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這30多年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學界已有多種解釋。其中有持肯定態度的，如“集中力量辦大事”論、比較優勢戰略論等;持否定態度的，如“低人權”論、環境代價論等。各種解釋聽起來都有其道理，能夠對應于經驗世界中的部分現象與事實，但同時又總讓人感覺沒有把問題說透，沒有捅破關鍵點，總像是隔了一層什么東西似的。

　　最近，讀盧周來先生《“中國例外”還是“普適規律”》一文，文中談到對資本的超強激勵是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原因，才使人有豁然貫通之感：這才是能夠將所有解釋像珠子一樣串起來的那根繩子——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維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長，其中中國獨有、其他國家皆無的的秘密武器，就是“對資本的超強激勵”。即在各種生產要素中，壓低其他要素的價格，獨獨抬高資本的價格，獨惠資本。具體表現是：全國各地浪濤洶涌的招商引資熱潮，投資者被政府奉為上賓;甚至有一段時期政府公開要求：“領導干部”應與資本(具體指民營、外資企業的投資者))“交朋友”，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問題。各地政府競相創造條件讓資本滿意，結果造成中國對全球資本的超強吸引力，形成中國經濟強勁的投資驅動。這種驅動與出口導向、比較優勢戰略一道，共同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奇跡性增長。

　　那么，為什么中國能夠做到“獨惠資本”，而其他國家卻不能呢?原因在于中國有一個極其強大的政府。一方面，這個政府直接掌控大量資源，可以在基礎建設、戰略性行業等方面“集中力量辦大事”;另一方面，這個政府對社會具有高度的控制力，能夠壓低其他要素的價格，包括勞動力、土地等，還能夠放任經濟高速發展造成的負外部性增長，例如環境污染。其他國家沒有這樣強大的政府，只能夠望洋興嘆——這種解釋，既囊括了前面各種解釋的合理內核，又能夠與國人對經濟增長過程的現實感受相契合;既與左派“改革開放導致貧富分化”的判斷相符，又與右派“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的觀點吻合。所以，這才是“中國經濟為什么能夠高速增長”的正確答案。

　　然而，中國的這種獨特優勢現在顯然已走到盡頭。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出口受阻，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長期壓抑其他要素價格、放任負外部性增長的做法，已經積累起巨大的反彈能量，時至今日，政府也已經不得不改弦易轍，逐步放開其他要素的價格、重視經濟增長的負外部性。這內外兩重因素的疊加，使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之路終于走到盡頭，并且面臨下行壓力。

　　在政府壓低要素價格的能力客觀上被削弱的情境下，中國經濟的出路何在?如何才能繼續推動經濟增長?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給出的答案是：既然政府的力量已經難以為繼，那么就依靠市場，反過來壓縮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一出，據說企業界一片歡騰。這種反應，與自由派長期主導的傾向性輿論有關：一說起政府干預，人們能夠想到的就是項目審批、市場準入等限制資本的方面;對于更大的、有利于資本的那些干預，例如壓低其他要素價格、企業不承擔環境成本等，輿論往往置若罔聞。資本家、企業家(就利益而言，此二者對外實為一體，企業家代表投資者利益，或者本身就是資本家)自己更不會主動提起，他們或者視之為理所當然，或者悶聲發大財。現在減少政府干預，放開一些國企贏利領域讓民企進入，資本的處境或將有所改善;但比之政府出手“獨惠資本”之時，必然遠遠不如。也即是說，按照三中全會的設計，從現在開始，中國經濟已經卸下秘密武器，只能在市場的跑道上與那些體制成熟、游戲嫻熟的國家進行常規性競爭。在這種非對稱競賽中，由優勢條件轉為弱勢條件的中國，還能夠跑贏嗎?最大的可能是：從此跌跌撞撞、舉步維艱，再難現昔日一路高歌、酣暢淋漓的景象。

　　其實，中國的優勢并沒有完全失去。“獨惠資本”的客觀條件確實已經不再，但制造出“獨惠資本”這一秘密武器的強大政府還在，它還可能找到或創造新的秘密武器及獨特優勢，關鍵是中國千萬不可匆匆忙忙自廢武功。要知道，政府才是中國的優勢所在，市場只是中國的弱項。無論現在怎么改革、怎么開放，這都將是相當長時期內中國不得不面對的具體約束條件。經濟競爭與其他競爭一樣，只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以長擊短，焉能反過來以短爭長?只有認識、重視和利用這一點，中國經濟才有可能走出活路，走得精彩;否則邯鄲學步，取法乎上最多得其中，還可能淮橘成枳。

　　雖然現在中國對資本的吸引力已經下降，投資方面必然受到影響，但今日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無疑是需求而非投資。發揮強大政府的作用，不一定要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在進一步釋放市場能量的同時，如果政府能夠利用自身優勢，為市場發現或創造新的足夠的需求，那么中國政府的優勢又可以轉化為經濟的優勢，中國經濟又將插上“隱形的翅膀”，再續奇跡與神話。

附：

• 崔之元：回應383方案 推薦史正富“343”改革方案
• 史正富：談談三維市場體制
• 趙磊：383方案，是在拆籠子，還是在干什么?
• 黎陽：“383”、國企外賣、“土地流轉”和銀
• 賈根良：若接受383方案，則我國經濟將徹底失敗
• 春秋筆：383方案--新自由主義勢力對抗紅色中
• 何新博客：383方案就是世界銀行改革方案的簡
• 賀雪峰回應383方案：土地私有化不能搞
• 熱議383方案（二）：外資倒逼改革，命脈產

——羅德里克講過一個故事：幾年前訪問一個拉美國家，該國財政部長準備了一份關于該國經濟最新進展的詳細PPT演示稿，列出了他們已經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貿易壁壘已經清除，價格控制已經取消，所有國有企業都已私有化;財政政策收緊，公共債務減少，通貨膨脹也不復存在;勞動力市場富有彈性，外匯和資本沒有了管制，經濟向各類外國投資開放。”財長自豪地對羅德里克說：“我們已經完成了所有第一代改革和第二代改革，現在正進行第三代改革。”羅德里克不由感慨道：“的確，這個國家及其財長是那些源自國際金融機構及北美學術界關于發展政策的教條的優等生。照此邏輯，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正義可言的話，那么這個國家就應當得到高增長和減貧的獎賞，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該國貧困和不平等不降反升!”這也是我在當下最深的憂慮。

“中國例外”還是“普適規律”

盧周來(國防大學教授)

　　模糊記得有人說過:絕大多數書評人，無非是借別人的著作，澆自己思想的塊壘。

　　在我看來，《超常增長》的推出以及圍繞這部著作的討論，其意義除了著作本身的觀點貢獻外，更在于有可能重新激發起了學界對“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前景問題的知識關切，又一次提供了細致梳理此前關于“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前景”討論得失的機會。尤其是在執政黨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盤托出了中國未來改革頂層設計和路線圖之際，應該是格外有意義。

　　一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這是《超常增長》關注的第一個問題。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梳理的，關于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超常增長之因，國內外經濟學家都有各自的見解。從林毅夫等人(2012)的比較優勢戰略，到錢穎一等人(2003)的M型結構理論，再到張五常(2009)的基于地方政府競爭的分層合約制等等，林林總總，莫衷一是。但極而言之，涉及到的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國經濟超常增長，到底是世界經濟的“例外”，還是遵循了是大國經濟成長的一般規律?

　　必須提到另外一場爭論:即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論。這場爭論與《超常增長》一書的交集都在于“如何解讀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

　　在這場爭論中，“中國模式論”的倡導者(國內如黃平，2006;胡鞍鋼，2009，2010，2013;王紹光，2009，2011……國際上如喬舒亞·庫珀，2010;馬丁·雅克，2010……)認為，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也就是說，在這些學者的眼中，中國經濟超常增長不僅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例外”，而且也非一般經濟學尤其是新古典增長理論所能解釋。更有部分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探索出了一個富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模式，“既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是“可供非西方國家借鑒與模仿的最新典范”，如果對此加以進一步提煉與總結，可能發展起新的理論，以充實目前的主流經濟學。

　　當然有更多的是“中國模式”與“中國例外”論的反對者。在他們(如吳敬璉，2011;許紀霖，2010;陳志武，2010……)看來，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超常增長，恰恰是因為拋棄了傳統計劃經濟，回歸到人類社

　　會主流。中國的成就，只是“證明了自由促進發展。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間越多，經濟活力就越大”，“人的自由，私有產權，加上市場經濟和法治，這是人類的模式”。所以，中國經濟超常增長不僅不是什么“例外”，反而進一步證明了經濟學規律的“普適性”。

　　作為國際范圍內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大師，持“普適論”觀點的美國學者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2011)在中國國內有諸多擁護者。安德森認為，中國經濟的超速增長，是因為做對了四件事:農村實行了承包制、開始了大規模的輕工業生產出口、國有企業改革解決了重工業問題、放開房地產市場特別是住宅市場。四件事的共同之處，就是建立市場機制。而建立市場機制，就是“華盛頓共識”的一項核心內容。他還提出，“華盛頓共識”還包括建立更嚴格的信貸控制、反補貼、減少貿易限制等，而這些都是中國政府在過去30年中所做的工作。因此，所謂“中國模式”成功就是“華盛頓共識”的成功。

　　如果我們再仔細分梳，從價值判斷層面看，還有兩種“例外論”與“普適論”者。

　　一般“中國例外論”者，對“中國模式”是持贊同態度;但有一種“中國例外論”者——可稱為“例外的‘例外論’者”(如秦暉，2010)，承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及中國經濟體制是一種“例外”，但認為這種“例外”是以勞動者“更低的自由”與“更低的福利”作為代價。與此類似還有一種更極端的觀點，他們(如王毅，2011)提出，所謂的“中國模式”自秦制以來就有，這套傳統包括政府對資源的高度壟斷、對市場的嚴密控制等等。

　　與此對應，一般“普適論”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得益于采取了自由市場、明晰產權等西方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但也有一種“普適論”者——可稱為“少數派‘普適論’者”認為，中國目前的制度安排不是獨特的，而是誤入了某些失敗國家通常的“陷阱”。在他們(如黃亞生，2010)看來，中國今天所做的無非是當年拉美國家做過的事:政府利用它強大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施行高稅收政策，然后將資金投向工業園區建設、基本設施建設等經濟項目;施行“強迫工業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場價格去征收土地;在經濟中占據“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和戰略行業，在比如銀行、能源、鋼鐵等行業施行國有化。其結果是經濟增長速度超快，但收入分配迅速惡化，失地農民淪落為城市貧民，社會動蕩，迫使政策不得不趨向民粹化，造成“失去的十年”。因此，這種觀點的學者一般都預言，如果不盡快進行根本性調整，中國的超常增長行將結束。

　　一般的“例外論”者與“普適論”，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認為中國已經在正確的道路上或至少正朝著正確的路上走，而“例外的‘例外論’者”和“少數派‘普適論’者”，卻對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所做的事都表示懷疑。

　　二

　　我留意到，《超常增長》作者史正富先生此前參與了這場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論。這部著作延續了他此前的一貫觀點。這種觀點無疑屬于“中國例外論”。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實現超常增長，是因為“中國已初步形成了一種與西方常規市場經濟有著系統性差異、新的經濟制度類型”。

　　但在“中國例外論”之下，作者有著自己獨特的觀察與創新。

　　首先，對競爭性地方政府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框架的拓展。關于中國競爭性地方政府與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探究，較早始于奧伊讓(Jean Oi，1989)和白蘇珊(Susan H. Whiting，1997)等人。在一篇分析中國增長文獻中，前者就提出“地方政府公司理論(Localstate Corporatism“)”(有人翻譯為地方法團主義)這一概念;后者則進一步提出了“政治企業家(Politicalentrepreneur)”概念，以描狀追求經濟增長的中國地方政府官員。在此基礎上，國內外發展起一系列研究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與經濟高速增長之間關系的文獻。《超常增長》一書獨特之處在于:它將競爭性地方政府與戰略性中央政府以及競爭性企業系統聯接在一起，分析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及運行機理，從而構建起一個三維架構的完整分析框架。在這個大框架下，不僅僅競爭性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等多種方法構造了可持續的“投資激勵體系”，造就中國經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而且還有中央政府在制定長期發展戰略基礎上平衡發展與穩定、抓住機遇有效吸納國際超常購買力來營造大環境，兼有競爭中的企業著力創新、謀求發展，才合力成就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

　　其次，對中國三維制度架構下

　　經濟增長與外部環境的關系進行了揭示。從亞當·斯密開始，新古典經濟學一直把市場擴張作為經濟不斷增長的基本條件。換言之，如果市場范圍狹窄，產能無法消化，分工受到限制，一國不可能實現持續增長?！冻Ｔ鲩L》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維架構制度，一方面為資本投資提供了足夠激勵，但國內低工資、低消費占比以及低的內需市場，無法消化資本超常投資累積起的巨大產能。這顯然構成一對矛盾。而矛盾的解決，就是戰略性中央政府抓住時機不斷擴大開放，利用了美國超發貨幣形成的超常國際購買力，從而完成了中國經濟的大循環。這一思路與晚近由克魯格曼以及羅德里克(Dani Rodirik)等人強調的“增長—制度—全球化”框架一致，也是此前只關注制度特征的其他“中國例外論”者所缺乏的。

　　第三，對競爭性地方政府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的詳細分析。包括提出或贊成所謂“北京共識”在內的“中國例外論”者一般認為，中國晚近三十多年經濟政治體制之所以促進了經濟超速發展，是因為既維護了其政治上的威權特征，同時又引入經濟上的市場競爭。不少學者還提出，一個強勢政府和具有強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能夠正確地制定和成功地執行體現國家利益的戰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經濟實現趕超的真正秘密。這種宏觀分析框架固然簡潔，符合“奧卡姆剃刀”原則，但其缺陷在于與微觀經濟運行的距離過遠。與此不同的是，在本書中，作者運用新制度經濟學原理，認為競爭性地方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在于:給資本更高激勵、更低的交易費用以及更高的行政效率。具體而又令人信服。

　　最后，著作完整歸納了中國的制度特征及其比較優勢。書中認為，與西方常規經濟制度相比較，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特征由四大支柱支撐:地方政府作為市場主體;國有企業的資產資本化形成國有經濟的戰略制高點地位;中央與地方分級資產負債管理體系形成的復合型國家理財體系;以及超越短期宏觀調控的國家發展管理。作者進而提出，“理解它的內在張力和演進趨勢，必須打破由新古典經濟學所制造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神話，用實際存在的、而不是教科書上的西方市場經濟，與中國現行經濟制度進行實事求是的比較和評價”。這無疑是最典型的“例外論”。

　　三

　　記得歷史學家湯因比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大國無一例外地奉行某種例外論，這是它們始終對自身懷有的一種情感?？上?，“無所不在的例外論是不可能得逞的”。

　　籍著閱讀《超常增長》這部著作的機會，我想談談自己對于“例外論”與“普適論”二者的看法。

　　在我看來，“普適論” 者承認 “例外論”者的看法：即當下的中國經濟政治體制不同于西方。 只不過“普適論”者認為，這樣的中國經濟政治體制僅是一個過渡性安排。 也因此，“例外論”者提不出更加尖銳的讓“普適論”者在邏輯上無法回答的問題。 但“例外論”者強調中國經濟政治體制的獨特性，但卻沒有很好地回答 一般“普適論”者提出的那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既然承認是改革造就了中國三十多年超常增長奇跡，而改革的取向又無疑是市場化，市場化提供要素激勵又是 “普適規律”，怎么能夠把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歸因于 “政府主導”這一所謂“中國特色”呢？

　　《超常增長》一著，作為“例外論”的代表性著作，同樣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地方政府即使作用再大，但如果不是改革造就競爭性市場以及給資本以更高激勵，中國經濟能維持超常增長嗎?實際上，正如吳敬璉等人(1986)很早就研究過的，建國以來1958、1970以及1980年的行政性分權，都為地方政府競爭提供了可能性;但只有市場經濟改革之后，這種競爭才對經濟增長發揮了實質性作用。從更帶根本性的經濟增長理論看，剝開制度分析部分，《超常增長》立論的基礎，仍然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即勞動資本比率決定均衡產出水平。“三維構架”最大的優勢，無非就是為資本投資提供超常激勵，從而快速提高了資本積累率，推動經濟超常增長。從這點上看，著作中實際上通過對新古典增長理論和制度分析的融合，超越了簡單的“中國例外論”，同時也制造了過于強調“例外論”帶來的麻煩。

　　縱覽經濟增長理論發展史，從亞當·斯密開始，幾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都在孜孜求解經濟增長的秘密。從最初強調資本積累作用，到發現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性，再到強調技術創新，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來關于制度在經濟增長中扮演關鍵性角色，從理論研究到國別實證，成果頗豐，常有相互否定的現象，特別是用國別研究否認一般性理論。這也是造成“例外論”與“普適論”無法調和的重要原因。

　　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 Rodirik，2007)曾經試圖進行一種綜合——這種綜合或許能夠填補“例外論”與“普適論”在方法論上的鴻溝。在他看來，一方面，“第一等級的經濟學原理”，包括“產權制度、市場導向的激勵制度、穩健貨幣、財政支付能力等”，始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終極原因，“還沒有哪個經濟體在不遵循上述健康經濟治理原則的情況下出現快速增長”。從這個意義上看，任何一個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都不存在“例外”，或者說，這些基本原則是“普適”的。但“新古典經濟分析的靈活性比其政策領域的實踐者一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相同的經濟理論，并不對應惟一的政策組合。”相反，“改革者有相當大的政策空間根據當地的約束條件和充分把握當地的機會，把這些原則應用于制度設計之中”。在這點上，羅德里克特別強調“本土知識”的重要性，并且認為，貼近當地實際的政策組合，才是決定一國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制度性安排。這種制度性安排在不同國家呈現出千差萬別。從這個意義上看，每一個成功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相對于其他國家又都是“例外”。因為“恰當的增長政策總是因地制宜的”。

　　因此，我個人認為，僅就破解中國經濟超常增長之謎而言，“例外論”者與“普適論”者大可不必相互否定。“例外論”者可能討論的是政策組合構成的制度安排，“這并非因為經濟學在不同條件下作用不同，而是因為家庭、企業、投資者所處的環境以及由此所提供的機會和約束不同”。而“普適論者”更多討論的是構成經濟快速增長的所謂“元理論”部分。而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全部秘密，可能恰就是“例外論者”所強調的具有中國特色、甚至是“非正統”的經濟政治制度安排，體現并釋放了“普適論”者所強調的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元理論”要求。

　　但不能因此而“和稀泥”。正如羅德里克所強調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安排遠比清楚經濟學理論重要得多。也因此，最需要警惕的，是持“普適論”觀點的“黑板經濟學家”的“自大”。他嚴厲批評，“許多經濟學家根據簡單的經驗法則提供咨詢而全然不顧經濟社會背景的做法(私有化這個、自由化那個)，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原理的正確應用，而是對這些原理的肆意糟蹋”。而決策者也應該“對于那種普適性、最優做法式的改革藥方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所以，就價值判斷層面，無論如何，我更傾向于“例外論”者。尤其是象史正富先生，作為企業家，他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超常發展的參與者與親歷者;作為學者，又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超常發展的觀察者與思考者;所以，這部“貼近地面飛行”的著作中所講的“中國故事”，其可信度肯定高于一直限于紙面上談兵的書齋經濟學家。

　　四

　　本書關注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如何維系中國經濟未來超常增長?

　　經歷經了三十多年的超常增長后，今后的中國經濟規模已是世界第二，進出口總值也已在去年年底首超美國列世界第一。但正如書中所揭示的，三十多年超常增長也累積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矛盾。在我看來，這種矛盾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體現在階層之間的分配性沖突;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體現在經濟快速擴張受環境和資源承載能力制約;以及中國與世界的矛盾，體現在在位大國和周邊國家對一個強力崛起中的大國的焦慮甚至敵視。這些巨大矛盾當下已經由潛在浮出水面，構成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現實威脅。

　　實際上，學界圍繞如何以改革來繼續維持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討論已近白熱化。這其中，“例外論者”與“普適論者”給出的答案幾乎是相反。

　　在以本書為代表的“例外論者”看來，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已經形成了一條獨特的經濟體制，并且“這個體制已是一個適合中國國情、具有持續發展能力的市場經濟新類型”。未來要維系中國經濟超常增長，我們需要做的，是通過“訴諸行政體制改革、通過政府部門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來繼續完善它”。但方向仍然是保持和改善政府主導宏觀經濟發展的能力，“而不是進一步市場化”。

　　“普適論者”所持觀點正好相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他們看來，如果承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超常增長并且經濟體制上有進步與改善，“都是因為擁抱普適價值的結果”;而中國經濟三十多年增長所累積的主要問題，恰是因為還殘存著的“中國特色”：包括政府和國企在內的“國家部門(State section)”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在主導經濟。他們稱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過渡性經濟體制，“它既包括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括舊的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的因素”。要繼續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當然是通過縮小政府權力、實現國企私有化來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

　　有意思的是，“例外論者”認為，中國已經開出新路，應繼續沿此前進;而“普適論者”卻說，那條所謂新路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的老路，中國必須走真正的新路;而“普適論者”所講的新路，在“例外論者”那里，不過是西方走了三百多年、且目前正風雨飄搖窮途末路的老路。

　　與一般“例外論者”又有不同的是，《超常增長》提出了一個真正算得上“國家資本主義”的未來方案：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超常購買力行將消失之后，除通過常規的消費升級、產業升級、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來實現常規增長之外，還要通過設立綜合性國家發展戰略基金，投資于生態建設、國土整治、能源資源、人力資本甚至國防等國家長期發展及人民長期福祉所必需的戰略性基礎工程，培植起國內超常購買力，來彌補國際超常購買力消失后留下的空間，以繼續實現超常增長。

　　有必要再次申言：總體上，我是傾向于“例外論者”。從一般理論上看，政府的功能是作為大規模匿名交易中的充當壟斷暴力的保證契約能被強制執行的“第三方”。所以，地域越寬廣、發展差異越大、不同民族越多、利益主體越多元化的國家，政府就必須越強大。中國的特殊性決定了任何時候都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一部中國歷史也表明，凡是政府強大的時候，往往是人民安居樂業的時候;而政府越軟弱渙散之時，除了有利于思想者與詩人，往往是戰亂頻繁、民不聊生之時，所以才有“國家不幸詩人幸”之說。

　　但強大的政府仍然必須是目標定位為“天下蒼生”即全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即一個真正的“中性政府”。這可能是我與史先生以及一般“例外論者”不同的地方。

　　有學者(如姚洋，2009)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團，而把中心關切指向經濟增長。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是，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復指出的，把中心關切指向經濟增長的政府，必然是“親資本”政府。而這一點，不但此前能從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找得到支撐，且這回再次從《超常增長》一書中得到確認：在主流經濟學家批評甚至痛斥政府給民間資本設置各種障礙的時候，這本書替政府講了公道話：再沒有其他任何國家的政府比中國地方政府對資本如此親近的了!

　　“親資本”的結果固然造就了中國經濟因資本超常投資率帶來的超常增長率，但是，因其給資本以更高的激勵，給資本要素所有者以“超國民待遇”，導致政府職能異化。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當房地產成為經濟增長支柱性產業，當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最方便快捷的“錢袋子”時，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一起，自然而然結成了“神圣同盟”。政府“親資本”傾向更是有新發展：各地發生的強拆，就是權力為資本開道的赤祼祼行徑!一位改革型官員仇和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政府應該做好投資家的幫辦!這非常生動地表達了1990年代中期以來，各級政府與資本之間的關系。

　　“親資本”的政府必然會一定程度上忽視勞動者利益及全社會平衡。投資者可以在地方政府那里一路綠燈，但一個北漂小伙子為辦一個護照返鄉6次還沒有結果。有一個極端的例子：某外資企業長期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作為中方勞工工資上限，引發勞工不滿并采取罷工行為。在外企答應提高勞工待遇情況下，地方政府出面干預，認為這家外企單方提高職工待遇行為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最終可能因勞工工資標準普遍提高抬高企業成本，“惡化”投資環境。應該說，我國勞動力工資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近些年一直下降，與此有很大關系。“親資本”還導致政府官員與資本要素所有者之間相互“利益輸送”。因為政府官員在用“看得見的手”推動“看不見的手”，用公權利去吸引與撬動資本，因此，腐敗的發生當然也就無可避免。這也再度惡化了社會公平。

　　因此，我個人部分同意“例外論”者的觀點：基于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趕超型大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很大空間，在未來保持中國經濟可持續而非超常增長中，政府必須積極作為，尤其是仍然必須掌握土地、金融等關鍵性資源投資于國土整治、能源資源基地及通道等戰略性基礎工程，這決定了我國各級政府角色必然有別于發達國家政府定位。同時，中國這樣的國家必須保留自然壟斷型國有企業，作為實現重大戰略布局、平衡內部重大利益關系、參與國際競爭的“保底牌”。但我與“例外論者”不同卻與“普適論”者相同的看法是，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須要轉變職能重點。即職能重點不應該再是直接抓“GDP增長最快化”，而是“全社會福利最大化”，因此，職能重點應該是抓社會建設尤其是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投資于生態建設、人力資本甚至國防都不過是政府進行社會管理與提供公共服務的題中之義。即使從維持經濟持續增長意義上，只有政府成為真正的“中性政府”，不為任何利益集團所挾持，才能作出正確無偏狹的經濟決策。

　　五

　　但從當下的情勢看，就在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十字路口，一般的“例外論者”以及“普適論者”的聲音似乎都沒有成主流，而至少在媒體與學界成為主流并已被認為在影響決策的，是我前面稱之為“少數派‘普適論’者”。

　　我絲毫不想涉及到“左右之爭”的敏感話題，更不想涉及特定人物。以下內容絕對是從學術角度討論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媒體指有兩篇由官方最高智庫領銜完成的研究報告，“為全面深化改革作理論準備”：一篇是《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2006)，另一篇是《對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2012)。前一篇報告是反思“拉美化現象”。一般主流學者包括國際機構都把當年拉美“失去的十年”歸因為包括“金融自由化、取消幾乎一切政府管制等在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泛濫”，否則無法解釋拉美后來的左翼化。但這篇報告的觀點與黃亞生的觀點幾乎一致：認為1980年代以來拉美國家經濟危機及停滯，恰是1960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國家追求以國家主導的趕超戰略超常增長留下的后遺癥：追求內向型經濟增長、重工業化以及國有大企業壟斷，最終造成了廣泛失業和貧富分化;而問題出現后，政府在應對上又以民粹的態度回應短期社會輿論，承諾不切現實的民眾福利要求。后一篇報告是反思1930年代以及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在包括奧巴馬、陸克文等在內的歐美國家政客，以及包括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茲等主流經濟學家在內的學者，認為危機反映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不足時，此報告再次把矛頭指出民粹主義。認為“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此報告的“推薦語”中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經濟呈現固有的周期性波動，有時會發生嚴重的經濟或金融危機，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市場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遺憾的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左派勢力開始抬頭，錯誤地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破產了，結果中國近幾年市場化改革與開放裹足不前，錯失良機”。這種主動把“經濟問題討論政治化”的做法非常耐人尋味。

　　六

　　我不得不再次說到羅德里克。

　　羅德里克在其著作《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中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幾年前訪問一個拉美國家，該國財政部長準備了一份關于該國經濟最新進展的詳細PPT演示稿，列出了他們已經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貿易壁壘已經清除，價格控制已經取消，所有國有企業都已私有化;財政政策收緊，公共債務減少，通貨膨脹也不復存在;勞動力市場富有彈性，外匯和資本沒有了管制，經濟向各類外國投資開放。”財長自豪地對羅德里克說：“我們已經完成了所有第一代改革和第二代改革，現在正進行第三代改革。”羅德里克不由感慨道：“的確，這個國家及其財長是那些源自國際金融機構及北美學術界關于發展政策的教條的優等生。照此邏輯，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正義可言的話，那么這個國家就應當得到高增長和減貧的獎賞，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該國貧困和不平等不降反升!”

　　這也是我在當下最深的憂慮。

　　最后，再回到《超常增長》。書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有別于西方經典模式的發展道路，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礎時，也為人類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我相信，這一愿望，應該是今天我們絕大多數人的“中國夢”。也正因為這部書描述了這一前景，并在這一共識下，提供了支撐我們討論的原初材料及平臺，我要再次向作者表達深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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