將出資人、管理者、技術者、勞動者捏成“一家人”，尤為可貴是它還能引導人產生正確思想。革命年代，它曾與人民軍隊“正式組織”配合，因此把馬克思也認為難以捏合的“小農”聚結在一起，并造成“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凝聚力與戰斗力。改革年代，它又與哇哈哈、正泰、韓建的“正式組織”配合，因此又把“農民工”、“空降人才”與“黃昏人才”捏合在一起，并在較短時間內促使這些企業建成了有數萬之眾的可與我國一流國企比文化、還可與跨國企業比競爭力的“產業大軍”。

　　關于“非正式組織”，巴納德甚至為其定出了職責：(1)從事正式組織所不便溝通的意見、資料和信息;(2)培養成員的忠誠、對權威的認同、維護組織團結;(3)借助于“非正式組織”的互動關系，避免“正式組織”控制過頭或過濫，以保持員工的人格與自尊和一定的獨立選擇力。然則巴納德的設想，在美國只能是一種夢想。除此以外，巴納德在《組織與管理》書中還說：“經理人員想成為企業的核心，就必須要有‘權威’，而欲獲取這種‘權威’，就必須要建立和維護一種有效的信息交流溝通系統，該系統既能確保經理人員及時掌握作為決策的民意信息，又能保證指令的順利下達與執行”。那么“支部建在企業上”通過黨員與群眾的水乳交融，能否“既能確保經理人員及時掌握作為決策的民意信息，又能保證指令的順利下達與執行”，還能夠維護經理人的“核心”與“權威”?

　　前蘇聯企業依靠黨組織幾乎將巴納德設想變成為現實，然而1950年代卻照搬美國的“福特制”。“福特制”是什么貨色?它是典型的科學管理模式，它能奠定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它視“物為貴”、視人性為“經濟人”，強調“官本位”“等級制”“一長制”，管理以資產為中心而不準員工參與，只抓經濟排斥文化，只抓“硬管理”排斥“軟管理”，以“胡蘿卜加大棒”威逼利用員工。從此蘇聯企業遠離了從前的生產關系，并背離了人性化管理。即便美國“管理革命”，它們也沒有與時俱進。因此自1950年代后，前蘇共黨組織一直沒在企業派上大用場，只做“黨建”“黨務”且不能為企業所用的事。由于“科學管理”使黨組織在企業難以“有為”，因此也不能“有位”，還因此使蘇共失去了工人階級，并使干群矛盾上升如同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的勞資矛盾，還受到了德魯克的指責。其結果造成了社會主義企業也沒能夠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生產力。

　　我們黨從“支部建在連上”那一天起，就與巴納德所見略同，解放初期又將之移植到企業，并幫助企業迅速恢復了生產。然而我國1950年代，即套用前蘇聯的“馬鋼憲法”期間，企業黨組織也曾被邊緣化，還被剝奪了組織、動員與引領工人階級的權力，但是當發現工人階級也隨之失去了熱情后，我們黨先號召學習“鞍鋼憲法”，后又摸索制定出《工業七十條》，進而產生了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模式，并因此出現了這兩個組織的有效配合，然而，隨著《工業七十條》被束之高閣，企業黨組織與行政組織的配合如今只在少數企業中被真正厘清。

　　對于由工人階級中產生的“非正式組織”的作用，梅奧在《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書中也說道：“非正式組織有利于滿足人的社會需要，因此，非正式組織的社會影響比正式組織的經濟誘因對人有更大的影響力”。我們黨在企業的組織就能充分滿足員工的社會需要，同時還能誘導員工產生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等需要。對于我們黨在企業的組織，對照現代管理思想、企業文化理論或GE的管理經驗，還可以發現其很多的亮點。

　　然而我們一些專家學者，如今在犯前蘇聯照搬“福特制”一樣的錯誤，因為西方沒有參與企業的黨組織，因此便視它為異物，有的還與美國指責華為、中興建立黨組織發出了同樣腔調，說它是為政治服務。那么，何謂政治?孫中山指出：“‘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我黨在企業的組織何嘗不是在管理眾人的事。如今西方發現“就經濟而論經濟”失靈后，已把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都搬到了企業，又何曾沒用“政治”管理企業。

　　關于政治，有人總結出八種手段：一是強力手段，即用武力征服人，以獲得統治他人的權力;二是經濟手段，即用財富利誘人，以獲得支配他人的資格;三是觀念手段，即用道義或道理說服人，從而使他人行為與自己或組織保持一致;四是感情手段，即用真情與友愛感動人，從而使他人心甘情愿與自己或組織保持一致;五是制度手段，即用公權與規章約束他人，從而使他人與自己或組織保持一致;六是乞討手段，即用乞求的方法使他人產生憐憫，從而誘使他人就范;七是欺詐手段，即編造事實引誘他人上當，從而誘使他人盲從;八是無賴手段，即用潑賴的行為使他人在無奈中退卻，從而迫使他人屈從。

　　那么，我黨在企業采用了哪些政治手段，它對員工講“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誘之以利，約之以法”，即重視用感情手段、觀念手段、經濟手段、制度手段：(1)在感情手段或“動之以情”上，通過“大家庭”而“齊家”，以賦予員工真感情，讓人人都有一體感，并得到社會需要。同時還講平等、公平、民主、友愛。歷史上，“革命大家庭”產生過比“宗氏大家庭”更積極的影響，得到它的溫暖者一提“組織”都別有一份厚重，一想“我是有組織的人”，一般都能產生出自豪的神情。(2)在觀念手段或“曉之以理”上，通過思想政治工作而讓人們：一曉社會道德與倫理，二曉“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集體主義之理，三曉平等、公平、民主、友愛的人際關系之理，并按照這些“理”而制定制度與規范。它還重視用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與引導人，并重視抓黨員模范、干部“修身”，進而使人人自覺接受這些“理”及制度規范。(3)在經濟手段或“誘之以利”上。它通過按勞分配、按需分配而兼顧效率與公平。對于按勞分配，如：工人采用8級15檔工資、干部采用23級工資，還能根據德、能、勤、績定級與調整，市場經濟后又實行了效益工資，這是初次分配，以保障“企業相關者利益最大化”。對于按需分配，在物質不充裕時，救濟、體恤金等就體現了這一原則，旨在扶弱濟傾、救死扶傷;在物質充裕時，如韓建對韓村河人的住房等福利分配，也體現了這一原則，這是二次分配。那么，與“談判工資”或“最低工資”相比，這兩種分配方式是否更能動人，更能促成“利益共同體”，更能發揮人的生產力?我黨還不屑用“密薪制”，而公開、公正地采用“工資刺激”鼓勵人們公平競爭，以發揮工資的經濟杠桿作用。(4)在制度手段或“約之以法”上，為了步調一致，培養出良好作風，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程序，制定出規章制度，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美國的科學管理以“胡蘿卜加大棒”(即：利益+契約)兩種手段對治員工，因此誘變員工成了“經濟人”，又因此只能產生“經濟人”生產力;日本溫情管理以“情感第一，利益第二，約束第三”三種手段對治員工，因此使員工成了“社會人”，又因此能產生“社會人”生產力;美國文化管理以“誠信第一，說理第二，利益第三，約束第四”四種手段對治員工，因此不僅誘變員工成了“社會人”，還使一部分員工成了“自我實現人”，又因此產生出“社會人”與“自我實現人”的生產力。由此不難得知，采用文化管理的美國企業競爭力，會超過使用溫情管理的日本企業競爭力;使用溫情管理的日本企業競爭力，會超過后期采用科學管理的前蘇聯企業的競爭力。那么可否認為，只有管理精細化到“情感+說理+利益+契約”才能更充分發展人，進而更充分地發揮其生產力?我們黨的管理已精細化到了“情感+說理+利益+契約”這四種手段。

　　管理手段源于管理思想，管理思想又源于對人認識，包括人的價值、本質與需要的認識，對此我黨比西方都先知先覺：(1)關于人的價值，我們黨各個時期都有精辟論斷，如“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是第一可寶貴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等。其承繼了儒家“民為貴”思想，也接收了馬克思“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思想。為發揮“人民”生產力，還樹立了“為人民服務”宗旨。(2)關于人的本質，我黨認為環境與教育可造就人。既承繼了儒家人性說，又接受了馬克思人性說。因此她相信，在國民黨軍隊殘害人民的士兵，到人民軍隊會保護人民;在舊中國剝削工人的民族資本家，新中國能成為“紅色資本家”;在舊社會欺壓人民的“末代皇帝”，在新社會能成為人民的一分子。(3)關于人的需要，我黨認為人有物質、情感、精神等多重需要，既有馬克思觀點，又有儒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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