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別革命”的時代里，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滿腦子革命的人物，注定是被否定和被詛咒的。但是要知道，他的《怎么辦》，還有拉甫洛夫的《歷史書簡》，曾經風靡俄羅斯，頗激動過一代青年的心。顯然，這種蠱惑的力量并非源于革命的言辭，而是由于時代環境的無形之手的撥弄。
路沙諾夫在《拉甫洛夫傳》中寫道：“要明白《歷史書簡》對于我們自己之絕大的影響，非重新生活在上世紀70年代的‘到民間去’時代中不可。我們中的許多人(有的已成年，有的還是孩子)都不肯和這本讀得又破又舊的小冊子分離，我們把它放在床頭，每晚拿出來讀，一面讀，一面拿眼淚來潤濕它。一種熱誠占有了我們，使我們的靈魂中充滿了一種愿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
關于對革命時代的理解問題，霍布斯鮑姆也曾經說過，像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反叛運動，他和朱特兩人都知道，20世紀歷史只能被經歷過這個時代故而渴望成為歷史學者的人充分理解。
真正的難題是，重現昔日革命之情景已不可能。
學者與革命
從世界歷史看，知識者中，只有極少數是反知識的實踐者，反實證的夢想家，反現在的未來主義者，反精英的皈依底層的平民之友。就是說，只有極少數是革命的同情者、參與者以至成為發動革命的人。因此，他們必然作為異類而為大多數所反對。
學者普遍反革命，理由眾多：革命乃社會實踐，而學者恰恰背向社會;他們的書齋工作，唯脫離經驗的純知識的邏輯推演;對于革命，學者唯在事后做解析，對革命面臨之情境缺乏先天的感受力;學者未曾有過如革命者一般的內心的痛苦的煎熬、斗爭的焦渴、愛恨情仇的交纏;學者一般缺乏政治想象力;在學者的政治倫理范圍內，社會正義長期缺席，他們喜歡標榜價值中立，而正義感偏偏使公平價值向弱勢傾移;學者喜安靜，尚超脫，由來厭惡過激乃至暴力行為。
阿倫特在1964年接受德國一個電視節目的訪談時，對采訪者對她作為“哲學家”的介紹提出抗議。她聲明自己不是哲學家。她希望在審視政治時，不要被純粹哲學蒙蔽了眼睛;主張通過捍衛公共領域“積極生活”的尊嚴，反對自以為是的所謂“沉思生活”。
她認為學者最大的問題在于難以擺脫理念的陷阱。在她的私人札記中，有一篇題為《狐貍：海德格爾》的短文，把海德格爾這位追隨希特勒的著名學者描寫成一只陷入自己的理念巢穴的可憐動物。他不僅困在陷阱中，而且甚至不能區分什么是陷阱，什么不是;他把陷阱建成了自己的巢穴，并把這個巢穴當成為整個世界。
只是，這其中不免低估了海德格爾的政治野心。他的目的性是明確的，并非如阿倫特說的那樣“不知狡猾為何物”。
自由主義者與大眾民主
拿破侖說：“統治的真正方法就是雇傭精英，但必須在民主的形式下進行。”知識分子樂于充當這種“精英”，所以也就擁護作為形式的“民主”，這與大眾民主、直接民主很兩樣。
法國學者埃米爾·法蓋指出：“幾乎所有的19世紀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義者。當我寫《19世紀的政治思想家》一書時，這令我十分沮喪。我找不到什么人曾經是民主主義者，盡管我很想找到這么一位，以便我能介紹他所闡述的民主學說。”
美國政治學家本杰明·巴伯認為，自由主義民主將個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將民主價值放在第二位，其實質是“為了私人的利益而從事公共事務”。他批評自由主義民主沒有關于政治共同體的觀念，僅僅關心個人利益。這種說法，與上述法蓋的觀點頗相一致。
對于自由主義者反對大眾民主，本杰明·巴伯批評指出：自由主義者具有先天的貴族化傾向，所以不信任大眾，對民主表示反感;對大眾民主、直接民主的描述過于簡單化，如將之與古希臘城市的民主制進行類比，甚至與專制、暴政相聯系，本意在全面否定;自由主義民主在摧毀維系個人與社會的傳統紐帶的同時，沒有提供新的紐帶，致使極權主義—一種打著大眾民主旗號的現代專制制度—在20世紀迅速崛起。
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反對革命，就因為革命是大眾民主的最直接、最集中的體現。
效忠專制的學者
俄國革命者吉霍米羅米是民意黨的創始人，“布朗基派”的代表，起草過許多革命文件，是沙俄政府的死敵。他流亡海外多年之后，于1888年發表《我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一書，公開宣布 “轉向”，認定“應與國家聯合”，從事“文化建設”，從“俄羅斯民族利益出發”，引導俄國走上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次年，向沙皇呈上懺悔書，回國后積極從事與政治相關的著述，成為著名的專制主義理論家。
效忠于法西斯政權的著名學者頗不少，姑舉幾例：
喬凡尼·杰恩提爾，意大利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墨索里尼政府教育部長，1943年加入墨索里尼在德軍支持下成立的“意大利社會共和國”傀儡政府，1944年為反法西斯游擊隊所暗殺。他在1931年強制意大利全國大學教員集體向法西斯政權效忠宣誓，全意大利共1200名大學教員中只有12個人拒絕宣誓。
海德格爾于1933年離開他在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并于5月加入納粹黨。這個校長職位是他積極爭取來的，獲得任命之后，他完全按照黨的要求改造學校的面貌，并在德國各地舉辦宣傳性講座，結束時總是不忘高呼“希特勒萬歲!”。直到離職之后，他還簽署了一份支持希特勒的聲明。
卡爾·施米特是第三帝國的“桂冠法學家”。他于1933年5月以科隆大學法學教授的身份申請加入納粹黨。在此前后，他一直是獨裁政治的鼓吹者。入黨后不久，他就撰寫了系列小冊子為元首的權威性、黨的優越性和種族主義辯護。1936年，他積極支持納粹的反猶主義，在會議上宣講“與猶太精神作斗爭的德國法理學”，引用希特勒的最高指示結束演講：“通過清除猶太人，我在為上帝的事業而斗爭。”
3位學者都是反人民、反民主的獨裁政府的不遺余力的支持者。
精英立場
反對革命的“自由主義者”持一貫的精英立場，肯定等級化社會，蔑視底層階級。伯克反對法國大革命是有名的，他在《法國革命箴言錄》中寫道：“理發師或是蠟燭工，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個體面的職業……更不用說其他更卑賤的工作了……如果允許這些人來統治國家，那么這個國家就會遭受壓迫。”
雅各布·布克哈特針對群眾暴力事件說：“瑞士的情況—如此令人厭惡和粗野—對我來說，把一切都搞得一團糟，而我將盡快移居國外……自由這個詞聽起來富饒、美好，但是，沒有親眼見過或是沒有親身經歷過所謂‘人民’、喧囂的大眾統治之下的奴役以及持續的國內動蕩的人，就沒有資格談論它……我太了解歷史了，除了意味著歷史終結的一種未來的暴政外，不可能從大眾的專制中奢望任何東西。”
羅伯特·洛反對擴展選舉權，說：“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把這種提議……看作最危險的事：將權力從富人和有識之士的手中轉移，并將其置于那些整個人生都必然為了每天的生存而掙扎之人的手中。”
易卜生、 尼采等都是反對“庸眾”、 “多數”的，精英們普遍認為“人民”、“大眾”是“愚蠢的”、“未成年的”。易卜生社會劇《人民公敵》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的一段話經常被引用，在中國“五四”時期也相當流行。他說的是：“任何一個國家中誰構成了多數人?我想我們所有人都不得不同意，傻瓜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占據著可怕的、勢不可當的多數……但是多數人不代表正確!正確的人是一些像我這樣孤立的個體!少數人總是正確的!”
對社會革命而言，個人主義是一把雙刃劍。當蒙昧主義彌漫，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成為主流時，個人主義不失其積極的先鋒的意義。但是，社會畢竟由愚人構成，如果囿于個人意志而與多數無涉，到頭來“超人”仍是“末人”。
恐懼與政治
在沙俄、法西斯這些專制社會里，容留個人的空間極小;而且外部環境所代表的那種對個體自我完整性的威脅在不斷擴大，主體性身份則不斷萎縮，此時，所謂“獨善其身”，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所謂“善”只能是偽善。
奧地利政治學家舍德勒說：“政治是對命運的拒絕。”學者大抵反對介入政治，反政治，就是對命運的默認。正如富里迪在《恐怖的政治》中所說：“反政治的斷言表達了一種對未來深感悲觀的觀點。它代表了一種新形式的順從。過去人們順從于統治階層的權威，如今他們則被慫恿著去順從命運。疏離政治就是允許別人去決定你的命運。”
富里迪集中討論了恐懼在政治中的作用。他發現，貫穿整個歷史的是，恐懼已經被占統治地位的精英階層裝備成為一件政治武器。其實，早在幾個世紀以前，馬基雅維利就已經向君主們揭秘了這個發現，就是：“被恐懼比被愛能帶來更大的安全。”把恐懼同安全感聯系起來，藉此裝備來強制、恐嚇并維持公共秩序。保守派學者反對革命，無不是渲染革命暴力的恐怖而掩蓋現行統治的恐怖。他們通過培養一種脆弱感、無力感和依賴感，幫助統治精英集團穩定現成秩序，目標是將自我限制的敏感性內化于公眾自身。
“自我懈怠”
思想家到底在大革命中起到多大的作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莫爾內竟然認為：“正是群眾運動，而不是啟蒙的大膽思想讓輿論感到不安。我們已經說過，除了個別例外，哲人們既不希望革命，甚至也沒有預感到革命。他們遠沒有想到革命，雖然有這么多的騷亂、檄文、言辭激烈的歌謠，但很多嘗試著預言未來的哲人依然相信歷史仍將照樣繼續下去。
在整個知識界中，希望革命并極力促進革命者畢竟極少數，所以說是“個別例外”。在大隊保守或偏于保守分子中，尤以學者為眾。
1935年，哲學家胡塞爾曾經指出：“歐洲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自我懈怠。”歐洲精神，最突出地表現為知識分子精神。這里說的“懈怠”，主要是指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倦怠，精神的倦怠，失去應有的警覺和堅持，整體的松弛和萎靡不振。事實證明，這位現象學思想者的警告是可靠的。其時，納粹勢力正在德國崛起，很快就給整個歐洲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
其實，還有比“自我懈怠”嚴重得多的精神現象，就是精神的稀缺、空無。沒有一個精神實體，沒有一種所謂的“精神生活”，孜孜以求的唯官方的榮譽，或物質方面的利益。問題的困難之處還在于，無法讓這種追逐停下來;而“懈怠”通過刺激尚可醒覺，重新變得緊張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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