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是以人為本時代，是“英雄退位，團隊進位”的時代，因此可以說中國具有比西方更先進、更符合時代需要的文化。這源于我們先人早覺悟“民為邦本”、并對人性具有更正確的認識，成于治國理政中注重“德治”、人文關懷與矢志不渝向往“大同”：

　　(1)就治國理政而言，我國春秋戰國就出現過“法治”社會，還產生了“仁政”思想，并產生出“德治”——以“修身”“齊家”為施政構建基礎，以“情感第一，說理第二，利益第三，約法第四”作為施政手段。西方只講“法治”——以“權力+契約”為施政構建基礎，以“胡蘿卜+大棒”作為施政手段，排斥情感、說理。

　　(2)就人文關懷而言，我國公元前七世紀管仲就說：“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公元前四世紀商鞅廢除了奴隸制，同時期又弄清人具有社會性、進而更注重人文關懷。新中國又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推翻了“人吃人”的社會制度、還以“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且重視“大家庭”建設。西方只是近些年才把“活工具”升為“人力資源”，美國1876年還存在大批奴隸，至于人文關懷，美國還奉行“叢林法則”。

　　(3)就“大同”而言，由于我國更信仰現實世界且把幸福寄望于“自創”上，因此仁人志士都致力于建立能令“人盡其力，物盡其用”的社會制度，又因此從孔子到孫中山皆向往“大同”，且以這一向往引領中華文化發展。美國對“大同”不以為然而向往“天堂”，然則其向往(且不說是否科學)與現是脫節、甚至是相左的，上帝引導人們“博愛”、“公義”，現實社會卻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現實制度只維護股東(物力資源持有者)不維護民眾(人力資源持有者)利益最大化。

　　由上可見我們有悠久的以人為本傳統，并更能使人們凝成合一、群策群力。那么西方會怎樣?從羅伯特·卡根的話可以管見，他在其《天堂與實力》書中說：“美國從來沒有不使用武力而實現理想社會的經驗”。如此中西方人性、德性乃至文化自會有區別。由于這種區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由中華兒女組成的軍隊能產生“鐵少氣多”戰斗力，而由美利堅民眾組成的軍隊只能產生“鐵多氣少”戰斗力。老子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故而我國不乏有執政者“裒富而益不足”，即重行“天之道”;而西方奉行之道仍然是“損不足以奉有余”，乃至“自私自利”還受到“主觀為己，客觀利人”的辯護。

　　1948年，我國文化大師錢穆就生長環境，分析了中西文化乃至德性與人性的差異。他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中闡述：“窮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農耕文化，三是商業文化。游牧文化發源在高寒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三種自然環境決定了三種生活方式，三種生活方式又形成了三種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兩類：游牧、商業文化為一類，農耕文化為又一類”。

　　至于游牧或商業民族(其最典型的是歐美)，錢穆指出：“游牧、商業起于內不足，內不足則向外尋求，于是而遂有強烈之‘戰勝與征服欲’，……此種民族，其內心深處無論其世界觀或人生觀，皆有一種強烈的‘對立感’。其對自然則為‘天’‘人’對立，對人類則為‘敵’‘我’對立(筆者注：只能相對于農耕人類而言)，故此種文化特性常見為‘征伐的’、‘侵略的’，并認為不攻伐就沒有生計”。為此其“接受一種近代所謂‘資本帝國主義’的姿態”。為了戰勝，又“偏好在工具、競技范圍探究，故而對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興趣與知識發達甚早”。

　　至于農耕民族(最典型的是中國)，錢穆指出：“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孫后代墳墓安于斯。農業生活所依賴，曰天氣，曰雨澤，曰土壤，此三者，皆非人類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為之布置妥帖，惟待人類信任忍耐與順應，乃無所用其戰勝與克服。故農耕文化之最內感曰‘天人相應’‘物我一體’，曰‘順’曰‘和’，其自勉則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為‘和平的’的，并認為只要綿延天日就會自然供給生計”。農耕民族“唯可增進的是，人們和平相處與互助，以便實現生活安定和增加共同應對自然之能力”。故而信守“自創”、“禮尚往來”，“偏好在‘安內’、‘凝成合一’方面用心，因而對人文科學與社會倫理的興趣與知識發達甚早”。并產生對“人事”的清明與德性。“接受一種近代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政策”。

　　錢穆還指出，中國文化與德性具有偉大的同化力，因此先秦就能完成“民族融合”與“國家凝成”的偉大工程，并調和一致、同文同種。西方文化與德性卻造成長期分治、同種不同文。錢穆認為，農耕生活是中國文化與德性產生的外因，他還說了內因：“其根本便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人道應該由家族始”“‘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是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國人之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限與國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世界的上帝，可以說全由他們看重人道觀念而來。人道觀念的核心是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因此中國文化里的家族觀念，并不是把中國人的心胸狹窄了、閉塞了，乃是把中國人的心胸開放了、寬大了”，而且由于這種家觀念的存在，還讓“人與人的關系‘上下之間直通了，左右之間橫通了”。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孔子特重視“齊家”?

　　關于中華文化，即便在1948年，錢穆還贊嘆說：“中國堪為舉世農耕文化、和平文化發展最有成績之惟一標準，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發展不輟”“將來文化之大趨，亦仍必以各自給足和平為目的”“人類進步終將以真誠的、和平的農耕文化是賴”。

　　中國有如此文化，那么為什么近代衰落了?筆者認為，不能只歸因于文化，而更應歸因于西方工業化早于我國2個世紀，歸因于一家一戶單干落后于規模化大生產，歸因于農業生產力不敵工業生產力。即便如此，在已進入“英雄退位，團隊進位”時代，我們還可以自信地說，中國文化優越性還在西方之上——因為它更利于“民族融合”“國家凝成”，同樣也利于“勞資融合”“企業凝成”，其更符合當今社會的需要。世界文明史已不乏先例，哪個國家對民眾更人性化，并在引領社會大生產、大流通、大合作中積極作為，哪個國家就能夠迅猛發展。對此且不說中國與蘇聯前期，只說德國16世紀以降的多次崛起與日本二戰后怎樣超過美國，莫不是對民眾更人性化并在引領社會化大生產、大流通、大合作中做出了積極作為。如今鮮被主流媒體宣揚的華西村、韓村河、南街村等也可謂縮影。

　　就中國觀念與西方觀念(包括由此決定的治國理政方式)比較：

　　(1)前者以“民為邦本”，注重“德治”，推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后者以“物為邦本”，注重“法治”，強調“股東利益最大化”。

　　(2)前者認為環境與教育能夠改造人，故而當政者重視“修身”“齊家”與“隆禮重法”，其不僅能“抑惡”，還使人們“有恥且格”。后者認為人的思想與靈魂是上帝給的，不受環境或外人影響，故而當政者只強調權力與契約、并排斥情感與說理，它只能“抑惡”而不能“揚善”，充其量只能守住道德底線而難以達到道德制高點。

　　(3)前者認為人具有社會性，不僅講經濟人生、還講文化人生，因此主張“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誘之以利、約之以法”，又因此使人們“能群”，甚至能“群策群力”、產生集體主義、會出現“群眾創造歷史”。后者認為人的本性“貪婪自私、好逸惡勞、相互對立”，只能采用“胡蘿卜加大棒”對治，因此使人們不“能群”，又因此只會產生個人主義，仰仗于“英雄創造歷史”。

　　(4)前者視“自創”比“擄掠”體面、舒心，以“扶弱濟傾”“救死扶傷”為美德，把相互幫助歸因于友愛;后者視“擄掠”比“自創”體面、舒心，認為“叢林法則”天經地義，把人對人的幫助多歸因于為自己消除“業障”。僅這些觀念就能決定中國具有令人們和諧相處、群策群力的能力，因此也具有使勞資和諧相處、群策群力的能力;能夠更全面發展人，因此也能夠更好發展企業。而西方觀念則會加劇人與人的對立，因而也會加劇勞資對立、干群對立，并令人們唯利是圖，進而當企業“利”度不足時便“招不來、用不活、留不住”員工。對于西方文化，還能通過“科學管理模式”中的觀念見微知著。

　　西方設計科學管理模式時，由于認為人的本質是“經濟人”——只看到人性惡而看不到人性善，只看到人的自然性而沒看到人還有社會性，只看到人是敵對的而沒看到人是“能群”的，只看到人有生理需要而忽視人還有精神需要，因此便認為，唯有實施“胡蘿卜加大棒”才會令員工勤奮工作;由于“資本者”將小生產整合成大生產、把技術轉化為商品、把農業社會推向工業社會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又斷定“資本創造財富”“物力決定生產力”，又因此把“人”置于次要位置;又由于“精英”也能起很特殊的作用，因此又把廣大員工置于更次要位置，以致當作“活工具”進行奴役。盡管這種管理模式推出了計件工資，然而卻沒有跳出“零和博弈”框框。如此不可能使企業主張變為員工們的自覺行為，也難以依靠廣大員工發展企業。管理決策與方式一般源于兩種思想：一種以“資”為依歸，視人性為“經濟人”，以“利益+契約”對治，主張依靠資本再生資本擴大企業再生產，這近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思想;一種以“人”為依歸，視人性為“復雜人”，以“情理利法”對治，主張依靠全面發展人擴大企業再生產，這近于馬克思主義、也近于儒家思想。而科學管理模式即出于前一種思想，如今稍有管理常識者皆知，前一種思想是落后的，且已被韋爾奇、宗慶后等開明企業家唾棄。雖然如此，但由于“圈地運動”、“販運黑奴”、刻意保持的失業率造成了“工廠挑選工人”情況，因而也能使企業賺到剩余價值，加之還有“艦炮”帶來的廉價原料、市場和貿易壟斷，乃至昧良心販賣鴉片，結果還能產生不薄利潤。然而當“艦炮”擄掠不了他國，或出現“工人挑選工廠”而剝削不了員工時，企業則難免會陷入困境。

　　西方“資本者”在整合大生產、把技術轉化成商品、把農業社會推向工業社會中扮演了引領者與組織者角色，居功至偉，值得稱頌。然而基于西方觀念設計的科學管理模式又令“資本者”扮演了剝削員工、侵犯人權、損人利己等不光彩角色，因此得不到社會的應有尊重，又因此在組織社會化大生產中成為孤家寡人，如果其國會中沒有人捍衛“股東利益最大化”，恐怕其早不能生存。雖說這種管理模式產生于西方宣揚“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年代，然而卻把“物權”凌駕于“人權”之上，并還像我國封建社會一樣強調“等級制”“官本位”。雖說我國封建社會也強調“等級制”“官本位”，但卻不乏有統治者視“民為貴”，講“德治”——即對上要求“修身”“齊家”，對下講“隆禮重法”“化性起偽”“扶弱濟傾”。此外西方還有不及我國封建社會的觀念，如人“生于淮南為橘，生于淮北為枳”、“為政之道，要在得人”、“得人心者得天下”、“治國先治吏”、“不竭澤而漁，不焚林而獵”、“愛民者民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因此科學管理模式只能夠造成勞資對立、干群對立，又因此企業難以依靠廣大勞動者而只能依靠“資產+骨干”。最終因為日本出現溫情管理產生了較高的生產力，并造成美國一大批企業關停并轉，西方才徹底醒悟科學管理模式并不科學。

　　科學管理模式出現不久就傳到我國。最早被我國軍閥效法并用于治軍，于是中國愛兵如子的將領越來越少了，打罵士兵比西方軍隊還嚴重。國民黨也照般這種模式治軍，結果“內斗內行，外斗外行”。后又被我國官僚買辦、乃至民族資本家采用，于是中國像徽商、晉商一樣的“資本者”越來越少，還出現了比高玉寶更慘的“包身工”。如今某臺資代工廠也是照搬科學管理模式，然而卻受到已與時俱進的美國蘋果公司的指責——這說明科學管理模式已為西方企業所不齒。

　　然則科學管理模式如今卻受我國自由主義經濟學人推崇，還被我國廣泛用于“精英治廠”“盤活國有資產”甚至“改制”上，并致使我國多數企業如今也重物輕人，同時把“領導者”升為“管理者”，把“主人翁”降為“市場人”，以一長制取代了集體領導，以股東會取代了職代會等。因為職工中有懶漢，他們又提出以“經濟人”對待所有員工。隨后這些企業也同西方傳統企業一樣，人企之間由“同志”關系變成了交易關系，干群之間由“兄弟”關系變成了貓鼠關系，因此使員工失去了敬業精神。更有甚者，我國很多企業還把工人隊伍交給了“包工頭”或勞務派遣機構，有的還與“包工頭”或勞務派遣一起擠壓“人口紅利”，從而使數億“農民工”“流動人才”因為得不到人文關懷也唯利是圖，又因此使企業難以打造出核心競爭力，并不能夠成為“升級版”企業與創造出自主品牌。

　　海爾張瑞敏說：“只有盤活人，才能盤活資產”。只有重人輕物——具有寧砸冰箱不舍人的氣派，才能打造“升級版”企業與創造自主品牌。而我國自由主義學人不僅不知“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也不懂“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啖腹，腹飽而自斃”，還不管“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是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尺度”。這些人只對“普世”一知半解，還不恥把“主人翁”變為“市場人”、把企業對員工的人文關懷都推給社會作為功勞自吹自擂，甚至還大言不慚：中國后30年的成果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引導的結果，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引導的結果。這些人只求功不思過，不尋思沒有高物耗、市場換技術、“人口紅利”、對環境破壞，我國的GDP會不會打折扣?不尋思把我國企業由以人為本引向以物為本是多大的罪惡?他們已令我國員工素質與士氣難與日、韓、香港等地相比，他們勢必會令我國一大批企業在無“人口紅利”或走不通“關系”時，為之荒謬殉葬。

　　中國發展史是一部沒有絲毫“擄掠”的歷史，而是一部依靠勞動人民創造的歷史。民力盛、民氣旺則中國強，民力衰、民氣消則中國弱。因此我國圣賢都知“民為邦本”“民為貴”內涵。我國“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是出于“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觀念，海爾、娃哈哈、正泰，乃至GE、IBM如今的輝煌也是成于以人為本。我國“王道”文化更是因為堅守“自創”、本著“民為邦本”“民為貴”觀念與以“德治”積累和發展的。而西方發展史，是一部視“物為邦本”、有賴“艦炮”與“英雄”創造的歷史。因此我們當認清國情，不能盲目追隨西方，不能因為其工業化與辦企業在先，就認為一切都先進，就一切都拿來主義，尤其在普世已轉向以人為本、更注重合作時代。西方經濟理論有可取之處，但治世哲學與經驗卻不能恭維。其硬管理與“法治”有特長，但軟管理與“德治”幾乎空白。其只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并對人力資源“竭澤而漁”，就是“損百姓以奉其身”，我們盲目追隨則會更早“腹飽而自斃”。

　　如今我們不僅有先人留下的受用不盡的治國理政經驗，還有比任何歷史時期更豐富、更堪為“邦本”的勞動群眾——品行上仍不失為舉世最勤勞、最善良，思想上受過世界最先進文化熏陶，知識上受過九年義務制與“擴招”教育，計劃生育又減少了兒女拖累，他們比西方人群更能做到“公心第一，私心第二”。他們本可以比德日美企業員工更優秀，進而不僅能使我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使我國能分享到全球市場中更有營養的“蛋糕”，還可以利用開放條件走出國門、進入亞非拉、進入西伯利亞，乃至進入德日美工廠，成為它們正稀缺的“知識型工作者”或“產業大軍”。能促使我國企業迅猛發展并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權的不是資本，也不是其它資源，而只能是用我國優秀文化將我國豐富人口資源打造成為高素質的員工隊伍。

　　我國工業化經驗不比西方豐富，然而卻有豐富的“帶隊伍”經驗——古代有“吳起帶兵法”、近代有“曾國藩帶兵法”、當代有基于“支部建在連上”帶兵法，這都堪為全球典范。然而我們企業如今只重視資產與精英，而把工人隊伍交給了“包工頭”或勞務派遣機構，因此使我們的員工素質大不如從前——數千萬之眾的與新中國一起打拼且素質不在青島冰箱廠職工之下的產業大軍成了下崗人群，數億之眾的打了一輩子工的“農民工”鮮有成為合格的產業工人，進而只能制作“大路貨”，只能為西方“一元店”提供商品，只能與印度或拉美員工比生產率。難道我國九年義務制教育只能產生出苦力?難道中國文化與社會主義還產生不出團隊精神?難道我們可以“喚醒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經驗不能再供企業借鑒?難道我們可把“奴隸變成將軍”的開發人才能力不能移植到企業?難道我們除了通過“帶隊伍”而令豐富人力資源產生高生產力還有其他比較優勢?難道我們也只能與西方一樣靠資本再生資本而擴大再生產?難道我們不能像韓村河、南街村一樣靠全面發展人來壯大企業?難道我們能安于以8億件服裝換一架飛機?難道我國勞動力還賣不出比俄羅斯石油更理想的價錢?難道我們不再需要“勒緊褲腰帶”的人民只能背井離鄉成為弱勢群體為溫飽而勞碌?難道當下我國企業競爭力與員工素質能夠促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值得我們深思，并需要清除自由主義經濟學對我國企業的影響，否則我國公有制企業也會改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性質，并當新中國形成的“人口紅利”消耗殆盡時又會有大批企業“關停并轉”。

　　時下我國難以打造“升級版”企業的最根本因素，不是什么工業化經驗不足——這方面我國已具有60余年正反經驗，也不是什么體制障礙——這方面我國早完成了“管理革命”要務，而是有人照搬“普世路線”令我國企業動搖了“民為邦本”“民為貴”信條，且管理以資產為中心、以“經濟人”對員工，“官本位”“等級制”在企業又抬頭。這些人從美國拿來的“普世路線”如同當年“二十八個半”從蘇聯拿來的“國際路線”一樣，都給我國造成了極大危害，都不可饒恕。“二十八個半”使我國犧牲不下十萬優秀兒女，使我們黨與紅軍失去了根據地，使革命群眾生靈涂炭;而這些人則使我國不下百萬家企業關停并轉、不下四千萬熟練產業工人成為“包袱”，還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困難戶”，并令我國廣大勞動者如今鮮有能夠樂業與安居。這些人拿來的“普世路線”絕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要找的路，“世紀老人”要給中國找一條前無古人且更能解放人民群眾生產力的嶄新道路，而這條路不僅不嶄新(早為管理學家所不齒)，還造成我國民眾以更低的熱情投入工作，并使我國企業生產關系與人性化管理出現逆轉。如今我國事業單位也上了這條路，因而我國的教育界、衛生界也變了味，領導者放松了“修身”“齊家”與“化性起偽”工作，教職員、醫務人員的團結、服務意識也大打折扣，而且不乏有人一切向錢看。恕筆者直言，自由主義經濟學人給我們指的路，是一條可以亡黨亡國的路，不僅會動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還會使中華優秀文化在我國社會漸漸失傳。

　　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今普世皆知，企業以人為本，并因此把“活工具”升為“人力資源”，把“市場人”變為“伙伴人”，甚至將管理中心由資產轉移到“人”身上，是順世界潮流而動;把企業強行由以人為本扭轉成以物為本，并因此把“主人翁”變為“市場人”、甚至當做“活工具”，把管理中心由“人”轉移到資產上，是逆世界潮流而動。按照自由主義經濟學對新中國企業進行改造，就會出現后一種情況，會逆世界潮流而動，會倒行逆施。

　　一個正確觀念可創造無限收益，同樣，一個錯誤觀念也可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害。張瑞敏堅持“只有盤活人，才能盤活資產”觀念，令身陷絕境的青島冰箱廠又蓬勃興起;韋爾奇堅持“以物為本只能守著利潤下線，以人為本則能沖上利潤上線”觀念，令業已萎縮的GE再現輝煌。而按照自由主義學觀念對我國企業進行改造，不僅令我國千千萬萬家靠“勒緊褲腰帶”建的企業“關停并轉”，還令我國千千萬萬家按照他們觀念建的企業也難以可持續，并使“蘇南模式”如今只留下華西村，讓我國距離世紀老人“先富帶后富”的英明設計越來越遠。

　　時下流傳一個公式，即“成功=40%思想觀念+40%人際關系+20%專業能力”(這公式適用于個人，也當適用于企業)。而中國五千年文化與中國化馬列主義已留下數不勝數的正確思想觀念且可以融洽人際關系。它已被中國共產黨領悟與采用，因此在革命與建設時期能創造無數個人間奇跡。也被娃哈哈、正泰等企業領悟與采用，因此能夠白手起家、由小到大、由弱至強、與跨國企業競爭中占據了主動權。我國最富有正確思想觀念，這是他國不可比擬的，其能否變為成功因子?還有待國人們領悟與信守。它不僅能促使中華民族再現輝煌，也能資助我國企業步入輝煌;不僅能令我國企業作出更具科學性的管理決策，也能令我國企業構建出更具人性化、可全面發展人的先進管理模式。而這種先進管理模式，我們黨曾為我國企業成功構建出，它是繼“鞍鋼憲法”后在《工業七十條》中出現的。我國企業運用這套管理模式期間，全國年均工業產值以17.9%增大。而美國此一時期仍采用“科學管理模式”，因此其全國年均工業產值只以3.2增大;日本此一期間構建出“溫情管理模式”，因此使其全國工業產值年均以8.8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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