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的楊輝百無聊賴，幾近文盲的祖父母又無法管教他，在甘肅張家川滿是塵土的大街上，多了他和其他輟學小伙伴晃蕩的身影。在中國的類Twitter服務“微博”上，他發的帖子開始夾雜臟話和街頭語言。作為一起摩托車盜竊案的證人，他曾受到警方的盤問。他的學習成績也下降了。

　　后來在今年9月，楊輝成為依據中國有關“造謠”的法規而被處以刑拘的第一人，整件事的起因是他發布帖子支持一次示威活動，這次示威后來演變成與警方的對抗。這件事在全中國引起了轟動，這名受到驚嚇但仍桀驁不馴的少年在被刑拘一周之后獲得釋放。

　　雖然僥幸逃脫了三年的牢獄之災，但楊輝仍受到戶口制度的限制，父母不得不把他送到1000英里之外的地方上高中。

　　中國有數億人離開貧困的內陸地區，到城市工作生活，楊輝的父母也是如此。與很多人一樣，他們兒子的成長環境也與他們自己在農村的成長環境有天壤之別。

　　但由于戶口制度的存在，一些在城市里長大的孩子到了上中學的年齡不得不轉到小鎮上去讀。依據戶口制度，一個人在戶口所在地之外無法享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

　　戶口限制是阻止中國逾2.6億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礙。這一制度導致農民工在買房、看病和子女上學方面受到限制。這意味著，楊輝這一代中國人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可能無法接受到完整的教育。

　　戶口制度改革預計將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討論的政策之一。這次全會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中共領導層為下個十年制定重點議程的一個機會。

　　中國官方的目標是加快城市化進程，取消戶口制度將消除這一目標面臨的最大障礙。但中國城市的政府反對這么做，因為它們不想為隨之而來的醫療和教育等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埋單。

　　麥格理(Macquarie)首席中國分析師邵炯本周寫道，阻力主要來自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權力和資源再分配方面的困難。

　　中國總理李克強今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指出：“城鎮化為長期擴大內需提供巨大潛力。”據他估計，未來十多年，中國將有上億人口融入城市。

　　中國國務院的一個智庫估計，為農民工及其家庭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讓他們成為城市居民，人均成本將達8萬元人民幣(合1.3萬美元)。也有人估計人均成本將高達20萬元人民幣。

　　經濟學家、戶口制度改革倡導者胡星斗表示，這些估算沒有計入已然身在城市的低收入、勤勞創業的農民工的貢獻。而不充分計入農民工的貢獻會使得統計結果對官僚有利。

　　胡星斗說：“在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時，農民工的貢獻是計入的;但在計算人均數據時，流動人口卻不算在內。因此，考慮到自己的業績指標，市長們并不傾向于支持戶口制度改革。”

　　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工開始涌入城市和工業區以來，中國已顯著放松戶口限制。一些省份不再區分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在另一些省份，農民工可把戶口自由登記在某些地區，但仍然很難成為那些規模更大、吸引力更大城市的居民。農民工現在可以參與醫保計劃，盡管醫保報銷往往不能跨省。

　　農民工子女入學也更加容易，盡管與本地學生相比，他們需要繳納更多的費用。這意味著，很多父母不再需要讓年幼的孩子留守鄉下;很多人選擇在城里養大孩子，當然，前提是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

　　楊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父母從外地來北京開面館，他在北京長大，上的小學相當不錯。但如果沒有北京戶口，就不能參加北京市的高考。由于各省的高考并不相同，這些孩子只能回到本省的學校就讀。

　　于是，這些在大城市長大的孩子被送到祖父母身邊或寄宿制學校。看到孩子學習成績下降、因孤獨而變得悶悶不樂、沉默寡言，身在遠方的父母很是著急。

　　楊輝的父親楊牛胡告訴英國《金融時報》：“孩子對待學習和理想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離開之前，他還想努力學習考大學。但在家鄉，他就常與輟學的孩子一起混，并且開始覺得學習沒有意義。”

　　現在楊輝依然待在張家川，并且是在警方的監控之下。把他帶回北京會毀掉他上大學的機會，如果讓他在甘肅的一個大中城市接受教育，他母親就必須撇下面館和他在北京的弟弟去照顧他。

　　楊牛胡說：“在這個問題上，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戶口制度不改革，其他家庭可能也會面臨同樣的困境。

　　趙添琦補充報道

　　譯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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