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公知是有其存在意義的。

　　所謂公知，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在知識分子中，這是個比較特殊的群體。他們與傳統意義上的學者有交集，但又不完全相同。

　　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學術問題，他們的工作是要有相當深度，并具備一定獨創性的。用通俗一點兒的話講，人家研究的問題，是咱們這幫俗人輕易弄不明白，也沒興趣明白，就算人家解釋給咱們聽想讓咱們明白，最后也得弄得兩邊一起不明不白的那種。

　　公共知識分子卻不同，這個群體是就公共問題面對社會大眾寫作的。其作品本身帶有一定的科普性或者傳播性。或者用正常人能理解的話講，人家干的活兒就是“你不明白我就好辦了”那種。

　　因此，學者可以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只要他老老實實講漢語普通話，不拿專業術語砸咱們就成。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學者，只要他們在某些方面的研究能深到咱們搞不懂就可以。

　　那么，問題來了：什么樣的社會環境，才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呢?或者說，怎么樣的文化基礎下，公知的日子才能好過呢?

　　咱可以先看看，中國目前的公知們最向往的是哪個時代，哪種社會環境。

　　絕大多數公知都是國粉，對早已隨風而去的民國時代心向往之。與此同時，多數公知都拜倒在美利堅的腳下，希望按照美國的制度改造中國。從這里，咱其實就能弄明白什么文化環境對公知有利。

　　就拿民國來說吧。這個時代是中國近千年歷史上識字率最低的時代。

　　本來，由于科舉制度的存在，中國所有人，哪怕是最底層、最貧困的農民，都有學習文化知識的熱情。不僅“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是一種激勵，科舉還能給普通百姓帶來更直觀的實惠。

　　在科舉制度存在的時代里，即便不能出將入相，哪怕只拿到一個秀才的身份，就能得到減免賦稅的優惠政策，同時還能從國家手里拿津貼，并且能享受站著跟官老爺回話的特殊禮遇。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一舉成為人上人。所以封建社會的中國，到處可以見到捧著書本苦讀的士子。

　　到了清朝晚期，這個制度有所改變，既得利益階層為了減少競爭者，定下一條新的規定：世代白身者不得科舉。也就是說，家里祖輩上要是沒出過個把秀才、舉人，這家人就會喪失通過科舉改善命運的資格。

　　這個政策讓很多底層人民喪失了讀書熱情，順帶造成晚清識字率相當低，大約只有20%，甚至低于宋代。然而即便如此，科舉制度總還是存在的，其中也有空子可鉆。相傳狀元商人張謇家里就是世代白身，但他通過過繼給臨縣同族的方式獲得了考試權。所以，雖然清末的識字率低，但終歸還有20%。

　　等到辛亥革命一聲驚雷，推翻了腐朽墮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公知們無比向往的中華民國，事情發生了啥樣的變化呢?科舉制度跟著清王朝一起進了棺材，讀書雖說還是一條出路，但過去那些稅收減免和經濟補貼政策都沒有了。識文斷字對貧苦老百姓的吸引力一下降低了一大截。

　　因此，中國人的平均識字率比清末又下降了一大截。據說抗戰前后湖北的識字率只有16%，在鄉村更是只有10%，而且所謂“識字”，很多人也不過僅僅認識幾個字而已。到解放后，新中國進行統計的時候發現，全國15歲以上婦女中的文盲率達到83.5%，文盲和半文盲加在一起，總人數超過全國人口的90%。

　　在那么一個時代里，受過完整小學教育的人就能承擔技術工作，上過中學的就能叫知識分子。萬一誰家一不留神出個大學生，那可就相當了不起了。

　　今天公知們說民國“大師”多，為什么呢?10個人里有9個不識字，那只要受過大學教育的就必然是大師。今天“大師”少了是為啥?大學教育都快普及了，哪怕是博士、博士后，那個敢吹牛逼說自己是大師?敢吹的必然被打臉。

　　想要討論社會公共問題，是需要一定程度知識積累的。在解放前那種人民群眾普遍處于無知狀態的年代，社會的客觀現實需要有一部分有知識，有文化，有見識的人站出來，替人民群眾思考，替無知的群氓討論社會公共問題的。

　　因此在民國時期，知識分子普遍受到各方勢力的重視，享受相當高的禮遇。那個時代對公知們來說無疑是美好的，時至今日還有很多人懷念舊日榮光。比如公知中的女性泰斗資中筠先生就曾經說過“知識分子應該做帝王師”這種話，那叫一個自以為是。

　　新中國致力于普及教育，到2008年，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人數已經達到了7000萬以上。全社會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很多人都具備相應的知識儲備，有思考和討論社會公共問題的能力。社會自然就不再需要公共知識分子。

　　對于過去曾經是公知，或者現在有志于成為公知的人來說，中國共產黨普及教育，是掀翻了他們的飯碗。所謂奪人錢財如殺人父母，這幫人被共產黨斷了財路，不恨共產黨，不懷念民國才怪。

　　也許有人會有不同意見，美國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比中國還高，他們的人口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受過高等教育的總人口跟中國相近。為什么公知也向往美國呢?難道高等教育普及程度那么高的美國，也需要公知嗎?

　　老實不客氣，美國真的需要。為什么呢?這得從美國社會的體制問題和西方文字的劣根性說起。

　　首先，很多人可能無法想象美國的“高等教育”有多“水”。除了少數名校之外，絕大多數美國人的“高等教育”是在社區大學完成的，這些社區大學的教育水平是啥樣呢?以相對不那么野雞的，甚至可以算州立名校的華盛頓大學為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一位教授曾經做過一個測試，內容是簡單的數學，注意，是簡單的數學，不是代數，更不是高數，真的很簡單。結果如何呢?

　　接受測試的美國大學生里，有43%的人不知道圓面積公式、86%不會做簡單代數換算、不借助計算器有43%不會算231除7……

　　這是中國小學生的題目好嗎?任何參加過高考的中國孩子，敢說不會做其中任何一道題，家長都可以直接把這個倒霉孩子一板凳拍倒，然后拖著腳腕子去找孩子的小學數學老師算賬。可在美國，大學生居然不會做這種題目。

　　美國的“高等教育”就是這個水平，由此可見，在美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很多人，以中國標準來看，最多也就是剛剛擺脫半文盲的水平而已。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大學基本相當于中國初中的美國，由于教育體制的落后，他們的社會是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的。

　　另外，西方文字的劣根性也使公共知識分子更有市場。

　　中國文字是象形表意文字，這種文字學習起來可能比較困難，可一旦掌握，知識的門檻就會降低。對中文來說，所有技術專業詞匯都可以簡單的“望文生義”。跨學科讀專業文獻，雖然不能全中，但連蒙帶猜好歹能讀個大概其。專業文獻如此，科普文章就更簡單了。

　　這種文化上的優勢，使得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只要有心，就能閱讀、理解并討論很多學科的問題。好比毀譽參半的方舟子，他個學生物的，愣是敢在很多跟生物毫不搭界的領域里搞科普，講對的時候還居多，靠的就是中國文字在知識傳播上的優勢。

　　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日常詞匯有詞根和規則可尋，但很多專業詞匯是沒有規律可找的。哪怕是一個受過名校教育，真的掌握足夠知識的人，也很難跨學科討論問題。因為他不掌握自己專業以外的專業詞匯，要討論其他學科，首先得從認字開始。

　　比方說吧，咱們都說德國人沒幽默感，其實我看未必，還是德語鬧的。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文字里，德語單詞也是最繁瑣的。咱們講個笑話，包袱抖出來，大家哈哈一笑。您要是用德語重復一遍，等講到抖包袱的時候，估計一半人睡著了，另外一半人的尿點也早過了。

　　西方文字的這種劣根性，也造成了他們需要有一批懂專業詞匯的人站出來，替看不懂單詞的老百姓思考、討論相關社會公共問題。所以我們會看到，美國各種政府、企業、機構都養著大批各種學科的顧問。

　　在美國，差不多是個擅長吐槽的人隨隨便便就能上媒體當名人。那是為嘛?在公眾關心的社會問題里他能弄明白很大一部分，這個本事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中國就不成，甭管多大的事兒，是個人翻翻書，上上網就能整明白，你擅長吐槽也就是嘴賤而已，最多能像斯庫里老爺那樣當個“文學評論家”，還得是網上的。(斯庫里我真的不是黑你)

　　您琢磨，西方社會這種文化劣根性給公共知識分子留了多大一塊肥肉吧。中國的公知們能不羨慕嗎?

　　綜上所述，文盲遍地的社會，或者文化上有劣根性的社會，是需要公知的，是必須有公知存在才能正常運轉的。民國是那樣的社會，美國是那樣的社會。那種社會里，公共知識分子們都坐享高薪和優厚的社會地位。

　　中國公知追思民國，向往美利堅，恐怕正是由此而來。

　　而當今的中國，知識早已走進千家萬戶，別說幾千萬受過高等教育的，就連出租車司機對社會公共問題都能發表一大堆見解，能把您噴到頭大。這么個現狀，您讓公知怎么混?他們不恨體制，不恨中國文化才有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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