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向中央提議：選擇性反腐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6月16日在《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1]，稱現階段中國必須“選擇性反腐”，“‘選擇性’的標準應該是：對積極推動改革的官員應該降低反腐力度，對阻撓改革的官員應該加大反腐力度。”，并建議中央“反腐時優先‘關照’那些阻擾改革的官員”。

　　這觀點聽起來實在有點驚悚：反對“改革”的官員就利用反腐來打倒，支持“改革”的官員就不要反他的腐敗、而要保護起來。劉勝軍的如意算盤打得很響。問題是，劉勝軍口中的“改革”是什么呢?

　　正好，6月18日，劉勝軍在他的微博上興奮地轉發了一條消息稱，茅于軾、周其仁、張維迎、陳志武要齊聚一堂，發表演講，議論改革。劉勝軍稱他們為“四大金剛”，還祝他們“馬到成功”（圖1）。

圖1

　　此前，劉勝軍發表過一篇文章《為改革吶喊的老人》[2]，劉在文中給吳敬璉、茅于軾、江平和資中筠戴上了“改革旗手”的高帽。

　　茅于軾、吳敬璉、周其仁、張維迎、陳志武……上述這些反毛反共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的改革主張，想必大家也不陌生了。常年以來他們推動中國與西方全盤接軌，在經濟上進行國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政治上進行三權分立、多黨執政、軍隊國家化改革，不遺余力地把中國往“邪路”上引。他們根本無視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在近年來遭遇的重大挫折，雷打不動地堅持新自由主義改革主張，西化、殖民化就是他們的中國夢。

　　劉勝軍，與以上這些新自由主義反共學者的觀點基本一致。

　　劉勝軍的政治經濟“改革”其實就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

　　在政治上，劉勝軍反毛擁胡（胡耀邦），鼓吹資產階級憲政，妄圖推翻四項基本原則。

　　和被劉勝軍扣了“改革旗手”帽子的茅于軾、吳敬璉等一樣，劉勝軍也是個反毛分子，鼓吹高華的反毛反共著作（圖2）。

圖2

　　劉勝軍鼓吹胡耀邦，替動亂翻案。他稱胡耀邦是個“帶有悲劇色彩的英雄”，“一個真正勇者”，并稱自己緬懷紀念胡耀邦，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要像胡耀邦那樣“銳意改革”（圖3），實際就是推動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

圖3

　　劉勝軍與他的“改革旗手”們一起鼓與呼，要在中國搞資產階級憲政。去年八月份，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刊登批判憲政的文章，引發公知出洞罵戰。劉勝軍就在其中，他轉了陳志武的微博表達自己的觀點，并且加上按語稱：反憲政是荒唐的（圖4）。去年七月份，劉勝軍撰文[3]斥責在憲政討論中有人喜歡“扣帽子”，提出要學習鄧小平“解放思想”。劉勝軍可謂是徹底歪曲鄧小平，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憲政”的實質就是“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是對“憲政”所指代的政治實體的客觀描述。鄧小平何時說過要“思想解放”到放棄社會主義?何時說過要“思想解放”到放棄黨的領導?劉勝軍們要推翻四項基本原則，推行自由化“改革”，卻偏偏搬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來做自己的護身符，實在是可笑又可憐。

圖4　　

　　在經濟上，劉勝軍主張國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

　　劉勝軍試圖推動上海自貿區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認為金融自由化是自貿區的“靈魂所在”[4]。劉勝軍在《中國經濟如何轉型》一文中，提出要“允許民營資本開辦銀行”[5]。

　　去年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出來以后，劉勝軍就表達了自己對《決定》中有關國企改革部分的失望：“國企改革最大的梗阻并沒有突破，即意識形態上的障礙。”這個阻礙國企改革的“意識形態障礙”是什么?是“《決定》堅持‘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劉勝軍認為，“這樣的提法可能意味著未來國企改革仍將存在很大政治阻力。”[6]

　　很明顯，“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有悖劉勝軍心中的“國企改革”，是亟需突破的障礙。這樣想來，習總書記也是這群人試圖突破的障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劉勝軍鼓吹國企私有化，在《劉勝軍：社會矛盾倒逼中央改革 能否落地不樂觀》[7]一文中闡述得更加清楚：“從《決定》來看，國企改革是有一些突破的，比如國有資本的概念，這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創新。這個創新它的含義在于給將來國有股的減持、甚至說很多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打開了一個空間。關于混合所有制，現在提出要鼓勵民營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這樣很多地方國企將來就可以逐步轉化成混合所有制，甚至私有化。”

　　鼓吹國企私有化，是劉勝軍的一貫主張。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劉勝軍在對中石油腐敗窩案的評論中稱：國企改革“首先要打破行政壟斷”，“一旦民企被允許進入國企壟斷的領域，就可以產生效率的改進并刺激創新”，“國企要退出競爭性領域”，反對“黨管干部”原則延伸到國企領域（圖5）。他呼吁讓“央企體制悲劇中止于中石油”，實際是要對中石油進行私有化，讓外資、民資對中石油進行瓜分。

圖5

　　劉勝軍還曾提議：央企私有化三部曲：破除壟斷、減持補充社保、拍賣出售現金返還人民（圖6）。

圖6

　　2012年的時候，劉勝軍轉發張維迎的一條微博，并加了自己的按語稱，國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是下屆政府(即習近平政府)的3大任務(圖7)。

圖7

　　2011年，劉勝軍還做夢要當中國的總統，他承諾他當總統之后要做幾件事情，其中就有央企私有化、央行獨立、司法獨立等（圖8）。

圖8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劉勝軍等人提出的“改革”實際上是反社會主義改革，因為我國的一切改革，都不能改變社會主義的大方向。劉勝軍們卻要打著改革的旗號，遂行資產階級憲政、三權分立、國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反社會主義的改革。

　　鄧小平在1987年6月12日會見外賓時說：“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另外在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還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劉勝軍所主張的“改革”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正是鄧小平所稱的典型的“自由化”、“資本主義化”。

　　在中國推行“自由化”、“資本主義化”的劉勝軍，就職于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該院是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與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于2007年10月共同發起創辦，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是一所由中國政府與歐洲聯盟共同創辦的世界頂級商學院。劉勝軍這樣的人物，卻成為有官方背景的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的執行副院長，成為對中國改革和中國輿論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可見西方壟斷財團和敵對勢力對中國的滲透有多么深。

　　劉勝軍為何突然大喊“選擇性反腐”？

　　綜合上面資料，劉勝軍提出的“選擇性反腐”的內涵應該是非常清楚了。劉勝軍是要借助“反腐”的名號，將阻礙新自由主義改革、阻礙漢奸賣國的官員們清除出去，而把那些堅持新自由主義改革、堅持賣國有理的官員們保護起來。這是何其惡毒的建議!這是新自由主義勢力要對中共進行釜底抽薪，在中共內部最大限度地培植和保護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清除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官員。這種美國佬在背后安排策動的“改革”一旦在中國成功實行，必然引發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為什么劉勝軍們會在此時跳出來，大呼反腐就要“選擇性反腐”？恐怕是中國的這幫新自由主義勢力感受到了被“反腐”的壓力了，他們要宣戰。

　　今年4月份，中紀委拍板通過，針對央企在港澳人員進行反腐大整頓，將對華潤、中銀、中信、光大國際及招商局這五大中資集團進行審計。

　　5月9日，中紀委金融口監管老大魏健落馬。

　　6月18日，審計署公布了對中投公司、中國銀行、農發行等金融單位2012年度審計結果。曝光了中投存在82億違規投資房地產等諸多問題，中行、農發行違規放貸均超60億等問題。其中，中投的境外投資中存在巨額浮虧，有待進一步審查。

　　金融領域反腐在加速，金融口腐敗官員岌岌可危，金融口又恰恰是新自由主義官員學者的大本營。要反金融口的腐，可謂要了這群買辦漢奸們的命。劉勝軍此時按耐不住，跳到國際資本控制的大媒體《金融時報》發表尖銳時評，可以看成是自由派對中央的一次公開施壓。

　　對于這篇文章，劉勝軍極其重視，他在自己的微博上推廣自己的文章，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的文章是“一篇振聾發聵的醒世之作”，并@任志強，希望任志強幫忙轉發（圖9）。

圖9：劉勝軍微博

　　劉勝軍為了推銷自己的文章，不單在微博上通過自吹自擂的方式宣傳，還宣稱“反腐風向出現調整信號：將進行‘選擇性反腐’”（圖10），打開鏈接一看，竟是他的原文，讓人瞠目結舌。劉勝軍無非是自己寫了篇時事評論，建議中央“選擇性反腐”，到他自己的微博上，就把“選擇性反腐”的建議當做是既定事實進行宣傳了。

　　本來，劉勝軍這篇文章的“選擇性反腐”觀點已經足夠毀三觀的了：在一個社會國家，竟公開叫囂要保護新自由主義官員、清除社會主義官員。沒想到劉勝軍自己還如此自以為是地高調傳播，大呼“風向出現調整”，是妄圖代表新自由主義勢力綁架黨中央嗎?

圖10：劉勝軍微博

 　　注：

　　[1]中國需明確目前反腐與改革的關系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755?full=y

　　[2]劉勝軍：為改革吶喊的老人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85.html

　　[3]劉勝軍：鄧小平改革理念八大啟示http://opinion.hexun.com/2013-07-01/155652219.html

　　[4] 經濟學家解讀央行自貿區新政觀點匯總http://stock.caijing.com.cn/2013-12-03/113639765.html

　　[5]中國經濟如何轉型http://14756090.blog.hexun.com/81000848_d.html

　　[6]國企改革再出發？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525?full=y

　　[7]劉勝軍：社會矛盾倒逼中央改革 能否落地不樂觀http://business.sohu.com/20131219/n392065151.shtml

　　附： 劉勝軍：中國需明確目前反腐與改革的關系

 　　金融時報

　　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時局，有兩條關鍵主軸：一是反腐，一是改革。這兩者對中國下一個十年的經濟社會格局都至關重要。截至目前，反腐戰線成果豐碩，反腐范圍之廣、觸動層級之高，令觀察家驚訝，凸顯新一屆領導層的反腐決心。與反腐相比，改革的推進就難言順利了，而是阻力重重，明顯例證就是李克強總理頻頻警告官員的“不作為”。

　　筆者認為，正確把握反腐與改革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反腐是手段，改革是目的。目前中國的反腐行動應是為了促進改革而實行，而不宜為簡單地為了反腐而反腐。從法治和社會公平正義角度出發，當然應該有貪必反。但從改革大局出發，在現階段“有貪必反”卻未必是最優策略。相反，現階段應該實行以促進改革為目的的，暫時性的“選擇性反腐”。

　　首先，中國目前的腐敗主要是體制腐敗，是體制缺陷所導致的。如果不通過改革來轉變體制，反腐力度再大也是治標不治本。貪官靠抓是抓不完的。古有“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反腐”的歷史殷鑒，今有河南交通廳連續四任廳長前腐后繼。阿克頓勛爵有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反觀當下“半統治半市場的經濟”，官員掌握巨大的經濟資源支配權、審批權，而又沒有健全的監督制約機制，時常出現“一把手說了算”，正常的人性是難以阻擋如此巨大的權力誘惑的。劉志軍任內推動總投資高達2萬億的高鐵，而且在招標時可以“點招”，想不腐敗都難。

　　鄧小平曾說過：好的制度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使好人變壞。由此推論的反腐與改革的邏輯應該是：改革才是消除腐敗的釜底抽薪的根本之策。如果《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能真正落實，“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大幅度削減官員手中的權力，中國的腐敗會自動減少一大半。所以，為改革護航應成為反腐的首要目標。

　　其次，不少官員的腐敗具有“被動”的性質，雖然按照法律規定已屬違法，但從情理上有可原諒之處。一方面，官員的賬面合法收入與手中的權力形成強烈的反差。正部級官員孟學農坦承自己的年薪只有20萬元這樣的收入連大企業的中層職位都不及，而且也難以在一線城市體面的生存和生活(高級官員雖有醫療等方面的特權，但畢竟是非貨幣化福利。因此薄熙來當年在記者會上就遭遇了薄瓜瓜高昂留學費用從何而來的尷尬質疑)。因此，灰色收入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官員收入的重要來源。王小魯的研究發現，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高達5.4萬億，相當于當年GDP的17%。一個具體的例子是：目前中國預付費卡市場已超過萬億元。其中的含義你懂的。官員為生存而貪腐，這是不得不正視的社會現實。

　　另一方面，在體制性腐敗不斷蔓延的情況下，腐敗的網絡不斷擴散形成密不透風的網，最終導致對“不腐敗官員”的排斥。也就是說，對很多官員而言，如果不腐敗，不僅難以鋪就升遷之路，恐怕在體制內能否生存下去都是問題。

　　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牽出現象”：但凡一個官員落馬，背后時常有一個復雜的政商網絡。以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落馬引發的廣東茂名腐敗窩案為例：2012年廣東省紀委官方通報，此窩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縣處級干部218人，波及黨政部門105個，茂名市轄6個縣(區)的主要領導全部涉案。但被立案查處的只有61人。不過，2014年中央又“復查”茂名窩案，原茂名市政協主席馮立梅被調查?？梢娺@種官場腐敗網絡的復雜性、不可抗拒性。

　　鑒于當前腐敗的普遍性，以及一些腐敗的“被動性”，“有貪必反”既無可能、也不必要。

　　再次，反腐雖有“立威”之效，有助于樹立中央權威，為推動改革創造有利條件。但是，“有貪必反”也會導致官員不知所措，出現消極心態、避險心態，加劇改革推進中的“不作為”。新一屆領導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之后，可謂“踏石留印、抓鐵留痕”。十八大后“落馬”的省部級官員總數已經超過30人，相當于前十年的一半。2013年被處分的縣處級以上干部也高達6400多人，比2012年同期增長36.3%。在風聲鶴唳的肅貪風暴之下，連“吃喝”都可能成為官員落馬的線索。在這樣的情勢下，“不作為”就成為官員的最優策略。在中國經濟下滑趨勢明顯的情況之下，掌握資源和執行路徑的官員能否作為實則較以往更為重要，反腐力度的“技術調節”也就尤為必要。

　　因此，綜合來看，當前的反腐策略在贏得民意支持、樹立中央權威方面是有效的，但對目前形勢下推進改革未必是最優的選擇。從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已有半年多，但改革依然未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2014年5月李克強總理怒斥，“我在基層調研時注意到，有些地方確實出現了‘為官不為’的現象，一些政府官員抱著‘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甚至‘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的態度，敷衍了事。說得難聽點，這不就是尸位素餐嗎?”阻力不僅在基層，李克強也責問部長們：“在座的各部委，國務院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了沒有?你們各自的責任履行了沒有?各位，你們要‘守土有責’啊!希望我們的一些同志，不要貪戀手里那點小小的權力，阻礙政府工作的大目標。”

　　筆者認為，當前要加快改革，讓反腐成為推動改革的“正能量”，應該從“有貪必反”轉向以改革為導向的“選擇性反腐”。當然，反腐也應盡量規避淪為政治斗爭的手段，因此“選擇性”的標準應該是：對積極推動改革的官員應該降低反腐力度，對阻撓改革的官員應該加大反腐力度。這樣的“反腐促改革”策略要想奏效，還必須讓官員能明確感知到這樣的“選擇性標準”，進而改變自己的行為取向。為此，中央可以考慮發出明確的信號：將推進改革的表現作為官員考核的重要標準;在反腐時優先“關照”那些阻撓改革的官員;對落馬的官員，要多宣傳其拖延和阻撓改革的具體表現。

　　不過我們必須謹記：選擇性反腐，只是推動改革的“階段性策略”。一旦改革得到實質性推進，中國還是應該致力于消除“選擇性執法、彈性執法”的痼疾，建立可信賴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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