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披露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大躍進刮的“五風”，主要是劉鄧搞的。有網友對劉、鄧文選研究，發現1959年至1961年這三年，選的幾篇文章，沒有一篇講“五風”問題。這幾年，毛主席退居二線，主要是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赫魯曉夫上臺后，蘇聯出現的問題。國內的建設，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負責。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致六級干部公開信。（此信收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301,302)

　　1980年11月下旬，黃克誠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會議上，做了題目為《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的講話。黃克誠同志說：“有的同志把建國以來我們黨犯的所有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

　　比如反右派擴大化，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國為什么錯劃了那樣多右派?我看各級黨委都要負一定的責任。大躍進中，許多做具體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將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

　　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把毛主席搞臭，把人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

　　改革開放30多年，黨內趙紫陽等資本主義補課派，不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讓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分子，自由發表文章，抹黑毛主席，抹黑毛澤東時代。李銳、辛子陵、茅于軾、袁騰飛等人，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公開造謠污蔑毛主席，污蔑毛澤東時代。袁騰飛、茅于軾、辛子陵等邪改分子，竟猖狂到公開造謠，對毛主席進行人身攻擊。

　　茅于軾的造謠臭文《把毛澤東還原成人》在網上發表，立馬遭到全國熱愛毛主席的革命干部、知識分子、人民群眾迎頭痛擊。《烏有之鄉》征集五萬多人簽名，依法公訴茅于軾造謠污蔑國父毛主席，卻沒有法院受理?這是為什么?

　　我認為，這是我們制定的近萬部法律法規，基本上是留美被洗了腦歸來的精英，以資產階級法理，制定的資產階級法律。我們的法官，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泛濫的30多年，沒有了無產階級的法理觀念。

　　《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憲法》規定：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刑法》105條：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依照各該條的規定從重處罰。

　　造謠、污蔑、誹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主席，難道不違反《憲法》、違反《刑法》105條?我們愿與最高法院的官員公開辯論。

　　我們有的領導，公開講話，不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源頭，只講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使人感到，鄧小平理論不是來源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我在書店，看到有國學、西方名著許多作品出售。圖書館也買進大量的國學、西方經典。沒看到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

　　我與我的學生，或者青年人交流，問他們是否讀過馬列毛著作，具體讀過那幾本馬列毛著作。他們說：“沒讀過。”個別人說：“以前讀過《共產黨宣言》,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現在全忘了”。

　　我說：“你們為何不讀馬列毛著作?你們不讀馬列毛著作，我們怎么會有共同認識，共同語言?”他們大多數人說：“馬列主義過時了，今天是搞市場經濟。蘇聯的社會主義比不上美國的市場經濟，垮臺了。”有的說：“官方不提倡學馬列主義，沒有什么馬列，毛主席著作出版。中國已經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全世界都是資本主義。學馬列主義有什么用?”

　　他們說我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是實現主義者，過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我的兒子說我是空想。他們的話令我大吃一驚。

　　我認真思考，許多不生于毛澤東時代的青年，由于不讀馬列，毛主席著作，沒有馬列主義信仰、共產主義理想，考慮的多是自己的利益，在競爭中自己如何得利。他們誤信了毛澤東時代是鐵飯碗，吃大鍋飯，生產不發展，人們吃不飽，還餓死幾千萬人等謊言。這是邪改派長期造謠污蔑毛澤東時代的輿論。青年人成了“謊言只要重復多次，也會使人相信”的受害者。

　　我問我的兒子：“你不出生在毛澤東時代。你怎么知道毛澤東時代生產不發展，人民挨餓，受窮?”兒子說：“網上說的呀。網上有許多文章這樣說。”我問他誰寫的，具體是那篇文章。他卻講不出來。我叫他去看周總理的政府工報告，毛主席著作，《烏有之鄉》等網站的文章。我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你不能光聽一面之詞。”我還與兒子講自己和他爹的親身經歷。他終于改變了自己一些觀點。

　　毛主席逝世后，我們黨的輿論大權，大部分時間被胡耀邦、趙紫陽之類不信仰馬列主義，不相信共產主義，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人掌控。鳳凰網等主流網站受外資控制。他們的輿論，歪曲、夸大毛澤東時代的缺點、錯誤。不講毛澤東時代的成就。他們大力宣傳市場經濟的好，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不講市場經濟的惡，市場經濟造成兩極分化，產生腐敗，叢林法則。官方媒體和鳳凰網等主流網站的片面宣傳，使大部份不出生于毛澤東時代的青年，被洗了腦。

　　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到，“全黨要堅定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我認為，道路是共同富裕、理論是馬列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我在此呼吁，中宣部和國家出版局，出版馬恩列，毛主席著作。我們要以毛主席著作為主線，學習黨的歷史。我們與跟毛主席打江山，搞建設的老干部、知識分子、工農群眾一起，讀毛主席的書，寫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和教訓。對比前后二個30年，用事實，寫出二個時期的好與壞。(2014年6月24日20:42完稿,21:54修改。)

　　附：讀《大躍進1070萬噸鋼指標是毛澤東提出的嗎？》，作者陳冠任。我把主要內容摘錄。詳細的，大家可上網搜看。

　　“大躍進”運動中出現各項“高指標”，貌似都是毛澤東的責任。實事求是地說， “高指標”(主要是1958、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二五計劃指標)，則不是他本人提出來的。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對鋼指標，在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說：“鋼由五七年的530萬噸翻一翻，達到1100萬噸，有完不成的危險”。

　　在會會議期間，毛澤東詳細地詢問鋼鐵產量1070噸這個數字到底可靠不可靠。他采取的方式是一個人一個人地問。

　　他首先問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行不行?”

　　馬天水說：“可以。”

　　接著，他問安徽鞍山市委書記趙敏：“行不行?”

　　趙敏說：“可以。”

　　毛澤東又問武漢市委書記，也說行。他又問太原市委書記(他那里有個太原鋼鐵廠)：“行不行?”

　　太原市委書記姓麻，說：“可以。”

　　毛澤東接著又一個一個地詢問主要鋼鐵基地包括重慶、北京、天津、唐山、馬鞍山的相關負責人，大家都說行。問到冶金部副部長劉彬時，劉彬回答說：“可以，我們都作了計算啦。”

　　隨后，毛澤東問袁寶華：“你做什么呢?”

　　“我先在東北工業部，后來去蘇聯談判，回來在鋼鐵局。”袁回答。

　　毛澤東說：“你是經常接觸基層的，你說究竟有沒有把握?”

　　“冶金工業的生產，從礦山、冶煉、軋制到機修、運輸等等有十個環節，我們樹了十面紅旗(先進單位)，只要十面紅旗能站得住，他們的經驗能夠推廣，我看有希望。”

　　接著，毛澤東問到了鋼鐵“大總管”——冶金部部長王鶴壽。王鶴壽說：“主席只要下了決心，我們可以動員全國的力量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認為，實現這個目標是可以的。”

　　此時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五個月時間。有疑問的沒疑問的，都贊成這個目標。最后，毛澤東問到了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議把‘1070’登報，登報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義無反顧，就會努力奮斗。”

　　“這是個好主意。”毛澤東說，“根據你們剛才講的，不是1070噸，是1100多萬噸，發表1070(上年是535噸，翻一番是1070噸)，那我們兜里還裝有幾十萬噸。”

　　毛澤東于是交代會議秘書說：“馬上通知胡喬木，明天見報。”

　　隨后，他對副總理陳云說：“1070噸，看來還是可以的。”

　　陳云卻不放心，專門找王鶴壽和袁寶華去談了一次。

　　“究竟怎么樣，你們算個細帳給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細帳，在我這里你們算個細帳。”陳云說。

　　袁寶華把陳云要求的數字、現有的基礎能生產多少、新建小高爐有多少、能生產多少，生產能力都打了折扣，再把原來煉鋼設備能生產多少，新建小轉爐能生產多少，按公認能力打了折扣算，時間還剩下5個月則按4個月算。算了細帳后，他的結論還是“行”，于是質疑的陳云也認為，這個數字是有希望的。

　　毛澤東對這個數字似乎還是不放心，又找陳云談話。陳云告訴他說：“我與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細帳，看起來是有希望的。”

　　這樣，1070噸鋼鐵指標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若干之后，袁寶華回憶此事說：“這一次毛主席的談話給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對于重大問題抓得很細，一個人一個人地問，在場的一個不落。實際上匯報假情況的責任在我們，分明不行，卻拍著胸脯硬說行，后來總理在批評這幾個部長時就講這一條。大躍進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說敢干，同時又說要一切經過試驗。毛主席講了兩條，不是一條。現在大家只說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干，忘了毛主席說的一切經過試驗，是只講一面。”

　　這就是北戴河會議確定1070噸鋼鐵指標的真相。

　　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發現“高指標”出了問題后，毛澤東沒有回避自己的領導責任。除在廬山會議上，他主動承擔鋼鐵指標失誤的責任外，還在黨內通訊中提出，基層干部犯了浮夸、共產、平調這些錯誤，他本人要負責任，為此寫出檢討書，要求發到全黨。最后劉少奇壓下沒有發。在西樓會議上，劉少奇說：“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全黨的，毛主席寫了檢討，發出去有好的影響，也有副作用，以不發為好，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但毛澤東沒有就此而心安理得。1961年在七千人大會上，他當著中央、省市、地委和縣四級干部、7000多人承擔責任，再次作了自我批評。有意思的是，盡管高指標的出爐很復雜，責任涉及許多干部，但在毛澤東去世后否定“大躍進”時，有人把1070噸鋼指標的責任全部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

　　因此，把“大躍進”的責任歸于毛澤東一人身上，是有悖于歷史事實的。

　　(本文摘自《治國錄：毛澤東與1949年后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陳冠任著。)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