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天下事單看一面常常令人迷惑，但比照而觀就清晰多了。2013年12月29日，都市媒體《東方早報》的副刊《上海書評》，以頭版導讀的形式發表了楊奎松批評汪暉的《以論帶史的尷尬》(以下簡稱楊批汪文)。事有湊巧，2013年7月，網絡出現化名“史清”的文章《忍不住的質疑——楊奎松新著<忍不住的“關懷”>的百處硬傷》(以下簡稱史文)，楊奎松對此進行了公開回應(以下簡稱楊回應文)。這其實給了我們很好的機會，可以看到同一個人的兩張面皮，在不同的情況下是如何展示和表現的，其絕妙之處，或不免令人有觀止之嘆。 

　　一、“百處硬傷”和“與人為善”

　　史文號稱質疑楊著的“百處硬傷”，他還真是硬生生找出了“百處硬傷”，不多不少，剛好一百處。對這些“硬傷”的大部分，楊奎松承認“我口服心服，不想做任何辯解”。但楊對史文也有不滿處，因為史文“滿篇使用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兒”，諸如“改動引文”、“顛倒原義”、“隨意杜撰”、“亂編注釋”、“混淆史實”、“移花接木”、“斷章取義”、“偷換主語”、“偷梁換柱”、“糊弄讀者”、“張冠李戴”……等等。楊奎松認為，“借機惡言惡語地指責批判同行的作品和為人”，是“極不可取”的，這種歪風邪氣是必須剎住的。在回應文的結尾部分，楊奎松極為誠懇地表示：

　　“畢竟我們都是學者。再有道理的學術批評，真正能夠讓自己獲益的方法，也必須在嚴守學術標準，和與人為善的基礎上，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學術觀點和史實解讀可以爭論，但不能上綱上線到政治或道德高度去；研究中的錯訛理當指正，惟應實事求是，與人為善。因此，無論史文作者有怎樣的不滿，我還是希望有關這類批評能回到學術討論的層面上來。這樣才能對改善大陸今天已經不那么健康的學術風氣，使之不致進一步惡化有好處。”

　　楊奎松的這種誠懇表示感動了許多人，包括本人在內，也覺得楊奎松先生說得真是太好了，太有學人風范了，“對改善大陸今天已經不那么健康的學術風氣”起到了某種標本的作用。但時過5個月，楊奎松似乎徹底忘記自己先前說的話了，在批評汪暉的大作中，展示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皮來了。

　　二、誰的“語病”、“無知”與“錯誤”？

　　史清核查了楊著的40%，找出了“百處硬傷”，楊基本無可抵賴。那么，楊批汪文又做了什么呢?首先，楊批汪文的核心部分是，針對汪暉一篇文章中第二部分中的第一小節進行了“糾謬”。“糾謬”的方法之一是查找“語病”。但非常可惜，正如王維佳在博客文章《都市媒體為何熱心“學術爭論”》指出的那樣，楊剛開始引用和解讀汪文的一段話，就完全誤讀了。(為免繁冗，文不具引，可參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b4ffcc0101fwil.html)王維佳表示：“這不免讓人對楊先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和后續討論質量心生疑竇。”這或許不奇怪。奇怪的是，楊批汪文從一開頭就表現出極為不滿汪暉的“跨界”，因為汪暉是文學出身的，“跨界游走”于史學領域，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何以史學出身的楊本人卻偏偏要去挑“語病”呢，這豈不是以短攻長的“跨界”么?令人費解。

　　其次，汪文在這個小節的開頭，明確說了，這是“對人民戰爭做出理論解釋”。這個小節合計才2842字，根本不是對人民戰爭的實證研究，而只是一種思想性的勾勒，為進一步的歷史解讀提供理論視野。但楊批汪文的重點所在其實是史料考證，因為“人民戰爭”是中共黨史的重要領域，楊奎松則是中共黨史赫赫有名的專家，這就是為什么他要強調汪暉“跨界”的原因：從史料實證上挑出汪暉的錯誤，也就意味著汪暉的思考和“理論解釋”不值得重視。那么，楊的史料考證又如何呢?仍然非常可惜，因為楊刻意要挑錯的對象是屬于概括性的論述，他實際上無法證明汪暉的錯誤，只能猜度汪暉可能不知道更多的相關情況，因而就補充了許多知識乃至常識。季劍青對此的考察可謂一針見血：

　　“將作者沒有敘述的內容，一概稱之為無知，甚至說作者不知道‘江西蘇區失敗、紅軍損失十分之九，和隨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轉變’這樣的教科書常識，這如果不是一種粗暴的判斷，至少也是非常不嚴肅的。”

　　(為免繁冗，具體考證不詳引，可參看季劍青：《令人失望的“學術批評”——評楊奎松<以論帶史的尷尬>》，http://www.guancha.cn/Ji-Jianqing/2013_12_31_196398_2.shtml)

　　不僅如此，楊奎松也有幾處涉及實質細節的考證，但根據楊的考證，細心的讀者只要稍加比照，也能發現不少問題。比如有關“邊區政府”的考證，楊奎松鐵板釘釘指責汪暉的錯誤，我們不妨加以比照研究。由于此處尚未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無法避免繁冗了，只好詳引一段楊的批判，懇求大家多點耐心了：

　　汪文寫道：“人民戰爭的關鍵成果之一是割據的紅色政權的確立。紅色政權的主要政治形式是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邊區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形式。”“邊區政府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取得了群眾對于邊區政府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粉碎圍剿。”凡是讀過中學、大學相關近現代史課程的讀者，相信讀到這些文字時都會感到有點別扭。因為，大家熟悉的“邊區政府”這一概念是用來指抗日戰爭期間陜甘寧和晉察冀的，沒有誰會拿它來指蘇維埃革命時期的紅色政權。不錯，作者關于“邊區”的概念是讀《毛選》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得來的，毛澤東在此文中確實使用了“邊區”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過粗心，他沒有注意到，無論在此文中，還是在《毛選》其他文章中，毛澤東都不曾把“邊區”和“政府”合在一起用過，只是在抗戰期間的文章中才頻頻用到“邊區政府”一詞。換句話來說，毛澤東在蘇維埃革命時期寫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邊區”兩個字，但此“邊區”非彼“邊區”。

　　楊批汪文在此處犯了多處錯誤。1、楊說：“作者關于‘邊區’的概念是讀《毛選》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得來的。”這是曲解，汪文提及此篇，但完全沒有說“邊區”概念出自《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楊說：“毛澤東在此文中確實使用了‘邊區’這一概念。”這是楊自己的判斷。假如根據楊自己那種吹毛求疵的標準，只能說，楊這是胡扯，因為《毛選》第一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根本沒有出現“邊區”概念。但假如不降格到楊本人那種標準，平實而論，我個人并不認為楊這種說法就是錯誤的，因為《毛選》此文中出現“邊界”概念總計20次。“邊界”和“邊區”是否有差異?當然有語詞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完全無關緊要。事實上，《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提及“邊區”概念，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有過“邊界區域”的提法，所謂“邊區”無非就是“邊界區域”的略稱而已。

　　楊說：“作者未免太過粗心，他沒有注意到，無論在此文中，還是在《毛選》其他文章中，毛澤東都不曾把‘邊區’和‘政府’合在一起用過，只是在抗戰期間的文章中才頻頻用到‘邊區政府’一詞。”以哲思為主的學者多半是根據自己以往的閱讀經驗進行闡釋和論述，確實不像一般考證學者那樣一條材料一條材料地說話，由于學術習慣的差異，考證學者有時傾向于指責哲思學者“未免太過粗心”，這實際上是門戶之見。我們都知道，韋伯《儒教與道教》一書，在實證性的材料上面有不少錯誤，但這完全不妨礙此書成為世界學術名著。不過，楊雖以考證為主，在批判別人的時候，竟也“未免太過粗心”，殊令人浩嘆。何發此言?因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擺明就提及“邊界政權”2處，《井岡山的斗爭》中提及“邊界政府”1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及“邊界政權”1處。在如今的電子時代，要查實“邊區”(與“邊界”無異，楊本人也承認此點)與“政府”或“政權”是否合在一起用過，其實很簡單，但楊以考證為傲，批判之時也咄咄逼人，卻就是不肯稍加細工夫(否則何至于被史清一查即查出“百處硬傷”)，其“未免太過粗心”實在令人“未免太過無語”了。

　　當然楊批汪文也有一部分涉及某些概念的歷史和理論的探討，諸如“政黨”、“階級”、“人民”、“農民”等。堂堂正正在這些高層次上挑戰汪暉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見解，而不是謀求以挑“語病”和挑“史料”來證明別人“跨界”的無能，這本來是一件學術界的大好事。因此，本文不擬插入這部分的探討，反而歡迎這部分的挑戰和再深入討論，因為我個人與楊奎松回應史清時其實抱著同一個目的，即“讓學術批評回歸學術”。

　　三、“大批判”的升級：從“主觀色彩”走向攻擊詆毀

　　楊奎松指責史文“滿篇使用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兒”，諸如“改動引文”、“顛倒原義”、“隨意杜撰”、“亂編注釋”、“混淆史實”、“移花接木”、“斷章取義”、“偷換主語”、“偷梁換柱”、“糊弄讀者”、“張冠李戴”……等等。查史文字數總計12461，“改動引文”23處，“顛倒原義”2處，“移花接木”4處，“斷章取義”3處，“張冠李戴”3處，“隨意杜撰”1處，“亂編注釋”3處，“混淆史實”2處，“偷換主語”4處，“偷梁換柱”1處，“糊弄讀者”1處，這些“主觀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兒”數字共計180字。即此而言，其實很難說得上是“滿篇使用”了，因為這些“主觀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兒”總共才占史文0.01%多一點點。且平實而論，“改動引文”一詞全無“主觀色彩”，而單此詞即高達180字中的92字，除去它，則那些“強烈主觀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兒”就剩下88字了，共占史文0.007%多一點點了，這離“滿篇使用”更是差得太遠了。

　　現在來看楊批汪文是個什么情況。查楊批汪文字數總計24997，但那些“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大批判”語句兒(而不是“字眼兒”)有多少呢?先看開頭第四段：

　　作者其實并不具備歷史解讀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能力，他不僅自己就深受“那個時代支配人們行動的原則、價值觀和對抗性的政治”的困擾，常常深陷于國家利益的局限之中，并且連像歷史學家那樣基于歷史內部來理解政治的能力都不具備。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嚴重缺乏最基本的歷史知識，幾乎每一談及作為其論點的論據，即歷史史實時，都會出錯。就連最不該出錯的歷史概念的使用，作者也經常會張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也許是作者對舉證底氣不足，硬寫強辯的原因，全文中行文和邏輯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語病連連。當然，如此錯誤百出，雜志社竟能夠一字不改讓其發表，也著實讓人頗多感慨。

　　(在毫無論證的情況下，劈頭就如此充滿“主觀色彩”，“大批判”橫行無忌，而字數已計271了。)

　　類似的段落還有不少，隨手摘錄幾段：

　　這其實反映出作者對這段歷史情況實在太不了解了。

　　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蘇維埃革命的歷史，也不了解江西蘇區時期的歷史，自然更不了解從1927年失敗到1934年再失敗之后，中共為重新崛起，在改變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系上面，進行了怎樣的努力。

　　汪文作者對歷史甚少知識，理當擅長于論說，可是，作者在此文中表現出來的論說能力竟也讓人深感失望。如（5）（8）兩句談的就不是歷史史實，而是在談作者的論點，讀起來一樣讓人摸不著頭腦。

　　(這是串聯在一起的三段，合計數字207)

　　汪文會如此敘述，仍然是對這段歷史的無知造成的。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蘇維埃革命的歷史，也不了解江西蘇區時期的歷史，自然更不了解從1927年失敗到1934年再失敗之后，中共為重新崛起，在改變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系上面，進行了怎樣的努力。作者對這一切毫無概念，只是基于自己認定的“人民戰爭”創造了一切的想象，想當然地以為，武裝斗爭、工農紅軍、紅色政權既然在江西蘇區結為一體，自然也就意味著“人民戰爭”的全面展開。一個已經“人民戰爭”化并成長為“超級政黨”的中共，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系一定也變得十分成熟了。他竟然不知道有江西蘇區失敗、紅軍損失十分之九，和隨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轉變這回事！

　　汪文作者在文學理論上有自己的專長，應該不會出這類純粹常識性的低級錯誤，但跨界到歷史學界，特別是跨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來，就不免因知識太少每每表現得捉襟露肘，錯誤百出了。

　　(這是串聯在一起的兩段，合計數字388)

　　汪文作者在文學理論上有自己的專長，應該不會出這類純粹常識性的低級錯誤，但跨界到歷史學界，特別是跨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來，就不免因知識太少每每表現得捉襟露肘，錯誤百出了。作者所以會把農民和無產階級混為一談，估計是太過浮皮潦草和太少閱讀《毛選》得來的一種印象。

　　(這是某段的開頭，合計130字)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楊奎松加重語氣說：

　　今天任何想要發揮自己政論長才的學者，如果要拿歷史做證據，還是請務必先去認認真真地讀一點歷史書為好；涉及中共黨史，最起碼的，也要把《毛選》里的文章讀懂吧。

　　(此段合計76字，后來被《東方早報》拿來用為寫微博的標題：【楊奎松批汪暉新作：《毛選》沒讀懂，談什么黨史】)

　　單這些段落加起來，總計數字已有1072，占楊批汪文的0.04%多一點點，比0.01%超出4倍還多，比0.007%則超出5倍有余。這還完全沒有計算其中太多散落的“主觀色彩的大批判”語句兒，諸如：

　　“造出中方深感突兀的情節，就違背學術研究的原則了。”

　　“作者在沒有認真研讀過史書的情況下即已主觀認定。”

　　“汪暉擅長標新立異。”

　　“硬要說這一時期的中共只是少數知識分子所構成，不是無知，就是瞎說。”

　　“一句話寫得如此別扭，……顯示出作者不顧史實勉強‘硬寫’的尷尬。”

　　“汪文的行文及邏輯卻頻出問題，這只能說明作者對自己所談歷史的史料和史實太過生疏甚至于太缺乏常識了。”

　　“作者卻毫無意識，霸王硬上弓，這自然要弄出更多的錯誤來。”

　　“他缺乏基本的理論敏感。”

　　“汪文作者完全不了解讀《毛選》也要歷史地讀。”

　　“汪文自己的表述常常表現得比較混亂。”

　　“顯然，每當作者想要自圓其說的時候，他對歷史的解讀總是會自己和自己打起來。”

　　“對于這些歷史情況，汪文作者幾乎一無所知。”

　　“其對當時歷史的了解卻極其表面，常常似是非是，似是而非。”

　　“硬要和中共決議及官修史書對著干。”

　　…… …… …… …… …… …… ……

　　好了，太多了，我們打住吧，否則讀者的耐心要磨沒了。楊奎松憤憤不平于史文“滿篇使用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兒”，雖然楊批汪文“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大批判”語句兒遠超史文，但我仍不敢認為這是“滿篇使用”。不過，史文之“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兒”，諸如“改動引文”、“顛倒原義”、“隨意杜撰”、“亂編注釋”、“混淆史實”、“移花接木”、“斷章取義”、“偷換主語”、“偷梁換柱”、“糊弄讀者”、“張冠李戴”，這好歹沒有帶侮辱性的字眼兒吧;而楊批汪文，“不具備歷史解讀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能力”、“缺乏最基本的歷史知識”、“硬寫強辯”、“一無所知”、“錯誤百出”、“缺乏常識”，最后甚至諷刺連《毛選》也沒讀懂，這遠不止于什么“帶有主觀色彩”了，而是極為嚴重的攻擊和詆毀，辱人之深，莫此為甚了。這只要看看王維佳初讀楊批汪文的第一印象，即可了然：

　　這位撰文的歷史學家不僅憑學科歸屬質疑對方“跨界”的資質，而且不斷批評對方缺乏基本的歷史常識。其言辭之激烈，堪比小學教員批評掉隊的差生，如“作者嚴重缺乏最基本的歷史知識”；“幾乎每一談及作為其論點的論據，即歷史史實時，都會出錯”；“就連最不該出錯的歷史概念的使用，作者也經常會張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全文中行文和邏輯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語病連連”。如此一說，被批評的文章簡直不堪入目。

　　四、小結：如何安置學者的兩張皮？

　　楊奎松回應史清：“畢竟我們都是學者。”期待學術批判應有學者風范。但楊奎松批判汪暉的時候，表現得又有多少學者風范呢?

　　楊奎松說：“再有道理的學術批評，真正能夠讓自己獲益的方法，也必須在嚴守學術標準，和與人為善的基礎上，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可是楊奎松在沒有多少證據甚至是錯誤證據的情況下，仍不肯與人為善，其“借機惡言惡語地指責批判同行的作品和為人”的惡劣程度遠非史清可望其項背，這又是為什么呢?

　　楊奎松念茲在茲：“我還是希望有關這類批評能回到學術討論的層面上來。這樣才能對改善大陸今天已經不那么健康的學術風氣，使之不致進一步惡化有好處。”在回應史清的時候，楊奎松以挽救大陸學術風氣而自任，令人感佩莫名，覺其道德情懷和智識眼光，真非一般屑屑者可比;然而，時不過5個月，楊奎松就完全忘記了自己的道德情懷，在批判汪暉的過程中，其奮不顧身，竟根本不惜令自己的節操碎了一地。

　　我不認為楊奎松的第一張皮只是虛偽的面皮，第二張皮才是他真實的面皮。這不是楊奎松一個人的問題，他僅僅是把這個問題暴露得太過赤裸裸，太沒有遮掩，太令人目驚口呆而已。其實，我們許多人都有兩張皮。我不是道學家，不打算勸大家在隱微之處，也必須戒慎恐懼，攀神念圣，非要無時無刻都得敬儆靜靖;我只是期待，公共空間特別是學術公器層面的批評，每一個學人盡量自我約束各自的私人情緒，從我做起，則學術風氣之惡化，或許將不至于無可底止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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