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汪暉怎么批評：文獻綜述與征引

二、楊奎松的回應為什么是學術攻擊：第一篇的舉證力量遠遠無法實現其目標

　　（一）楊奎松試圖全面否定汪暉的學術能力

　　（二）政治正確+實利算計——楊奎松的學術追求

　　（三）不說就是不知道，說了裝作看不見——楊奎松的判斷邏輯

　　（四）楊奎松第一篇文章是惡劣的學術歪曲和攻擊

三、楊奎松怎么批評：第二篇試圖以“暴力學術”羅織“政治罪名”

　　（一）一伎不成，再使一伎

　　（二）學術歪曲的升級版：暴力學術與政治誣陷

四、暴力學術與媒體暴力的媾和

　　（一）肆意歪曲的暴力學術是楊奎松“羅織罪名”的基礎

　　（二）《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對暴力學術推波助瀾

　　（三）暴力學術要求劃定研究和批評的“禁區”

五、拒絕“暴力學術—媒體暴力”媾和，是健康學術討論的基礎

　　在社會意見劇烈分化、媒體熱衷于介入學術判斷的今天，保持學術批評的基本品格，對于學術和社會的發展都非常重要。包含政治辯論的學術討論，如果能夠堅持基本的學術倫理和規范，可以為充滿沖突的社會提供理性對話的榜樣。在那些包含政治批判的學術批評中，能否堅持基本的學術倫理，是對批評者的重要考驗。

　　最近楊奎松教授在半月之內，連續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發表兩篇將近兩萬五千余字的長文【2013年12月29日《以論帶史的尷尬——為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糾謬”》(以下稱“第一篇”)，2014年1月14日《也談“去政治化”問題——對汪暉的新“歷史觀”的質疑》(以下稱“第二篇”)】批評汪暉教授，卻因為缺乏根據地全盤否定批評對象、隨意扭曲批評對象等問題，迅速遭遇多位學者的反駁。鑒于目前中國學術界學術批評的不正常狀況，這是一個值得分析和觀察的重要案例。

　　楊奎松著文批評緣起于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一文。楊奎松第一篇批評文章發表當天，網名“季書白”的北京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季劍青即在題為《關于楊奎松評汪暉文的一點感想》的文章中指出，楊奎松主張批評應該“實事求是，與人為善”，自己卻背道而行：

　　我們在這篇洋洋灑灑的批評文章中，只看到作者如何龂龂于所謂的語病和邏輯錯誤，如何從具體的材料問題推斷出對汪暉全文乃至其學風的全盤否定，出語也有點輕佻粗暴，與他自己標榜的“實事求是，與人為善”(《讓學術批評回歸學術--對史清"質疑"《忍不住的關懷》一文的公開回應》)的態度，實在相去甚遠，令人失望。

　　(http://oisum.com/Article/sichao/2013/12/312081.html，為修改后文章鏈接)

　　“觀察者網”在轉載楊奎松第一篇批評文章時所加的“編者按”，也提及楊奎松對“史清”的回應，并追問他是否踐履了自己對批評者的期待：

　　2013年7月30日，觀察者網就刊登了一篇署名“史清”的文章（編者注：該文首發烏有網刊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3/07/303843.html），質疑著名歷史學者楊奎松教授的新書《忍不住的“關懷”》有百處硬傷，是“一本處處與最基本的學術規范相抵牾的學術著作”。對此楊教授也立即發表長文《讓學術批評回歸學術》回應，在承認部分硬傷之后，稱史清“滿篇使用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兒”“以上質疑不屬于學術討論”。楊教授提到的所謂大批判字眼在近年來的一些學術圈事件中并不少見，動輒對“自己不喜歡的研究同仁”扣帽子、上綱上線之惡劣風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幾年前南京大學某知名教授和無數匿名者就曾對清華大學汪暉教授使用鋪天蓋地的類似字眼甚至惡劣的辱罵。

　　這一次，楊奎松教授親自撰文批評汪暉，是否是其“希望大陸回歸健康學術風氣”愿景的踐行?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判斷。

　　(http://www.guancha.cn/YangKuiSong/2013_12_30_196367.shtml)

　　由此看來，楊奎松兩批汪暉的案例值得思考之處在于：其一，因為楊奎松此前有這樣的呼吁，他自己在批評汪暉時的表現，可以讓我們一定程度了解當前學術批評的危機所在;其二，近年來，批判汪暉儼然成為其意見對立陣營的一種時髦，楊奎松的密集批判，也可以為我們思考意見分歧背景下理性對話如何可能，提供一面鏡子。

　　楊奎松是否食言而肥?楊奎松對汪暉的批評是否其“希望大陸回歸健康學術風氣”愿景的踐行?觀察者網編輯提出的這一問題，也是這篇案例首先要回答的問題。這需要了解，楊奎松兩篇文章對汪暉的批評究竟有多少站得住腳，有多少站不住腳?有多少是完全不懂或者故意曲解，有多少切中肯綮?因此，最好對楊奎松的諸條批評有逐一的核對和分析。不過，這里暫不把本人逐一核對的要點寫出，即使僅僅分析重點例子，文章已會顯得有些冗長。這里多有長段引用，意在立此存照，惟望有心者察之。

　　筆者的基本結論是：楊奎松對汪暉的兩篇批評，第一篇是毫無掩飾的學術攻擊，第二篇則是以充滿肆意歪曲的“暴力學術”為基礎，對汪暉進行政治誣陷。楊奎松給他自己所希望的“大陸回歸健康學術風氣”，增添了一個惡劣的反面案例。

　　一、汪暉怎么批評：文獻綜述與征引

　　楊奎松在第一篇開頭交待了此次批汪暉的緣起，青年同事希望他“能批評一下該文”，《文化縱橫》邀請他“對汪文做一‘點評’”。而他認為“看過文章開篇，我就發現汪文把批評的主要矛頭指向了沈志華，這意味著如果要點評，也應由志華親自去回應的好。”也就是說，汪暉對沈志華的批評，是楊奎松寫下第一篇的重要原因。

　　那么，汪暉是怎樣批評沈志華的呢?下面摘錄汪暉文章涉及沈志華論述的主要部分：

　　1、曾有歷史學家提出：如果中國在釜山戰役全面展開之前出兵朝鮮，美國就會失去仁川登陸的機會，[17]這個觀點與1950年10月麥克阿瑟在威克島與杜魯門討論中蘇會否出兵時的觀點完全一致，即中國錯過了最佳出兵機會從而不會出兵。從軍事的角度說，這一判斷有一定的根據，但這種從純粹的軍事觀點判斷戰爭進程的方式與毛澤東對戰爭的把握大異其趣。

　　[17]“如果在仁川登陸前中國軍隊可以協防后方，從而保障人民軍主力在前線取勝;仁川登陸后中國軍隊可以在三八線建立一道防御線，從而阻止敵軍繼續北進的話，那么到10月初人民軍主力喪失殆盡、三八線已被突破的時候，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良機已不復存在。”見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下)，“難以作出的抉擇”(沈志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45頁。

　　2、過去十年中，中國大陸關于朝鮮戰爭的研究發生了一個轉向，除了徹底拋棄了國際主義的視野，轉而用較為單純的民族主義視野解釋這場戰爭之外，另一個趨勢是將研究的中心從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轉向中蘇關系。比較有影響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與金日成聯手背著毛澤東策劃朝鮮戰爭，聯手誘導中國參戰;[21]二、蘇聯放手朝鮮發起統一戰爭，是因為對控制中國東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國出兵朝鮮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蘇聯以美國壓境為理由加強在東北的駐軍而受蘇聯控制;[22]……四、朝鮮戰爭加速了中蘇同盟的進程，也破壞了與美國改善關系的契機。[25]因此，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中蘇關系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出兵朝鮮?

　　[21]例如，沈志華認為，“斯大林對于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的具體內容和計劃，絲毫也沒有向中國透露”。見氏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章“越過三八線”，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紀坡民在《夾擊中的奮斗：毛澤東出兵援朝的艱難決策》中認為，“‘三國同謀論’可以休矣”，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兩人背著中國秘密策劃的﹐直到開戰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飯了﹐才告訴毛澤東;斯大林的盤算最精﹐仗是朝鮮人在打﹐勝了﹐蘇聯獲益巨大﹐敗了﹐受損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關方”實際上是中國。載《香港傳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

　　[22]例如，沈志華推斷，斯大林在1950年初中蘇同盟形成、蘇聯被迫出讓大部分在中國的權益之后，很可能是為了在朝鮮半島獲得取代旅順的不凍港，以彌補在中國的損失，才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同意朝鮮的進攻計劃。參見氏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章“越過三八線”，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保障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九州出版社，2013年。沈志華認為，“毛澤東很有理由做這樣的推理：既然美國繼侵占北朝鮮后會進一步跨過鴨綠江，那么，戰火一旦在中國東北境內燃起，蘇聯很可能會以中蘇同盟條約為依據而出兵東北。其結果，不是美國占領東北，就是蘇聯控制東北。這就是說，無論未來東北戰場鹿死誰手，中國都將失去在東北的主權。”見氏著，《冷戰在亞洲》，“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3頁。

　　[25]“……甚至由于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沖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中國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引者注：停止于三八線)的另一個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位”，見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359頁。

　　3、毛澤東反對美國及其仆從勢力軍事介入朝鮮半島，而同時保持著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承諾。[26]他的修辭包括兩方面，即一方面對中國、朝鮮有利，這是最能夠說服全體中國人民、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理由;另一方面對東方和世界有利，這涉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這個世界格局的新特點是出現了東西兩大陣營，而中國正是東方陣營的一員。1950年1月，朝鮮戰爭爆發前五個月，蘇聯因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提議未獲通過而宣布退出安理會會議，從而缺席了6月25日為討論朝鮮戰爭而舉行的安理會會議。這個細節現在被一些學者解釋為一種“放水”行動，即蘇聯因缺席而無法行使否決權，遂使聯合國通過美國主導的組成聯合國軍并卷入朝鮮內戰的議案。[27]這一猜測因葛羅米柯回憶錄中有關斯大林拒絕讓蘇聯代表參加安理會并行使否決權的細節而得到加強。這是否是一個有預謀的行動?

　　參照1950年初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談而不通報在蘇訪問的毛澤東的細節，這個推斷不無道理。但既然蘇聯支持北方的統一戰爭，它又有什么理由故意讓那么多聯合國軍合法介入朝鮮戰爭?比較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俄國學者披露的檔案，即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的電報。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解釋了蘇聯退出安理會的四個目的：“第一，表明蘇聯與新中國的團結一致;第二，強調美國的政策荒誕愚蠢，因為它承認國民黨政府這個小丑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代表，卻不允許中國的真正代表進入安理會;第三，使得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成為非法;[28]第四，解綁美國的雙手，讓它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票再做些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的真實面目。”[29]

　　斯大林的第四點實際上就是指朝鮮戰爭，他接著說：“我們退出安理會后，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上的威望和道義上的制高點，現在沒有幾個正直的人還會懷疑，美國在朝鮮扮演了加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軍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揚的那樣強大。此外，很明顯，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從國際力量平衡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30]此后的事態發展多少印證了斯大林的估計。安理會決議后，杜魯門命令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全力支援李承晚政權，同時，命令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以阻止中國可能進行的對臺灣的進攻。從斯大林的盤算看，美國的注意力的確從歐洲轉向了遠東，但從美國方面看，它對遠東事務的介入、與蘇聯在這一區域爭奪勢力范圍的態勢，均非始于1950年。蘇聯缺席安理會恐怕并不是軍事介入朝鮮的關鍵因素。

　　[26]張文木根據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等材料指出，早在1949年5月間，毛澤東即與金日成的代表金一討論過朝鮮的軍事行動的問題，幫助分析朝鮮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幾種可能結果，其中包括日本卷入的情況，并明確表示“你們不用擔心，……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都是黑頭發，誰也分不清。”(《柯瓦廖夫關于毛澤東通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致斯大林電》(1949年5月18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87-188，189-190。)這一討論是當年3月斯大林與金日成在莫斯科會談的延續。他還梳理出毛澤東與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間在1950年5月對戰爭的溝通線索：5月13日金日成赴北京向毛澤東傳達斯大林“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的指示，毛澤東表示需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說明”;5月14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明確表示“同意朝鮮人關于實現統一的建議”，及“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鑒于蘇聯有了明確的支持態度，毛澤東也表示愿意支援朝鮮的行動。見氏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4-636、652-654頁。

　　[27]參見沈志華的《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九州出版社，2013)及紀坡民，《夾擊中的奮斗：毛澤東出兵援朝的艱難決策》“斯大林策劃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初探”一節。

　　[29]斯大林致哥特瓦爾特電報。沈志華的《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一書第53-54頁引用了這封電報。在校訂此文的過程中，高瑾致信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詢問這封電報的來源和翻譯的準確度。俄方于2013年10月30日寄來了掃描件。經過比對，這里根據高瑾的翻譯更動譯文。主要更動處是：電報第三條起頭沈譯為“認定”，現譯為“使得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成為非法。”此外也有個別詞句上的改譯。電報掃描件見照片。

　　[30]同上，譯文有所變動。

　　汪暉的上述三處論述，采用的是典型的學術討論的方式，即正文綜述學術界研究趨勢或具體觀點，并在注釋中列舉主要例子;汪暉對已有觀點和文獻的歸納和引述，包含了對話或批評的關系，但這些歸納、引述和討論只是其論文的枝節部分，其論文的主干部分是汪暉自己對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的分析和闡釋。上引第三段的注釋還涉及沈志華對一份重要電報的翻譯問題，這也只是陳述事實。

　　也就是說，汪暉論文涉及沈志華觀點的引用和討論，是就事論事、點到即止的，其論文的重心在于闡述自己對歷史事件的分析(上引內容在汪暉該篇論文中只占很小比重)。這種引用和討論方式是汪暉常用的，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本)等著述中俯拾可見。這是一種符合學術慣例、充分尊重被引用者、同時明確給出不同意見和討論的、學術討論中常見的(也是典范性的)討論方式。

　　二、楊奎松的回應為什么是學術攻擊：第一篇的舉證力量遠遠無法實現其目標

　　（一）楊奎松試圖全面否定汪暉的學術能力

　　那么，楊奎松是怎樣進行學術討論和批評的呢?他的第一篇與第二篇有所不同。我們先看第一篇。

　　楊奎松此文自始至終都在給汪暉及其文章《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下明確的、泛指的負面判斷，他對自己的愿望、意圖和目標的表達是強烈的、清晰的。

　　楊奎松對文章的總判斷在文章開頭部分、尚未開始舉證之時就已經給出(序號為引者所加)：

　　(1)作者嚴重缺乏最基本的歷史知識，幾乎每一談及作為其論點的論據，即歷史史實時，都會出錯。(2)就連最不該出錯的歷史概念的使用，作者也經常會張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3)也許是作者對舉證底氣不足，硬寫強辯的原因，全文中行文和邏輯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語病連連。

　　這上述每個方面，楊奎松都有系列判斷和指責，這里不一一列舉。

　　以這些判斷為基礎，楊奎松進一步的愿望和目標，在下面這句話中表達得比較充分：

　　汪文作者在文學理論上有自己的專長，應該不會出這類純粹常識性的低級錯誤，但跨界到歷史學界，特別是跨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來，就不免因知識太少每每表現得捉襟露肘，錯誤百出了。

　　這句話在楊奎松文章中原封不動地重復了兩次，是他念茲在茲、反復強調的部分，無疑是文章的重中之重，從全文來看也的確如此。

　　而且楊奎松在文章結尾時再一次強調：

　　今天任何想要發揮自己政論長才的學者，如果要拿歷史做證據，還是請務必先去認認真真地讀一點歷史書為好;涉及中共黨史，最起碼的，也要把《毛選》里的文章讀懂吧。

　　不少網站在轉載楊奎松文章時，或用《東方早報》微博用的標題《<毛選>沒讀懂，談什么黨史》，或用《讀懂<毛選>再來談黨史》，都是從這句話變化而來。

　　因此，可以看出，楊奎松批評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一文，不止是試圖指出這篇文章本身的問題，而且試圖由此推斷，汪暉并不具備“跨界到歷史學界，特別是跨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來”的能力。

　　楊奎松對汪暉看上去缺乏了解。其一，如果嚴格講究專業劃分，汪暉的專業出身并不是“文學理論”，而是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魯迅研究;其二，汪暉二十年前即已跨界到歷史學界，并且早有《現代中國思想興起》(四卷本)這一思想史著作問世。

　　但事實上，在2010年王彬彬企圖指控汪暉的魯迅研究《反抗絕望》和思想史研究《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抄襲的事件中，楊奎松就曾接受記者訪問評論此事。要說楊奎松這樣強聞博識的教授，不知道汪暉早已“跨界”的一些事實，可能性并不大。

　　因此，楊奎松宣揚汪暉沒有能力“跨界到歷史學界，特別是跨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來”的判斷，其目標還要更深一些，那就是，以此為基點，一并否定汪暉此前二十年來在歷史包括思想史領域的已有“跨界”工作。

　　不過，否定汪暉“跨界到歷史學界”的能力，還不是楊奎松最希望通過這篇文章達到的目標。他更進一步的目標，在于否定汪暉的“理論”、“論說”能力。他的論述脈絡如下：

　　汪暉擅長標新立異和理論創新。以中共建成江西蘇區為線，將此前此后的中共說成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政黨”，認為前面作用不大，之后則成了“超級政黨”等等說法，或可視為一家之言。問題在于，作者推導歸納得出這一結論性新觀點的史實說明與判斷，是否可靠和準確呢?……“硬寫”是許多習慣于以論帶史的研究者經常會出現的情況，但多數以論帶史的寫手知道如何去尋找并剪裁出適合于自己觀點的史料與史實，故就行文邏輯上大體上還能自圓其說，行文紊亂、自相矛盾的情況并不多見。汪文的行文及邏輯卻頻出問題，這只能說明作者對自己所談歷史的史料和史實太過生疏甚至于太缺乏常識了。……汪文作者對歷史甚少知識，理當擅長于論說，可是，作者在此文中表現出來的論說能力竟也讓人深感失望。如(5)(8)兩句談的就不是歷史史實，而是在談作者的論點，讀起來一樣讓人摸不著頭腦。……汪文作者在文學理論上有自己的專長，應該不會出這類純粹常識性的低級錯誤，但跨界到歷史學界，特別是跨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來，就不免因知識太少每每表現得捉襟露肘，錯誤百出了。

　　楊奎松先指出“汪暉擅長標新立異和理論創新”，再指出汪暉因為缺乏歷史常識，“行文邏輯”不能“自圓其說”，再進一步，指出“作者在此文中表現出來的論說能力竟也讓人深感失望”，最后的結論是，汪暉只是“文學理論”有“專長”，其他方面的“理論”尤其是歷史和黨史的理論就“誤百出”了。

　　從這個脈絡來看，楊奎松上述那句重復了兩次的話，否定的重點并不是汪暉“跨界到歷史”，而是否定汪暉在建構“理論”方面的能力。但楊奎松這篇批評文章又沒有表現出直接就“理論”進行批評的勇氣，而是寫得拉拉雜雜，繞了一個大圈子，從扮演語言學家糾語病，到表演材料考證，然后才半遮半掩地說：別看人家說“汪暉擅長標新立異和理論創新”，我認為你“理論”不行。

　　不過，他的這種迂回行進，他對汪暉此文實施“打擊”的程度，能實現其“美好”目標嗎?

　　下面先看楊奎松對汪暉的理論批評，再看他對史實的“糾謬”。至于語文專家楊老師的評點則放下不表了，這些方面季劍青等人文章均已有討論。

　　（二）政治正確+實利算計——楊奎松的學術追求

　　此前評論楊奎松《以論帶史的尷尬》的多篇文章(季劍青《令人失望的“學術批評”——評楊奎松<以論帶史的尷尬>》;王維佳《都市媒體為何熱心“學術爭論”》;華東師大同學《讀楊奎松先生文章有感》;侯悅軒《誰的歷史,誰的論述?》等)，無一例外都指出了楊奎松文章一開頭便出現的一處閱讀理解的“硬傷”：汪暉的原文意思非常清楚，他基于“內部視野”的理解方式，“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觀地位的社會科學家那樣，而楊奎松的理解南轅北轍：“作者還主張要‘自居于客觀地位’，‘徹底地排除那個時代支配人們行動的原則、價值觀和對抗性的政治’對研究者的影響，這就更加應該肯定。”

　　楊奎松在第二篇文章中也承認了此處理解的南轅北轍。

　　不過，楊奎松閱讀理解的南轅北轍并非孤例，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多見。他在這些地方，多把自己不理解的汪暉的論述，簡單地斥為錯誤。這里再舉兩個例子：

　　例一，按照“以當今政治正確的標準”的自我矮化式閱讀。

　　楊奎松說：

　　汪文寫道：

　　(1)“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主要由一些被馬林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與工農的關系還不如國民黨跟工農的關系深厚。”

　　……

　　(6)“無論在成員構成上，還是在社會基礎方面，也無論在工作形式上， 還是在革命政治的內涵上，1921年誕生的，由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均無實質關系的政黨與江西蘇區時期的政黨有著巨大的差別。”

　　……

　　首先是不符合當今政治正確的標準。隨便翻開一本官方黨史著述或中學、大學相關教科書，都能看到那里的說法是，1921年誕生的中共是建立在思想、組織、階級三個條件基礎上的。

　　……

　　這樣的說法不合正統，是否合乎歷史事實呢?也不合。因為，不承認中共思想理論的馬列主義性質，簡單地把“轉型”之前的中共視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結合，無法解釋中共建立的蘇聯和共產國際背景，無法解釋自建黨伊始中共就致力于工人運動和階級斗爭的原因。中國最早的全國性工運領導機關，即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國最早舉行的全國勞動大會，都是中共成立一年之內就由中共組織發動成功了的。1925年的五卅運動，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1927年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這些標志著中國工運高漲的重大事件，也基本上是中共從中組織領導的。最能夠看出早期中共與工人關系密切的例證，莫過于黨的成員構成了。1923年中共三大時黨員中工人比例就占到了38%，到1927年中共五大時黨員中工人比例更高達53.8%。中共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沒有如此之高的工人黨員比例數了(中共三大時工人黨員的比重為37.9%，1926年11月為60%，1927年五大前后為50.8%。見孫應帥：《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與結構變化及發展趨勢》，《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國民黨無論任何時期，都不可能有這樣高比例的工人黨員。硬要說這一時期的中共只是少數知識分子所構成，不是無知，就是瞎說。

　　先說字句的閱讀，楊奎松對文獻的曲解有三：

　　其一，汪暉明確說，“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1921年誕生的，由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均無實質關系的政黨”，都是指1921年創建時的情況。楊奎松則“硬要說”汪暉“把‘轉型’之前的中共視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結合”。“‘轉型’之前”指從1921年到江西蘇區時期開始之間的一段時間。楊奎松自己立了一塊靶子來“過干癮”。

　　其二，汪暉明確指出，1921年中共是由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的政黨，也是馬林的觀察。直到1922年，馬林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時仍說，共產黨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黨派，與工農的關系還不如國民黨，而這也正是馬林極力建議國共合作的理由之一。(參見馬林：《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1頁。)楊奎松說“無法解釋中共建立的蘇聯和共產國際背景”，難道有了“蘇聯和共產國際背景”，有了“中共思想理論的馬列主義性質”，自然就有了中共與工農的深入關系?指出1921年中共由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就等于“不承認中共思想理論的馬列主義性質”?

　　其三，楊奎松引用的孫應帥的論文，恰好證明了馬林的觀察是有根據的。該文提供的黨員數據如下：一大53人，二大195人，三大420人。中國共產黨重視工人身份，但1922年二大的工人比例只有10.7%，1923年三大的工人比例也只有37.9%。至于其后工農比例特別是工人比例的提高，則恰恰是國共合作條件下的國民革命推動工農運動的結果。難道是楊奎松讀不懂孫應帥的論文?還是故意為之?

　　這些也就罷了。楊奎松這位媒體眼中的“公知”，舉起“當今政治正確的標準”的令旗，自視“正統”代言人，開始“角色扮演”，則令人深思。

　　楊奎松認為汪暉研究的基礎就是“當今政治正確的標準”，所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果是這樣，那么，這進一步證明楊奎松的文獻閱讀是習慣性地南轅北轍，對汪暉文章毫無理解力，完全無視汪暉與各種常見歷史論述保持對話并突破它們的明確主觀意圖。由此可知，楊文不過是為找茬而找茬。

　　楊奎松是真把自己當作“正統”或者“當今政治正確”的代言人嗎?是要在汪暉的研究之上貼上“政治不正確”的標簽嗎?是以自己之心猜度有關部門，認為他們根本容不了學術研究應有的自由討論，因此可以借他們的力量來對自己所仇恨的汪暉進行“打擊”嗎?如果是這樣，這種企圖恐怕正好顯示了，這些企圖者在用自己對權力的陰暗想象來塑造和引導自己的行為，正好顯示了他們對權力的種種編造和羅織，只不過是自己陰暗愿望的折射。如果是這樣，這是一位學者對學術研究所能做出的最為廉價的自貶。不過，這種假心假意、口蜜腹劍的學術表演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嗎?

　　例二，以實利算計為追求的市儈學術。

　　倒是讀了汪文最后部分的自問自答，才真是會令人感慨萬端。

　　作者自問道：“在今天重提這個問題，有什么意義呢?在越南戰爭之后……那種以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及文化政治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深刻而寬廣的政治進程不復存在。這是不是意味著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戰爭的政治性質逐漸被取消了?”

　　對此，作者聲稱：“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而是政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從而人民戰爭的邏輯不再居于主導地位。”“現在非但沒有人民戰爭，也沒有正義戰爭。”因此，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創新”，許多人已棄之如敝屣了。歸根到底，人民戰爭的時代已經“終結了”。

　　不論汪文所強調的“人民戰爭”的“主導地位”在世界范圍內是否真正存在過，既然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連作者自己都看不出他對“人民戰爭”經驗的討論還有什么意義，我們還有什么必要煞費苦心非要去弄明白作者自己都弄不太明白的觀點和邏輯呢?

　　這是楊奎松文章結尾部分的自我陳述，充分顯示了他與汪暉在學術研究上的志趣有多大的差異，顯示了他對汪暉的研究有多么隔膜，也自我暴露了他為什么會在文章一開頭便把汪暉的意思做了完全相反的理解。

　　楊奎松說，“連作者自己都看不出他對‘人民戰爭’經驗的討論還有什么意義”，并不是汪暉看不出自己討論“人民戰爭”經驗的意義，他在文章中已經有充分的表述，這里沒有必要再引述，而是楊奎松自己認為這種討論沒有意義，并且反復地以己度人，反復地對批評對象做南轅北轍的理解，判定汪暉自認為這種討論沒有意義。

　　楊奎松之所以認為對“人民戰爭”經驗的討論沒有意義，原因是“既然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創新’，許多人已棄之如敝屣，因此，人民戰爭的時代已經‘終結了’”，所以再研究這些經驗就沒有意義了。楊奎松這一思路洋溢著以實利為追求的算計，一種學術研究的市儈性格躍然紙上。不過，其一，如果那些表面上看來“終結了”的事物都沒有必要再研究，歷史研究的許多領域都可以擱置和放棄了。其二，如果真的是“許多人已棄之如敝屣”，就沒必要再研究，那么，幾乎所有的問題都不必研究了，因為在社會分化、意見分化的當下中國，幾乎任何一種思想、意見、立場或舉措等等，都會面臨“許多人已棄之如敝屣”的狀況，是否都沒有必要再研究?其三，雖然“人民戰爭的時代已經‘終結了’”，并不意味著其中的部分要素不繼續存在和活躍于當下和未來，也不意味著其中的部分要素不會被重新激活。其四，學術研究的意義之一，不正在于去重新激活、復興或者創造那些今天還不存在、或者已經消失的事物?如果只是跟在潮流的后面，做幫閑的鼓吹而感到與有榮焉，這樣的學術研究是否過于無聊呢?

　　因此，楊奎松閱讀理解上頻繁的南轅北轍，絕不是偶然的。他以己度人并且深執己見，在耗費如此之多的精力與筆墨之后，對批評對象的文獻閱讀程度仍然如此之低，應該說是驚人的。

　　如果基本的閱讀經常性地南轅北轍，如何能清晰地描述自己與批評對象之間的理論分歧，如何能對這些分歧做出充分的辯論，理論對話又如何可能?其實，楊文之意并不在對話，而是討伐。只是建立在一廂情愿的誤讀基礎上的討伐，斧頭會砍了自己的腳。

　　（三）不說就是不知道，說了裝作看不見——楊奎松的判斷邏輯

　　楊奎松在史實方面對汪暉的批評，有兩個主要類型，一是認為汪暉沒有提及一些史實，楊奎松判定為汪暉不知道;二是汪暉提及的一些史實，楊奎松認為有誤。

　　楊奎松的第一類批評非常無聊，不說，并不等于不知。如果“出于善意”，指出還有哪些史實可做補充，這種博學是有意義的;如果因為不提就斷定不知，這種“博學”就是無的放矢，暴露出的不過是惡意。

　　例如，汪暉在文章中提及：“1925、1926年，由于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政策，國共聯合起來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毛澤東所領導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這一農民運動的產物。”楊奎松指出：國民黨之前有過工農運動，國共合作早在1922年啟始，1927年7月才結束，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是1924年開辦的，共開辦了六屆，毛澤東只是主持了最后一屆而已。楊在這里提及的幾點都是黨史上的事實，但汪暉的論述并非重述歷史，而是進行理論概括;若要補充論述的話，可以說的話實在很多，就楊奎松提及的這些史實而言，與汪暉提及的事實并沒有什么矛盾。

　　汪暉突出1925、1926年而不及其他，不是沒有理由。這兩年的工農運動最具聲勢，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也相對穩定(發生過問題但不足以破裂)。若要將1927年納入論述，便要對這段歷史加以交代，在汪暉的論述結構中，有這樣的必要嗎?此外，農講所開辦了六屆，但文中只提及毛澤東，應該是因為毛澤東與人民戰爭的關系至為重要。如果一定要在這里提及彭湃等人是農講所的主任，與論述人民戰爭的關系不是有些遙遠嗎?理論論述不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而是為了說明所要論述的問題。

　　第二類，楊奎松指出汪暉的那些史實錯誤，絕大多數是楊奎松自己有誤。這里舉兩例。

　　例一，王明的確是大革命失敗之后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的主導者之一。

　　楊奎松指出，“在大革命失敗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導的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也不同于以農村包圍城市為軍事戰略而逐漸展開的人民戰爭”，一是這三人的排序有問題，二是王明沒有主導過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如果要講究排序，則楊奎松此處的建議是有道理的，不過，汪暉說王明曾“主導”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則符合史實。

　　作為米夫的高足，王明一直狂熱鼓吹城市中心和工人武裝暴動，這在他為《武裝暴動》寫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中有充分表達：“在武裝群眾工作中，必須對于工業城市的無產階級加以最大的注意，絕不能把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看成對于鄉村游擊戰爭的簡單響應或補充。誰不懂得只有工業城市是暴動的組織中心，誰不懂只有無產階級是暴動的領導力量，誰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暴動策略絲毫也不懂。”(參看余子道等編選：《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頁)“主導”有多方面，既有具體的指導和組織，也有理論和政治主張的“主導”。的確，立三路線失敗以后，中共領導人中很少再有人提議傾蘇區之力以攻打中心城市了，但王明從未放棄過城市中的工人斗爭，即使在立三路線被拋棄以后，他的主張仍然很激進(他指責李立三不是“左傾”，而是右傾)。事實上，直到1931年5月，王明還要求更廣泛地發動群眾以掀起各種工人斗爭，并一直把這看成是與蘇區政權建設完全并重的要務【可參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193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289-290頁】。因此，說王明沒有主導過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是不確的。

　　例二，“邊區政府”可用于蘇維埃革命時期。

　　楊奎松指出：

　　凡是讀過中學、大學相關近現代史課程的讀者，相信讀到這些文字時都會感到有點別扭。因為，大家熟悉的“邊區政府”這一概念是用來指抗日戰爭期間陜甘寧和晉察冀的，沒有誰會拿它來指蘇維埃革命時期的紅色政權。不錯，作者關于“邊區”的概念是讀《毛選》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得來的，毛澤東在此文中確實使用了“邊區”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過粗心，他沒有注意到，無論在此文中，還是在《毛選》其他文章中，毛澤東都不曾把“邊區”和“政府”合在一起用過，只是在抗戰期間的文章中才頻頻用到“邊區政府”一詞。換句話來說，毛澤東在蘇維埃革命時期寫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邊區”兩個字，但此“邊區”非彼“邊區”。

　　汪暉的說法是：

　　人民戰爭的關鍵成果之一是割據的紅色政權的確立。紅色政權的主要政治形式是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邊區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形式。

　　邊區政府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取得了群眾對于邊區政府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粉碎圍剿。

　　這里汪暉說的割據的紅色政權的形成遠早于1931年，不過楊奎松視而不見。楊奎松的這段論述看上去頗似細致的史料考證，但顯示的不是汪暉的錯誤，而是他自己的偏狹。

　　首先，楊奎松說：“作者關于‘邊區’的概念是讀《毛選》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得來的。”這是曲解。其實《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并未使用“邊區”一詞，汪暉在文中雖然提及此篇，但并沒有說“邊區”概念就出自此篇。毛澤東在文中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48頁)這里所謂“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就是邊區，在這個邊區的紅色政權就是邊區政權。毛澤東還用了“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的說法，而“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同上，第49頁)

　　毛澤東所說的“紅色政權”指這些夾雜在白色政權統治地區之間的小塊的紅色邊界地區。在論述“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時，他提及了“邊界土地革命和民眾政權的影響”;在稍后的段落中，又提及了紅軍、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的發展，其使命是在“將來能夠保全邊界政權”。(同上，第52頁)這里所謂“邊界”與“邊區”并沒有文義上的區別，“邊區”就是“邊界區域”的簡稱。

　　在寫于1928年11月的《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毛澤東不但提到了“割據地區”、“紅色政權區域”、“邊界”等語詞，還規定了這些地區的地方工作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等方面。他這樣提到：“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并成立了邊界政府。”(同上，第58、62頁)這里的“邊界政府”，以及各縣政府，當然可以放在“邊區政府”的范疇內加以論述。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澤東同樣提及過在邊界地區的軍事斗爭以“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為目的。(同上，第104頁)

　　這些證據足以說明邊界政權、邊區政權等概念的歷史根據，汪暉在這里使用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是從歷史脈絡中做出的有根據的概括。

　　退一萬步說，理論的概括本不同于語詞的梳理，即便歷史文本中沒有使用某個語詞，也并不妨礙后來的學者對特定歷史現象進行概括。楊奎松這些不惜筆墨的“考證”因此并沒有什么意義。

　　根據筆者目前的逐條核對，楊奎松在史實方面對汪暉文章的“糾謬”相對有根據的只有一處，即“1950年9月最初公開提出中國要卷入戰爭”中的“公開提出”表述不是太準確。根據筆者核查，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做了題為《朝鮮戰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話，明確提出，“對戰爭打起來的時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長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彈，我們要有充分準備。”也許汪暉是根據這類材料，而有中國此時“公開提出”要卷入戰爭的表述。毛澤東在中央決策層提出要準備參戰，以及將這一考慮知會蘇聯決策層，只是決策層的“公開提出”，還不是向一般社會層面的“公開”，因而這個詞用得不準確。在楊奎松指出的紕漏中，只有這一條相對有力。但從這一處的疏漏，能得出怎樣的結論呢?

　　（四）楊奎松第一篇文章是惡劣的學術歪曲和攻擊

　　綜合以上分析，楊奎松因為對汪暉文章的閱讀南轅北轍之處過多，理論“對話”錯位，其本色當行史實考證方面的“糾謬”也是疏漏多多，成果寥寥。至于語病方面的“糾謬”之謬，更是欲加之罪，比如“汪文作者”這樣的表述就已經成為網上笑柄。以如此豆腐渣工程質量的批評，卻要做出“汪文作者在文學理論上有自己的專長，應該不會出這類純粹常識性 的低級錯誤，但跨界到歷史學界，特別是跨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來，就不免因知識太少每每表現得捉襟露肘，錯誤百出了”的判斷，一否定汪暉“跨界到歷史學界”的能力，二否定汪暉以往在歷史研究尤其是思想研究方面的成績，三否定汪暉的理論研究能力，能做得到嗎?

　　判斷楊奎松第一篇文章是否屬于學術攻擊的衡量原則無非是：如果楊奎松的舉證力量與他的目標相稱，則是正常的批評;如果楊奎松的舉證力量不僅不能實現他的目標，而且邏輯與事實都不符合最基本的學術要求，則楊奎松的學術批評實質上是攻擊，自曝其丑而已。楊奎松在這篇批評文章中，顯示出來的企圖心很強，而舉證力度又極弱，可以說，這篇批評文章并非正常的“學術討論”，正是他自己所反對的惡劣的學術歪曲和攻擊。

　　四、楊奎松怎么批評：第二篇試圖以“暴力學術”羅織“政治罪名”

　　（一）一伎不成，再使一伎

　　楊奎松第一篇文章由《上海書評》在12月29日網絡發布，當天下午四點，季劍青即在微博上貼出題為《關于楊奎松評汪暉文的一點感想》的博文，迅速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楊奎松的文章手段與目標之間的距離，“我們在這篇洋洋灑灑的批評文章中，只看到作者如何龂龂于所謂的語病和邏輯錯誤，如何從具體的材料問題推斷出對汪暉全文乃至其學風的全盤否定，出語也有點輕佻粗暴，與他自己標榜的‘實事求是，與人為善’的態度，實在相去甚遠，令人失望。”該文迅速獲得大量轉發和認同跟帖，季文指出楊奎松對汪暉文章的各種理解錯誤，并誠懇勸告：

　　楊先生很可能沒有讀過汪暉的上述論述，否則他在下判斷時語氣至少應該緩和一些。評論他人的著述，恐怕不能只從自己擅長的領域中尋找攻擊的武器，至少也應該嘗試著進入和理解對方的論述理路，最好能多讀幾種對方的著述再下評判。

　　任何對自身學術工作尚有自尊的資深學者，如果自己的文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即被年輕學者指出如此之多的問題，并關乎為人為學的根本性問題，恐怕不得不考慮如何挽回學術上的顏面。

　　于是，我們看到，僅僅半個月，楊奎松便緊急轉換姿態，“急就章”式地再寫了一篇兩萬五千字的批評文章，在形式上通過綜述汪暉的觀點來進行質疑。他不僅承認了季劍青等人指出的、前節所述的理解錯誤，而且以向讀者傳授讀書經驗的口吻重述了季劍青對他的勸告：

　　只讀作者談論抗美援朝戰爭的一篇論文，甚至會很難理解其思維邏輯。但是，在多讀了作者近年發表的一些相關的論文著述之后，就會從不理解變得比較容易理解起來了。

　　楊奎松教授寫下這句話的時候，表現得置身事外。不過，在文章的開頭，他則說自己“不得不”花時間讀了汪暉更多的文章：

　　……只不過，單純就汪抗美援朝戰爭一文進行討論，顯然太過局限，且無法把握汪的思想觀點。為此，我不得不花時間多讀了汪文中提到的一本書和數篇汪暉發表在國內公開雜志上的訪談文字及文章。因此，本文涉及的汪文將不限于前文所討論的那篇文章。

　　可見他對自己的問題開始有認識了，但是并沒有、也不愿意公開承認自己第一篇文章屬于有罪預設、立場與結論先行，更遑論道歉。這也與在攻擊汪暉時所表現出的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的酷吏做派大相徑庭。

　　楊奎松第一篇第一句曾自陳，汪暉“跨界的政論文章著作我還真沒讀過”，此文通篇也只提及了汪暉的一篇論文，可見其第二篇文章應該是在第一篇文章發表之后、甚至是看到季劍青等青年學者質疑之后，方才起意和準備的。楊奎松從“只讀作者談論抗美援朝戰爭的一篇論文”，到消化其第二篇文章中提及的汪暉系列論文，并寫下兩萬五千字的長論文，只用了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楊奎松的急切之心毫不掩飾。

　　不過，楊奎松如此急切，與其說是從善如流、認真研究(如果鄭重其事，又怎么會如此匆忙成文)，還不如說，這是一個對讀者的重要提醒：作者另有所謀。也就是說，楊奎松要完成的不過是對第一篇有罪預設的進一步完成，是一伎不成，再使一伎。

　　下面的分析將指出，雖然從形式上看，楊奎松好像在第二篇完成了從第一篇的學術攻擊向正常學術批評的轉變，但事實上他調整了自己的目標，以一種故意歪曲批評對象的“暴力學術”，試圖給汪暉的論述做一番“政治審查”，貼上污名化政治標簽。

　　（二）學術歪曲的升級版：暴力學術與政治誣陷

　　楊奎松第二篇有近半篇幅在梳理汪暉有關“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論述。這些梳理建立在研讀汪暉數篇論文的基礎之上。【重視材料的楊奎松教授這里沒有引用汪暉已結集出版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三聯書店，2008年)一書。】

　　但是，楊奎松第二篇比第一篇出現了更多的對汪暉觀點的歪曲和錯解，不同的是，第二篇的相當部分錯解并非理解力不及，而是對汪暉觀點的故意編造。青年學者南水在《討論黨史，滿腔質疑不能代替理性分析》一文中已對楊奎松第二篇對汪暉論述的歪曲做了一些分析。這里擇取三個關鍵點，看看楊奎松如何曲解汪暉。

　　例一，虛張聲勢的歷史分期梳理。

　　楊奎松這樣梳理汪暉對中共歷史的分期：

　　梳理作者在幾篇文章中的說法，大致可知他把中共的歷史演變劃分為四個階段：1921-1931年左右為一般政黨時期;1931年左右-1949年建國為“超級政黨”時期;1949-1967年為“黨國”或曰“黨-國體制”時期;1968年至當下為“國黨”或曰“國-黨體制”時期。

　　并認為：

　　因此，以1949年建國劃線，把之前的政黨神圣化，把之后的政黨妖魔化，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史實上，應該都是立不住腳的。

　　這里，楊奎松對分析和研究對象進行了曲解和編造：

　　其一，汪暉是將“超級政黨”、“超代表性政治”與“整個20世紀的階級政治”聯系在一起的，“超級政黨”這一特征并不只屬于“1931年左右-1949年建國”期間的中共。汪暉說得很明白：

　　若回到20世紀階級政治形成這一視角，中國20世紀的階級政治已經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這一政治的中心角色政黨帶有超政黨或超級政黨的特點。所謂“超代表”，如果用中國古典政治“禮樂”和“制度”的概念做個比喻的話，超代表應該就是禮樂的邏輯，而代表則是在“制度”的邏輯下展開的。如同禮樂是有待形成和持續形成的制度，超代表意味著一個讓人們能夠參與并形成秩序的政治過程。“超代表”的概念強調的就是這樣的政治過程，它也凝聚在代表制度的框架中，但兩者不能簡單等同。(汪暉：《“后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

　　既然“超級政黨”、“超代表性政治”就是“整個20世紀的階級政治”的一個特征，那么，楊奎松說汪暉認為“1931年左右-1949年建國為‘超級政黨’時期”，除了他的想當然和編造，沒有其他的文獻根據。

　　其二，楊奎松認為汪暉劃分“1949-1967年為‘黨國’或曰‘黨-國體制’時期;1968年至當下為‘國黨’或曰‘國-黨體制’時期”，同樣是想當然的編造。在汪暉這里，“政黨國家化”是一種從黨—國體制確立之時起即長期存在的“去政治化”趨勢;“政黨的國家化過程”，就是從“黨—國體制”向“國—黨體制”轉化的過程。汪暉說：

　　幾乎在新型的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確立之始，革命政治即面臨“去政治化”的侵蝕，在國內方面，它主要表現為黨-國體制的官僚化和以權力問題為中心的“政治斗爭”。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黨的國家化過程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在政黨國家化的條件下，重新進行社會動員，亦即在黨-國之外激活政治領域和政治價值，形成大眾參與性民主，構成了“文革”初期的特點之一。

　　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國—黨體制”的出現與“國-黨體制”基本確立、轉化基本完成，并不是一回事情。“國—黨體制”出現之時，“黨—國體制”處于主導地位，并不能稱為“國-黨體制”時期。也就是說，不能看到汪暉在敘述1968年歷史時開始使用“國-黨體制”一詞，就認為他將1967-1968年視為分水嶺。不然，如何解釋汪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開頭對“八十年代”的注釋——這一注釋明確將“八十年代”與“黨—國體制”聯系在一起：

　　就政黨和國家體制的轉化而言，七十年代中期以降的理論爭論延續至整個“八十年代”。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一體制內爭論的模式發生了重要變化：隨著新生力量的涌現和論題的轉變，文化和政治的討論不再局限于黨-國體制內部。盡管這一時代的許多發展為九十年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奠定了基礎，但就這個時代本身而言，我們仍然可以從黨-國體制內部和體制外部發現令人懷念的、充滿張力的“政治文化”。

　　這并不是汪暉論述顛三倒四，而是因為“政黨的國家化”是一個歷史“過程”。這一系列概念的關鍵在于為當代歷史進程提供一種政治分析的視野和方法。汪暉是這樣論述“國-黨體制”的確立的：

　　簡言之，政黨體制包含了雙重轉化，……我將這一雙重演變概括為從“黨—國體制”向“國—黨體制”的轉化：前者包含著一種政治性的態勢，而后者則專注于權力的鞏固。這一“政黨的國家化過程”將二十世紀產生的“黨治”體制轉化為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統治體制……而在當代的政黨國家化過程中，政黨已經被視為一個亦已完成和定型的、與國家一樣扮演著中立的、協調不同利益的功能的體制。在這個意義上，政黨的定型和完成亦即政黨的終結，或者說，政黨的提前終結。

　　“國-黨體制”的確立意味著“以國家為中心的統治體制”的確立。政黨被確定為“與國家一樣扮演著中立的、協調不同利益的功能的體制”，并不是80年代的事情(那時仍然可以發現“政治文化”)，遑論1967-1968年。因此，楊奎松對汪暉論文的理解錯誤是一目了然的，問題只是他的誤讀包含了怎樣的主觀意圖。

　　其三，楊奎松認為汪暉“以1949年建國劃線，把之前的政黨神圣化，把之后的政黨妖魔化”，這一概括和評價與汪暉本人的看法沒有任何關系。汪暉將“超級政黨”、“超代表性政治”視為中共在整個“短二十世紀”的特征，也認為建國后的“黨-國體制”中“包含著一種政治性的態勢”并予肯定，也就不會以“1949年”為區隔“神圣化”之前而“妖魔化”之后。這一點在汪暉論文中也是一目了然的，顯然，楊奎松又在扭曲汪暉的觀點。

　　汪暉從政黨政治與國家關系的角度，對20世紀以降的中國歷史進程(而不只是中共歷史)是有分期的。他的習慣表述首先是“短的20世紀”：

　　我在這里所說的“二十世紀中國”指的是從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的“短二十世紀”，亦即中國革命的世紀。這個世紀的序幕大致可以說是1898年戊戌改革失敗(尤其是1905年前后)至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的時期，而它的尾聲則是七十年代后期至1989年的所謂“八十年代”。(《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

　　根據汪暉的敘述，在“短的20世紀”的“尾聲”之后是所謂“90年代”：

　　“90 年代”誕生于1989 一1991 年的世界性巨變，它綿延伸展，越過了人們用以標記時間的段落。在我的用語中，“90 年代”與1990 年代并非完全重疊，前者指稱從80 年代末葉發展至今的一個進程，其特征是市場時代的形成以及由此產生的復雜巨變，而后者只是一個時間的標記。……這是一個誕生于1989 年的大震蕩之中的早產的嬰兒，卻必須面對空前劇烈的社會重組。也許會像許多時代的終結一樣，“90 年代”的離去需要一個事件作為標記，但也很可能，在這個序幕式的時代與正式的劇情之間并無嚴格的分界，它成立的標志正是曖昧的綿延。(《去政治化的政治·序言》)

　　在一篇題為《“90年代”的終結》(2009年9月5日《新京報》)的訪談中，汪暉認為“90年代”也已經終結：

　　2007-2008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正表明“90年代”正在遠去，這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段落的結束，也是一段思潮的終結。“歷史并未終結”，歷史正在“90年代”的廢墟上重新展開。

　　將這一分期與前述楊奎松對汪暉觀點的概括相對比，可以看出楊奎松的概括是想當然的任意編造。如果說這也是一種學術研究，那么，它合適的名稱應該是“暴力學術”。

　　不過，這種“暴力學術”未必可笑。有閱歷的讀者不難知道，像楊奎松這類享有盛名的學者，如果在自己據說是專長的領域(文獻材料考證)出現明顯的紕漏(尤其是頻繁出現)，那么，這些紕漏的含義往往不止于紕漏本身，而有著更多的功能。因此，這里值得注意的重點，不只是楊奎松究竟說對了沒有，其實他也許根本不在乎是否說對了，也根本無意于說對;因為如果他有心說對，哪怕是出于維護其名聲計，也不會如此信口開河。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隨意的、無根據的、卻又顯得斬釘截鐵的斷言，是“暴力學術”一個突出的修辭特點。可悲的是，正是這種顯得斬釘截鐵的斷語表述，再依托大眾傳媒的“威力”，在今天似乎更有可能“征服”讀者。

　　例二，故意“指鹿為馬”，指汪暉否定“國家”。

　　楊奎松說：

　　依照汪暉的說法，當今中國最值得記取的教訓，就是曾經具有鮮明的階級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帶有社會自治和參與性民主特征的中共，建國后學列寧的辦法，“采取了一黨專政與高度集權的國家構造”，“從以革命政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治形式，轉變為以官僚化的黨-國體制為框架、行使一切國家事務的權力體制。即無產階級專政從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和參與性民主，轉化為合法壟斷暴力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結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在他看來，這應該是二十世紀世界政治史當中一個從“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最為典型和深刻的歷史教訓了。

　　又說：

　　汪暉最為耿耿于懷的，就是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和國家權力結合并逐漸一體化。像已往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最感慨和遺憾的是，共產黨革命成功都沒有依照馬克思主張的巴黎公社原則行事，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另建一個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

　　……

　　為什么必須這樣做呢?這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強調：“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統治的斗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革命黨人奪取政權后，如果不能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即像巴黎公社那樣，代之以公民自治為主的社會治理方式，杜絕人們以權謀私，升官發財的可能性，那么，即使是改換了全部統治者，這個政權也注定會“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宰”，重新凌駕于社會之上(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1891年3月18日;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年4-5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14，53-54頁)。

　　可以肯定，汪暉正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的上述邏輯來理解1949年以后中共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的。他所以苦口婆心地強調必須“重新政治化”，必須“重提群眾路線”，必須“重建政治價值”，必須“重建政治代表性”，必須重建“階級政治”或“重建階級性政黨”等等，說到底，都是因為他相信，中國不僅沒有除去國家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行事，而且一步步地建立起了一個“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如今更是被“少數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操控著，在日漸“向右轉變”。也就是說，他認為中國的命運被恩格斯所言中，革命的結果早已不復存在，本應作為“社會公仆”的革命黨人，變成了“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社會主宰”，政黨和國家一起官僚化了。

　　從上述幾段，可以知道楊奎松為什么要強橫地斷言汪暉“以1949年建國劃線，把之前的政黨神圣化，把之后的政黨妖魔化”，原因是他要指控：汪暉的“一個基本的邏輯判斷”是，“國家本身過去是，今天是，以后還會是官僚化的，且因權力與資本結合而必定是去革命化的”，“汪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馬克思的階級觀點看待中國與世界的，他基本上把民族國家當作十九世紀落后時代的產物在看待”;換言之，汪暉基于階級觀點否定“國家”。

　　此處楊奎松的“暴力學術”也是故意的。他注意到了汪暉對馬克思與列寧兩種不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區分，但偏偏對汪暉強調“國家的重要性”這一點視若無睹(自然也無視汪暉分析、綜合和推進馬克思與列寧論述的努力)。

　　汪暉在論及巴黎公社的時候，明確提出要區分“兩種并不相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第一種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觀察，第二種則是列寧和他的中國追隨者重新復活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而“列寧的這些看法與馬克思本人反復強調的公社與一切國家事務之間的尖銳對立并不一致”。汪暉的原話是這樣的：

　　……但在這里，我認為仍有必要區分兩種并不相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第一種概念產生于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觀察：“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巴黎無產階級用以歡迎二月革命的‘社會共和國’口號，不過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這種共和國的一定的形式。”[14]“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15]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原則只是一些很簡單的措施：用普選制選出的代表去代替先前的官吏;只發給他們普通工人的工資;可以隨時撤換他們;廢除常備軍等等。在馬克思看來，這些措施意味著對于國家機器的根本改造，它不但“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而且也“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16]巴黎公社一方面“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越出自身的歷史范疇，成為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

　　……當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里獲得了權力的時候，恩格斯放棄了實現這一“無產階級專政”的念頭;……重新復活了“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是列寧和他的中國追隨者。早在1905年，列寧在與“新火星派”的斗爭中就已經將他們的“革命公社”理念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相區別，他將前者斥之為“革命的空話”，而將后者與“臨時革命政府”這一“不可避免地要執行（哪怕只是臨時地、‘局部地、暫時地’執行）一切國家事務”的、絕不能誤稱為“公社”的政治形式聯系在一起。[18]列寧的這些看法與馬克思本人反復強調的公社與一切國家事務之間的尖銳對立并不一致。

　　汪暉既沒有完全肯定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更沒有完全否定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既強調國家這一政治形式的重要性，又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地位與國家立法行政體制之間的必要的區分和張力逐漸地趨于消失”的困境，以及“使國家成為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趨勢的政治形式”的困難。也就是說，汪暉并不認為存在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而是致力于分析矛盾的復雜狀況，因此他的基本方法是深入具體的歷史矛盾中展開分析。汪暉是這樣論述的：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國，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經歷了兩個重要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從允許多黨合作，實行聯合執政，轉變為以不同的方式確立“共產黨是國內惟一合法的政黨”--即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第二個轉變是從以革命政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治形式，轉變為以官僚化的黨-國體制為框架、行使一切國家事務的權力體制，即無產階級專政從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和參與性民主轉化為合法壟斷暴力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結構。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有將共產黨規定為唯一合法的政黨，但仍然采取了一黨專政與高度集權的國家構造。

　　通過這一轉化，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地位與國家立法行政體制之間的必要的區分和張力逐漸地趨于消失。正如韋伯所說，在勞動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時期，任何一種政治形態都不可能徹底擺脫官僚制度。無論是巴黎公社的失敗，還是19世紀民族國家體系的鞏固，都證明國家作為這一時代的支配性政治形式是難以回避的。在這方面，簡單地指責社會主義國家保留了官僚機器或國家并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文革”時期國家功能的解體、改革時期和全球化條件下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都迫使人們重新認識國家的重要性。根本的問題在于：在國家繼續存在并不斷加強的條件下，作為“群眾向導”的革命黨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進而使國家成為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趨勢的政治形式，即包含著參與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

　　汪暉對“國家的重要性”的強調非常清楚，“簡單地指責社會主義國家保留了官僚機器或國家并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并認為無論是巴黎公社失敗還是19世紀民族國家的鞏固，無論是“文革”教訓還是改革時期的經驗，都讓人們“重新認識國家的重要性”。這些話當然都并不難懂。汪暉要追問的問題是，如何能將馬克思與列寧這兩種并不一樣的思路綜合起來，各取其長，即“在國家繼續存在并不斷加強的條件下”（這是列寧主張的部分實現），作為“群眾向導”的革命黨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進而使國家成為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趨勢的政治形式（這是馬克思的主張），即包含著參與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

　　而楊奎松又是斬釘截鐵地斷言，“可以肯定，汪暉正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的上述邏輯來理解1949年以后中共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的”;并斷言汪暉認為中共建國后學列寧的辦法，“應該是二十世紀世界政治史當中一個從‘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最為典型和深刻的歷史教訓了。”這種肆無忌憚地歪曲批評對象的“暴力學術”，令人嘆為觀止。

　　楊奎松在判斷汪暉如何理解兩種不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問題上，以非此即彼的模式詮釋汪暉，認為汪暉否定國家這一政治形式，是在關鍵問題上對汪暉的歪曲和錯誤詮釋。這一歪曲和編造，在楊奎松的第二篇文章中非常重要，是一連串“質疑”的基礎和樞紐。這一歪曲的要害在于，將汪暉描繪成所謂“打破國家官僚制基礎”的主張者，就可以很方便地將汪暉貼上“公開為‘文革’之類的政治運動唱贊歌”的政治標簽。為此，楊奎松甚至割愛了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為汪暉貼上的更著名的標簽：新左派走向國家主義的代表，為專制政府唱頌歌。這兩種看上去是相反的標簽，其實目的是相同的，就是打倒對手。

　　例三，前言不搭后語，“編織”鼓吹階級斗爭“帽子”

　　楊奎松第二篇文章后半部分討論的主要是汪暉有關階級問題的論述，這里主要選取這一部分開頭概括性的兩段略做分析。楊奎松是這樣重述汪暉觀點的：

　　汪暉新“歷史觀”的一個最鮮明的觀點，就是主張要重新用階級斗爭的思維邏輯來看待歷史和認識現實，并且要在此基礎上重建一切政治關系和重構社會沖突的理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對歷史上一切階級斗爭和階級革命都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對歷史和現實中那些淡化階級和階級利益沖突，把階級關系、階級對抗偷換成經濟關系、國家對抗的做法，都表示反對，并認為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玩弄的把戲。也正是因為如此，一切汪暉主張的批評者，最反感的，就是他公開為“文革”之類的政治運動唱贊歌，和指責改革開放引入市場化、全球化，主張再搞階級斗爭，以阻止所謂“少數利益集團”操控下國家日漸“向右轉變”的觀點。

　　不過，汪暉的新“歷史觀”還有一個常常被擁躉和批評者所忽略的特點。那就是，他的階級斗爭主張是經過修正的，和傳統的主張“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主張存在明顯不同。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在于，他一方面大談重建階級政治和階級代表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卻并不簡單地主張再搞階級斗爭。他為此借用了一種曲折的說法，叫“政治性的階級斗爭”。說“政治性的階級斗爭”所關注的，“是一個能夠通過理論探索、社會實踐和政治斗爭而發生轉變的領域，即一個能動的政治領域”。同時，他也明確表示他不贊同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表示對“中國革命中的過度暴力”現象不認同，并表示自己一直在“反思二十世紀階級政治中產生的悲劇”，在思考：為什么本應發生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暴力的階級斗爭，在新中國建立之后仍然繼續存在;為什么中國的任何一種理論辯論，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線辯論的理論辯論，常常都會轉化為暴力性的壓制，等等。包括對于“文革”，他也明確認為，“群眾暴力”是一場災難，至少是打斷了毛澤東曾經設想過的改造國家的政治嘗試的進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這些都說明，汪暉肯定不是國人所熟悉的那種激烈的階級斗爭論者，而是一個修正主義者。

　　上引第一段把刻意編造卻虛張聲勢的修辭特點發揮到了高峰狀態，一連用了三個“一切”，這種大字報風格的文筆看起來挺有氣勢的。不過，這種虛張聲勢剛到下一段就自己泄了底。楊奎松在第一段中這樣斬釘截鐵地說：“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對歷史上一切階級斗爭和階級革命都持積極肯定的態度”，第二段就接著扎破了這個剛吹起來的“一切”論：“他一方面大談重建階級政治和階級代表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卻并不簡單地主張再搞階級斗爭。……同時，他也明確表示他不贊同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表示對‘中國革命中的過度暴力’現象不認同，……”如果如第二段所說，前面的“一切”又從何說起?如此前言不搭后語，算是這篇文章中的“奇葩”。

　　上引第一段也是“圖窮匕現”的部分。說一千道一萬，楊奎松最后要說的就是這一句話：“一切汪暉主張的批評者，最反感的，就是他公開為‘文革’之類的政治運動唱贊歌，和指責改革開放引入市場化、全球化，主張再搞階級斗爭，以阻止所謂‘少數利益集團’操控下國家日漸‘向右轉變’的觀點。”這句話同樣虛張聲勢，批評汪暉的人多了，有朋友也有敵人，這個“一切”用得委實不分場合，如何能說“一切”批評者都如楊奎松教授一般認為汪暉“主張再搞階級斗爭”?又如何能說“一切”批評者都會為這個捏造的、楊奎松教授自己都否定了的理由而批評汪暉?與其說這表示楊奎松教授偏愛夸張的修辭，不如說這是他心虛氣躁，以想象的豪言為自己的編造壯膽。

　　放在當下的政治語境中，楊奎松教授這番斷言的意圖很明顯，說白了就是希望指證汪暉是主張“走老路”、走階級斗爭老路的學者，給他貼上“走老路”代表的政治標簽。但問題是，這只是楊奎松編造、臆想出來的汪暉形象而已。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放棄作為學者還剩下的一點誠實，承認自己看到了汪暉對“文革”中暴力的批判，等等。汪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去政治化與階級問題”小節的末尾這樣說：

　　如今，我們置身于一個取消了階級話語的階級社會。在我看來，問題并不在于簡單地恢復過去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概念（我們仍然反思二十世紀階級政治中產生的悲劇），而在于建立怎樣的政治視野面對現代社會的平等問題和階級分化。或者說，問題在于如何將階級概念從結構性的范疇內部解放出來將其轉化為一種抵制階級分化為取向的新的政治概念。在“短促的二十世紀”，現代平等主義原則是通過革命的階級話語深入整個社會的：任何人不應臣屬于任何人，任何人不應主宰或剝削任何人，任何人不能成為奴隸;為此，必須消滅主仆關系和剝削關系，必須形成一種擺脫這一對抗性關系的經濟，必須建立一種不再復制社會不平等的教育體系，必須創造一種超越以往一切國家形式的國家。當社會重新分化為階級而階級話語本身又趨于消失之時，現代平等政治勢必面臨嚴峻的挑戰。如果說現代社會必須以平等作為自身社會體制的合法性條件，那么，平等主義政治的瓦解與現代社會的合法性危機就是同步到來的。在合法性危機的條件下，完全依托于國家的暴力機器(軍隊、警察、法律體系等等)或經濟發展和消費主義，社會穩定將是脆弱的。如果階級概念以否定性的方式（即消滅階級差別）界定了平等政治，那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現代平等政治將以何種形態獲得自身的活力？現實的發展提出的要求是：從“去政治化的國家”向“具有豐富的政治生活的國家和社會”的轉變，從階級再度分化或形成的社會向非階級化的社會的過渡。

　　汪暉明確地說，“問題并不在于簡單地恢復過去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概念（我們仍然反思二十世紀階級政治中產生的悲劇）”，也就是明確地不贊成所謂“走老路”。他要提出的問題是：建立怎樣的政治視野面對現代社會的平等問題和階級分化?或者說，如何將階級概念從結構性的范疇內部解放出來，將其轉化為一種抵制階級分化為取向的新的政治概念?如何實現從“去政治化的國家”向“具有豐富的政治生活的國家和社會”的轉變，從階級再度分化或形成的社會向非階級化的社會的過渡?也就是說，汪暉希望在對歷史與現實進行政治分析的基礎上，開辟出超越所謂“老路”和“邪路”的新道路;這一新道路的確需要從短二十世紀的階級斗爭和革命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但絕不等于重復以往的做法。汪暉在最近發表的《從當代變遷中重新思考改革》一文中是這樣說的：

　　因此需要對當前的現實政治體制、政治趨勢進行理論研究，在這個脈絡下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改革。否則，政治改革就很難擺脫在兩種傳統模式之間的循環。政黨國家化與現代經濟過程有密切關系，這使得今天的政黨很難再退回19或20世紀的政黨模式。這意味著兩種老路均難走通了。許多政治精英，也包括西方媒體，在討論中國政治改革時提出的唯一路徑似乎就是多黨議會模式，但卻對在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如印度)正陷于危機之中的這一模式本身缺乏分析。除了去政治化的政黨危機外，新的政黨也多半是財閥加少數政治精英構成的政黨，其他社會運動只能處于這一政黨政治的邊緣地帶。可是話又說回來，兩種路徑都有值得借鑒的要素，比如分權制衡，一般來說是西方的，可是在今天的條件下也不能說不能有分權制衡，關鍵的問題是什么結構下的分權制衡;再比如，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傳統，在國黨化的條件下到底應該用什么方式來表述并推進其實踐，是一個新問題。要談群眾路線，就需要討論“群眾”的自主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討論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的可能是“底層設計”。

　　汪暉的論述是辯證的。他一方面指出，“兩種老路（注：應該指的是所謂“老路”和“邪路”）均難走通了”，“政黨國家化與現代經濟過程有密切關系，這使得今天的政黨很難再退回19或20世紀的政黨模式”，另一方面又認為，“話又說回來，兩種路徑都有值得借鑒的要素”。在汪暉這種看法之上，以暴力學術為基礎，給汪暉貼上“走老路”的標簽，除了呈現暴力學術本身的驚人面貌，還能說明什么呢?

　　上述三個例子中，楊奎松都在歪曲和編造汪暉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對汪暉的質疑。這些質疑大都以歪曲汪暉為前提，以與汪暉本人沒有多大關系的觀點為質疑目標，它們主要是楊奎松跟自己造的“標靶”在作戰，是其自說自話，暫且不予細論了。

　　這里僅僅指出，通過楊奎松無的放矢的質疑，可以發現他與汪暉的論述(尤其是對當代政治批評)之間的另一種關聯，即楊奎松以自己對汪暉的質疑，表明了自己正是汪暉這些被質疑的文章的批評對象。如南水所說，楊奎松“一方面是錯誤理解汪暉的‘合謀’論或‘共謀’論，從而做出無的放矢的批評，另一方面這篇文章的寫作本身就是現身說法，為汪暉的合謀論或共謀論提供直接論據，成為汪暉意義上的‘合謀論’實踐。”楊奎松在文章收尾部分這樣說：

　　而任何以民族國家的創立、鞏固與建設為號召的階級或階級政黨，一旦成為新的民族國家的政治主體或領導力量，不論與資本力量結合與否，本身都注定會走上“去政治化”亦即“去階級化”的道路。這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在起作用，而是因為，單個階級的利益需求，哪怕是執政黨所代表的階級主體的利益需求，在人類社會被切分為各自獨立、嚴格區別的不同民族國家的條件下，只能，也必定會讓位于代表著民族整體利益的民族國家的集體的利益與需求。

　　楊奎松試圖從國家主義的角度論證汪暉所指的當代“階級概念的模糊化或消退”的必然性，認為應該“去政治化”，這正是汪暉所批評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種表現：這是另一種政治，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這也是當代“階級概念的模糊化或消退”的一個例證。楊奎松也說應該“去階級化”，但他的“去階級化”只是言辭上的“去階級化”，只是對社會分化不斷加劇的現實的一種粉飾。汪暉所主張的“去階級化”截然不同，它是“階級概念以否定性的方式（即消滅階級差別）界定了平等政治”，是“將階級概念從結構性的范疇內部解放出來將其轉化為一種抵制階級分化為取向的新的政治概念”。南水說得很好：“‘無階級政治的政治’只有兩種情況下是可能的，一個是階級被消滅，一個是階級被遮蔽。被遮蔽的總會被揭開，從自在轉化為自為。……遮蔽階級的政治往往最容易演化為暴力的階級政治，這兩者的相關性一向很高。去政治化的政治，其實就是遮蔽階級的政治。如果階級一時無法消滅，遮蔽也只能一時，且易引發暴力的階級政治，探索無暴力的階級政治便成為一種可能和必需。這應是文革中的暴力和改革中的階級分化共同帶給我們的一個啟示。掩耳盜鈴是沒用的。”(http://oisum.com/Article/sichao/2014/01/313150.html）

　　其實，楊奎松的暴力學術與不遺余力支持他的媒體暴力的暴力特征，就是這種“去政治化”、遮蔽階級的政治所內含的暴力性的一種展示。

　　四、暴力學術與媒體暴力的媾和

　　（一）肆意歪曲的暴力學術是楊氏“政治羅織”的基礎

　　為了給汪暉戴上“走老路”的政治“高帽”，楊奎松第二篇文章對汪暉的論述做了肆無忌憚的系統性的歪曲和編造。本文所舉三處例子，及南水文章中所舉例子，只是其系統性編造的一部分。

　　如果說，楊奎松第一篇文章開頭對汪暉是否“自居于客觀地位”的理解南轅北轍這類錯誤，只是理解力不及，那么，他的第二篇文章的系統性歪曲和編造，就不只是學術理解力低下這么簡單了，而是目標明確地、故意地羅織“材料”，以一種虛張聲勢的修辭，(向誰?)斷言汪暉主張回到“文章”、重走階級斗爭道路。但楊奎松清楚，如果按照一般的學術規范梳理汪暉的論述，是不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因此，為了達到給汪暉安上“要回到‘文革’”的“政治罪名”，就要進行從頭到尾的系統性編造。如前面所分析，編造汪暉的中共歷史分期、編造汪暉否定“國家”、編造汪暉主張重新走階級斗爭道路，是楊奎松系統性編造的三個關鍵環節。

　　以政治羅織的方式來進行學術批評，試圖以扣上“文革”帽子的方式來抵御或取消學術討論，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情。汪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已經指出過這一屢見不鮮的做法：

　　當批判的知識分子試圖對當代社會危機——三農危機、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的擴大、體制性腐敗，等等——做出分析之時，針對他們的最為有力的武器就是：你們是要回到“文革”嗎?這一“徹底否定”的姿態取消了任何對當代歷史進程進行真正的政治分析的可能性。

　　楊奎松只不過是用肆意歪曲的暴力學術，實實在在地編造出了一個“要回到‘文革’”的汪暉形象而已。

　　(二)《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對暴力學術推波助瀾

　　就像今天常見的一些“公知”現代史家把中國現代史當作“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一樣，楊奎松教授把汪暉的論述也當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這種“任意打扮”的暴力學術之所以毫無愧心、變本加厲地粉墨登場，原因在于媒體暴力的強援。

　　魏行曾在梳理2010年汪暉“被抄襲”事件的文章《媒體暴力與學術獨立：關于一起媒體公共事件的備忘錄》中這樣分析媒體暴力：

　　……讓我們回到關于大眾傳媒“議題設置”的功能上。筆者從百度百科上摘錄了一個介紹：議題設置理論(the agenda-setting theory)，它是由美國傳播學者麥克姆斯、唐納德·肖最早提出。這種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只要對某些問題予以重視，為公眾安排議事日程，那么就能影響公眾輿論。而議程設置功能是指，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斷。此次汪暉“被抄襲”事件(沿用中國思想論壇的說法)，完美地為這個理論做了解釋。它提醒我們，大眾傳媒由于它自身的特性，本身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承擔對學術界進行公正裁判的功能。在媒體擁權自重的情況下，它卻很容易轉化為打擊異己的政治工具。《南方周末》作為一份在中國轉型時期擁有強大影響力的媒體，當它自身的權力溢過“自律”的界限，就會產生政治上的腐敗。對此，中國的學術界如何反思和反抗形形色色的媒體暴力，保障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將決定今后中國學術界思想的走向與發展。

　　(http://www.eduww.com/Article/201004/27357.html)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在楊奎松第一篇學術攻擊文章已經被多篇文章指出其百孔千瘡的錯誤之后，僅隔半月，又接受同一作者倉促寫就、充斥各種扭曲編造的長文，向同一目標進行攻擊，同樣是不加掩飾的媒體暴力。它的表現，再次證明媒體“本身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承擔對學術界進行公正裁判的功能。在媒體擁權自重的情況下，它卻很容易轉化為打擊異己的政治工具”。

　　即使是認為“媒體應該勇于承擔責任，要為學術批評筑一道防護柵欄”的網友獨孤一鳴，也不滿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刊登楊奎松第一篇文章時的表現：

　　其實，這次楊奎松糾謬汪暉，假如《東方早報》能稍加攔阻，或令其刪改其中的惡言惡語，削弱其中充滿主觀色彩的大批判詞句，只是嚴守學術標準，實事求是，與人為善，讓學術批評回歸學術，則楊先生的短處或許不至于暴露得如此徹底吧。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4/0117/99188.html)

　　網友牙蟲指出，楊奎松第一文指《文化縱橫》雜志社“竟能夠一字不改讓其(注：指汪暉文章)發表，也著實讓人頗多感慨”，《東方早報》編輯卻自得于對楊奎松第一文“不刪不改一字”，無異于“自我打臉”：

　　//@張明揚在上海書評: 不刪不改一字真開心，好喜歡天上掉餡餅的日子。 //@理想國的游民：@東方早報 對此文不刪不改一字。

　　什么叫自我打臉，這就是啊。什么叫請君入甕，這就是啊。上海書評編輯張明揚真不愧是高級黑。

　　(http://www.dooo.cc/article-31786-1.html)

　　傳播學研究者王維佳指出了媒體介入學術批評的一條重要規范：

　　更重要的是，在讀者還沒在這份報紙上見過原作，甚至可能還沒聽說過原作的情況下，一篇長達25000多字的批判大作就悍然登場，這似乎不符合新聞操作的倫理規范，也不符合基本的傳播認知規律。

　　(http://www.guancha.cn/WangWeiJia/2013_12_31_196422_s.shtml)

　　不僅一般讀者需要對被批評的汪暉文章有基本的了解，《上海書評》的編輯更需要如此。編輯在刊發楊奎松的批評質疑文章之前，對照閱讀楊奎松文章與汪暉被提及的文章，同樣是基本的工作倫理規范。但顯然《上海書評》在編輯楊文過程中或者沒有認真對讀汪文，或者做了對讀，但明知楊文的問題仍然照登。不管怎樣，《上海書評》如此輕率地連續刊登兩篇針對同一人的漏洞百出的攻擊文章，都表明了這份報紙對暴力學術的偏愛、縱容乃至推波助瀾。

　　（三）“暴力學術”要求劃定研究和批評的“禁區”

　　雖然媒體暴力的強援為楊奎松的暴力學術提供了施展的空間，但這種媒體暴力對于作為學者的楊奎松而言，卻可能是“損友”，也許因為自恃有媒體暴力撐腰，楊奎松才會如此無所顧忌地扭曲編造，進行學術攻擊和政治攻擊。

　　其一，暴力學術放棄學術誠信。

　　楊奎松發表攻擊文章的時候，固然不用顧慮自己的攻擊是否有依據，也不用擔心編輯對編造材料的質疑。不過，畢竟學術界也不是所謂“群盲”組成，無論批評他人觀點，還是闡述自己看法，總得以“準”和“信”為基礎。雖然近年來隨著媒體長足發展，媒體介入學術討論的情況日益多見，媒體暴力施加于學術領域的情況也不斷出現，但是，學術界內部的學術討論還是在逐漸形成一定的習慣，例如首先要充分理解和把握批評對象的論述。楊奎松刻意扭曲和編造他人觀點的暴力學術，放棄了基本的學術誠信，這些攻擊也讓人們重新認識了楊奎松教授及其學術研究。

　　其二，以政治“羅織”代替學術批評的自我矮化。

　　楊奎松第二篇文章一方面試圖通過編造材料，給汪暉戴上主張“回到‘文革’”、“走老路”的政治帽子，另一方面則表達了自己對當下政治正確的擁護，同時含糊其辭地指證說，汪暉對這些政治正確有批評。楊奎松是這樣“表白”或者“表功”的：

　　從這個意義上，“三個代表”的理論概念，包括“以人為本”的觀念的提出和闡發，都明顯地超越了舊式階級斗爭的思維模式，是適合于這一轉變的需要，并且順應了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方向的，不僅不應當受到批評，而且還應該得到肯定(汪暉的批評見《“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汪暉教授訪談》，汪暉、許燕：《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等)。

　　這段“表白”和“表功”，真實地袒露了楊奎松對于“批評”(包括學術研究)的態度，即在那些政治正確的領域(比如“順應了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方向的”觀念)，是“不應當受到批評”的，“應該得到肯定”。也就是說，楊奎松認為在那些他認為是政治正確的地方，是批評的“禁區”，批評者應該止步。因此在他看來，汪暉竟然敢于分析批評那些政治正確的領域，“瞧，攤上大事了吧”。

　　這就是楊奎松式知識分子劃定的批評禁區，就是所謂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劃定的 批評禁區，這令人悲哀;這種自我矮化更令人覺得可憐!在汪暉的這些文章不僅順暢納入出版物，而且在言論一向謹慎、自我審查一向嚴格的報紙上也能在顯要位置刊登的今天，所謂主張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反倒要將它們劃入禁區!楊奎松恐怕深恨自己不是主管劃定批評禁區的官員，才要如此喊話吧!

　　就在第二篇文章的開頭部分，楊奎松還振振有詞地說：

　　他(汪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等諸多訪談和文章中就不斷地提出陰謀論的指責。認為一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與國家一道合謀”“扼殺”言論空間，“建立話語霸權”，“支配著國家管理的媒體”，甚至把來自不同觀點的批評簡單地說成是利益權勢集團對“一個無權無勢的學者”發動的“圍剿”，等等。像當今許多立足于派別立場上的人一樣，汪暉似從未清醒地意識到，那些被他批評或指責的知識分子，常常和他有著幾乎一樣的感受，……

　　楊奎松這番試圖劃定批評禁區的“表白”，真真切切地證實了，自己正是試圖“與國家一道合謀”“扼殺”言論空間，“建立話語霸權”，“支配著國家管理的媒體”，對“一個無權無勢的學者”發動“圍剿”的一份子。當然，至于有關部門是否相信楊奎松的這一套歪曲和編造，是否認為有必要禁止對于方針政策的建設性討論，則是另外的問題了。也許楊奎松們會很關心，關心到了“尾巴”掉出來都已經顧不上的地步。不過筆者也不禁困惑，楊奎松們弄這么一堆胡編亂造、沒有質量的“黑材料”，難道想“下一盤大棋”，既黑掉汪暉，又黑一下管理者?既借管理者的手黑掉汪暉，又借這堆編造的材料和極度收緊的批評禁區，黑掉管理者的聲譽?

　　網友森雨是這樣說楊奎松們的“一盤大棋”的：

　　大家或許注意到了，楊奎松一身兼兩任，既常常在媒體上表現得像一個公知，可是在學術批評的時候又會高調表態為五毛。這當然是極為悖謬的一個奇特現象。但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在公知中，還存在另一部分人。他們未必是人數最多的，但他們是實力最強的。他們也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表現為權力的批判者和反對派，但他們只是一種矯揉造作的姿態。在這種姿態背后，他們的本質是去革命，反社會主義。他們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表現為權力的批判者和反對派，并不是因為他們痛恨權力，并不是因為他們未深入黨國、政府和體制，恰恰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本身就是黨國、政府和體制內的人，他們原來就是既得利益者。但他們痛恨權力尚不馴服，痛恨黨國政治還具有獨立性，痛恨黨國政治的官僚機器還存有威脅他們的可能性。因此，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那只是因為他們企圖將權力徹底馴服(所謂關進籠子里)，消滅黨國政治的獨立性而附庸于資本，僅僅用被閹割的政治代理人去掌管官僚機器。他們也常常用“人民革命”的招牌話恫嚇黨國、政府和權力的糊涂蟲，恫嚇也只是為了降服權力乖乖聽他們的命令，……

　　(http://www.dooo.cc/article-31771-1.html)

　　這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在楊奎松們黨同伐異、投機構陷的“一盤大棋”之上，試圖向學術獨立發起“圍剿”與“閉嘴令”的人們正恨無天助，躍躍欲試。

　　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獨立、自主研究、思想辯論，正是突破這類試圖設定批評“禁區”、扼殺言論空間努力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徑。楊奎松采取編造材料、扭曲觀點的方式給汪暉扣上政治帽子，既是設定批評“禁區”、扼殺言論空間的一種努力，也顯示這一努力的拙劣與猥瑣。面對這種拙劣的舉措，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健康的學術辯論如何可能?

　　五、拒絕“暴力學術—媒體暴力”媾和，是健康學術討論的基礎

　　健康的學術批評和學術思想討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近二十余年來，學術批評和學術思想討論的習慣和規范正在逐漸形成。但在此過程中，不以事實為基礎、充滿攻擊性的“暴力學術”現象也時有發生。尤其在追求新聞熱點、偏好“血腥暴力”而缺乏學術判斷力或被派別利益綁架的部分媒體的加持下，各種“暴力學術”獲得了更多的空間和關注度。這種“暴力學術”與媒體權力的媾和，由此更自以為有“市場”而變本加厲。

　　知識界如何面對這種“暴力學術”與媒體權力的媾和，如何面對以學術攻擊為學術批評的潮流，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和學術批評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可以說，這是健康的學術批評和思想辯論發展要回答的前提性問題。

　　媒體權力對“暴力學術”的彰揚，以學術攻擊為學術批評，除了黨同伐異之外，一個關鍵的特征是，希望“收割”和觀賞被攻擊者、被誣陷者委屈和無奈的自辯。以大眾傳媒作為廣場示眾的要點在于：要有罪人，要有鞭撻，要有被鞭撻者的屈辱，才能吸引觀者，引發快感。我們在此基礎上才能理解，楊奎松這兩篇大作的文風與做派，不過是迎合廣場效應和大眾狂歡的自覺體現。我們對這樣的景象并不陌生：媒體暴力的施行者們，尤其希望收到被攻擊者的“親自”回應;而他們選擇的被攻擊者往往愛惜自己的羽毛，并不屑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魯迅所說：“無論是誰，只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明與否，都已經是屈辱。”對于其他人的回應，攻擊者和組織者們則往往不會接受，不管這些回應有多妙，原因很簡單，他們期待的就是“品味”和“觀賞”自己的攻擊與被攻擊者的各種被動和屈辱，如果有其他人介入，他們的“觀賞”就沒有著落了。所以無論是攻擊的參與者，還是攻擊平臺的提供者，最喜歡做的、最急于做的，就是不斷向被攻擊者叫陣，催促、誘導或者逼迫被攻擊者“親自”回應。如果一直不見被攻擊者的“親自”回應，攻擊者自己就會變成“圍觀”的對象，或者不得不“現了原形”，或者感到無聊透頂，預支的快感就沒有了著落。而這時，執鞭者的角色已經不再是學者，不過是以“學者”面貌出現的強權化身。

　　媒體權力對“暴力學術”的彰揚，以學術攻擊為學術批評，另一特征是，從來都把自己發出的批評打扮成合法的、應當的，不管這些學術攻擊錯得多離譜，有多么荒唐，媒體都不用負任何責任，也無需道歉。他們只需要不斷發起攻擊，因為目前并無任何制度性的力量來約束媒體和攻擊者的為所欲為，也沒有制度性力量有興趣維護被攻擊者的權利。

　　媒體有如此不受約束的權力，有什么特殊理由?學術攻擊者在媒體權力支持下可以為所欲為，有什么特殊理由?是時候對這種荒唐狀況說“不”了。

　　反對和拒絕“暴力學術—媒體暴力”，不是被動等待制度性環境的變化，首先必須更為明確地分析、描述和揭示“暴力學術”與媒體暴力的媾和，更為明確地將“暴力學術”作為研究和分析的對象，呈現“暴力學術”何以是“暴力”的。這并不意味著反對批評和反對辯論。恰恰相反，反對和拒絕媒體暴力與各種學術攻擊的媾和，正是對真正的學術批評和學術思想辯論的呼吁。

　　基于上述意圖，筆者嘗試以楊奎松兩批汪暉為案例，在已有討論的基礎上，做了初步的分析，希望對健康的學術思想討論的發展能有所助益。只有遵守基本的學術倫理與媒體倫理，在大眾傳媒上開展健康的學術討論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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