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蓮：土地論

　　前言：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種路線一種觀點，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人民群眾都知道。

　　土地對于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性，應該是人人皆知的了，在此也無須贅述。正由于這個重要性，所以土地制度也就成為關聯其他各項社會活動的重要因素，甚至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否。

　　中國奴隸制社會的時候，土地全部集中在奴隸主手中，奴隸勞動所產出的一切都歸奴隸主所有。給予奴隸的只是不至于餓死，還可以維持繼續勞動的最低限度。奴隸主所獲得的收益中，有一部分要用于公共性開支，如軍費等等。這時候，實際上是一種集體生產制度，只是它的生產資料是歸奴隸主私家所占有，從而勞動的收益也歸奴隸主私家所有。在這種生產關系下，奴隸主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必然對奴隸實施難以想象的壓迫，奴隸的人生自由被完全剝奪。

　　歷史進入秦皇朝，解放了奴隸，使奴隸進化為黔首。

　　在農業上廢除了井地制，代之以授田制，還把農戰緊密聯系在一起獲得了農業和軍事的重大發展。秦的土地資源屬于國有，由于當時地廣人稀，為了更好地開發利用土地資源，秦制定了如下法規：大面積授田給農民。《商君書算地》中提出，“每個成年農民由國家授田小畝五百(意即：一庶民得143畝)，授地后，設定阡陌封疆，不許私自更動;每個農戶所獲得土地數量及向國家繳納的賦稅都相等;

　　努力耕種者可以免除徭役(勞役和兵役)等，如果向國家交納一千石糧食，就可以得到一級爵位。按當時的制度，爵位高者就可以做官，這是一種獎勵。這就是授田制(所以被稱作授田制，因為這時還不存在田地自由買賣)。由于這種制度的存在，當時的人們形成了一個“打仗是為了人人當地主。”的參與意識，這種積極的思想意識，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到了秦二世雖然沒有收回土地的所有權，但把土地的耕種者使為重役(大量征發全國的農夫修造阿房宮和驪山墓地，調發五萬士卒來京城咸陽守衛，同時讓各地向咸陽供給糧草，而且禁止運糧草的人在路上吃咸陽周圍三百里以內的糧食，必須自己帶糧食。]除了常年的無償勞役外，農民的賦稅負擔也日益加重，)，土地荒蕪，人員十去九不回，把百姓逼上了絕路，言無可言、訴無可訴，哭告無門。

　　秦二世的役田制是排擠，告訴民眾，建設只是為了朝庭的千年統治不倒。與百姓的參與沒有實在關系。由此促使秦皇朝迅速滅亡。

　　從秦皇朝起，實行的是土地每家每戶的私有制，一直到延續到新中國的“人民公社化”為止。中國最興盛的北周、隋、唐時代，搞了均田制。均田制是政府按人丁或勞力平均分配土地，增人增地，減人減地。均田制大致保證地租在社會成員中的共享。但正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促使中國人形成了“讀書做官，攢錢買地田”的意識觀念。做官可以得高俸祿，買田可以賺取地租。這實際上同資本家辦廠賺取利潤，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區別了，所以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無限欲望。在初搞均田制的時候其積極作用是明顯的，但是由于兩個主要原因，隨著時間的推延使得土地慢慢向少數人集中，多數人日漸貧窮下去。這兩個原因是：1、“增人增地，減人減地”這個工作量，對于官方來說實在太龐大了，難以執行好，況且那個時代這些事情必須要有縣官操辦的。2、由于各家各戶勞力強弱，體質好差，家底厚薄等因素，決定著攢錢的快慢。到一定時候，富者萬頃良田，貧者無立錐之地，使得大多數人常常處于衣食無著。到這時，改朝換代正在醞釀之中了。這就是“黃氏周期律”的根本原因。

　　古今中外首個“特色”大地主。“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

　　這句話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是范仲淹的名句。這位封建士大夫不僅口中經常念叨這句話，還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圍內付出了行動，請見：“北宋范仲淹。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在蘇州長洲、吳縣置田十余頃，將每年所得租米，供給各房族人衣食、婚嫁和喪葬之用，始稱‘義莊’。范仲淹親定規矩十三條，規定各房五歲以下男女，每人每天給白米一升;冬衣每人一匹，五到十歲減半。族人嫁娶、喪葬，則分等發給現錢。在以后續定規矩中，又規定義莊的經濟管理有相對的獨立性：尊長不得干預義莊掌管人依規辦事;族人不得借用義莊的人力、車、船和器用，不得租佃義田，不得私自將義宅屋舍兌賃典當，不得占居會聚義倉。義莊不得典買本族族人土地。”從本例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田地的所有權是私有的，但是收益所得實際上在小范圍內是平均共享的，這樣，在這個小范圍內雖有貧富差異，但不會懸殊，更不會越來越大。這就在這個范圍內的安定有了保障，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也呈良性發展，人際關系十分融洽。這種土地制度稱為地租均享。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地租在社會成員中公平分配”。

　　中國土地革命開始一直到人民公社和歷朝開國一樣，首先在根據地解放區實現了均地小農。但是黨中央毛主席發現，由于戰爭等多種原因，各家各戶的農戶與農戶之間勞動力、農具相差很大，所以很快又出現了賣田而失田的農戶，同時又出現集田的新地主新富農。當時就采取變工組、互助組等方式去扶助這些困難戶。面對這個現實，毛澤東不得不考慮農業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全國解放后，毛主席根據人民群眾在互助組的基礎上搞初級合作社的行動得到了啟發，只有走集體化道路才能避免集田、返貧。直到人民公社化才算完全實現了土地歸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稱為社隊制，這時的土地所有權分為兩種，另一種為國家所有。延續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宣告結束，徹底斷絕了集田、返貧之路。其偉大意義在于完全堵死了土地食利的惡性資本發展陷阱，建成了全人類最先進的土地制度。正是因為遙遙領先于全世界，又是初始階段，這個制度的不完善是在所難免的，這就需要以“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方針予以解決，扶持這棵新生幼苗茁壯成長。所以大搞各種巧立名目的土地私有化，是歷史復辟倒退，是對人民的犯罪!歷史事實，歷史經驗已經證實社隊制的優越性和正確性，當今還存活著集體公有企業，例如南街、周家莊等等繼續證明社隊制的正確性，真正做到了“均占地價、增值歸公”。社隊制是勞動人民首創的，是毛主席總結升華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礎。從資本主義那里學來的經濟學，對社會主義非但毫無益處，而且有害無窮!資學者們別咿咿呀呀裝腔作勢了，相對社會主義你們連發言權都沒有!

　　土地與全局的關系。我國在以農業為主導的時期，土地制度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那末到現在工業高度發達了，各行各業與土地之地的關系又怎樣呢?第一，我國工商業品的市場 主要在農村，假設農業人口有七億，那末農業人口的購買能力應該接近工業總產值的50%。這樣，資金流轉迅速，整個國民經濟能夠良性穩妥迅速發展。如果農口人員購買力極其低下，就會嚴重阻礙各行各業的發展。提高農口購買力的道路只有一條“工農大聯合”以工業反哺農業像南街村那樣。第二，失去了生產資料就沒有了話語權，連話語權都沒了還談什么民主?難道長工可以替代地主作主?在社隊制中所有成員占有生產資料的份額是均等的，所以民主權力也是相等的。第三、土地私有制下的農戶無力對付外來侵害，種種腐敗也就從這里開始生根發芽。在社隊制中大大加強了對土地的守護能力，同時避免了某些腐敗的發生，例如炒地皮等等。第四、土地批租、流轉造成了政府的土地財政，這也是“土地食利”的一種，造成或者正在造成1、新地主。2、一無所有的失地農口。

　　為什么社會主義制度這么容易變質?這同建造一座高樓大廈與拆毀的道理差不多，建造它需要幾十個人幾個月才竣工，但是拆毀它只需二三人幾分鐘就可以了。建造我們這座社會主義大廈，從1921年算起到1956年，歷經了35年，動員了幾十億人力。但是毀損它只是一夜之間，只動用了幾百個人。為什么會這樣?這主要原因還是社會基礎問題，請看以下幾則故事：

　　1、美國資產階級有共和黨、民主黨。這兩個黨的社會基礎是資產階級，黨依賴于資產階級，沒了資產階級，黨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資產階級并不依賴于黨，你們這兩個黨都不存在，資產階級不僅繼續存在，還照常可以運行。2、中國皇帝的社會基礎是封建地主階級，皇帝依賴于封建地主階級，但是地主階級并不依賴皇帝。3、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但是共產黨并不依賴于無產階級。反倒是無產階級離不開共產黨，一旦共產黨的權力被篡奪，無產階級就會失去一切。“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真實寫照。怎么會這樣?經歷了幾百年的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顯性(法律法規)的、不顯性(相約成俗、潛規則)的運行機制，這套機制可以強有力地對抗對本階級有損害的行為舉動。而我們基于社隊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約18年(56—76)，無產階級以及勞動大眾還沒來得及形成真正堅實的社會基礎 ，對如何真正熱愛共產黨還缺乏足夠的認識。這主要表現在對捍衛集體公有制經濟的意志還不堅強，甚至很淡薄。值得慶幸的還是有像通鋼、南街、周家莊等等單位，勇敢地保存了下來。有了這樣堅實的社會基礎，黨內即使出了修正主義者，他也無可奈何，想變修也變不了。

　　結束語：1、走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在社隊制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工農大聯合，繼而實現城鄉大聯合，最終消滅三大差別。現行的城鎮化是“土地食利惡性資本投機的發展陷阱”。2、社會主義經濟總方針：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按需要，有計劃，優質、穩妥地快速發展。3、在集體、公有制條件下，其中人員必須牢固樹立“保護集體利益就是保護自己個人利益，發展集體就是發展自己，損害集體利益就是損害自己個人利益”記住了 ：這些，才是履行民主權力的動力。4、民主，只有在掌握同等生產資料的人之間存在。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人，同時也被剝奪了民主權力。 脫離了組織集體的人，就像一葉孤舟，就像一只孤苦伶仃的羔羊。

　　作者：鴻鈞99

　　201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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