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無遺，“華盛頓共識”也遭到廣泛詬病。2000年后“西式民主”在世界各地的推廣因缺乏文化根基連連受挫。西方民主制自身已顯得僵化和功能失調。這嚴重打擊了西方人對其制度的自信心。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3月1日刊登文章：《民主出了什么問題?》，本文為譯文摘要。

　　近日來，焦慮情緒漸漸取代了基輔等地的政治變局帶來的歡欣雀躍。建立一個可靠的民主政權遠不止是趕走某個獨裁者那么簡單。即便是那些已經穩固下來的民主政權，其體制逐漸暴露出的缺陷也開始引人擔憂。

　　即便在西方社會，伴隨著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現政府負債、內政處理效率低下、過度干涉他國內政等問題。隨著西方國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缺陷，民主在世界其他地區日益式微。

　　民主為何失去動力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動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不僅對世界金融，更對人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沖擊。這次危機讓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無遺，也嚴重打擊了西方人視為寶貴資本之一的自信心。

　　近幾十年來，政府任由高風險的債務持續堆積。很多民眾開始對現行的政治體系大失所望——特別是發現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幫助銀行家解困，然后做個袖手旁觀的廢物，任由金融家們給自己發高額獎金。金融危機使得“華盛頓共識”遭到了整個新興世界的詬病。

　　同時，中國共產黨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國家才能取得經濟進步的局面。美國經濟最快速增長之時，其國民生活水平約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幾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國的精英階層認為他們的模式——由共產黨進行嚴格控制，廣納賢才進入上層社會——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響。政治領導權約每十年交接一次，共產黨通過不斷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為骨干力量來實現其政治目標。

　　中國的領導人已解決了民主制需要幾十年才能解決的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舉例來說，中國僅用兩年時間就使養老金覆蓋了超過2.4億的農村居民，遠遠超過美國公共養老金體系中的總人數。2013年皮尤全球民意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非常滿意”國家政策方向，而美國僅有31%的滿意度。

　　復旦大學的張維為認為民主制摧毀了西方，原因是制度化的政治易陷入僵局，決策過程繁瑣，而且還選出了如小布什等平庸的總統。北京大學王緝思評論“很多引進了西方價值觀和政治體系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社會動蕩和無序”，而中國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模式。

　　“民主的倒退”

　　2000年后接連發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將中國的發展勢頭襯托得愈加強勁。第一次民主倒退發生在俄羅斯。普京封鎖新聞輿論，囚禁競爭對手，同時走著民主的過場——在保證自己當選的前提下給大家投票權。委內瑞拉、烏克蘭、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區的專制領導人也紛紛效仿，他們沒有完全廢除民主制度，而是長期披著民主的外衣，而這更使民主制度名譽掃地。

　　再一次是伊拉克戰爭。當美國為首的軍隊2003年入侵伊拉克，卻找不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布什轉而將這場戰爭粉飾成為自由和民主而戰的正義行為。左翼人士認為，伊拉克戰爭證明民主制度只不過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遮羞布而已。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認為，伊拉克日益嚴重的混亂局勢證明了美國領導的民主化運動可能會帶來動蕩。而對美式民主感到失望的新保守派人士，如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將其視為“民主無法在石質土地里生根發芽”的證明。

　　民主的第三次嚴重倒退是在埃及。2011年穆巴拉克政府在強烈的抗議聲中垮臺，但在隨后的埃及大選中獲勝的并不是自由激進分子(他們被分割成了無數滑稽黨派，無力回天)，而是穆罕默德·穆爾西領導的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在政府中塞滿了兄弟會成員，賦予了自己幾乎至高無上的權力，還創建了一個伊斯蘭教徒永遠占多數的上議院。2013年7月，埃及軍方介入，逮捕了首位民選總統，囚禁了兄弟會的領導者，并殺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埃及的動蕩同敘利亞戰爭、利比亞的無政府狀態一起，澆滅了阿拉伯之春在中東各地催開民主之花的希望。

　　南非自1994年引進民主制度起，就一直由日益專制的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一黨統治。曾以溫和伊斯蘭教推動國家繁榮和民主的土耳其也正向腐敗和獨裁墮落。在孟加拉國、泰國和柬埔寨，反對黨則聯合抵制近期的大選或拒絕接受大選結果。

　　所有這些表明，建立能夠長久維系的民主制度確實是一項進展極慢的工作。小布什和布萊爾曾強調，民主可能是一個“普遍理想”，但它也是一個需要文化根基的制度。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崇尚個人權利和獨立司法，而且都是在復雜的政治制度——包括強大的行政部門和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建立很久之后才發展出投票權。

　　“沒有什么事能比獲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沒有什么事能比學會運用自由更加困難。”(亞歷克斯·托克維爾《論美國民主》)。

　　西方民主功能失調?

　　近年來，那些本應為新民主國家提供范例的制度，開始顯得僵化和功能失調。美國由于沉迷黨派之爭，在過去兩年已有兩次處在欠債的邊緣。當權的政客為鞏固權力和贏得選舉而改劃選區的行為也破壞了美國的民主體制。這種行為加劇了極端主義，因為政客們不得不專注于爭取黨派忠實擁護者的支持，而忽視了大量普通選民。金錢在美國政治中也開始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20多名說客)為自己所在集團爭取特權，使立法過程變得冗長復雜。這讓人們覺得，美國的民主已經變成了明碼標價的商品，富人與窮人的權力也不再平等——游說者和選舉資助人強調，為政治花銷是在行使自由言論權。結果，美國的形象(和民主制度的形象一起)遭受了極大的打擊。

　　即使在民主的核心地帶，民主面臨的也不僅是零星的小問題，而是嚴重的結構問題。以民族國家、國民議會和周期性選舉的形式運行的民主制，正遭到來自上下各方的夾攻。

　　全球化深刻地改變國內政治。國家政要們向全球市場和超國家組織交出了太多權力，如在貿易和金融方面的管理權，為此他們或許會發現自己無法兌現對選民的承諾。IMF、WTO 和歐盟等國際組織理直氣壯地擴展自身影響力——單個國家如何獨自解決諸如氣候變化或偷漏稅款等問題?為順應全球化，國家政要只好在某些領域限制自己的酌情決定權，將部分權力交給未選舉當職的技術官僚。

　　下有來自想要獨立的民族、印度各邦、美國各市長的強勁挑戰——他們都試圖從國家手中奪回權力。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和說客們，使領導者們更難開展活動。互聯網讓煽動和組織活動更加簡單;在這個世界，人們每周都可以參與真實的電視投票，點點鼠標就可以支持請愿，讓幾年一度選舉的議會民主制看上去越來越落后于時代。

　　民主最大的挑戰來自選民本身

　　事實證明，對民主制度下“民眾短視”的擔憂是有先見之明的。政府將巨額赤字視為理所當然，通過借款滿足選民眼前的需求，卻忽視長期的積累投資。金融危機毫不留情地揭露出這種靠債務融資的民主是無法長久的。

　　隨著后金融危機時期的刺激措施逐漸停止，政客們不得不面對艱難的選擇。說服選民適應經濟緊縮的生活不會吸引選票。緩慢的經濟增長和緊縮的財政將會引發利益集團之間對有限資源的爭奪。這種競爭正隨著西方人口老齡化逐漸展開。老人比起年輕人更懂得如何讓自己的意見得到重視。

　　民眾對政治日益冷漠，使國家更難在經濟蕭條時期進行調整適應。發達國家政黨的黨員數量在不斷減少。一個針對歐洲七國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選民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府”。民眾一邊依賴政府，但一邊又蔑視它。這種依賴逼得政府擴張過度、負擔過重;而對它的蔑視又剝奪了它進行擴張的合法性。總之，民主的功能失調與民主的這種“怪脾氣”息息相關。

　　在某種程度上，民主在20世紀的良好運行部分得益于美國的霸權地位，這使其他國家爭相效仿。但隨著中國的影響力擴大，美國和歐洲喪失了它們的號召力。如果美國這樣的政府尚連預算決議都不能通過，發展中國家為什么還要將民主視作理想的政府形式呢?

　　民主在新興世界也遭遇了和富裕世界同樣的問題。新興民主國家同樣過分關注短期支出而非長期投資。印度出錢拉攏了許多利益團體，卻疏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政治體制被利益集團把持，又漸漸被反民主之風所動搖。英國歷史學家帕特里克·弗倫奇指出，印度所有30歲以下的下議院成員都來自各政治家族。即使在資產階級精英中，支持民主的力量也在瓦解：印度的商業大亨常常抱怨印度混亂的民主導致基礎設施薄弱，而中國卻建成了高速公路、華麗的機場和高速鐵路。

　　民主此前也曾落入不利境地。民主制具有內在優越性并終將征服世界這一觀念，已被中國的發展實例嚴重動搖。然而，中國的發展也隱藏著更深的問題。

　　托克維爾在19世紀時指出，民主國家其實不像表面上那么弱不禁風：表面看起來問題多多，但隱藏實力也很強。民主政體能夠選擇不同領導人，提供不同的政策供人選擇，比獨裁政體更擅長創造性地解決問題、迎接存在的挑戰，盡管他們常常需要一段時間探索出正確的政策。但是，成功的前提是要確保自己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

　　(摘編自：《經濟學人》周刊，譯者：皆作笑談等，2014-03-21。并參照《參考消息》201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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