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楊奎松變臉了：態度從高燒回歸了正常

　　2013年12月29日，楊奎松發表糾謬汪暉一文，但可惜他對汪暉沒有“糾謬”了多少，結果是他本人倒被很多人“糾謬”了很多。其中最普遍的一項指證是，在2013年7月份的時候，當面對史清的質疑時，他強烈不滿史清對他的惡言惡語和上綱上線，因此他強烈要求“嚴守學術標準”，強烈呼喚“與人為善”，強烈期待“改善學術風氣”;但是，到了他糾謬汪暉的時候，通篇布滿了高強度的主觀色彩，充滿了劇烈的大批判氣味，其惡言惡語和上綱上線完全是史清望塵莫及的。

　　這項最普遍也最有效的指證無疑提醒了楊奎松，因為楊奎松終歸不是地痞無賴小癟三，究竟是有頭有臉的黨史專家、究竟是有名有姓的社科院教授、究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博士生導師，對自己說過的那些鐵板釘釘的話和留下的白紙黑字，總不能矢口抵賴吧，總不能全當不存在吧，總不能公開宣告此前自己只是說了些胡話吧。2014年1月19日，也就是昨天，楊奎松再次在《東方早報》的副刊《上海書評》發表《也談“去政治化”問題》，雖然同樣是批評汪暉，但時過21天，就像變了個人似的，態度老實多了、乖巧多了。我們先不論其見解的高下對錯，就沖他態度端正這一條，確實有必要給個贊啊。不過，楊奎松到底不誠懇，雖然對照這間隔21天的兩篇文章，楊奎松完全換了副臉，但他沒有一點說明，沒有一點提示，沒有一點歉意。其實，雖說是前后變臉，但這終歸是他的進步啊，是從壞的變成了好的，是從惡的變向了善的，是從流氓變回了書生。有人說得好：“君子愛人以德。”這是楊奎松的德行寫照，無論是敵是友，有誰不會為此高興呢?來一點說明，來一點提示，來一點歉意，效果明顯會更佳嘛。

　　2、楊奎松不變心：政治賣萌升級為政治獻媚

　　楊奎松變臉了，態度端正了，這是好事。但楊奎松完全不變心，針對汪暉的本來都是學術批評，但是，無論是2013年12月29日的文章，還是2014年1月19日的文章，他都故意設計了政治陷阱，意圖將汪暉引到政治雷區，其用心之巧、之險、之萌、之媚，真令人可驚、可嘆、可笑、可鄙。

　　我們先來看2013年12月29日的文章。由于汪暉說了一句：“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主要由一些被馬林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與工農的關系還不如國民黨跟工農的關系深厚。”楊奎松就指責說：

　　“首先是不符合當今政治正確的標準。隨便翻開一本官方黨史著述或中學、大學相關教科書，都能看到那里的說法是，1921年誕生的中共是建立在思想、組織、階級三個條件基礎上的。即所謂“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出現了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初步結合起來，使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有了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高級中學課本：中國近現代史》(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4-125頁)。按照作者(1)(6)的說法，這三個條件一個也不存在。而且直到作者所強調的“江西蘇區時期”之前，作者認為中共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組織成員也不是什么‘先進分子’，只是一些如馬林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黨的階級基礎更不是無產階級的，因為自建黨之初至江西蘇區建立，黨‘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均無實質關系’，還不如國民黨。”

　　一般人讀到此段，基本都要笑噴了。一個黨史專家，一個社科院教授，一個博士生導師，竟然拿“政治正確的標準”及“教科書”的水平在這里賣弄，這真是太萌了，太逗了，太樂了。但是，再要深思一下，可笑即將變成可驚了。一個黨史專家，一個社科院教授，一個博士生導師，他會不知道學術研究和“政治正確的標準”及“教科書”的水平之間的差距么?大家若有興趣，不必讀他的專著，只要看看他在各大門戶網站(特別是鳳凰網)的幾次發言，只要了解他對高華等人的高度評價，就知道他們這些人一向不以“政治正確的標準”及“教科書”的水平來要求自己，恰恰相反，他們總是表現得與“政治正確的標準”不一樣，總是表現得比“教科書”的水平高很多，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引來媒體的關注和公知的喝彩。作為媒體的寵兒和公知的標桿，他們這些吃黨史飯的，在黨校里混的，頂著個黨員頭銜的，有幾個對毛澤東領導人民革命的神圣性懷抱真正的敬意呢?

　　沒有敬意無所謂。毛澤東領導的人民革命從來就沒有幻想過所有人的同意。總有人不高興，總有人忌恨，總有人苦大仇深。在當下中國，以學術的形式刨根的，以謾罵的姿態潑污水的，我們見得多了。我們也見過反對一方的學術形式和謾罵姿態。只要不沖垮法律邊界，刨吧，罵吧，這或者本來就是當代中國輿論生態尚存在自由張力的真實反映。但是，一個黨史專家，一個社科院教授，一個博士生導師，一本正經，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竟然拿“政治正確的標準”及“教科書”的水平去指責被敵人攻擊為“新左派領軍人物”的汪暉，有誰見過如此的天方夜譚?這樣的政治賣萌究竟意欲何為?

　　我們再看看2014年1月19日的文章吧。此文態度端正，也集中批評了汪暉的歷史觀，這都是學術領域的分內事，也是必須先予稱贊的地方。至于高下對錯，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大可放開來互爭互論，都沒有關系，都無所謂，都是各方需要力取的。但如下一段話是什么意思呢：

　　“在一個只能形成民族國家而非大同世界的歷史時代，任何階級都必定是民族的，并不得不服從于各自所屬的民族國家利益的需要。這種集體主義的政治特色，是這個時代的條件和環境所決定的，并且不以個別人或個別政黨的意志為轉移。事實上，自一戰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戰爭的蔓延以及民族自決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逐漸興起，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即已開始空殼化，大量民族國家的誕生不僅使所有階級都民族化、國家化了，而且導致同一階級也因地域、行業、技術和收入等差距而日漸分化。……從這個意義上，‘三個代表’的理論概念，包括‘以人為本’的觀念的提出和闡發，都明顯地超越了舊式階級斗爭的思維模式，是適合于這一轉變的需要，并且順應了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方向的，不僅不應當受到批評，而且還應該得到肯定(汪暉的批評見《“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汪暉教授訪談》，汪暉、許燕：《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等)。”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再標準不過的五毛表態。向“民族國家利益”效忠，向“集體主義”效忠，向“三個代表”效忠，向“以人為本”效忠。奇怪的是，他為何不提“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不是更旗幟鮮明、更政治正確么?不是更能反對“階級斗爭”么?

　　實話實說，作為一個黨史專家和體制內的教授，做出這樣的五毛表態，一點也不招人嫌，一點也不惹人厭，相反，這倒是很契合的一件事。因為這總比黨員反d、官員反體制的那副公知嘴臉，顯得更本分一點吧。但問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效忠未必是假，令汪暉引火燒身更是真。他莫名其妙地暗示，汪暉是反對時代潮流的，對于“民族國家利益”、“集體主義”、“三個代表”、“以人為本”等代表的“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方向”是持批評態度的。但是，汪暉批評了什么?是怎么批評的?則語焉不詳，只告訴我們：“汪暉的批評見《“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汪暉教授訪談》，汪暉、許燕：《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等。”

　　在一場學術批評里，忽然展示對政治正確的高調效忠姿態，暗示對方已經背離了當下的政治正確，這到底是想干什么?看來衛道士林紓的陰魂未散，對荊生操刀學術的英雄膜拜仍然意淫不止啊。

　　3、題外話：論公知與五毛的辯證法

　　大家或許注意到了，楊奎松一身兼兩任，既常常在媒體上表現得像一個公知，可是在學術批評的時候又會高調表態為五毛。這當然是極為悖謬的一個奇特現象。但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大家只要回想2013年3月15日，何潤東引爆的820事件，就能恍然大悟，許多公知本質上屬于五毛的真相。但這個轉化是有條件的，這里存在著公知與五毛的辯證法。

　　首先必須承認，公知的存在本身代表了一種很強的意向。他們對人民革命時期存在的暴力現象有一種本能的反感，對人民共和國前幾十年的教科書灌輸也有一種普遍的不滿;他們不斷反芻和灌輸新的歷史記憶，其中存留太多革命、肅反、整風、土改、鎮反、改造、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和文革的暴力痕跡及其遺恨;他們幾乎毫不質疑地接受了另一套意識形態，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視作普世價值的萬國楷模，是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人間天國，最恨毛澤東拖延了30年才令中國投入西方的懷抱。此外，由于當代中國仍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憲法規定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性質，毛澤東的頭像仍然高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之上，因此，他們對當代中國仍然極為不滿。他們把普遍存在的腐敗和不公平，歸罪于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要素，歸罪于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歸罪于政府的管制太多，歸罪于國有企業的壟斷，歸罪于土地集體制的遺存。所以他們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罵這罵那，就恨不得中國趕緊美國化，甚至恨不得王師征伐，中國再被西方殖民上百年，就徹底民主化、自由化和人權化了。

　　但是，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表現為權力的批判者和反對派，只有公知中的草根階層特別是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人之中，才可能是真實的，大多數草根不是因為利益問題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而是出于本能、出于信念、出于真誠。這些人實質上是群眾中的一部分，但他們都被被當代最強勁的大眾媒體所包圍著，因此他們也就被當代世界最有效的意識形態所俘獲了。

　　在公知中，還存在另一部分人。他們未必是人數最多的，但他們是實力最強的。他們也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表現為權力的批判者和反對派，但他們只是一種矯揉造作的姿態。在這種姿態背后，他們的本質是去革命，反社會主義。他們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表現為權力的批判者和反對派，并不是因為他們痛恨權力，并不是因為他們未深入黨國、政府和體制，恰恰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本身就是黨國、政府和體制內的人，他們原來就是既得利益者。但他們痛恨權力尚不馴服，痛恨黨國政治還具有獨立性，痛恨黨國政治的官僚機器還存有威脅他們的可能性。因此，罵黨國、罵政府、罵體制，那只是因為他們企圖將權力徹底馴服(所謂關進籠子里)，消滅黨國政治的獨立性而附庸于資本，僅僅用被閹割的政治代理人去掌管官僚機器。他們也常常用“人民革命”的招牌話恫嚇黨國、政府和權力的糊涂蟲，恫嚇也只是為了降服權力乖乖聽他們的命令，但實際上，只要他們略微察覺到“人民革命”的蛛絲馬跡，感受到“人民革命”的丁點風聲，他們就會比任何人更迫切尋求黨國、政府和體制的保護，他們甚至會教唆、引誘和督促黨國、政府和權力去主動扼殺任何帶有“人民革命”的星火。說穿了，他們既是公知，他們也是五毛。他們是公知的中上層，他們也是五毛的收款者和發款者。他們坐鎮游戲規則的背后，吆喝著公知和五毛中的草根階層互相廝殺，然后他們抹嘴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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