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不知古代圣賢哲人們有沒有想過，君權神授、貴賤有位、男尊女卑這些思想其實違背了他們自己所認識到的樸素的辯證法。因為按照這一辯證法，世界上的人和事以及宇宙萬物都離不開陰與陽這樣對立的兩個方面，而陰與陽這兩個方面又是互相依賴對方而存在的，陰中永遠包含著陽，陽中也永遠包含著陰；而且這種包含的程度總是不斷變化的，當陰極的時候，變化就開始朝著陽方面發展，當陽極的時候，變化又開始朝著陰方面發展。這種變化是絕對的、永恒的，所以，事物不可能有絕對的永恒，不管是天與地還是男與女這些自然界的事物狀態，都應該脫離不了宇宙間的這個大道，更不要說君與臣、貴與賤、尊與卑這些人間的倫理了。那么，為什么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人們總是抱住君權神授、臣有上下、貴賤有位、男尊女卑的思想死死的不放呢？除了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包括男人們為了維護對婦女的統治所堅持的夫權）而有意為之的因素，另一個因素也確實基于遠古創立《易經》的圣賢哲人對宇宙認識的局限。在伏羲氏和周文王時代，他們怎么也想不透天與地、男與女之間也會存在轉換：天就是天，地就是地，男就是男，女就是女，這是自然界恒古不變的事物。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有一個思維特點就是：對于想不透的東西，只會簡單地、設身處地的由己及人，而不會根據自己歸納出來的大道理、大規律去使用推演法進行邏輯推理得出沒有認識過的事物。所以，不要說遠古的人們了，就是幾十年前的現代中國人也一樣想不透。只有當科學技術發展到了現代，當宇航員踏上了月球地面的時候，人們才真切地明白了：站在月球上，原來的天就變成了地，原來的地就變成了天。當變性手術成功的時候，人們才知道：原來男也可以變成女，女也可以變成男啊。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就可以通過對《易經》的批判，把它的第一句話改為我們現代人對宇宙的認識：“天無尊地無卑，乾坤無恒定，變化使然。卑高可陳，貴賤可位，一切在人為。”（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天沒有崇高尊貴，地也沒有卑下低微，因為宇宙的法則決定了世上沒有永恒的事物，一切都處在不斷的發展和變化之中。盡管人世間確實還存在著崇高尊貴與卑下低微的等級地位與貧富差距，但我們始終要知道，這一切都是人為的而決不是什么天注定的，更不是什么生來就有種的。）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可以重新審視我們的傳統文化，決定哪些該批判和拋棄、哪些該繼承和發揚了。有了這樣的認識和精神，我們的企業家和管理者們就能夠不迷信任何管理教條而對任何管理經驗和理論采取批判與繼承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因地制宜地實踐自己的管理，并創造出自己的、新的、獨特的管理經驗和理論。

★　我有一個多年郁積于心的感想：為什么幾千年來，我國的人生智慧總是教導人們要“委曲求全”、“功成身退”、“激流勇退”以此來明哲保身呢？人畢竟不是良弓、不是走狗啊，為什么謀臣就一定要永遠是謀臣呢？為什么從來就沒有人、沒有一種理論想過那些真正有智慧、被人民所擁戴的賢臣假如通過某種合理的人間規則能正當而又和平地取代君王的話，那么宮廷將少了多少斗爭、少了多少殺戮，人民將得到多少實惠啊！就算君權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他做他的皇帝，也不應該將“臣有上下、貴賤有位、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及“委曲求全”、“功成身退”、“激流勇退”的訓戒灌輸到全民的頭腦中、貫徹到社會管理的各個層面去啊。能人不能為社會做事，德高望重的人不能為人民謀福址，對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是多么大的浪費和阻礙啊。　　

★       企業管理，說到底終究是人的管理。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東西方沒有什么區

別，不像有的學者說的那樣：西方人管理邏輯的起點是“組織”、而中國人管理

邏輯的起點卻是“人”。當經濟規模較小的時候，從二、三個人，到小作坊、再

到家族企業，它當然還是一種“人”（熟人、家人）意義上的規模。任何事物都

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等這些小的經濟規模大到一定的時候，大到超過家族企業再

也不能實行家族管理的時候，它自然就會在實踐中自動地學會“組織”的管理，

必然要朝著正規化、制度化、非家族化方面發展。因為不能跨越這一步的都必然

會遭到淘汰。

★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社會急劇變化和充滿激烈競爭的時代，諸侯小國之間連年征戰，生活動亂不已。雖然這是社會由奴隸時代轉入封建時代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但這種趨勢還是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空前的生活災難與人生痛苦。

★　當今社會一切愿對人類有所貢獻的人，如果想真正地建立一個沒有貧窮、沒有爭斗和混亂的、富裕而又和平的世界，那么就應當彼此相愛，互惠互利。

★　早發的西方資本主義通過跑馬圈地、海外殖民、掠奪而迅速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隨后各資本主義強國為了爭奪世界資源和各自的勢力范圍，在二十世紀先后爆發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呢？龐大的資本主義帝國夢不但沒有實現，而且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國家紛紛獲得了獨立。萬物皆有度。這就說明，國家的兼并與擴張再也不像過去那樣理所當然了，強大的民族意識已經可以擋住它的腳步了。到今天，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恐怖的核子武器，使得任何妄想通過野蠻的戰爭來解決爭端的國家都面臨著同歸于盡、甚至整個人類毀滅的巨大風險。嚴酷的現實迫使人們不得不正視一種人類間相互依存的關系，不得不更多地在條約的框架內尋求和平的道路。

★　傳統企業主的觀點總是認為只有盡量壓縮和節減員工的工資與福利才能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但是在現代社會，這種觀點變得越來越不適應了。

★　競爭非常激烈，價格越來越低，利潤越來越薄。低到不能再低的時候，拼的就是服務了。而要說服務，在這個行業，服務最好最及時的就算個人了，這是任何公司也無可比擬的。因為人都是這樣，為公司打工的時候，他會強調正常的休息天，他會不愿意加班；但是一旦變成了他自己的事業，他立馬就在名片上標上了“二十四小時服務”的字樣。

★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企業不也相當于這樣一片森林么。你完全可以不必依靠消滅別人來成長，也不必擔憂會被別人所消滅。因為現代經濟社會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兼相愛、交相利”理念的游戲規則，如反壟斷法、防不正當競爭法、知識產權法等等。你完全可以合理地從社會中獲得你的利潤而發展壯大，成與不成，一切都是因為你自己的原因，而并不是因為別人消滅了你。除了你自己，沒人能消滅得了你。

★　一個成功的企業，必定是有著良好的工作環境，這種環境不僅指物質方面的環境，更指人文精神方面的環境。在這種良好的環境里，充滿著一種團結互助、積極向上的氛圍，大家能夠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結果便是創造出良好的企業與個人效益。

★　人就是這樣，你不尊重別人，別人也就不會尊重你；你高高在上，別人也就離你而遠之。到了這種地步，你就是再有能力，再有本事，你的主張也難以得到很好的貫徹。因為別人從內心里對你和你的一切就有了抵觸心理。

★　中國人的文化深處有著一種群體意識，喜歡生活在一起，能夠替他人著想，能夠關心和幫助別人。這是一種美德，是“兼愛”的表現。也正因為生活在一起，為了不枯燥寂寞，就難免說說閑話。所以中國人也是很喜歡說閑話的。但是在閑話中卻沒有繼承墨子的“非攻”思想，常常體現出對他人負面的一種興趣，如小毛病、秘聞、風流軼事、小道消息啦等等。別看這種背后閑話，說小一點是扯閑，說大一點則是人身攻擊。它自然會傷害到感情，影響到關系，影響到團結。

★　在一人與天下二者必去其一的選擇中，由他人來選擇殺一人而留天下，這個人的被殺并不是真的利益于天下，而是選擇者為了自身的利益著想。如果是有人殺身以成仁，以犧牲自己來救天下，那么，他是以犧牲自己來利益于天下。在像這一類事情的選擇中，權衡輕重利害是一種思考，而一旦作出了選擇想為利，它就不是利了。所以，害之中取小，目的是為義，但它已經不是為義了。

★　在老板看來，當初把親戚朋友招來，解決了他們的工作，這本身就是對他們的一種照顧了。可是事物是在發展變化的，幾年過去之后，這些員工的技能得到提高了，眼光變得開闊了，再看看周圍其它同行的水平，想想生活環境的壓力，于是也不滿足了。這就是矛盾。解決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互相體諒、互作讓步，力求雙贏。

★　把感情投資看作是一勞永逸的事情，缺乏發展變化的觀點。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可是世界上最劃得來的投資了。

★　我的人生觀告訴我，人只有永遠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　人都是有缺點的，不要太在意所謂的好人與壞人之分了；搞企業重要的還是在于制度，只有制度才可以把所謂的好人與壞人都團結起來，各司其職、各盡其能、齊心協力地搞好企業。

★　要尊重人的本性，要正視利益對人的制約和決定作用，不要追求人與人之間的絕對忠誠。現代經濟社會充滿了太多不可預知的因素， 絕對的忠誠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靠的。山盟海誓的夫妻還會“大難臨頭各自飛”，馬克思也說過“人的各種活動，都是為了追求最大利益”呢。所以老板與員工、員工與員工相互之間盡管因為感情或者友誼的關系走到了一起，但實質都離不開對個人的物資利益或精神利益的追求。這也就是人們在根本利益發表沖突的時候為什么感情、友情就會被沖淡的原因。

★　不要認為這個世界沒有大道，其實現代經濟社會特別強調講信用、守合同，這就是大道。守道的人長久，不守道的人短暫。因為只有重信用的人,才能夠贏得他人的尊重、信任和合作，才能夠使事業穩健地發展。

★　這個世界，美好、善良的事物總是能夠互相感動而形成良性循環。

★　講誠信就是這樣，能凈化人們的心靈，簡化人際關系，營造美好的社會環境。

★　一個企業能夠講誠信，恪守對社會的責任和對員工的承諾，就能取信于社會，取信于員工，得到社會的回報，得到員工為企業作貢獻的積極性。一個人能夠講誠信，就能取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就能其樂融融地立于天地之間、立足于社會。　　

★　今天那些治理國家的王公貴族，都希望國家富強，人民興旺，法治昌明。然而卻沒有富強反而貧弱，沒有興旺反而蕭條，沒有昌明反而混亂，也就是說，適得其反。這是為什么呢？墨子認為：是因為那些治理國家的王公貴族，沒有起用那些德才兼備的人來治理國家。所以，一個國家的賢良之士眾多，那是國家的財富；賢良之士貧乏，則是國家的貧瘠。

★　一般來說，在選擇每個組織的主要領導者的時候，要偏重德一些。因為德是關系到一個領導者能不能深孚眾望的問題。什么是深孚眾望？深孚眾望就是信用、誠實在眾人之上。而信用、誠實則又是一種優秀的人身素質。位高權重能孚眾望嗎？不能！財雄勢大能孚眾望嗎？也不能！因為深孚眾望乃是普通百姓出自內心的敬仰，不是金錢和權勢就可換來的。而深孚眾望的人通常都是大德之人，唯有大德才沒有半點虛偽，才會不知不覺地在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之間十分自然地流露出來。使得下面的人像磁鐵一樣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從而贏得人心，受人敬佩。

★　因為國企主要領導人都是組織上任命的，而任命的組織又是由少數人控制的，所以，難免魚目混珠，任命了一些不是德才兼備或者是才高德次的人。在個人利益的驅使下，這樣的領導者幾乎本能地妒賢忌能，本能地憑個人親疏、好惡用人，本能地知人也不善任。不要說用人，就是工作的安排，也要分個三六九等。

★　我也在特區的某個國企干過，那里最有技術的工作、最辛苦的工作都是靠招聘來的“外來工”，創造效益靠他們，可是拿報酬、享福利時，對不起，靠邊站！在這樣的制度下，一個企業還能興旺？一個社會還能快速發展？

★　以老子思想為主的道家思想，是我國諸子思想中最捉摸不定、最難以把握的思想了。原因無它，就在于老子思想的玄妙之處是在事物與概念之間不停地變化和轉換著。舉例來說，蘋果、梨子、葡萄、柑桔等都是水果，如果你執著于其中的一種，那么你永遠只是認識了其中的一個具體，并沒有認識到水果的共性（或本質）。只有當你掌握了水果的共性（或本質），那么你就有可能認識到每一種具體的水果了。

★　事物的范圍有大小，所以事物的規律也有大小。我們常說，人間有大道，其實就是說人類社會有人類社會的規律；但人類社會也從屬于自然，所以人間大道也從屬于自然之道。　　

★　有這樣一個企業主，勤勞又智慧，這本來是他的一個優點，但他將這個優點不加選擇地帶到企業管理上來，就反而變成了缺點。因為他勤勞，所以，他事無巨細地指點下屬；因為他聰明智慧，所以他喜歡下屬唯唯諾諾，一聽到下屬的不同意見就不高興，甚至發怒。久而久之，下屬們都對他唯命是從，一點也沒了自己的主動性和創造力。搞得企業一點活力都沒有。這位企業主就是因為不懂得“無為”的玄妙，不懂得只有領導者某些方面的無所為，才能有其他被領導者在這些方面的有所為的道理。畢竟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他也不可能代替整個的企業。

★　要強調政府職能部門的無為。可是人們并沒有認識到無為只是按客觀規律辦事，只是在某些方面的無為，卻反而認為是什么都不為，結果搞得市場秩序有些混亂。

★　人們都知道什么是美而去求美的時候，那么假美（也即是丑）就產生了；都知道什么是善良而去求善良的時候，其實就是不善良（也即是惡）的開始。所以，有和無、難和易、長和短、高和低、音和聲等都是既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對立統一關系，是自然法則的再現，是永恒的真理體現。

★　這一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告訴人們一切事物都有對立面，一切事物都在相反的關系中產生，相生相成，彼此互補。相反的關系是經常變動著的，因而一切事物及其價值判斷，也不斷地在變動中。

★　根據老子有無相生的原理，我們就知道，只要我們自己不放棄，失敗就不是真的失敗，它代表著吸取經驗教訓換一種方式重新來過，代表著在成功的路上又前進了一步，代表著新生的希望。世界上的事情真的就是這么奇妙：有無相生，當你什么都沒有了的時候你就在冥冥之中開始有了。

★　這真是：“道”欲讓人無，先讓人大有。“道”欲讓人有，先讓人大無。這就是老子的有無相生。所以，深刻領悟了這一點的人，就會在事業紅火的時候擁有一些風險防范意識，保持一顆謙遜而又寬厚的心；同時也能在事業停滯不前的時候敏銳地發現一些“有”的生機。

★　圣人，人格完美能擔當社會風氣的表率、對社會進步能夠產生重大影響或對社會改革有大作為而為人類社會帶來幸福的人，必大公無私地造就社會和人類，才能成就自己；反之，必天人共憤，人人得而誅之。個人是這樣，企業和組織也是這樣。

★　人在社會中，離不開的兩個根本就是生存與發展，而企業，只不過是為了實現這兩個根本而組織起來的力量。生存與發展并沒有錯，現在的問題是：大家同樣在求生存和發展，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敗，有的長久有的短暫呢？這就是一個求生存和發展的方法與藝術問題了，而方法與藝術首先又決定于認識。

★　企業行為能產生什么首先就是基于人的勞動能產生什么。大家都知道，人的勞動能產生社會財富；那么聚集了眾多人的企業也就能產生眾多的社會財富。如果不是這樣，那么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就會為了只有減少的財富而爭奪得你死我活，老子的觀點也就會失去了正確性。正是企業能夠創造財富，正是大家同樣是為了生存和發展，所以，就有了通過自己的行為而利于他人的生存和發展的現實性。而人們對于那些無私地利他、利大眾的人和組織總是持贊美、歡迎、擁護和支持態度的，這就是人間大道。

★　松下幸之助，他當初創立松下電器時，就把目標訂在為社會大眾的生活提供價廉物美的現代化電器產品上，并為此提出了他的“自來水哲學”：要讓百姓像使用廉價的自來水一樣地使用廉價的現代化電器產品。所以，松下的電器產品不但價格低廉，而且不斷地推陳出新，在這樣的狀態下，松下電器只在乎考慮怎樣開發新產品怎樣為大眾更好地服務而完全不用考慮市場競爭的事。松下電器為社會帶來了幸福和實惠，社會也回報給松下電器巨大的實惠，使之屹立于世界企業之林而長盛不衰。這再次證明企業的長存之道就在于企業腳踏實地的、不斷的為社會、為公眾謀求福址。也證明了那些“空殼公司”、“皮包公司”，那些一味圈股民的錢而不腳踏實地的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企業必定是壽命不長久、必定要被社會唾棄的。 

★　市場這個巨大的經濟海洋的狂風巨浪，就是要淘盡那些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奉獻的企業而留下那些向社會提供了真正有用的、人們急需的產品 或向社會提供了優質可靠的各類服務的企業，因為它們的行為是“不自生”的，即它們存在的目的和經營的出發點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社會、為公眾。它們與社會、與公眾的關系，是“生”的關系，是“貢獻”關系，是“給予”而不是“奪取”。　　

★　困難的企業有沒有想過：為什么自己的產品背離了供求規律呢？我們雖然有為社會、為公眾作貢獻的良好愿望，但是背離供求規律的實質就是背離了社會公眾的需求。也就是說沒有把為社會、為公眾服務的愿望很好地貫徹落實到實處。為什么會沒有貫徹落實到實處呢？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為社會、為公眾作貢獻的良好愿望還不夠徹底，他們還是離不開考慮自身的利益，甚至有時還把自身的利益自覺不自覺地擺到了社會、公眾利益的前邊；這樣一來就難免影響到他們的眼光和判斷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沒有掌握好貫徹落實良好愿望的科學手段。

★　論起自然來，狂風難刮一個早晨，暴雨也很少下一整天。是誰決定這樣的？天地。 天地間的自然現象尚且不能持久，何況是人類呢？所以，重視自然規律的人行事就順應自然，重德的人就效仿自然之德，失敗者當然也就是重疊了自然之失了。總之，你是如何對待自然的，自然就是如何對待你的。對這些道理，有人不太相信。其實是由不得你不信的。

★　深入研究下去，也就弄明白了：老子的“道”原來是包含了兩個概念的，它既是一個世界本原的概念，又是一個事物發展規律的概念。按我的理解，通俗地來說，老子的“道”是指概括某一類事物的抽象概念（或規律）的，但是某一類抽象概念（或規律）又組成另一個更大范圍的抽象概念（或規律）。老子的思想就在這些事物之間變換跳躍，因而難以為人們所把握，所以才感到飄忽不定、迷惑不解。譬如在老子這句話“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中的“天地”就不是他說的“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的“天地”，而是“天地”中的具體現象：“飄風”與“驟雨”了。搞清了這一點，看老子的思想、看天下的事物也就簡單了。老子說“無為”，并不是真的“無為”，而是說通過某一級或某一方面的“無為”而換來另一級或另一方面的“無不為”來。所以，國家在市場的計劃和調節方面無為而換來眾多企業在自我的計劃和調節方面無不為，而且國家在市場的計劃和調節這方面的無為并不是代表國家在政策與法律的制定和維護方面也無為。企業的最高領導者要無為，而下面的管理者則要有為。企業的長久之道要效法自然的無私無為、不自生，但企業終究是天地間的一個具體事物，難免像“飄風”一樣“不終朝”、“驟雨”一樣“不終日”。因為成功后固步自封，因循守舊，將會為失敗埋下禍根。所以，建立在為社會、為公眾服務宗旨上的企業，仍然需要企業的管理者們做出大量的有為來 “委曲求全”、“防微杜漸”、“持之以恒”、“持盈保泰”，保證企業生命之樹常青、企業活力長盛不衰。

★　這雖然講的是人生和美德修養，但是對于企業管理也非常適用。 因為老子的思想本來就是一種治國和養生的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他所探求的“道”：天地之道、社會之道、人生之道，當然也包括企業之道，只不過那時還只有商人而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企業組織罷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的“道”的思想也就在人世間的在各個領域這樣普遍地運用開來。

★　許多百年老店為何能夠歷經百年而繼續存在，就是因為它們的產品和服務能像水一樣給人們帶去實在的利益而被人們長久地關愛。所以經營企業，首先需要的就是確立企業的立足點：考慮社會和人類的普遍需要是什么？我們應該選擇怎樣做才能使企業成為滿足人們某些利益需求的經濟組織。我想，松下幸之助正是根據水的這一利他品質而悟到了“自來水哲學”的吧。

★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思維模式幾乎都受《易經》的影響，喜歡通過“象自然界之萬物而狀人間社會之事”。

★　個人也好，企業也好，在社會上立足，就是要甘于從低處、從人們看不上眼更不愿著手的卑微處也即“眾人之所惡”之處著眼。這樣才容易找到利益萬眾而后自己也被萬眾所利的最佳途徑。

★　什么是水的忍讓品質？隨便朝地面倒一瓢水看它的流動就知道：它遇到阻力流不過去時，就停下來積蓄自己，再從正面或其它總之是低的地方流過去。河流就是這樣千百萬年來的流動所形成的。站在高山上看河流，它總是九曲十八彎，逢阻便讓，遇高就避，彎來拐去。但目標只有一個：向東去；態度總是一副：正視現實，順應自然，在順應中尋找自己的出路。這就是水的忍讓特點，它從來不強求客觀現實來迎合自己，而只是調整自己去適合于現實。

★　堅強是沒有生機的表現，而柔弱則是活力與生機的特征。對人生的修養來說，老子是以此告誡世人：人生在世，不要逞強斗勝，而應像水一樣，像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萬物一樣柔順謙虛。對今天的企業來說則是，尊重社會和其他各行各業，提倡低調、忍讓、迂回、曲折，回避一切有害的競爭，用柔性來實施管理和服務，實現“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的終極目標。　　

★　中國古典哲學思想從對自然的探討轉到人的類比，理應有著它們深刻的合理性。因為如果它們對自然的認識是正確的話，那么作為自然界渺小的人類又有什么理由脫離它們的認識呢？

★　雖然法家因為重法治而不重人治，但在客觀上也特別重視網羅和啟用推行法制的人才，即法家的“致賢用良”思想。因為他們知道：用法者是人，人不用法，法就是廢物；能忠實地貫徹法之精髓的還是賢德之士。

★　應該說，儒、墨、法三家“重賢尚能” 的用人思想對于當時的社會進步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而且我認為，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也同樣有著積極的意義。那么，老子對此為什么會反其道而思之、別具一格地加以反對呢？這就要從了解老子的思想入手了。只要了解了老子的思想，我們就會知道：老子薄視時賢，并不是為了嘩眾取寵、標新立異故意說的，而實在是他思想的必然結果。

★　現在的企業招聘人員時很看重文憑。這本身并沒有錯，因為文憑是一個人受教育程度的資歷證明，他為了接受教育所作的投資理應得到社會和他人的尊重。但是，正因為現在整個社會風氣都過分看重文憑，所以使得假文憑現象層出不窮，扎扎實實地印證了老子“智慧出，有大偽”這句話。我們能夠據此譴責那些搞假文憑的人唯利是圖不顧道德嗎？恐怕沒有這么簡單。畢竟文憑是一種資歷證明，它能間接的說明一個人的才能，但并不能實際證明一個人的才能。這就為假文憑的出現創造了條件，至于道不道德就很難說了，因為真也好假也好，一個共同的實質都是為了趨利；而道德本來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說不定在這里的這個標準就是有文憑的人群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制造出來約束那些沒文憑的人群的。也許有人說：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那就是真不真。好！那么，對于那些有真才實學而沒有文憑、并且不追求文憑的人來說，道德又在哪里呢？無論從哪方面來說他們都應該算是最真實的了吧。所以說，道德實在是一件說不清的事情。快刀斬亂麻，老子才主張，干脆不尚賢、不尚德、不貴文憑，當然更不要貴利了。

★　老子所言：社會道德觀念淪喪了，才顯得仁義的珍貴和人們對它的尊重；一旦弘揚了人類的智能，虛偽狡詐也就跟著產生；正由于存在六親之間關系不融洽的現象，才產生了尊老愛幼的孝道，才崇尚其慈悲心；正是因為有國家的混亂，才產生了忠貞守節之臣。這就是說，如果社會風氣好，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標榜什么賢能，就算標榜了，對人們的作用也不大。如果社會風氣不好，那么標榜賢能還是有些作用，說不定越標榜賢能就越是說明社會風氣不好。如果標榜賢能的作用不大，那么也就沒有多少人愿意受標榜了；如果標榜賢能的作用很大，那么弄虛作假也就來了。

★　到底是要“尚賢舉能”還是要“薄視時賢”呢？對此，我自己也被搞糊涂了，真是俗話說的：“書越讀越糊涂”。因為隨著知識的增多，接觸的觀點也增多，才發現觀點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碰到矛盾總得作出取舍形成自己的認識吧，于是不得不倒回去再認真地審視一遍。結果經過一晚上的思索，我得到的結論是：原來這兩種觀點都是正確的，也都是不正確的，就看它們在實際中的運用。這不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戲，而是客觀事實。就像哺乳類動物的呼與吸一樣，怎不能因為呼之后是吸就否定了呼，而吸之后是呼又否定了吸吧？“尚賢舉能”和“薄視時賢”也是這樣，在一個廣泛的范圍內，它們總是同時存在的，只是會有多少或強弱之分；而在一個特定的范圍內，則不管是哪一種措施，它實行久了的話，都必然會朝著它的反面轉化。深諳宇宙間的事物這種變化之道的老子在這里恰恰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薄視時賢”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失去它的合理性。這也就是我說“尚賢舉能”和“薄視時賢” 都是正確的，也都是不正確的道理所在。

★　到底什么時候要“尚賢舉能”，什么時候又要“薄視時賢”呢？這種問話逼使人們不得不首先思考“我們的企業目前處于什么樣的狀況”這樣一個問題。我的觀點是，企業處于初創或者困難狀態（我稱之為企業的無序狀態）時，要“尚賢舉能”；一般來說，世間事物的自然狀態處于無序狀態的時候多，而老子的無為往往能促進這種狀態。這也是為什么無論從學說流派的數量還是從歷史時間的長短來說，“尚賢舉能”的主張都遠遠超過“薄視時賢”的原因。而當企業處于快速發展或者成熟狀態（我稱之為企業的有序狀態）時，則要“薄視時賢”。

★　世界上任何對立的事物都是相互依存和轉化的，這是真理，但這只是廣義的真理。因為任何轉化都是有條件、有過程的，也就是說，是從量變到質變的。所以，在特定的環境和范圍里的特定事物，只要沒有轉化的條件，那么，轉化就不會發生；同理，只要轉化的條件發生了改變，那么轉化的時間、路線和形式也就會發生改變。對這種轉化的條件施加影響，這就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它雖然不能把太陽從東邊出來改為從西邊出來，但卻能使天空不降雨的云層降下陣雨來。正是因為有了人的這種主觀能動性，才有老子的委曲求全、持盈保泰、功成身退等種種的有為；不然天命不可為，一切都順應無為了，那還要這些有什么作用呢？

★　隨著時間的推移，好人壞人都是會變的，而唯有制度可以調整和控制這種變化。從這里我們也可以比較出人治和法治的優劣了。以道德標準來要求和衡量人，以領導者個人的意志和好惡標準來管理人的行為，這叫人治；而以明確公布的法律來管理人的行為，就叫法治。兩者都是管理人的方法，前者因為道德本身就沒有統一的標準，再加上領導者個人意志的隨意性和權威的少數性，因而根本就不能控制事物的變化，不能很好地管理人。所以唯有法治才有可能實現長治久安。

★　很多企業都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部門領導提拔下屬的時候，他首先考慮的就是這個人對自己恭不恭敬、聽不聽話，會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而不是這個人適不適用這個崗位，能不能在這個崗位上把工作做好。這就造成了這樣一種狀態：被提拔的人首先成了提拔他的人的附庸品，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忠于提拔他的人而不是忠于企業。所以，有的企業針對此現象又設計了一條制度：為企業推薦或招聘的人對企業作出了貢獻的，企業不但要獎勵貢獻者本人，同時也獎勵推薦或招聘他的人以“伯樂獎”；凡是為企業推薦或招聘的人對企業造成了損害的，企業不但要懲罰責任者本人，同時也要懲罰推薦或招聘他的人。這就是企業人事管理中的獎懲制度。

★　拿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趕千里路的商人和冒著危險逆流而行的漁民倒不一定純粹是為了利而很可能是為了生存。生存與逐利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逐利是對利的純粹追求，這種追求是利越多越好，越好越想；而生存是人為了要生活下去而不得不從事的一項勞動（或職業），盡管這項勞動（或職業）有危險或對這項勞動（或職業）不喜歡但也不得不為之，這就叫生計所迫。但是商鞅“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的觀點是很正確的。不管是貧窮還是富裕，也不管是重利還是輕利，在正常的狀態下，誰也不愿因為自己的行為而輕易地就受了懲罰損失了利益，誰也不會有合理的獎賞而不趨向于它。這就是人的共性，正是因為人類有這種共性，所以才有依靠制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使之趨利避害達到和諧、有序、高效的現實可行性。

★　法律還有著另一個作用，這就是：定序止亂。請看熙熙攘攘的鬧市街道，行人摩肩接踵、來來往往，免不了有人會發生一點碰撞。如果是君子還好，說聲“對不起”或“不好意思”就過去了；如果是素質不好的，則一言不合便大吵大罵甚至動起手來。這還不算嚴重，起碼不會死人吧，所以人們也不會想到要對走路或者騎自行車定出什么規定和法則。但是到了馬路上快速行駛的汽車，則不得不定一些規定和法則了，例如“靠右行”、“紅燈停綠燈行”等等，否則很容易發生交通事故。正是定出了遵守秩序的這些規定和法則，交通狀態才避免了混亂而變得井然有序、效率倍增。所以，在崇尚法治精神、重視企業管理制度治廠的海爾，連員工們在海爾園區內行走，也尊奉“靠右行走”的原則。

★　標準化管理（或稱制度化管理）正因為是以前經驗積累的固定化，而且是一種統一的固定，所以它建立了一種新的秩序，杜絕了混亂，因而提高了速度和效率。這就是我所說的“定序止亂”。當企業每次遇到同樣的問題時，假如因為人員變動或管理者經驗缺乏的原因而要重新開會討論、研究的話，勢必會降低工作效率，甚至錯過市場良機。

★　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認為，大規模生產方式與標準化管理本身的精神（或者說是原理）還是沒有過時。因為市場需求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挑戰的核心在于過去那種產品品種規格單一，市場強制消費者接受標準產品。這也就是說，只要企業能夠通過快速的市場反映、快速的新產品開發滿足市場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需求，企業就還是要盡最大努力地依靠大規模生產方式與標準化管理來降低成本、增加效率。所以才會實行產品系列化，通過系列內的基型產品零部件的標準化與通用化來實現制造過程的批量生產，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同時，在基型的基礎上不斷地發展變型產品去滿足市場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需求，從而為企業帶來新的生機。

★　“定序止敗”，完善的秩序還能夠預防企業產生巨大的失敗。

★　總之，極小的缺失可能導致極大的損失，細節能否妥善處理往往決定著事情的成敗。而完善的制度就能最大限度地杜絕漏洞，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在成功的時候于細微處預知風險，將一切有可能危害企業的事情消滅于萌芽狀態，使企業長盛不衰。

★　一個企業在其經營活動中，因為董事長的想法、客戶的想法、政府的決策、經濟環境等等都是經常變化的，所以，企業的決策總是有著改變原先決策的需求與趨勢。如果這種改變是依據一定的程序，例如搜集數據、分析討論來進行的、有脈絡可循的，那么，這種改變一般都不會是特別快的；如果這種改變是依據管理者個人的喜好與直覺來判斷的話，那么，就變成朝令夕改了。任何一種制度與法規，如果朝令夕改的話，就會讓人們無所適從而難以執行，也就不成其為制度與法規了

★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這樣的現象司空見慣：管理者作出了很多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策略，并且引進了先進的管理理念、制定了嚴密的規章制度，然而企業最終還是難逃失敗的結局，原因何在？主要是因為戰略雖好，但缺少堅定而又嚴格的貫徹執行，即執行力！所以，當前執行力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大家都認識到，在企業的組織運作中，“戰略”與“執行”一個都不能少。“執行”意味著“將事情按照組織設計原則準確的完成”，而“戰略”則意味著“給組織確定正確的方向”。但是孰輕孰重呢？有人通過大量的觀察，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一家企業的成功，30%靠決策與策略，50％靠執行力.其它20％則靠機遇、環境等客觀因素。這就是說，執行力比決策與策略更重要。這從邏輯上也可以推導出來：堅定的執行力有可能因為不同的決策與策略而成功或者失敗，但是不同的決策與策略缺少了堅定的執行力卻只能有一種結果，那就是失敗。

★　我們的企業為什么不能很好地貫徹執行力？我認為一個很大的原因恐怕就是我們的管理者缺乏古代法家這種“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的法的認識與精神吧。　　

★　（日本三洋公司原社長井植薰說）“只有當你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企業主，除了比其他所有職工更加模范地遵守一切規章制度而別無選擇，并且為此而堅持不懈的時候，你才具備了承擔企業領導職務的基本條件，你的企業才能興旺發達。” 試問，在我國的企業當中，不管國營也好、民營也好，有多少領導人和管理者能做到井植薰所說的這種境界呢？就我個人的印象而言，大多數的企業領導人和管理者都把自己看成是企業的“權貴”，企業規章制度的“法外”人；什么規章制度，那只是定出來“對付”和“約束”普通員工的，而他們這些“權貴”就是來監督下級執行規章制度的，至于他們自身是沒有執行這些規章制度的義務的，不僅如此，而且在執行規章制度的過程中還要看人來，親近者寬，疏遠、卑賤者嚴，從而造成“權大于法，屈服于權勢而卑躬屈節、阿諛奉承，人情大于法、人情關系盛行”的文化氛圍。在這樣的文化氛圍里，人們雖然屈服于權威不會對權勢者表達內心的不滿甚至相反還會去曲意奉承和溜須拍馬，但是，要想他們為了組織的目標和利益去全心全意的貢獻可就難了。

★　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一個企業的那些高層管理者之所以不遵守企業的規章制度而成了企業管理制度的“法外”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企業領導人（或企業主）自身成了企業管理制度的“法外”人。

★　所以說，在執行企業規章制度的過程中，如果出現“特權階層”，那么，制度的權威就會喪失，企業領導人和管理者也就只擁有職務的正式權力而喪失了職務之外靠文化內涵方面的非正式權力。就會使得一些矛盾滋生和激化，甚至導致企業的危機。并且我還認為，一個社會美好理想的實現、良好文化氛圍的形成、清明法治的到來，還有賴于眾多大大小小企業自身的法治實踐和企業文化的鑄造。

★　現在事實證明，技術優秀的人才并不一定就是管理方面的人才。

★　到底是顧人情還是顧公司的利益？這就是考驗企業執行力最關鍵的時候。在國有企業，因為企業的利益是全民公有的，而這個全民公有又是一個很空洞的概念，加上管理者的職業道德和監督機制的缺失，很容易就選擇了人情而放棄了公司的利益。就是在民營企業，企業主也常常不得不選擇人情而放棄掉自己企業的利益，因為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他們覺得有時候人情還能帶來更大的實際利益。但是誰也沒有想過它對企業制度的權威和企業文化是多么大的傷害。所以，如果明白這一點的人多了就會更加渴望國家社會管理體制、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

★　有一點值得反思的是，在我們的企業中，無論是管理者，還是普通的員工，大家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和主觀能動性看得太重了，而把對組織決策的忠實服從與執行看得太輕了。要知道，企業行為畢竟是組織行為，企業運作永遠都是團隊的運作，不是哪一個人的運作，任何決策都必須忠實不移地去執行。如果不強調對組織決策的忠實服從與執行而各行其是的話，企業就不能產生良好的秩序，就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更不能產生良好的效益了。堅定卓越的執行力就是要求企業的成員，對于企業的決策方針、規章制度要沒有任何托辭與借口也就是無條件地加以執行。不找任何借口是執行力的表現，它體現了一個人對自己的職責和使命的態度。思想決定態度、態度決定行為，一個不找任何借口的員工，肯定是一個執行力很強的員工。這是當代企業管理中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思想，值得引起人們的重視并把它融化到企業文化中去。

★  效率和結果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團隊的事情。假如一個企業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喜歡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與借口來不遵守規章制度，那么就說明了這個企業的執行力相當有問題。所以我說：有思想見解而又懂得執行并且擁有執行能力和經驗的人才，是企業寶貴的管理人才。

★  企業為什么能夠興旺發達、具有強大的競爭力與生命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企業的能力能夠勝過眾多對手。而企業的能力就來自于組織流程 。企業乃是透過組織流程，將企業的資原，例如人力、財務資源等轉換成組織的能力。因此，組織流程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之一。

★　高效的企業組織流程就好像一條先進的生產線，執行力強的人員就是生產線上熟練的員工，而企業文化則是員工主動性和工作熱情的源泉。

★　古代的人們受客觀歷史的局限，都把君權看成是神授的，誰也不敢懷疑其合理合法性，誰也不敢藐視其權威。因而也就成了一種天命不可違的自然之勢。唯有農民領袖陳勝才勇敢地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西方社會的人們認識到這一點以后，于是走向了社會契約論，人民不再只是臣民,而可以藉由代議的方式組成政府，權力由下而上。也就是說，國家的最高權力不再是自然之勢而是廣大人民所設之勢了。

★　許多管理者往往過度依靠正式權力形成令人畏懼的威嚴來強制推行和實施法制管理，殊不知，這恰恰又從另一面走上了“人主之患”，違背了法制管理的真諦。因為領導者的影響力的形成，既來自于領導者的正式權力，也來自于他的非正式權力。后者補充、加強著前者。當一個領導者只有正式權力時，那么，它的影響力（勢）也就不復存在。

★　管理就是門科學，它可以通過歸納、總結和研究把一些管理的經驗和方法成文下來形成相對固定的、標準的、公開的、人人都可以看得見學得到的技術標準或制度，而不是個人隨意發揮的、像法家說的那樣是不公開的、隱蔽的（即暗中）控制下屬的方法和手段（即領導藝術）。其實管理是一門科學，同時也是一門藝術。因為管理科學講的是系統科學的管理理論與知識，可管理是通過人來實施的，是一種上傳下達的過程，這個過程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溝通。而人和外界市場環境一樣充滿著變量（市場環境的變化其本質上是大量的人的變化）， 對變量進行控制與引導、規范和約束以發揮組織最大的效能，技術標準與規章制度（即管理科學的內容）總是相對的固定與簡單的，而管理的運用和發揮（即管理藝術）則是豐富的、變化的。我們用心去體會，去融會貫通，就能發現生活中大量這方面的例子，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管理經驗。

★　曹操過麥田時通過“割發代首”嚴明了軍紀。我就想：這千軍萬馬的，怎么獨獨丞相自己的馬受驚了呢？那么又是什么小動物受驚竄出來驚嚇了走在大部隊中間的丞相座騎呢？會不會是丞相自己偷偷地弄驚了座騎呢？從對曹操“大奸大雄”的歷史評價中，這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是，那只不過是平常的以身作則地尊法護法；如果是，那就是高超的尊法護法的藝術了。

★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吉林四平機床附件廠陷于瀕臨崩潰的境地。600多名員工，人心渙散，許多人上班只點個卯，簽個到后就不見了人影。呆在車間里的人也是三三兩兩的，或者聊天，或者玩撲克象棋。而廠區內卻是一片破敗景象：垃圾堆成了小山一樣的高，不僅埋掉了半截電線桿，連車間的大門都被封住了，人進出只能跨越窗戶。一臺臺機器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機身上都長滿了銹，可見很久都沒有擦拭了。受命于危難之際前來擔任廠長兼黨委書記的牛天舉，看到這些情況，決定大刀闊斧地煞歪風，整班子，先從整頓廠容和紀律抓起，對公然違反新舉措在上班時間擅自離廠的兩名工人依照工廠規定給予罰款處分，并將處罰公告張貼于廠區宣傳欄內。然而，被處理者竟然暗中對抗：總裝車間的窗戶玻璃，一夜間被三個工人用小滑輪砸出了十幾個窟窿。一調查，這三人中還有一個是在四平市出了名的打架不要命、動不動就給人“放血”的“菜刀隊長”。在工廠幾百雙眼睛的注視下，企業制度的權威經受著莫大的考驗。按照一般的法家理論和西方的管理理論，這沒得說：必須堅決嚴肅地處理！因為法決不能阿貴，更不能向邪惡勢力低頭。結果，大多數情況下，處理決定還是能得以順利執行，法的權威得到了維護。但是，極少數情況下，執行卻得到了暴力抗拒甚至還危及到了執行者的人身安全。對此，一般的法家理論和西方的管理理論就會把護法的希望寄托于威勢更大的國家刑法上。如果到了這種境地，那么就可以說，這是執行者的執行行為簡單化導致了執行過程的復雜化。而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牛天舉對此的處理方法卻與眾不同。首先，他明確了一點：這是必須要處理的，否則企業的規章制度就難以得到良好的執行；而且這是一個典型，典型處理好了就更加能夠起到示范教育作用。但是，處理的時間暫時壓一壓，他先要去這名職工家里進行家訪，抱著與人為善的人生信條，他想了解這名職工的思想狀態和行為動機。這一天，牛天舉叩開了這名“菜刀隊長”的家門。牛天舉環視著他破爛不堪的家，不由得一陣心酸，眼睛也變得有些濕潤了。他語重心長地對這名職工說:“老陳，沒想到你家的生活這么困難，這都是我們當領導的責任呀，只怪我們沒有把廠子搞好，讓你們受苦了。這也就難怪你們上班時間還要到外面去抓收入了。”原先對立緊張的氣氛經過這樣一換位思考，立馬就變緩和了，“菜刀隊長”趕忙又是讓座又是倒茶的。在雙方愉快的交談中，廠長向下屬介紹了自己治廠的思路和打算，描繪了管理后的工廠前景，并指出：“這一切必須要有嚴格的規章制度來管理，而你又不幸帶了這個違反規章制度的頭，所以，為了工廠的利益，也是為了你們大家以后的生活能好起來，我會毫不客氣地對你作出處理。” 牛天舉臨走前還執意留下200元現金，說：“來之前沒想到你家還有生病的老人，這點錢你無論如何也要代我買點營養品孝敬老人家。”就這樣，工廠依照規章制度如實地處理了這三個工人。他們不但沒有鬧，反而心悅誠服的接受了。至此，工廠便走上了秩序井然的法治軌道。

★　在春秋時代，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這種時代特點也影響到十分推崇堯、舜德行的孔子不能不在自己的思想體系中結合當時的時代精神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圖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沖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這就跟十九世紀末以來當代中國甚至世界的情形都多少有點相似了。一方面，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促使大多數知識分子反思中國落后的原因，其中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是儒家思想造成了中國的落后局面，于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種思潮在文革期間的批林批孔中達到高峰，從而導致儒家思想的逐漸衰落。但是另一方面，在人們對人自身問題的深度思考與反省時，儒家的思想學說引起了世界各國專家學者們的注意。特別是韓國致力保存儒教及其傳統文化，形成儒教發源于中國卻昌盛于韓國的局面。這是不是有點諷刺意味呢？因為韓國的經濟照樣是快速發展的亞洲四小龍呀！

未來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模式？人們怎樣生活才能變得更幸福？這些人類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不可能不在人們的思想上反映出來。所以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在思想界引發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2000多年后的今天，面對“未來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模式？人們怎樣生活才能變得更幸福？”這些同樣的問題以及祖國的傳統文化，我們又該如何取舍呢？

    這就值得我們好好思考了。我的看法是，儒家文化畢竟是影響了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文化并且還在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世界的東方以至于整個世界。其中肯定既有著人類文化遺產的精華也有著封建落后的糟粕。無論它是什么，都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那么，對于這樣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我們理所當然的能從其中借鑒到許多對現代企業管理有用的管理思想。

★　其實心靈和行為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心靈決定和導致行為，行為又反過來影響心靈。所以在現代企業管理過程中對這兩個方面既要兼顧又要有所偏重，一般是：高層管理人員應該稍偏重于道德修養，基層人員則可以偏重于行為。

★　因為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員工與員工之間相互的關系本身就是多元與復雜的，必然存在諸多認識與利益上的差別，難免會產生一些不協調、糾紛甚至沖突。這就是混亂，混亂就會導致低效率，導致貧窮和苦難。所以要和諧。

★　我認為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最巨大的貢獻是其“中道”的思想方法。“中道”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庸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個思想既體現了法家關于法的“中正，不偏不倚”的基本屬性，又體現了以“中和”作為防止道家所順應的客觀事物的對立轉化的“人為”方法達到衡平、整合、穩定、持盈保泰、持中保長久的局面。“中道”思想認為：任何對立的事物都是轉化的，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它們是互相包容和貫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任何極端都容易向它的對立面轉化，因而是危險的，看問題做事情都不能“過分”、“過度”；不能只看到對立中的一極，而應該看到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同時積極地追求中間 “中和” 狀態。這不也正是道家極力所追求的長久之道嗎？ 所以說，儒家思想在這一點上把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法家、道家等其它思想統一起來了，其實質也是中國所有的傳統文化都在辯證法這一點上是統一貫通的。而且我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不偏不倚的“中道”即中庸之道。或者說，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易中天語），但精髓是中庸之道。所以，“中道”所代表的“正道”、“中正”、“中和”、“中行”等狀態和行為，是人類一切狀態和行為的高層次狀態和行為。也是現代企業管理中極力追求的境界。

★　有一個故事說的是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一位17歲的姑娘經過苦苦的尋找和等待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份珠寶店營業員的工作。一天，她為了接電話，不小心把裝有六枚貴重戒指的碟子碰翻了。她慌忙去撿，卻只撿到了五枚，另有一枚怎么也找不到。這時，剛才在旁邊的一位看上去衣衫襤褸、悲哀的神情中透著一絲憤怒的中年顧客開始向門口走去。

 她急忙追上去柔聲叫道：“對不起，先生，請等一下！”

“有什么事嗎？姑娘。”那男子轉過身來看著她，臉上的肌肉抽搐了幾下。

 姑娘沒有說話，靜靜地看著他。兩人相視無言，足足有一分鐘。

“什么事？”中年男子再次問道。臉上已有一種說不出的哀傷。

“先生，這是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你也知道現在找工作很難的。我……”姑娘哽咽著說不下去了，眼中的淚水充滿了哀傷。

 男子很久都沒有說話，最后，一絲柔和的微笑終于浮現在他的臉上。

“是的，確實是這樣。”他附和道。“但是我敢肯定，你會在這里干得不錯的。”

 他趨前一步，把手伸給姑娘：“來，讓我為你祝福一下。”

 ……

  姑娘目送他的身影遠去，然后默默地回到柜臺，將手中握著的第六枚戒指放回了原處。

 在這里，眾目睽睽之下，沒有責問、沒有難堪、沒有憤怒，更沒有爭吵和暴力，姑娘卻成功地要回了被中年男子偷撿的第六枚戒指。這是為什么？這就是感情的力量。正應了黃宗羲的一句話“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南雷文案》卷二）。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如果能以情動人，那么許多事情都會變得既簡單、愉快而又事半功倍。法家對此也有深刻的認同，韓非在《韓非子·八經》里也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強調了情感在法治過程中的簡化和潤滑作用。

  那么，打動人的真情實感與謀略計策、特別是奸術的區別在哪里呢？在上面這個要回戒指的故事里，注意最后那句描寫：“姑娘目送他的身影遠去，然后默默地回到柜臺，將手中握著的第六枚戒指放回了原處。”假如姑娘不是“目送他的身影遠去，然后默默地回到柜臺”，而是“待那男子一轉身，姑娘立即高興得攥緊拳頭大叫了一聲‘耶！’”，那么，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極有心計而且極有表演天才的姑娘。但她是“目送”，而且“默默”，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這是一個自身“經過苦苦的尋找和等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而極懂人間辛傷與苦難并且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從那中年男子“衣衫襤褸”的穿著打扮及“悲哀的神情中透著一絲憤怒”的表情，深知這一枚戒指對于他來說意味著什么，所以，看著他離去的背影，她還在擔憂著：在這大蕭條時期，他的生活會過得好一些嗎？這種既感動又擔憂的心理，使得她心情沉重，“默默地回到柜臺”。

  為什么真情實感要遠遠高于謀略計策、特別是奸術呢？這是因為：缺少儒家思想極力推崇的“仁德”修養的謀略計策、特別是奸術很難做到發自內心的自然流露，更難長久地在眾多事情上表現出一貫性。

★　很多管理者看了一些管理藝術方面的書就認為掌握了管理的真諦，一點也不注重儒家思想的學習和自身“仁德”的修養而大施所謂的謀略計策，結果適得其反，久而久之就被人認為是奸術而從此失去了人們的信任。

★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因為生產力的蓬勃發展，社會結構由奴隸社會開始向封建社會轉變，因而充滿了階級斗爭、特別是不斷的奴隸起義。荀子這時產生的人定勝天思想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敢于蔑視腐朽的奴隸主階級，要求徹底推翻奴隸制度，變革社會，提高生產，鞏固和發展封建制度的愿望，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向自然作斗爭的認識。

荀子認為：天的運行變化是有它的規律的（“天行有常。”所以，人類可以通過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從而駕馭自然，改變自然；更不要說人類自身的命運了。天這個自然是這樣，那么人類社會、市場和企業的運行呢？那當然也是有它們自身的規律了，人們也就能夠通過對這些客觀規律的認識，積極地影響和改造社會與市場，從而控制企業自身的命運了。

★　命運，這冥冥之中的力量，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變幻，誰也無法弄清楚它的存在，于是當一個人身處逆境時，他便常常相信命運；而身處順境時，則又往往忘記命運。可見得命運就是一個人的心理承受力差的借口，放棄努力的安慰劑。

★　在企業家所有素質中，敢于冒險、勇于創新往往是決定最后命運的勝算之項。要知道，人在很多時候不是輸給了別人，而是輸給了自己。

★  什么是理呢？我的理解就是：理既是道理也是規律，它可以固化成條文制度、規章法律。當人們不理解它的時候，它就是沒有人情味的、僵死的框框；當人們理解了它的時候，它就是富于人情味的理了。所以，講解法律規章制度的時候往往也就變成了講理。那么，一個企業的管理者能夠堅持以規章制度來公平、公正地待人，就往往變成有德之人。能夠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悅誠服，真正的服。可見德是離不開理并比理的含義要廣泛得多。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才能夠懂得在管理中切忌以權壓人，而要充分地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特別是在處理一些小問題的時候，或者出現突發情況的時候，出現和規則沖突的情況的時候，也要牢記這一點。在這種時候，許多管理者通常犯的錯誤是輕輕松松地說：“這個事情就這樣處理吧，大家沒什么意見吧？”然后就當作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的忘記了。但是這些管理者有沒有想過：在大家默不做聲的時候，他們是不是屈服于你的權威呢？依我們的經驗來說，大多數情況都是如此。作為管理者，我們還應該明白：就算是大家當時都沒有意見，而且也都是真心的認同你的意見，但是這種看起來輕微的不是那么嚴格的按照規則的處理，卻會或多或少的在大家的心的底層即在潛意識里的深處留下那么一點點不起眼的小的瑕疵，這些東西慢慢的積累多了，到時候就會產生質變。所以，在我們的管理工作中，不但要充分做到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而且也要注意到，對理和德輕微背離的積累有可能造成對事業的巨大損害。

★　中國是一個受儒家文化二千多年深刻影響的社會，奉行仁德，多多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禮待人、以誠待人、以情動人，只會為企業和個人帶來極大的好處！

★　一個企業的管理好不好，執行力強不強，制度能不能很好地貫徹，常常就取決于管理者是否能夠帶頭以身作則。因為下面員工的眼睛都是盯在管理者身上的，管理者的言行常常是他們學習和模仿的榜樣，并且成為違反某些規章制度的“借口”：“上面的人還是這樣呢，何況我們！”所以，如果一個企業的主要領導人（尤其是民營企業主）自己有著享樂的思想和行為，那么就不能保證下面的管理人員沒有享樂的思想和行為。即使領導人自己不喝酒、不玩牌賭博，也不能杜絕下面的管理人員或花天酒地，或玩牌賭博。因為他們從領導人身上也許看到了更大的享樂行為（比如貪戀女色）。而他們又繼續影響著下面的普通員工，試想，這些管理者仗著自己的薪水那么高而整天揮金如土、咨意享樂，能養成員工厲行節約、奮發向上的良好風氣嗎？自己整天遲到早退，能讓員工準時上下班嗎？自己首先違反了制度，還能讓員工嚴格地照章辦事嗎？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身正方能為范，術高才能為師”，領導人和管理人員只有以身作則，企業才能形成良好的風氣，不良作風才沒有棲身之所，企業才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林！

所以，在埋怨下屬執行力不好的時候，切記先檢查一下自己，看自己是不是就是一個沒有執行力的人，是不是一個不能以身作則的人。

★　談到企業管理中的民主，很多領導人可能會嗤之以鼻，尤其是民營企業主，更會認為企業管理完全是老板的私事，他采取什么管理方法和手段，那是他本人的自由。其實講究一點民主作風，聽聽多數人的意見，就能多了解些情況，訂立的規章制度也會更合情合理而易于執行。

★　按照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道德準則，那么就是說，凡自己不愿干和不愿忍受的事情，不要強加到別人頭上，因為別人和你一樣，對于強加給他的東西，同樣是不愿干和不愿忍受的。如果把這一準則也運用到企業管理中的分工上來，恐怕沒有幾個人會贊成了。因為不愿干臟、累、差一類的工作是人的天性，也正是因為這種天性才促進了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如果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臟、累、差一類的工作就全都沒有人去干了，企業（組織）還怎么運行呢？而且人們的學歷本身就有高低、能力本身就有大小，所以學歷低、能力小的人就只配去做那些臟、累、差一類的工作，這沒有什么道理好講的，唯有靠制度強制執行了；再說，讓管理者也去干那些臟、累、差的工作一是沒有時間精力，二是也不像話，有損管理者的威嚴。在這里，一個人的認識和態度就非常重要了。當然，任何組織的運行都離不開分工，所以要求管理者去干管理之外的其它工作也就不成為管理了，也是不現實的；但是任何組織的運行也離不開協調與合作，為了保證分開工作的人們能夠協調合作，需要借助制度的規范，但是人的熱情和工作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卻是靠文化來獲得的。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這樣一種深厚的文化。一個深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精髓與內涵的人，他就會深深懂得“不愿干臟、累、差一類的工作是人的天性”，懂得“別人和你一樣，對于強加給他的東西，同樣是不愿干和不愿忍受的。”所以他就會努力去學習尊重和接受干臟、累、差工作的體驗。這樣一來，他就不會高高在上自覺高人一等而歧視那些因工作分工的需要而從事臟、累、差工作的人了；他就會制定措施讓那些勤奮努力的人有發揮自己能力的機會而不是一輩子埋沒在作用小的工作當中了；他就會一有時間和機會就親自去參加那些所謂的臟、累、差的工作了。對這樣的領導者和管理者誰不敬佩，誰不愿意積極地為他工作呢？列寧是這樣的，毛澤東是這樣的，一生不斷革命、放棄古巴最高核心領導人的職務而去到玻利維亞叢林里打游擊的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更是，所以印有他頭像的Ｔ恤衫和裝飾品至今都為世界各地一些時尚的青年男女們所追捧。

★　今天的現實情形卻是人們不僅不愿自己朝著君子之德去修養，反而從內心里輕視和嘲笑君子，特別是輕視和嘲笑雷鋒這樣一類真君子式的人物。這是為什么呢？我認為，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的經濟壓力所致。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杠桿調節了人們的行為追求。君子能帶來錢嗎？君子不能帶來錢，不僅不能帶來錢而且連自身都變得比較清貧，這樣的君子還值得人們去向往和追求嗎？但是，君子雖然不能帶來直接的錢，但是，君子為官可以帶來一方公平公正的清明社會，可以幫助人們掙精神愉快的錢；君子為民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協調，促進群體的團結與效益。具體到一個企業中來說吧，君子工作兢兢業業，樂于稱道別人的優點和長處，對年輕人樂于提攜舉拔，看到他人的成就真心地為之高興，看到別人的缺點過失也誠懇地感到惋惜、難過并指出來；而與之相對的人（孔子稱之為“小人”）卻工作偷奸耍滑，不愿道人之美、與人為善，懷著一副小肚雞腸去挑剔人、當面滿臉笑容地恭維人背后卻搬弄是非的說道人、嫉妒和壓制人，他恨不得所有的人都不如自己，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天下唯我獨尊。這樣的人卻常常通過種種的陰術陽謀能獲得重用、爬上高位。這二者之中，人們究竟喜歡哪一位呢？相信人們這時又都會選擇君子而摒棄小人。因為人們知道：前者就像一塊平整方正的大石頭，砌在任何地方，都能使整個建筑穩固平實；而后一種人卻像一把錐子，走到哪里都會危害群體。那么，為什么“今天的現實情形卻是人們不僅不愿自己朝著君子之德去修養，反而從內心里輕視和嘲笑君子，特別是輕視和嘲笑雷鋒這樣一類真君子式的人物”呢？這真是矛盾。

其實說矛盾也不矛盾。儒家文化占據中國思想統治地位二千多年，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龐大的中華帝國被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攻破，善良的人民與祖國大好的河山慘遭侵略者的蹂躪。于是無數的仁人志士和先進知識分子尋求救國救民的思想真理和變法自強的治國道路。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同時不由自主地考察其成功的法治與憲政，發現在本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古已有之”的法家早就有類似的“以法治國”的思想。于是“打倒孔家店”，猛力抨擊儒家思想和傳統。依我看來，儒家思想是成了急功近利時代的替罪羊和犧牲品了。在急功近利這樣一個時代，資本主義就像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幫助秦國迅速強大一樣是最管用、見效最快的東西了，但后來呢？資本主義的歷史還只有二百多年，人類今后的路還長著呢。

而且我覺得儒家思想這樣被當成替罪羊和犧牲品不免有些冤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孟子說的一句膾炙人口的話。孔子也曾經表示：有君主采用我的主張，我就推行“仁政”，沒有君主采用，我就自我修養（“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所以，當他的學生子路有一次問他：“如果有一塊美玉，您是把它藏在匣里，還是找一個識貨的人賣掉呢？”孔子立即毫不猶豫地回答：“賣了它！賣了它！我正等人來買呢！”可見，孔子和孟子都是做好了“用與舍”、“窮與達”這兩方面的準備的。這就是問題所在了。請問，在中國的歷史上，像孔子、孟子乃至后代有志于“仁政”的士大夫們有幾人能得到“兼濟天下”的機會？沒有！是他們不想嗎？不是！是人民不歡迎他們嗎？也不是！但他們卻最終只能是走“獨善其身”的一條路。這是為什么？原因無它，就在于儒家充滿平民情結與訴求的“仁政”思想是與專制統治者的根本利益相沖突的，又與封建專制統治的基本原則嚴重對立從而是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為了得到統治者的認同，確立了君臣有別、貴賤有序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克已復禮”的倫理思想，殊不知這正好為自己戴上了不能“兼濟天下”而只能“獨善其身”的枷鎖。統觀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有哪一家不是把君權看成神授而神圣不可侵犯并極力維護的？這也是時代的局限而無可奈何的，在權力自上而下逐級授與的時代，總不能指望孔子或者孟子一類的人物不要盼著、等著君主的賞識而自行跑到人民中去說“你們選我，我將為你們帶來幸福”吧？就是我們今天的人也不能這樣指望。這都是制度啊！在這樣的制度里，擁擠在狹窄仕途上的眾人都只顧著巴結上司和盼著上司的賞識提拔，同時打擊和排擠威脅自己仕途的人，所以，韓非被李斯毒死，李斯又被趙高誣陷，腰斬于咸陽……一代又一代的人就這樣在官場里斗來斗去，他們只顧及自己的利益，哪還顧及人民的福址，因為人民根本就不能決定他們的前途命運。這樣一來，孔子、孟子一類人物除了同流合污之外不“獨善其身”還有其它的路嗎？這就是中國的歷史，這就是我為儒家思想申冤的理由。　　

盡管孔孟之道后來也認識到：當君王不順應天意的時候，就應當推翻它。但在當時的時代只能是一句空話而已。并且大多數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官場人士，在奉行黃老之術與法家統治思想的強大的國家機器和制度面前也只能身不由己地被卷進黑暗的官場斗爭中，以至被反對儒家思想的人指責為“一批滿口忠誠仁義，實際卻耽于功名、爭權奪利的虛偽士大夫。國家就是在這些士大夫的治理下走向落后的。”他們只是看到了“儒家思想二千多年來一直占據中國文化的統治地位”這一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在官場斗爭中，歷來都是重視黃老之術與法家思想，沒有看到“封建統治階級雖然確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卻是‘明儒暗法’，也就是在思想意識上采用儒術，在統治策略上卻使用法家之術”這個實質。春秋戰國時期代表民本思想的墨家和儒家思想又何曾真正被統治階層接受過？即使一時被采納接受，那也是出于爭權奪霸的需要；一旦取得了政權，馬上就被拋棄了。而且，自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更有利于統治人民便不斷地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造。這個演變史就跟西方基督教的演變史有些相似，這一點務必要搞清楚。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最激烈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都沒有搞清楚這一點，結果實質的東西沒有觸動一點，相反卻將儒家思想的精華這個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造成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變成了既沒有精神信仰又沒有文化根基的社會。其實真正的孔子儒家思想在民間、在人們的心靈，就像黑夜中的一盞明燈，雖然它歷經風吹雨打、酷暑寒冬，卻仍然放射出理想與信念的光芒；這光芒穿過重重濃霧，在漫漫長夜里給予人們安慰、啟發、鼓舞和激勵的無形力量。　　

★　我認為，中國的希望在企業，但是中國的憂慮也在企業。因為企業領導人或企業主在成為一方諸候以后，長期的封建思想余毒還會誘使他們像過去的封建帝王一樣搞個人崇拜與專制獨裁。不過我還是相信，一種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歷史，在民間有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的思想，是能夠不斷塑造出張瑞敏、陳光威式的優秀企業家和無數海爾、聯想、康佳、華為般的超強企業的。

★       現實生活中的許多誤會、矛盾與糾紛，往往在于人們各自堅持自己的成見而又不愿與對

方作進一步的接觸與交流，所以，佛語告誡人們云：“不用求真，唯需息見。”孔子則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人都是有脾氣的，假如一個管理者因一時失控而暴跳如雷地對下屬大發了一通脾氣后，能夠找個適當的機會向當事人解釋一下自己脾氣的來由是因為工作上其它方面不順心的事而遷怒于了他，并誠懇、坦率地向他賠禮道歉，下屬一般都會很快地就原諒了上司，同時為上司如此誠懇、坦率地向自己賠禮道歉而變得不好意思并更加敬佩起上司來。這就是人性。可是有很多管理者就是不通曉這一人性，總認為那樣做有損于自己的尊嚴而不肯向下屬主動認錯。結果，誤會、失望與不滿就囤積起來，等累積到一定的時候覺得再也不能忍受了的話便用腳來投票走人了。

★　自古想有作為的領導者總是樂意保持溝通的主動性，他們大多平易近人，以事業為重，無個人之常心而以大眾之心為心。當一個人連自己的常心都沒有了，他哪里還會在乎自己的尊嚴與面子呢。有鑒于此，優秀的企業家都懂得無反對意見不能決策的原則，從而在一定的層面上允許員工有不同的意見，有耐心和興趣傾聽對方把他們的憂慮或不滿表達出來。只有全體企業人員都來積極參與溝通，才能夠從溝通中體現企業尊重員工的人文文化，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產生和諧的人際關系與強大的團隊戰斗力。　　

★　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發生劇變。促使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等，紛紛提出自己解決的辦法和思想。使得各種學說，思想紛紛出現，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局面，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

★　循著孫子的思路，我現在提出一個新的觀點，這就是：投資，是企業的大事，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不能不認真地觀察和對待。投資就跟戰爭一樣，戰爭離不開兩大因素：武器和人；投資也離不開兩大因素：資金和人。戰爭行為最重要的是人；投資行為最重要的是資金。為什么投資行為最重要的是資金而不是人呢？難道它能離開人的參與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嗎？這也就是我的觀點為什么是新觀點的理由。請注意，我這里說的是投資而不是企業，企業離不開投資，投資是企業經營的一個重要方面。企業經營最重要的是人，但作為具體經營的一個方面，投資最重要的就只能是資金而不是人了。因為現代投資已經不像過去那么單一指向生產了，它還有股票、債券、期貨、合資、控股等多種形式和渠道，它已經變得越來越抽像化了。這時，我們不妨把資金擬人化，把資金當作員工來看待，投資就是投入員工去作戰，贏了就能得到大批的俘虜（別人的資金），輸了就損失了大批的士兵（自己的資金）被別人俘虜了去。在這里，員工就變成武器一樣的地位了。因為贏了得到大批的俘虜，軍隊擴大了，武器也要添加了（增招新員工）；輸了損失了資金，武器也丟了（員工跑了）。在這里，一個愛惜自己員工的企業領導人，如果能將投資的資金擬人化的話，他就會相當慎重地對待企業的投資行為，生怕損失了自己的員工，就會從政治、天時、地利、將領、法制這五個方面和準備投資進去的行業或企業的七種情形去認真分析比較，來探索投資成敗的可能性。能勝則投，不能勝當然就不能貿然地投了。

★　在這種慣性思維的作用下，人們在注意事物時往往會有選擇性地、比較集中地指向一事物而離開其它的事物；在狀態變化中會沉緬于已習慣的狀態；在思維時會根據已有的經驗，循著熟悉的、固定的聯系方式進行思維。這些都是一種相對固定的常態，它的優點是：使人們在常規工作中駕輕就熟，從而節約腦力消耗。缺點是：人們容易囿于老路，在變化了的環境面前無法開拓出新的思路。而戰爭和市場都是一種經常急劇變化的、非常態的動態環境，所以要克服習慣的、固定的思維而提倡創新意識，要求人們多進行創造性思維，廣開思路，尋找出獨特、新穎而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以達到致勝的目的。

★　對日本企業管理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很多日本企業，要求管理者能夠“齊家”搞好家庭關系，否則對他的升遷將要受到影響。可是，在儒家思想的發源地，我們的一些官員和企業的高層領導是怎么樣的？相信我不說大家也都清楚。

★　人不可能是完人，誰都多多少少會有一些缺點，不是在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一個人只有正視了這一客觀事實，就會謙遜，就會樂于反省、聽取和改正自身的不足之處，同時也就能包容他人的缺點，發現和承認他人的優點。

★　按說在一個制度健全的企業，如果員工因為管理者對自己的批評就生氣走人，那肯定是不對的。但是，正因為該私營老板沒有建立起健全的管理制度，一切都是憑人治，那么，下面的人也就肯定很在乎上級對自己的態度了。既然大家都在乎上級對自己的態度，那么，整個企業也就必然對上阿諛奉承、對下漠不關心、同事之間就像后宮妃子一樣爭相邀寵、勾心斗角之風盛行了。

所以我一再認為，企業就是小社會，沒有企業的清明，何來社會的清明；沒有企業的強大，何來國家的強大。所以，有遠大志向的企業家，企業就是施展其抱負的理想之地。同時也要注重加強自身的修養，擁有大度、包容、兼收并蓄的寬容胸懷或者精神，假如你能容納他人的缺點而不是喜歡對人吹毛求疵，假如你能從別人認為不良的性格中都能發現它積極的一面并加以肯定，假如你能容納常常批評你的人并虛心接受其中正確的意見，那你就能吸引很多的人簇擁在你的周圍，與你共同奮斗，共同成就一番美好的事業。

★　因為世界就是處在矛盾的對立與不斷的變化之中，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事物陰陽變化的規律，審時度勢，隨機應變才能夠有機會獲得成功。而戰爭和市場都是經常處在急劇變化之中，所以 ，審時度勢是軍事指揮員駕馭戰爭和企業管理者進行經營決策的一種行為藝術。

★　可見得，一個人只要能夠看清事物的變化趨勢，審時度勢地適時行動，時勢就能幫助他走向成功，即所謂的“時勢造英雄”。

★　九十年代初，西方世界普遍經濟滑坡，許多公司紛紛精簡裁員，人們的心頭籠罩一片陰云。而這時的中國大陸經過鄧小平九二年春天的南巡講話之后卻出現經濟起飛的良好勢頭。很多從中國移民出去的人和出國留學人員都經歷著一個人生重大的選擇：到底是繼續留在國外還是回國去創業？這就看誰能否正確地審時度勢。結果那些認準了這是個回國做生意的好機會的人，那些一時找不到職業的博士們便紛紛回國謀職或自己開公司的人，今天幾乎都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這就是說“英雄也要靠時勢”。

★　英明的人看到事物的一點苗頭就能知道它的發展趨向，事物才剛剛有了個開頭就預知到了它的結局，這是何等的智慧啊！

★　一個我個人關于社會發展趨勢對企業經營決策的影響：當今，我國的民營企業主普遍感到頭痛的就是如今的人似乎沒有一點忠誠觀，“唯利是圖”的思想以及“跳槽風” 泛濫于整個社會，工薪階層的員工在企業之間頻繁地跳來跳去,使得企業都不敢對員工進行長期的投資。要看到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最大的原因就是對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管得過死的一種“物極必反”，最早為了鼓勵人們自由擇業減少企業“炒員工魷魚”的阻力，還喊出了“合理的炒魷魚是提高企業生產力的保障”這樣一句口號。其次就是急功近利思想的推崇和法律意識的缺乏（已經被傷害的道德意識就不要說了）。試想，一開始大家為了快速發展或為了節約人才長期培養的成本都不惜花高薪去利誘挖取（不問來由地錄用就是一種損人利己的挖取）人家的人才，怎能不助長“唯利是圖”的思想以及“跳槽風”？到后來發現培養自己的人才還能降低成本并且更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時，市場已形成一種越跳越不敢培養、越不敢培養越跳的惡性循環，企業家們終于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痛定思痛，何處是出路？別急！任何事情都是物極必反的，何況中國還是一個人口大國。等到經濟出現困難、失業問題突出的時候，誰先向日本企業那樣長期堅持實行終生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誰就能得到強大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得到非同一般的競爭力。

★　自古以來，人們都知道“知而不言為不忠”的道理，也就是說，在知道了別人的過錯之后，要敢于以適當的方式給予批評指正，否則就是對別人不忠誠的表現。所以，古時侯那些冒死也要進諫的大臣，為的就是要對君主忠誠，對國家大義忠誠。可是現實生活中，人們就是不愛聽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和否定意見，這是人之常情。誰愛聽呢？我自己也不愛聽，何況那些有權有勢有尊嚴的人，當然就更加不愛聽了。不愛聽應該是好事，說明人還有是非之辨，懂得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我歷來就不相信人們在聽到對自己的批評意見時還能無動于衷的臉不變色，甚至笑臉相迎？我只要求人們在聽到對自己的批評意見后能冷靜地想到這是別人對自己忠誠的表現，就算是對自己不滿的批評，那也是出于另外一種忠誠，諸如對國家、對企業或對公平正義的忠誠，然后不記恨不報復。當然如果能坦然對待或虛心接受那又是一種更高的境界了。

★　在人治的社會里，上面有什么喜好要求，那么下面自然就都會朝著上面的喜好要求去做了。

★　要近君子而遠離小人，這是人人都有知道的道理，特別是混亂時期想要治理好局勢的領導，誰不想用君子？而且做領導的誰都會相信自己是英明的，會懂得選拔任用賢能的干部。誰都會認為自己所選拔任用的干部也必定是君子而決非小人。那為什么還是會導致小人圍繞在身邊而君子離去的局面呢？原因沒有別的，就在于領導太過于注重人的才能而忽視了人的品德。

什么是德？德是君子經過刻苦修煉而特別具有的品格、德性，一般人難以達到他們的境界。才能則是小人與君子都可以具有的，而且往往有時小人的才能要勝過君子的才能。例如：語言交談，君子木訥、笨咀笨舌而小人口齒伶俐、應對自如，與人們耳中喜歡聽到的東西相投；人際交往，君子笨拙而小人如魚得水，與人們眼中喜歡看到的東西相投；工作方面，君子認準自己的道理默默地做事而不喜歡表功，小人則喜歡在領導面前做樣子顯殷勤，善于迎合領導，與領導心里所樂意的東西相投。

小人就是善于利用自己的特長來投領導所好，領導卻受制于自身的偏好而不覺得。他們察領導言說入耳中聽的話，觀領導色行賞心悅目的事，琢磨領導意圖做稱心如意的人。這樣一來，不需要領導邀請，小人自然親近在身邊；不需要領導驅趕，君子即自行離去。到了小人合而君子離這一步，其巨大的危險性就言不勝言了。

可以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這方面的知識實在是太豐富了，但中國歷史上的用人制度并不見得就很公正廉明，并且中國的歷史造成了不喜歡講真話而虛偽的假話卻普遍流行的風氣。于是我不由得懷疑：這一套“君子”與“小人”論是不是太含糊了？把對“小人”的評價拿到今日社會來是不是有失公平？比如，在外交關系方面，善于交際、口齒伶俐、反應敏捷、應付自如是一個公關人員極好的條件。而且，我發現人們通常所謂的“君子”與“小人”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君子”一般固守一些信念不輕易改變自己去迎合領導，而“小人”則比較靈活地改變自己以適應領導。俗話說：變則通，通則達；不變則壅廢。所以，自古“小人”總能通達權勢，而“君子”只有歸隱田地，空留理想在人間。所以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人治啊，在人治的壓迫下，為了生存而變通的人總是占多數，這也就是人們感嘆中國歷史上為什么“小人”多的原因。法不責眾，總不能讓眾多的人因為變通適應權勢而背著“小人”的罪名扭曲了自己的靈魂啊

★　美國企業家考爾松認為：現代企業家必須充分認識自己權力的來源和清楚地了解員工的心理。應該相信上級的權威是由下級賜與的，一個政治家擁有自己的選民，一個企業家同樣擁有自己的選民，那就是員工，他們雖然無權直接“選舉”總裁，但可以“選舉”將工作做得好與壞。

★　“取長補短”這一成語的產生就是基于人類對世界萬物都有“長短”這一客觀事實的認識，當然人類自身也不例外。無論是在性別、體力、記憶、思維上還是在經驗、知識、其它能力上等諸多方面都是存在著差異而不同的。尤其是在信息社會知識呈爆炸式增長而分工卻越來越精細化的今天，人生苦短，知識無窮，時間有限，我們要想高效率地做事并確保事情的順利和成功，就不能不取別人的長處來補自己的短處，或者發揮好個人的特長補自己之短，從而最大化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　人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長處，也都會有自己的短處。如果人人都能取長補短，揚長避短，就會一加一大于二，合作會比一個完整的人力量大得多。所以，合作是當今世界的客觀需求，也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潮流。　　

★　中國于　2001年12月11日　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后，中國龐大的市場和無限商機令全球商家垂青，同時也為我國企業和世界華商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國外的資金、技術、先進的管理理念、成熟的商業網絡優勢與國內豐富的資源廉價的勞力及其廣大的市場互為長短，沿海開放地區、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中西部地區互為促進。面對機遇與挑戰，人們認識到通過合作，取長補短、互通有無，將增加企業對市場的適應能力，能提高合作各方在全球范圍的競爭力，給企業創造無窮的機會，更有利于企業目標的實現，實在不失為一項良策。所以，國內國外、省內省外、行內行外的企業互相聯合誕生了大量的合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

★　在對諸子百家的學說流派劃分中，不見《易經》的歸類。這很好理解，因為《易經》本身就不是諸子百家時代的產物，它成書于西周初年，出于周公文王之手，相距春秋戰國時代好幾百年。但它卻成了中國傳統思想中自然哲學與倫理實踐的根源， 對我國古代的文化、哲學、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先秦時期形成的諸子學派，不論是儒、道、墨、法，還是陰陽、名、兵各家，無不深受《易經》的深刻影響。而且中國哲學的發展史從頭到尾，每一個朝代，每一個學派，都可見到《易經》的影子，都離不開《易經》的影響。所以，《易經》被視為中國文化的萬經之首，即使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代，它也被奉為儒家經典之首。幾千年來，《易經》所蘊含的思想就這樣通過對其它各家學說流派的影響，逐步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中華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謙遜”、“中庸”、“節讓”、“持恒”。

★　遠古時代的部落之王伏羲氏本著探求世界萬事萬物的起源和變化規律的巨大欲望，一次又一次站立于高山之巔沉思默想，時而抬頭觀察上天的日月星空、風雷火電，時而低首目視大地的山山水水、蟲鳥獸人，無論是從身邊近處的諸多生命現象，還是從遠處世界萬物的無機形態，都離不開陰與陽這兩個方面。于是明白：宇宙的起源就是從虛無的“無極”中變化出有的實體“太極”來，而任何“太極”都包含著陰與陽；陰與陽交互又呈現出極陰、中陰、中陽、極陽這四種狀態，這四種狀態體現在自然界的具體事物與現象身上就表現為天與地、山與澤、水與火、風與雷這八種基本屬性了；這八種基本屬性再兩兩相合，就生成了這世界六十四種事物或者現象的典型狀態，而每種狀態又經歷著六種最基本的變化過程，于是，整個世界萬事萬物的千變萬化就體現在了三百八十四種最基本的變化過程中了。　　

    所以，《易經》是關于事物變化的學問和知識，也是化紛紜復雜為簡單扼要的人生大智慧的學問和知識。因為弄懂了《易經》之理，也就弄懂了事物從無變有、從一變多，又從多變一，從有變無的規律和奧妙，就可以不管事物它如何變，你都能掌握其變化的宗旨而做到萬變不離其宗。所以，佛語、禪語皆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孔子在著了那么多的書、教了那么多的學生之后，仍然回歸性地悟到有一句話就可以成為做人終生的行為標準，那就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萬物的開始以容易為特征，成型的事物以簡單為本能。容易的道理才容易被人們知曉，簡單的規則才容易被人們執行。容易知曉才能夠被人接受，容易執行才能夠獲得成功。被人接受可以長久，獲得成功便可以成長壯大。就像以德服人是人之心服一樣，可以長久被人們接受的正是賢人的品德，可以不斷成長壯大也只有賢人的事業了。容易和簡單，就是天下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理，正是有了這個道理，所以事物才能夠不管其形態如何變化都始終脫離不了它這個“如來佛掌”。懂得了這個道理以后，做人就能本乎一心，做事則能快刀斬亂麻或者綱舉目張、或者四兩拔千斤，簡單而又輕松多了。　　

《易經》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人和事以及宇宙萬物，包括時空，包括我們的思想，包括我們的感情都是會變的，不可能不變的。因為變化是永恒的，而不變只是暫時的、相對的，并且不變就是變化中的一種過程、一種狀態。這種狀態，這種變化，存在了、出現了，就一定有它存在和出現的道理。所以黑格爾也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只是有可能我們的智慧不夠、經驗不足，不一定找得出這個存在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在哪里。　　

   《易經》還告訴我們：無論是從身邊近處的諸多生命現象，還是從遠處世界萬物的無機形態，都離不開陰與陽這兩個方面，所以看事情，不能只看一面，更不能看死、看絕了，而要看了正面看反面，看了反面看四面，把上下左右的關聯都看清楚，把上下左右的反面也看清楚。這樣才有可能做到客觀和完備。才有可能見微知萌，見端知末；見于未萌，事預則立；才有可能為于未有，治于未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易經》更告訴我們：宇宙間的萬事萬物不斷地從無變有、從一變多，又從多變一，從有變無。陰極陽生，物極必反。一個人大紅大紫的時候，一件事物發展到了旺盛的極點時，就要開始向它的對立面轉換了，所以儒家的人生哲學，就是做人盡量保持“中庸”，凡事都留有一點余地，因為一到了極點就有危險了。所以得意到極點時要警惕，失敗到極點時則要振奮不要悲觀，因為轉機正在悄悄地出現，黎明的曙光就要到來，就看你自己還能不能分清方向，還有沒有智慧發現轉機。　　

    所以有無相生，禍福相倚，大道至簡，大圣至凡；無知的嬰兒或者精神病人反而往往能夠直覺先知；像濟公一般絕頂的生存智慧卻被人們當成了糊涂與癡癲，這樣高度的修為，人世實在是沒有多少人能達到。　　

★　老子與《易經》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追求長久之道，可謂殊途同歸。二者各有優缺點：老子的觀點對人的道德建設有著積極意義，但對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發展技術、改良社會制度造福人類卻是消極的；《易經》本來重視自然規律，在掌握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如“在極盛時要謙遜謹慎以保持平安”的思想）是有著積極意義的，但是因為它的第一個基本認識就違背了自己辯證法的核心，形成了君權神授、臣有上下、貴賤有位、男尊女卑的思想，因而在具體社會事務與人的行為（尤其是明哲保身這一點）的指導上產生了很多消極的影響。　　

★　詹姆斯把自己的這個發現寫進了《公正是最大的動力》一書。在書中，他將這一發現從企業引伸到整個社會，他說：公正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保證和目標。公正是對人格的尊重，可以使一個人最大地釋放自己的能量。不公正則是對心靈的一種踐踏，是對文明的一種挑釁，是對社會的一種罪行。所以堅持公正的管理和處世原則，是每一個人都要履行的責任和義務！　　

★　我發現，這個世界一個最大因而也是第一的行為原則就是利益成本最低原則。在這個原則制約下，水總是流向低處，因為這樣費力最小；而人總是往高處走，因為一旦到了高處，他們就可以不勞而獲甚至隨心所欲地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在經濟社會里，如果通過投資“有價值的人”能比任何其它投資帶來更大的回報，那么，人們必然爭相投資“有價值的人”而忽略其它的投資（包括人才的培養和企業文化建設的投資）。這個時候，那些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企業文化建設的企業也就不一定能收獲豐厚的利潤。只有當投資“有價值的人”變得越來越難、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人們才會在“利益成本最低原則”的制約下自動地去尋求利益成本最低的道路和方式方法。

★　其實，所謂的制度，無論是企業制度還是社會制度，它們的作用就相當于溫度計，同樣為公正的體現與實施提供了客觀的標準。在這里，我還得到一個結論：凡是沒有客觀定性的標準而靠經驗感覺的事物都不容易被重復操作因而很難被貫徹與繼承。這也是我國的瑰寶中醫越來越缺少名醫以至落到今天被一些人喊著要取消的尷尬境地的原因，所以，中醫要想徹底地發揚光大，除非在客觀定性的標準方面下功夫，否則別無它法。中國的道德論理和中國的管理也同樣要在客觀的量化方面下功夫。

★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晝夜交替，日月輪回；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年復一年。時間在流逝，宇宙在運行，世界在變化，生命在接力，歷史在延續。　　

（全文完）

無相

2011年5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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