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現代化”相輔相成。其中，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圍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統籌好政府、市場、社會三者關系，將有力促進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實現;工業現代化——工業化依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是民富國強的關鍵。近年來，世界銀行以及一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中國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為由頭，不斷鼓噪中國工業化的任務已經完成，這樣，可以轉移國家工作重心，著手搞這個化那個化。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誤導論調。

　　成功的工業化不僅培育出強大與高端的制造業，助推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農業與國防現代化，改造和升級經濟結構，而且還有效改造社會結構，培育和涌現大批產業工人，這既是培植工程師——技術革命的助產婆——的溫床，也是厚植城市中產階層——現代社會的穩定器——的土壤，為健康的城鎮化提供牢固的經濟與社會基礎，為安全的信息化提供可靠的技術與設備前提，更為重要的是，成功的工業化是國家經濟主權獨立的基礎，是執世界經濟之牛耳、成為世界強國的基礎。

　　“世界工廠”是經濟大國工業化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世界工廠”不僅是世界一般工業品的制造中心，而且是高精尖工業品的制造中心，是利潤品牌營銷中心，是科技管理創新的中心，是新一輪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發起的中心。歷史上英國作為“世界工廠”，貢獻了工廠制度，貢獻了第一次技術革命;美國作為“世界工廠”，貢獻了福特流水線與泰勒制，貢獻了第二次技術革命;日本作為世界工廠，貢獻了精益生產法，貢獻了“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和企業工會”的優秀管理制度。但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多年來，拼的是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廉價環境與“廉價貨幣”，世界看到中國的貢獻基本上都是組裝、代工、貼牌的“中國制造”。

　　與相同發展階段的工業強國相比，中國的工業化有很多水分，主要是外國資本、跨國企業注入的。近百年來，這些“燕子資本”總是依照“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進行國際分工，造就一個個“飛地經濟”，在世界成本洼地不斷遷徙——轉移工廠，大量“中國制造”實際多半是“中國組裝”，大量“中國創新”實際是在中國登記的國際專利，大量“中國外貿”實際是跨國公司完成的內部貿易。若脫去這些水分，中國經濟就會干癟下來，實際上，工業化遠沒有完成。

　　有鑒于此，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應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核心，繼續推進工業現代化，由現在的勞動密集、組裝制造、外資引領的初級工業化，向著技術密集、高端制造、民族主導的高級工業化邁進。但是，一些歪嘴和尚給國家念起“轉型升級”的經，不是向高端制造升級，而是向服務業轉型升級，向貿易、物流、金融還有房地產轉型，這不是升級，而是嚴重倒退。工業化的過程是經濟越做越實、產業鏈越做長、國際分工地位越做越高的過程。然而，中國的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近年來呈現的則是，經濟越來越虛、產業鏈與國際分工地位停滯不前的趨勢。

　　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它們成功地完成了工業化。所以，在世界經濟中，西方國家又稱“工業化國家”。歷史經驗表明，“工業化涌起的財富潮水，可以浮起港灣內所有的船”。拉美等國出現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際是工業化不能升級而夭折中斷的結果。拉美等國工業化之所以夭折中斷，是因為它們在新自由主義的“海妖歌聲”的引誘下，穿上了“弗里德曼的金馬甲”(也就是后來的“華盛頓共識”)華麗外衣，而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與國際化只能使產業越發泡沫化，經濟越發虛擬化，社會越發兩極化，政治越發附庸化。

　　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整合、協調好“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序社會”的三者關系;要積極推進、完成工業現代化，協調好工業現代化與農業、科技、國防現代化的關系;要處理好工業化與城鎮化、信息化、金融化的關系;要應對來自因結構調整、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各種國內矛盾，以及中國快速崛起所引致的各類國際挑戰;要通過“頂層設計與摸石頭過河”相結合，明確社會主義現代化方向，精心規劃，認真落實，排除萬難，爭取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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