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希爾曾經說，由于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完全受一些大的跨國公司支配，"以致任何不首先考慮這些大公司的作用而要討論我們的突出問題(不論是通貨膨脹、浪費、失業、還是厭倦文化)的企圖，都是騙人的勾當。"(《尼克松以后的美國》第2頁，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

　　希爾這話說得好。的確，不考慮大資產階級的作用，超利害地、學究式地談論自由市場經濟或新自由主義，不是幼稚，就是騙人。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受到資產階級的鐘愛，因為宣傳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既能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又能"論證"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階級，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的合理性。

　　一

　　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后，尤其是二戰之后，由于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能獲得本國經濟條件所提供的生活保障，這些對西方工人的吸引力增大，另外，由于西方工人運動的發展，也由于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增強，各西方國家先后推行"福利國家"政策。"福利國家"政策的推行，是為了抵銷社會主義對工人的吸引力，緩和勞資矛盾，麻痹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瓦解他們的階級斗志，以使資本主義社會永續長存。19世紀就搞過"福利國家"的德國首相俾斯麥就說過："一個盼望得到老年津貼的人，一般不會好斗，且易于管理。"而資本主義推行"福利國家"的經濟根據，則是上世紀30年代危機的經驗教訓，以及凱恩斯主義、福利經濟學提供的經濟理論。

　　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而要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必須擴大開支來增加需求。而增加社會福利開支是擴大政府支出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和國家從事公共工程設施建設，擴大就業等，都屬于國家擴大支出干預經濟的表現形式。

　　因此可以看出，"福利國家"論的提出，是為資產階級服務。政治上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避免資本主義制度被無產階級革命所推翻;經濟上是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

　　"福利國家"論提出的平等、充分就業、社會保障等都遠沒有實現(也不可能實現)。資本主義的實際社會福利狀況與"福利國家"論也有很大差距。但是，新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給予人民社會福利太多，帶來一系列弊端。所以新自由主義要求大大地削減社會福利。

　　二

　　70年代以后，尤其是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的里根上臺后，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逐漸在西方占據統治地位。新自由主義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混合經濟"、社會福利制度等進行了猛烈攻擊，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全都違背了自由市場經濟原則。

　　新自由主義雖有"自由主義"稱謂，但它并不是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而是持保守主義立場。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托賓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國《紐約書評》發表了題為《里根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文章。文章一開始就寫道："里根行政當局的經濟計劃和英國撒切爾政府一樣，在經濟政策的理論、意識形態和實踐方面都表現了保守的反革命性質。這種反革命的目的在于縮小政府的，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經濟影響。"新自由主義以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減輕國家支出負擔為理由，對國有企業、社會福利制度等發起進攻。按照他們的觀點，不僅企業要"私有化"、"市場化"，而且福利也應"私人化"、"市場化"、"商業化"，各人所得福利的多少依據他的支付能力大小而定。這必然要導致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福利收入差距的擴大，保持和加深社會的不平等。而新自由主義認為，這樣可以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福利制度的弊端，可以刺激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資本家的投資積極性，有利于經濟發展。為此，他們論證了不平等的"合理性"。新自由主義中貨幣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為了使自由市場有效運行，不應實現"福利國家"論者主張的"平等"，而應當保持"不平等"。他說："一個社會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相反"一個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國家最終作為可喜的附產品，將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關于自由與平等關系之說。不過是資本"自由"剝削勞動的辯護之辭，是愚弄人民的欺騙之說。不管從理論還是實踐來看，當資產階級能自由地剝削工人階級時，國家不會有"更大的平等"，只會有更大的不平等。工人除了接受貧困這一事實外，沒有其它自由的選擇。

　　如果說貨幣學派在自由與平等問題上還有一層簿簿的欺騙面紗的話，新自由主義的另一流派--供應學派干脆將這層面紗也扯掉。積極支持里根的"右翼思想家相信，'自由'與'平等'可以扼殺人類的活躍精神;政府不應控制經濟，有了不平等情勢，方可產生出經濟競爭……里根的政策--所謂'供應學派經濟'原則是階級間的區別越大，人民進益之間的區別越大，越會刺激經濟的發展……"(《介紹美國保守派的第一支筆》董鼎山《編譯參考》1982年第6期第73頁)"不平等合理"論既可用來論證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的合理性，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還可用來向主張"平等"的"福利國家"論進攻，向社會福利進攻。

　　新自由主義在論證削減乃至取消社會福利會刺激工人積極性時說，包括失業救濟、食品救濟等社會福利直接歪曲了"合理工人"的意向，使他們依賴救濟而游手好閑，不去尋找工作崗位，從而導致失業增加。因此，似乎工人失業后不給予任何救濟，迫使工人失業后"饑不擇食"地接受任何低工資、高強度的工作，從而保證資本家獲得高額利潤，才是值得稱道的"合理工人"意向。

　　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工人失業是由資本積累和人口規律的作用決定的，根本不是所謂使勞動市場"變形"的社會福利決定的。資本主義失業救濟有許多限制條件，許多失業者是領不到失業救濟的。另外，失業救濟金數額很低，絕大多數失業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西方的貧困線以下生活。所以至今沒有能證明關于失業救濟等社會福利對工人選擇意向產生"消極"影響的統計數據，也沒有表明工人"自愿"參加失業大軍以便去游手好閑的證據。相反，比比皆是的關于幾百個工作崗位有上千人甚至上萬人去爭搶，以及工人反對裁員、反對失業的罷工和示威游行的報道都表明工人不愿失業。據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倫納的調查，美國失業率每上升1%，監獄里的囚犯便增加4%;被謀殺的人增加5.7%;自殺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婦女增加1%;死于心臟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實表明，失業給失業者帶來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也給在業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

　　《世界知識》雜志1979年20期，刊登了李利題為《西方國家的失業問題》的文章，文章寫道，"勞動者即使暫時還有職業，也還是為隨時可能的解雇而提心吊膽。……失業陰影的威脅，對勞動者產生了很大的精神壓力。一旦失業來臨，勞動者所受的精神創傷更加嚴重。法國《快報》指出，由于失去了工作的權利，社會地位下降，失業者感到'羞恥'，感到'犯了罪'、失去了尊嚴、被人拋棄了似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承認，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即使在"里根革命"大吹社會福利前，從西方的調查和報道中也只能看到失業的痛苦，哪里有新自由主義者說的愿意失業，以靠失業救濟去"游手好閑"?

　　對于人民的貧困、失業和不幸，新自由主義不是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去找原因，而是歸結為個人的"過錯"和"自由市場競爭中的失敗"。因而認為解決他們的貧困和不幸應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他們申請社會救濟，就等于把自己"失敗"和"過錯"造成的后果推給社會，"加重公眾負擔"。新自由主義企圖從這方面來論證社會福利的不應該。當然，這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發明。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一書中就寫道，經濟學應在群眾中傳播的主要訓條之一是："民眾應該把自己的災難歸咎于自己"。

　　"福利國家"論還說國家有責任幫助貧困窮人，以實現平等化。新自由主義卻說自由市場經濟給了你參與自由競爭的機會(即所謂"機會平等")，你的貧困是因為你的無能。新自由主義就是以"結果不平等才有高效率"，"市場經濟給的是機會平等"，"你的失敗是因為你的無能"等濫調來轉移人民對日益增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注意力，并將自己遭受的不平等歸咎于自己的"無能"。J.托賓在《里根經濟學和經濟學》一文中揭露了美國的"機會平等"："機會均等一向是美國的理想或美國的辯解借口……當然經濟和社會成果是極不平均的。其辯解的借口是大家的機會都是平等的……然而實際上機會是極不平等的。美國雖然沒有舊世界的封建等級制，卻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種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礙。即使克服了這些障礙，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會在競賽中得到優先起步的地位，這仍是鐵一般的現實。……他(里根)肯定能夠做到的不過是把財富、權力和發展機會重新分配給富裕而有勢力的人們及其子女而已。"新自由主義要求大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和降低國家在這個領域的作用。他們的這些要求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這樣能保證資產階級在社會保障、教育、保健等領域的自由。而這些領域是關系工人階級生活和就業的重要領域。資產階級能由此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使其依附自己。還有，減少福利開支重新分配預算撥款，對大公司尤其是軍火壟斷組織有利。這從社會福利支出趨于削減而軍費支出趨于增長中明顯表現出來。

　　三

　　新自由主義不僅從各個方面來論證削減社會福利的合理性。而且還積極"論證"國家調節失業率的不合理性，及工會存在的不合理性。傳統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認為，勞動市場可以通過工資漲落和勞動力供求間的自發調整而實現充分就業。雖然這贊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教條早已被30年代大危機及以前的歷史所粉粹，新自由主義仍拾起這破粹的"法寶"來攻擊國家的干預和工會的作用。例如，弗里德曼就認為，就業水平應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條件，而不應該取決于政府的措施。他還認為，如果取消了限制工人之間的競爭的"工會壟斷"，那么失業水平就會下降。按弗里德曼的說法，失業竟成了工會的"罪過"，而這種說法也是與資本主義的現實不相符合，因為工會多少能夠起到減緩失業增加的作用。

　　弗里德曼的話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企圖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工人間的競爭，建立單個工人與企業間的關系來離間工人團結，破壞工會等工人組織的集體抵抗力量，剝奪工人起來保護自己集體利益和斗爭成果的權利。現實中，西方的確通過限制工會權利的政策來對工會進行打擊。另外，西方越來越多的不完全工作日、臨時工和服務行業工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通過工人間競爭實現勞動關系個性化，使被雇工人失去工會的保護。1984年1月14日，美國《民族》周刊刊登了菲利的題為《美國失業增長和'失業委員會'》的文章。文章寫道，美國鋼鐵工業"工人都參加工會，工人的工資每小時12-15美元，另一方面，具有'高級技術'的計算機操作員每小時工資通常只略多于3.85美元，因為從事這種職業的人不參加工會"。資產階級企圖通過建立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競爭來懲罰工人階級，把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勞動條件、組織性和戰斗性都拉回到幾十年前的狀況。

　　限制工會權利和停止國家調節失業率，以使勞動力市場"正常運行"的思想，實際意味著賦予資產階級在勞動力市場上不受限制的自由，有按自己意志支配成百上千工人命運的權利。資產階級可以利用大規模失業作為壓低工資并加大工人勞動強度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手段，并以此打擊勞動者的戰斗精神和工會力量，迫使工人更加依附自己。

　　西方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結合最緊密的部分，決定了它為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服務的特點。而被凱恩斯分子稱之為具有"保守的反革命性質"的新自由主義，雖然其宣揚的自由市場經濟論比凱恩斯理論更加脫離資本主義現實，基本上是重彈被30年代危機擊得粉碎的舊時庸俗理論的老調，是西方經濟理論的"返祖"、退化。但因為它對工人階級的毫不妥協態度，及充分"論證"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的合理性，并對資本主義有更多的贊美，而更受資產階級鐘愛。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露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辯護作用時所說，"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頁，1972年9月第1版)

　　我國的一些"學者"宣揚新自由主義，卻不能像資產階級學者希爾要求的那樣在討論新自由主義或自由市場經濟時"首先考慮這些大公司的作用"，也不能像托賓指出它的"保守的反革命性質"。這就使人懷疑：他們到底是幼稚呢?還是騙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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