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一：張宏良所說70年代大學免費教育的一點佐證

　　張宏良在評點《七常委與高考》時，談到張宏良本人也是1977年上大學，當時大學是免費教育。關于當時，即70年代大學免費教育的情況，我提供一點佐證。在1979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冊子《西湖攬勝》的第158頁，有當時浙江美術學院的副院長莫樸介紹浙江美院的文字。其中談到：當時浙江美院的大學生全部免學雜費，全部享受公費醫療，畢業后，按國家需要和本人興趣特長分配工作。這段文字在當時，一般人不會怎么在意。但在今天，如果在媒體上發表，對比現在的高學費、高醫藥費和嚴重的大學生就業難，肯定會引起轟動，網上評論如潮，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熱點。李總理當年享受了計劃經濟的紅利，現在的大學生又能享受到什么市場經濟的紅利呢?

　　雜談二：老舍之死與文革無關

　　作家老舍在文革初因挨打，憤而投湖自盡。文革的政治路線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沒有叫人去打砸搶搞破壞的內容，詳見當時中央的原始文件。所以老舍之死與文革的政治路線沒有必然因果關系。所以雖然老舍在時間段上是死在文革期間，但他的死與文革無關。做個比喻，在胡總當政期間，張三因與李四鬧矛盾，被李四打了。張挨打這件事當然與胡總的科學發展觀沒什么必然因果關系。所以盡管張三挨李四打的事在時間上發生在胡總當政期間，但與胡總的政治主張科學發展觀無關。文革的對錯我不關心。我關心的是：領導干部要不要接受群眾有效的民主監督，并且在我監督他的時候，不會被他打擊報復。

　　雜談三：歷史決議肯定文革期間建設成就

　　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那個著名的歷史決議中有專門一段文字列舉了文革期間我國的一些建設成就，并強調說：這些成就不是文革的成果，如果沒有文革，我們的成就還會更大。在否定文革的決議中特意強調文革中的建設成就與文革無關，這說明什么?只能說明文革期間我國的建設成就非常大。因為文革期間我國的建設成就非常大，所以為防止群眾把這些成就看成是文革的成果，也為防止文革派用這些建設成就為文革路線辯護，所以就必須在這個否定文革的決議中特意向人民強調文革期間的建設成就與文革無關。而當他這樣強調的時候，事實上已經承認了文革期間我國的建設成就非常大，絕非所謂“瀕臨崩潰邊緣”。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所以我們讀史時，要學會在一些不經意的細節中去發現真實。文革路線的對錯，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文革期間的事實不能歪曲。

　　雜談四：評價歷史決議的重點應該放在哪里?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主人，執政者是公仆。公仆的權力是人民賦予，公仆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所以執政者不能自己決定自己，必須由自己的服務對象人民來決定自己。用通俗的說法，就是：“干部好不好，必須群眾說了算，不能干部好不好，由干部隊伍內部說了算”。我認為這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重要原則。人民公仆與人民老爺的區別就在于：執政者由自己的服務對象人民有效決定，這時執政者是公仆;反之，執政者不被自己的服務對象人民有效決定，而是執政者自己決定自己，這時執政者是老爺，也就是不受人民監督、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的官僚特權階級。一個干部的工作好壞，如果由群眾評定，那么對這個干部來說，要維護的是群眾的利益。如果不是群眾評定，而是由干部隊伍內部來評定，那么對這個干部來說，要維護的就不是群眾的利益，而是干部隊伍自己的利益。1981年那個歷史決議的主題是評價執政黨前30年的工作。執政黨的工作是為全國人民服務，所以執政黨的工作好壞，應由它的服務對象全國人民來評價。但這個決議恰恰不是人民做的，而是由執政黨的高級干部內部開會自己做的。這實際上違背了干部好不好必須群眾說了算的原則，變成干部好不好，由干部隊伍內部自己說了算。就憑這一點，決議的政治有效性已經瓦解了——站在社會主義民主的立場上。這實際上是這個決議最大的要害，至于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評價，如對文革和大躍進的評價，已經完全是次要問題了。社會主義民主比什么都重要。我們現在談論決議，重點應該放在這個評價執政者工作好壞的決議應該由誰來做才真正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才真正具備政治有效性?相應的就是落實社會主義民主，落實和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要求公仆必須由主人來決定，公仆不允許自己決定自己。這才是最關鍵的，至于文革大躍進之類具體問題的評價，相比之下，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雜談五：黨外民主應高于黨內民主

　　黨外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黨內民主不是人民民主，只是執政團隊內部的民主。對執政者來說，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政治上，就是人民的民主權利高于執政者自己的權力，人民的民主高于執政團隊內部的民主。在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的關系上，就是黨外民主要高于黨內民主。脫離了黨外民主，片面強調黨內民主，實質是剝奪人民的發言權。這個問題，我現在看得特別清楚。

　　雜談六：執政黨的革命性

　　革命是什么?就是反抗壓迫，反抗剝削，反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要追求光明進步，追求公平正義，追求人類的解放。這實際上是共產黨執政的道德基礎，能讓共產黨占據道德制高點。有人要否定共產黨的革命性，所謂由革命黨轉變為單純的執政黨。實際上是要否定共產黨執政的道義基礎，讓共產黨喪失執政的道德制高點，喪失道德優勢。

　　雜談七：三權分立為豪強不為人民

　　孟子名言：“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所謂“楊氏為我”，就是指個人主義個人利益至上。要個人主義個人利益至上，就必定否定整體利益和為維護整體利益所必須的統一管理，這就是“無君”。儒家講尊君，實質就是強調極權(集權)。強調極權的實質，是強調整體利益和為維護整體利益所必須的統一管理，價值觀基礎是集體主義——整體先于個體，否認獨立自由個體的存在。政治上的統一管理就是所謂“極權專制”，經濟上的統一管理，就是計劃經濟。要有效的進行統一管理，就必須要有一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這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在中國古代就是所謂“君”。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否認整體的存在，只承認原子式的獨立自由的個體。既然整體不存在，當然不需要統一管理，只需要微觀的個人奮斗和自由競爭。資產階級思想家主張三權分立的實質現在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要防止出現一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防止出現一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的目的又是什么?就是要否定整體利益和為維護整體利益所必須的統一管理，主張一種自由競爭的社會制度。政治上的自由競爭就是憲政民主，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就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就是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就是古人所謂“兼并”。結果必定兩極分化，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豪強手里。所以三權分立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的是豪強的利益。

　　概括地講，三權分立的真正設計用意是：通過使國家政權不同部門之間相互獨立，不連為一體，防止出現一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使國家政權不成為獨立于豪強的一股強大力量，便于豪強勢力操控國家政權并使之服務于豪強的利益。如果不實行三權分立，使國家政權各部門之間連為一體，則有可能出現一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這樣就會使國家政權成為獨立于豪強的一股強大力量，并有可能這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為了維護整體利益而運用國家政權的強大力量去抑制兼并、打擊豪強，如中國古代一些有作為的皇帝。現在中國的一些富豪在政治上主張憲政和三權分立，反對極權專制，原因也就在這里。

　　雜談八：所謂“權力監督權力”

　　資產階級思想家說要讓權力監督權力。我認為這是不著邊際的說法。著邊際的說法應該是：根據權力的施政方向，權力為誰服務，就讓誰來監督權力。在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是廣大勞動人民來監督權力。

　　雜談九：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

　　集體主義價值觀強調整體利益和為維護整體利益所必須的統一管理。政治上的統一管理就是所謂“極權專制”，經濟上的統一管理就是計劃經濟。要有效的統一管理，就必須有一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在集體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下，制度上有一個明確的為維護整體利益對社會進行統一管理的最高統治者。這個統治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一個機構，在中國古代就是皇帝。這就是所謂“有形的手”，就是指制度上有一個明確的對社會進行統一管理的最高統治者，并在這種制度下，這個最高統治者對整體利益承擔相應的責任。個人主義否定整體利益的存在，只承認原子式的獨立自由的個體。既然整體利益不存在，當然也就不需要為維護整體利益所必須的統一管理，只需要微觀的個人奮斗和自由競爭。政治上的自由競爭就是憲政民主，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就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社會里，在制度上沒有明確設立一個類似于中國古代的皇帝那樣的對全社會進行統一管理的最高權威的統治者。但在事實上，能對全社會進行統一管理或叫操縱的人或集團是有的，這就是豪強勢力。自由競爭就是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就是古人所謂“兼并”。結果必定兩極分化，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豪強手里。封建社會里的豪強就是大地主，資本主義社會里的豪強就是大資本家大財閥。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那些大資本家或壟斷財團憑借擁有的巨額財富，可以操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連國家政權也在其操縱之中。資本豪強事實上具有操縱社會的能力，但在制度上只是私人身份，沒有明確的對社會進行統一管理的最高統治者身份，因而避免了作為統治者應對整體利益所承擔的責任。這就是所謂“無形的手”，就是指制度上沒有明確規定一個對社會進行統一管理的最高統治者，但事實上能對社會生活各方面進行操縱的人或集團是有的，但這個人或集團又只是私人身份，不是明確的統治者，不承擔統治者對整體利益所應承擔的責任。“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差別就在這里。其中的利弊，大家自己動腦筋分析。我認為“有形的手”優于“無形的手”。

　　雜談十：儒家的道德等級思想

　　儒家主張等級制，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但這些批評者或許忽視了：儒家的等級制實際上是一種道德等級制。在儒家看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待遇的高低，應該取決于這個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孟子有天爵和人爵的說法。所謂“天爵”就是指人天賦的道德品行。“人爵”就是指人現實的社會地位。兩者的關系是天爵第一性，人爵第二性。我認為這在道理上是對的。一個人社會地位越高，他對社會承擔的責任就越重，相應的對他的道德要求也就越高。一個社會，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就是治世，反之就是亂世。根據儒家的這種道德等級思想，“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項著名政策的合理性正當性很容易就能得到論證。

　　我認為道德至上的儒家思想對資本主義有強大壓迫力(請左派注意)。你自由派鼓吹市場化私有化，我可以指斥你“惟利是圖”，給你貼上“小人”標簽，在道德上把你矮化;你如果鼓吹憲政民主和三權分立，反對極權專制，我可以給你扣頂“無君無父”的大帽子，理直氣壯地鎮壓你，把你打入政治地獄!所以在中國做資本家，確實很倒霉。

　　雜談十一：上海非公經濟比重過半

　　據報道，上海經濟總量中，非公經濟比重過半。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成果，即上海人民的勞動果實，有一半以上不是作為國家財產，也就是人民的公有財產掌握在政府手里用在人民身上，做到受益面最大化，而是作為一小撮資本家的私人財產掌握在資本家手里用在資本家身上，受益面最小化。資本家自私自利不為人民服務，但卻掌握巨額財富;政府要為人民服務卻手頭缺錢，怎么辦?——募捐!打破國企壟斷發展私企讓資本家發財，引發問題卻讓老百姓募捐解決。實質就是讓窮人為富人擦屁股。上海每年一度的“藍天下的至愛”慈善募捐活動就是這種為富人擦屁股的活動。類似為富人擦屁股的活動還有很多，如學校里的校園義賣。究竟是國企與民爭利還是私企與民爭利，問題不是很清楚嗎?堅持公有制即所謂“國企壟斷”，社會財富就掌握在政府手里。你政府有錢了，就可以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做很多事情，還需要募捐義賣嗎?所以說與其動員群眾募捐獻愛心，不如真正搞好公有制!

　　雜談十二：司法上親親相隱原則的運用

　　司法上的親親相隱問題。古代社會是小農經濟，以家庭為本位，家庭血緣關系特別重要。但即使如此，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在司法上，親親相隱原則的運用也是有限制的，不是無限的。例如按清律，涉及謀反叛逆，不適用親親相隱。社會主義社會以社會為本位而非家庭為本位，家庭利益不應置于社會利益之上。社會主義國家在司法上，即使允許親親相隱，也應局限在輕微犯罪的小范圍之內。如果是嚴重犯罪，即犯罪行為嚴重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嚴重違背社會主義道德原則，性質和影響極其惡劣的，如腐敗和賣國等，仍不適用親親相隱。公大于私。凡事涉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要大義滅親，不能因私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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