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呼吁經濟學課程改革

　　當楊園(音譯)于2008年秋季開始接觸經濟學課程時，讓她感到震驚的是，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的回廊之內，對于外部世界的關注是如此之少。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導致市場震蕩之際，她在牛津大學所上的課沒能幫助她理解一家美國投資銀行的倒閉為何會引發全球市場的大混亂。

　　當她向自己的導師說出了心中的煩惱時，她才了解到有助于解釋當時所發生情況的理論。今年23歲的楊園現在已是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的一名學生，她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了經濟學教學與幫助學生理解真實世界中的事件之間是何等脫節。當我發現，在經濟學的領域內，除了當時教給我的東西以外還有另一條路，我真是感到如釋重負。我之前感覺自己就好像是一塊知識飛地的一部分，這里毫不考慮從心理學、哲學、或者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能夠借鑒些什么。”

　　楊園處于一項日漸壯大的運動的最前沿，這項由青年經濟學家發起的運動呼吁世界各地的大學改革教授這門“沉悶無趣的科學”(dismal science)的方式。他們相信，自己這一代人若要避免金融危機爆發前夕的一系列政策錯誤，并且設法解決收入不平等以及氣候變化導致的經濟后果等問題，接觸更加多元化的問題解決方法至關重要。

　　2012年，楊園幫助創立了“重新思考經濟學”(Rethinking Economics)聯盟，旨在改變這種被她稱為經濟學與公共討論脫節的狀況。該聯盟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機構，本月在一份呼吁取消標準課程設置的公開信上簽名的42個學生組織中就有它們的身影。

　　這些學生分布在四個大洲的19個國家，他們要求教授們不要再把注意力都放在單一的經濟分析方法上。簽署人絕大多數是二十多歲或者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希望看到更多關于其他理論和方法的討論。他們希望自己所學的課程著眼于解決經濟中的重大問題，而不是僅僅為他們今后從事金融類工作做準備。

　　尼古拉-弗拉卡羅利(Nicolò Fraccaroli)表示：“我們所學的大多數經濟模型只考慮一個因素：利潤。鮮少考慮可持續性或者收入分配公平性。大學應當教你如何做好一份工作。但首先我們必須確定的是，將會運作大規模資金的人對于他們正在做什么有著清楚認知。”弗拉卡羅利是其中一個組織——重新思考經濟學意大利分部(Rethinking Economics Italia)的創始人，他也是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Luiss Guido Carli)的一名學生。

　　這封公開信是對抗主流經濟學教學模式的一場范圍更廣的叛逆行動的一部分。這場反叛的聲勢不斷壯大，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削弱了學術界中部分人有關經濟學解決了大多數世界重大經濟難題的看法。

　　萊娜-凱薩(Lena Kaiser)表示，她對經濟學的興趣主要源自希望理解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的好奇心，這是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暢銷書《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主題。在德國曼海姆大學(University of Mannheim)的學習讓凱薩感到失望。“課程完全沒有探討那些我想討論的問題。不論怎樣都看不到批判性思維。”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學生們普遍會學習有關經濟史和公共經濟學的知識。行為經濟學得到了長期的研究，而且在2002年，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為他在決策方面的洞見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在過去三十年間，本科生的經濟學課程越來越多地被新古典學派的數量方法所統治。在雷曼兄弟倒閉近六年之后，大學的標準課程設置仍然幾乎未變。Peps-Economie是一群學生于2009年成立的組織，其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法國的大學中，僅有1.7%的課程模塊涉及了經濟史，而且僅有一所大學的唯一一門課程將經濟學的認知論作為主要內容。

　　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是牛津大學馬丁學院(Oxford Martin School)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負責人，該機構是億萬富翁對沖基金經理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于2009年創立的。拜因霍克指出：“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學同樣出現了很大改變。但課程設置依然未變。”

　　改革者同意，根植于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政策選擇有助于形成了“大緩和時代”(Great Moderation)——這是一段持續了幾十年的穩定、繁榮的時期，直到金融危機爆發才結束。但改革者們認為，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學派的思想上是短視的。Peps-Economie的成員之一路易松-卡昂-富羅(Louison Cahen-Fourot)表示：“我們并不反對新古典學派或者數量方法。我們只是將其看作一個范圍更廣的領域的一部分。”

　　據那些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學習經濟學的人描述，自滿情緒不僅存在于學者圈中，還蔓延到了學生中間。重新思考經濟學紐約分部的創始人托馬斯-瓦斯(Thomas Vass)表示：“當我于2004年開始學習經濟學時，我會在課堂上問非常尖銳的問題。而當我這么做時，所有人都會說，‘你在浪費大家的時間，我們需要考試的答案’。”瓦斯現在是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的學生，這里會教授一些較為不正統的課程。

　　自2008年開始的巨大動蕩為變革提供了新鮮的催化劑。參與了2011至2013年間智利學生抗議活動的卡米拉-塞亞(Camilla Cea)表示：“對當今課程設置的批評由來已久。但金融危機起到了觸發器的作用。”

　　學生并不是唯一呼吁改革的群體。多位政策制定者對學生的呼聲表示支持：包括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尚未就職的首席經濟學家安德魯-霍爾丹(Andy Haldane)，以及奧地利央行(Austrian National Bank)執行董事彼得-穆斯萊希納(Peter Mooslechner)。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經濟學教授溫迪-卡林表示：“公開信很了不起——非常開放而又富有建設性。”卡林在新經濟思維研究所領導了一個項目，通過收集來自不同思想學派的課程資料對本科教學模式進行改革。

　　其他學者則表現得更加謹慎。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拒絕了本校“后危機經濟學社團”(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的學生所提的要求，這些學生希望在下一年的教學大綱中加入有關金融危機另類理論的選修模塊。學校負責人表示，他們將考慮自2015年起增加有關另類經濟理論的教學模塊。

　　對學生要求持批評意見者舉出了被他們視作主流的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批評人士指出，這些研究能夠解釋經濟危機。他們還認為，其他學校的教學方法缺乏嚴謹性。

　　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的經濟學在讀生托尼-耶茨(Tony Yates)在博客上發文作為對曼徹斯特大學要求的回應：“希望在金融危機和有機過程之間找出相似之處的學生最好停止談論奧地利經濟學派，并開始鉆研奇異非線性常微分方程(或者開始學習如何求解這種方程的緩慢而又痛苦的過程)。即便異端未來成為了新的正統，學生們也必須忍受動態數學測試。”

　　但學生的沮喪情緒——經過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和傳播擴散——依然清晰可見。卡昂-富羅自從2011年搬到巴黎以來一直是Peps-Economie組織中的活躍分子，他表示：“在事前沒有任何協調溝通的情況下，世界各地的學生對于他們的經濟學教育都有同樣的感受。我們開始認為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去年12月，他通過發送Facebook和電子郵件，最終在1月底安排了一次Skype電話會議。弗拉卡羅利表示：“我們說著大約10種不同語言，我們中的很多人——比如像我——并非以英語為母語者。但我們有著同樣的感受。我們存在一些爭論，但我們將其順利化解，這一點可以從我們協調組織全球性活動的方式中得到證明。”

　　共同行動強化了各組織內個體的努力效果。凱薩稱：“我們被邀請做過多次報告。我們現已獲得了嚴肅對待，被看成是知識分子正式討論的一部分。公開信發表后在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舉行過一場有關課程改革的活動，并獲經濟學系的多位教員參與。活動現場擠滿了人。”

　　部分受到公開信的啟發，重新思考經濟學聯盟現已在北京成立了一個分部。

　　一些人擔心，全球經濟增長復蘇可能淹沒要求改革的呼聲。后危機經濟學社團成員喬-厄爾(Joe Earle)表示：“這場危機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經濟復蘇則能幫助人們假裝不存在任何問題。學生生活非常短暫，而課程改革的實現總會存在時滯，因此我們必須繼續保持施壓。”

　　其他人的態度更加積極。拜因霍克稱：“公開信是一個考慮周全的舉措。現在取決于經濟學教員們能否傾聽意見并表現出同樣的建設性了。我非常樂觀的相信，未來將會逐漸看到變化。”

　　學生抗議活動來了又去，仍然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正在爭論的課程改革是否能夠贏得廣泛支持。瓦斯對此很有信心。他說，自己的老同學們已經不再將他看成是一個浪費大家時間的人了。“那些曾經告訴我閉嘴的人會走上來對我說：‘現在我明白你當時為何如此富有批判性了。’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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