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全球化的實質，可以概括為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范圍的擴展，也就是一個將世界各獨立半獨立經濟體陸續納入體系的過程。這樣的概括勢必帶出兩個范式意義上的理論問題，即：第一，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普遍存在(universal)還是歷史特有(historical)?第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是單一化還是多樣化?

　　相關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文獻，正是圍繞著這兩個理論問題展開的。

　　一、“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依附理論

　　可以從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依附理論的爭論入手，展開對相關文獻的評述。這場爭論發生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既是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內部理論總結，也與更普遍范圍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對發展經濟學或發展理論的清算并行，可以說，這場理論爭論正是現實上的全球化進程的反映。

　　爭論的要點之一，是關乎資本主義的特性，究竟是體現在生產領域還是交換領域。眾所周知，依附理論將分析重心放在交換領域即世界市場的形成和擴展，認為所有的被卷入世界市場的經濟體都變成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由此，Baran[1]、Frank[2]、Wallerstein[3]等的有關論著，以至Emmanuel[4]的不平等交換理論，都強調資本主義體系的空間范圍擴展勢必導致外圍經濟體的剩余向中心經濟體轉移，也即勢必導致普遍的不發展趨向。作為對這些理論的批判，Brenner[5]、Laclau[6]、Warren[7]等學者指出，資本主義的特性在于生產剩余價值而非剩余一般，也就是說惟有在存在著自由雇傭勞動(無產階級)的條件下相應的體制才算得上是資本主義性質上的，因此，依附理論其實是混淆了資本主義體制與資本主義體制不夠發達的后果。

　　爭論的要點之二，是關乎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理解，即，后進發展(或不發展)路徑的決定因素，是以內部體制為主還是以世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為主。這里牽涉到兩方面的問題：第一，一般而言，對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的把握，究竟應該以社會階級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第二，從外圍經濟體的角度看，相對于世界市場的制約，在后進發展途徑的選擇或塑造上究竟有多少自主性。就此而言，依附理論及其相近論著因為專注于考察交換領域而非生產領域，確實傾向于分析國際關系而非階級關系以及強調世界市場而非經濟體內部體制的決定性作用，這也正是它們被指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另一原因。

　　表面看來，“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強調的剩余價值生產和階級分析，顯然要比依附理論更貼近馬克思本人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論述。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概念是一個理論建構，與作為歷史上的存在實體的資本主義體系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正是上述兩種理論傳統的深層分歧所在。理論上，惟有將資本主義視為普遍存在，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只具單一性，惟有在這樣的限制條件下，才有可能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同于資本主義體系。例如“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較為極端的論者如Warren[7]等就認為，不僅是將不發展歸結為世界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他的用語是列寧意義的“帝國主義”)的提法不對，甚至，正是這種邏輯摧毀了外圍經濟體原有的前資本主義體制，從而也就為這些經濟體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開辟了道路。這樣的立論，與新自由主義有關“自然的發展途徑”和“自然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提法很是相似，都有將社會和歷史研究理論變成神學的傾向，只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將資本主義的普遍性和單一性歸結為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新自由主義則將之歸結為某種抽象人性或人類本能的需要。這種知識傾向是否符合馬克思的本意實在存疑，至少是忽略了理論與研究對象的辯證關系。

　　二、階級、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

　　一旦認為資本主義確實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單一性，那么，作為抽象概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應用于關于資本主義體系的分析時，就必須考慮到體系的空間涵蓋范圍以及相應的建立在空間各部分上的不同社會經濟關系的相互關聯。Wallerstein[3]10這樣提問：“存在著無產階級，也就是存在著資本主義。毫無疑問，(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定義)必然如是。但是，什么是恰當的分析單位——英格蘭、墨西哥、又或者是西印度群島?是不是說這三者各有各自的生產方式?抑或是說，恰當的分析單位應該是(16—18世紀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同時包括英格蘭和墨西哥。然則，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世界經濟的‘生產’方式又是什么?”

　　應該說，不論是Wallerstein還是作為整體的依附理論文獻，在提出問題的同時卻并沒有提供答案。這其中的一個顯然并不完整的解答嘗試，是訴諸某種本身就有待理論化的階級分析。應該是受到中國革命中關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形態理論的啟發，早在Baran[1]的論著中就提出，外圍經濟體的買辦資產階級是導致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具體中介，而Gunder Frank[2]更進而將之擴展為“游離資產階級，游離發展”論題。所謂“游離資產階級”(lumpenbourgeoisie)也可譯作“流氓資產階級”，顯然是來自馬克思的“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概念，名詞的前綴意味著該階級喪失了扮演其(由生產方式概念賦予的)歷史角色的動力和能力，也就是說游離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所能起到的是阻礙作用而非促進作用，從而游離發展只不過是不發展的另一種提法。

　　上述及其相似提法之所以不完整，皆因社會階級本身同樣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概念，而非一種可以直觀把握或自我說明定義的存在實體。以日常語言來談階級概念，例如說“某某時代某某社會的資產階級”，這當然沒有問題，然而，對于這個階級的涵蓋范圍、內部組成、生產和再生產以及最重要的與有關社會的整體政治經濟運作邏輯究竟是什么關系，這種日常語言概念卻是提供不了任何信息。換言之，要讓階級分析具有知識意義，階級就必須是一個政治經濟學(而非社會學)概念，其定義必須是與特定的生產方式或作為多個生產方式的集合體的社會構成相聯系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階級概念的運用，就是將之嚴格限定為特定經濟關系的體現，從而資產階級只不過是“資本的人格化”，無產階級也只不過是“勞動力的承載者”。更具體而言，馬克思指出：“人類社會中各種經濟形態的本質差異，例如建立在奴隸勞動之上的社會與建立在雇傭勞動之上的社會兩者之間的本質差異，只能是在于從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身上榨取這個剩余勞動的各不相同的方式。”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然不是直接等同于資本主義體系，然而對資本主義體系的理解和分析，始終卻是離不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概念。

　　三、資本主義與經濟發展

　　如何解釋資本主義全球化下世界范圍的不平衡發展現象?在相關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文獻中，存在著一種很具影響的論斷，所專注的是資本主義與半資本主義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按照Weeks[8]的論辯，因為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從而經濟增長是以資本主義體制的存在為先決條件的，這種競爭的結果往往只能是分化而非趨同，即所謂“初級不平衡發展”現象。而相應的“次級不平衡發展”現象，指的是資本主義已成主導的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其特色是隨著整體資本主義體系的積累過程而在分化與趨同之間波動。同一論斷也見之于Krugman[9]關于帝國主義與不平衡發展的兩階段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在國際貿易階段資本主義工業消滅掉半資本主義工業，在國際投資階段工業活動又在半資本主義經濟體上重建。從Weeks和Krugman的論斷中得出的邏輯結論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完成之前，分化是世界范圍經濟發展的主導趨勢，在之后則不再是主導趨勢。

　　這個論斷能否成立，顯然取決于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即有沒有資本主義全球化完成這回事。正如前文所述，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文獻中，存在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性體系，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在它所涵蓋的范圍復制自身，從而，當外圍經濟體被納入世界市場之后，固有的非資本主義或半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有可能變成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組成部分，也就是相應體制在體系范圍資本積累過程的馭動下保存甚至壯大起來。這個觀點要能夠成立，就必須有相應的明確理論，揭示整個體系范圍的資本積累過程的特性。下列關于20世紀資本主義的兩個論題，其理論意義正在這里顯露出來。

　　一是最初由Frbel等[10]發展出來的“新國際分工”論題。所謂新國際分工，指的是發達世界專注于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或產業環節，不發達世界專注于勞動密集產業。形成這個格局的決定因素是世界范圍的資本追逐廉價勞動力運動，而這種運動又是建立在下列三項條件之上的，即：第一，世界市場的商品交換關系滲透進外圍經濟體的農村經濟，促成雇傭勞動后備軍的膨脹;第二，以泰勒化科學管理為表征的制造業生產過程的細微分工，導致勞動的非技能化，從而使得不發達世界的“世界工廠”的勞動成本在世界市場上極具競爭力;第三，運輸條件和通訊設施的迅速發展，使得工業生產較能擺脫地域的限制，向外擴散轉移。這三項條件結合形成資本追逐利潤的運動，促成了一個以全球產品市場為導向的世界范圍勞動力市場，其后果對于不發達或外圍經濟體而言，就是一個限定它們于“低技能/技術，低工資”的發展陷阱。而促成這個陷阱的具體機制，是如發展經濟學中著名的劉易斯模型所闡明的，勞動力無限量供應導致收入分配向資本傾斜，也就是經濟剩余從外圍經濟體向輸出資本的發達國家轉移。依循新國際分工論題的后繼理論發展，尤其是在法國調節學派的論著中，[11]所強調的是勞動力無限量供應與欠缺內部大眾消費市場兩者相互作用，使發展陷阱得以持續和擴展。從中得出的結論明確不過，即這個發展陷阱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途徑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后者表現為資本深化推進生產率進步以及工資增長支持消費需求膨脹，兩種趨勢相互作用形成持續增長。

　　二是由歷史資本主義研究文獻所提出的長時段系統周期論題。具體針對20世紀下半部分而言，Arrighi[12]提出，在此期間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根本的轉變，即從生產擴張階段向金融擴張階段過渡。過渡的直接成因是工業部門利潤率長期下降趨勢，雖則對這個趨勢本身的深層成因的解釋多種多樣，包括新熊彼特學派在解釋所謂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現象時所強調的技術范式變動、曼德爾在解釋長波現象時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趨勢、法國調節學派和美國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所強調的技術范式變動與資本主義體制的矛盾?？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從生產擴張向金融擴張過渡，其首要特征是資本的大規?？鐕鲃右宰分鸶呃麧?，這要求將世界各個經濟體的生產性資源盡可能納入資本主義體系。資本的高流動性，勢必要求生產領域的高靈活性，也就是要求被固化在特定生產活動上的資本減至最少，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達到最多。然而，正如技術經濟范式文獻所闡明的，生產系統的行為靈活性可以來自兩種截然不同的體制安排。一種是所謂靈活性或短期導向體制，這是建立在細微分工原則上的，其要旨在于盡量降低勞動成本，也就是表現為前述的“低技能/技術，低工資”模式。另一種是固定性或長期導向體制，這是建立在社會分工原則上的，支持行為靈活性的因素是集體學習效應和橫向協作，其發展特性承載于“高技能/技術，高工資”模式。

　　理論上，從上文的兩個論題中，并不能確鑿地推斷，世界范圍資本主義體系的資本積累邏輯，將傾向于推動外圍經濟體選擇哪種發展途徑。從部分資本的角度考慮，成本最小化往往是壓倒性邏輯，盡量創建和利用無限量供應的勞動力也就形成難以抗拒的誘惑。然而，從全部資本的角度考慮，需求因素的重要性至少應該等量齊觀，這就對國家和國際機構推行“低技能/技術，低工資”模式形成制約。

　　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理論沒有解決的問題就由現實解決?，F實上，全球化年代也正是市場化改革席卷后進發展國家的年代，種種以所謂“華盛頓共識”為綱領的政策措施，諸如土地和生產性企業的私有化、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以至開放資本賬戶等等，都在世界范圍大力推行。如此種種意味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統治階層的所作所為，傾向于服務部分資本的利益;換言之，這個階層很可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為投機金融資本所滲透，尤其是表現為所謂“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綜合體”，而這又是導致世界范圍的后進發展停滯的重要原因。[13-14]

　　從戰后黃金時期到全球化時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轉變，其中心是經濟的金融化。這個過程以投機金融活動愈趨成為主導為特點，意味著資本盡量逃避與生產性經濟部門捆綁在一起，因為后者的利潤率持續下降。金融化在本質上具有內在矛盾：對利潤的投機追求會擠迫生產性活動，由此導致系統性的需求不足以及侵蝕利潤來源。然而，令人困惑的事實是，金融化竟然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至少從1980年代初期一直維持到2007年的金融危機爆發。解答這個困惑的關鍵，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獻中的“掠奪式積累”概念，即是在各國國內和國際層面上普遍遵循新自由主義政策信條，以此盡量壓低生產性投入的成本。“掠奪式積累”的最重要體現，是世界范圍的產業遷移，從發達國家遷徙到發展中國家，以追逐更低的生產成本。

　　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體系的積累，其主要基礎，是透過“掠奪式積累”將之前游離于體系之外的生產資源廉價地整合進體系之內。這樣，資本積累的可持續性首先取決于下列兩個進程的平衡，即，一方面是投機活動所帶來的損害，另一方面是掠奪性活動所提供的支持。但是，即使這兩個進程相互抵消的結果能夠維持利潤水平，從而使金融化得以持續，“掠奪式積累”仍將面對另外一種系統性制約：產業遷移擴大了資本主義的空間范圍和創建起新的生產能力，這勢必在擴大了的規模上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需求不足問題。換句話說，對于資本主義經濟整體而言，工業遷移實際上是推遲而不是解決了過度積累的難題，并且這個難題隨著時間推移勢必不斷加重。所謂的全球失衡和自2007年在美國的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世界性衰退，正是這更深一層矛盾的反映。這個矛盾似乎在資本主義體系內是不可調和的。

　　在經濟體制層面，金融化必然要求生產部門具有高度靈活性。資本的不斷加劇的可流動性和短期導向，意味著使固定投資最小化的傾向。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政策信條之一，恰恰是要在生產體系的各個方面提高靈活性。這其中最重要的是雇傭關系，通過創建勞動力無限量供給，或者消除諸如工會化、勞動保護立法等等的制度安排，可以使雇傭關系臨時化，這對于金融化下的資本積累尤其重要。當然，這樣做只能加深系統性需求不足，更不用說勢必損害社會團結、平等和公正，損害社會發展。

　　五、結語

　　本文的出發點，是關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關系，認為這個關系的合理闡釋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至關重要。本文的做法，是將討論焦點放在當代資本主義，認定金融化和“掠奪式積累”是體系的運作邏輯，從而試圖就上述的所需闡釋作出一個有理論意義的探討，同時也就為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提供一個具有洞察力的指引。（原載《天津商業大學學報》）

　　【參考文獻】

　　[1]Baran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2]Frank A G.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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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mmanuel A. Unequal Exchange[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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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Warren B.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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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Frbel F, Heinrichs J, Kreye O.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Lipietz A.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M]. London: Verso, 1987.

　　[12]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M]. London: Verso, 1994.

　　[13]Wade R. The Asian Debt-and-Development Crisis of 1997: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 World Development, 1998, 26 (8): 1535-1553.

　　[14]Wade R, Veneroso F.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J]. New Left Review, 1998, 228: 3-23.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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