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進一步開放將嚴重威脅我國核心戰略利益

　　楊斌：“引進戰略投資者”為控制我國經濟命脈

　　江涌：消滅國企是國際壟斷資本的目標

　　張宏良：取代國企壟斷的只能是外資壟斷

　　夏小林：販賣拆分國企的毒藥是為外資壟斷開路

　　賈根良：引進外資對中國百害無一利

383方案內容

　　----以重新界定職能、國有資產資本化為重點，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以擴大開放倒逼國內改革。推動能源、電信、金融等基礎行業對外開放，引入有競爭力的投資和經營者。深化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等開放，引入新理念、機制和商業模式，帶動服務業加快發展。

　　----打造對高端產業與生產要素具有更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改革外資審批體制，開展準入前國民待遇與“非禁即入”的試點;統一內外資法律，強化法律法規的一致執行，形成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有序競爭的市場。

　　----完善出口退稅制度，減少對上游投入品的歧視;以海關特殊監管區為基礎開展自由貿易園區試點;開展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不同監管部門聯合查驗，降低收費;以暫定稅率方式，推行結構性降低關稅;在存在進口特許權領域放松進口權管制，引入競爭;以中日韓自貿區為重點，加快談判建立高質量的自貿區。

     新聞一：劉鶴聯合外國施壓國企改革

　　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學者李成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世界銀行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主張加速市場化改革的報告中，將劉鶴列為“主要合作者”，而他也被普遍視作金融自由化的支持者

　　據世界銀行官員以及其他參與人士說，去年劉鶴為世界銀行以及中國政府一個知名智庫制定的經濟改革議程提議提供了指導。這份報告劍指國企。參與制定這份報告的官員說，由于遭到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以及國有企業的反對，這個提議被取消。

　　自那以來，劉鶴和其他中國決策者采取了另一個策略：與美國等國就要求中國開放封閉行業、引入更多競爭的條約進行磋商。去年的“封閉行業”指的是金融、石油、電力、鐵路、軍工等國家命脈行業，不過可喜可賀的是，今年這些封閉行業已經陸續“開放”、“引入更多的競爭”。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這種“開放”是“與美國等國要求”，劉鶴為何總是要里通外國?

　　新聞二：劉鶴聯合外國施壓中國搞投資自由化

　　有熟悉劉鶴的業內人士預測，在即將面世的經濟改革藍圖中，金融領域有望迎來實質性“動刀”，劉鶴在金融業有強大的同盟，劉鶴主張資本更自由地進出中國。資本更自由地進出中國，則更自由地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更自由地推高中國資產價格，更自由地卷走中國財富，更自由地殺回來低價買走所有貶值資產。

　　劉鶴及其同盟相信，使外資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及實現利率市場化等改革將引導更多資金流向民營高科技和服務企業，并且有助于重塑中國經濟。劉鶴還曾支持過周小川有關允許外國人擴大在中國的投資以及允許中國普通投資者投資海外的計劃。

　　今年6月份，劉鶴向來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號人物利普頓(David Lipton)拋出了有關推進貿易協議的問題。利普頓曾在奧巴馬政府的財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早些時候，前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說，其他中國官員已明確告訴他中國愿意重啟拖延已久的圍繞一個將放開投資限制的協議的磋商。

　　雙方在6月份同意重啟相關談判。中國說，中方將遵循這樣一個原則：除雙方約定好的某些領域之外，允許外商在任何領域投資。

　　盡管這種談判可能持續數年，但中國做出的承諾可能會倒逼國內進行一些改革。中國前總理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行談判時曾用過這個策略。他做出了減少外商投資壁壘、下調關稅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變的承諾，這令中國工業體系遭到外國資本的毀滅性打擊，數萬家國有企業被迫關閉，幾千萬工人下崗，中國一改獨立自主工業國的境況，淪為全球化下的打工國。而劉鶴所設想的，通過聯合外國倒逼中國允許外商投資全方位自由化將進一步打擊中國的工業體系，進一步將中國鎖定在資本主義外緣依附國的地位上。

　　嗚呼！頂層設計三十年，不反思改革中的錯誤，天天鼓吹財富的大涌流，而完全無視財富大涌流實質是外國資本外國技術外國品牌+中國廉價勞動力創造出來的，生產力和利潤屬于外國。頂層設計的精英們鼓吹現象遮蔽本質，兜售它們代表外國資本利益、進一步瓦解中國工業體系的說教，要將中國帶向何處？

      高梁：進一步開放將嚴重威脅我國核心戰略利益

　　利用國外資本必定要以出讓本國權益或未來利益作為代價，隨著FDI規模的日益擴大和向我國經濟核心領域的延伸，其弊端日益顯著。

　　沖擊和擠占國內裝備工業市場，侵蝕民族工業產權和控制權，威脅我國核心戰略利益。我國部分工業行業已被外資企業主導。在39個工業行業中“三資”企業在19個行業的銷售額已超過30%，其中，“其他采礦、皮革羽絨等加工、家具、文體產品、電子、儀表”六行業的銷售額占50%以上的絕對優勢，在服裝、橡膠、塑料電器設備等重要行業的銷售額也占到40%左右。(《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6》)

　　跨國公司還企圖趁我國企“產權改革”之機，控制我國裝備制造業各細分行業的排頭兵企業。這些跨國公司不僅包括像卡特比勒這樣的產業型公司，還包括像高盛、凱雷這樣的金融大鱷。除著名的徐工并購案外，在齒輪、軸承、機床、汽輪機等重要裝備和零部件領域都有類似的經歷。

　　各行業現存不多的國有重點企業，是我國60年建設起來的工業體系的核心部分。這些企業的意義，遠遠超出賬面的“資產”，而是綜合國力的核心——企業管理團隊、熟練技工、技術團隊及核心技術、品牌等能力的集合，是行業內配套體系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行業自主創新的帶頭人和產業升級的戰略支點。一些關鍵企業一旦被外資控制，就會造成全局性的損失。一些重要企業被外資控制后，還將威脅到國防科技工業建設。

　　按產業控制理論，外資和東道國對產業的控制是一種“零和博弈”。一旦某一領域的外資在東道國市場份額中占據了相對優勢，則本國企業就將失去了話語權;產業安全的程度，本質上取決于兩種力量的對比。

　　隨著外資在華勢力的增長，已經出現干擾我國經濟政策制定和宏觀調控的現象。

　　阻礙自主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大量事實證明，所謂“外資企業帶來先進技術”，所謂“以市場換技術”，越來越成為空話。隨著我國經濟技術實力的增長，西方對我國的技術出口采取越來越保守的態度，特別是在高技術領域對華封鎖遏制政策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國有的實際經濟部門多年來以“市場換技術”為名，形成對外資的“技術進步功能”的過分依賴，這已經成為阻礙自主創新的思想障礙。由于國外裝備和高技術產品的大量涌入和普遍不注重吸收消化再創新，本國企業科技成果產業化的空間被一再壓縮，并加劇了產業控制權的旁落、利潤的外流。這實際上成為國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最大障礙。

　　我國目前是世界看好的大市場和“增長亮點”，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必然重視搶奪我國市場蛋糕，如抄股市樓市大底，趁我國大型工業企業效益下降、卷土重來實施并購等。這是資本的本性，我們不要有任何僥幸心理。

　　我們今天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開放不夠的問題，而是不善于在開放環境中自我保護的問題，是在安全形勢漸趨嚴峻的情況下，防范意識、防范機制不足的問題。確保國家安全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

　　楊斌：“引進戰略投資者”為控制我國經濟命脈

　　美國推行作為“華盛頓共識”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總是密切圍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和戰略產業，首先通過私有化政策拆除國有企業形成的阻礙，再通過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為跨國公司控制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命脈打開大門。對于遇到民族主義抵制較小的國家和產業領域，美國會要求跨國公司直接收購兼并，對于遇到民族主義抵制較大的國家和產業領域，美國往往以產權多元化為借口，策略地先提出通過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這種看似中性的產權改革，讓跨國公司間接地參股涉及經濟金融命脈領域的國有企業，然后再通過各種途徑包括政府雙邊高層戰略會談施加壓力，以最終實現完全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目標。

　　美國竭力推行作為“華盛頓共識”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是否也會誤導中國的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改革，值得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并保持警惕。當年泰國、韓國、阿根廷等國爆發金融危機之時，美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逼迫這些國家推行私有化，將涉及經濟金融命脈領域的國有企業廉價賣給國際資本。美國本國爆發危機后采取的國有化和政府干預做法，同其強迫發展中國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預截然相反，這種雙重標準表露了美國鼓吹的“華盛頓共識”的虛偽性。

　　冒然地推行私有化不利于實現維護民眾利益的真正民主，不利于解決鐵路、電力輸送網等技術性自然壟斷弊端，反而會造成私人資本壟斷政治、經濟、媒體的更大危害，甚至會呼應美國倡導的“普世價值”釀成“顏色革命”，并嚴重威脅國家政治穩定。

　　江涌：消滅國企是國際壟斷資本的目標

　　消除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是發達國家壟斷資本處心積慮的目標。新自由主義就是因應這一需要而誕生的。發達國家壟斷資本通過各種途徑向發展中國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其基本要義就是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掃清資本擴張的障礙。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阿根廷、俄羅斯等國大張旗鼓地出售國有企業。阿根廷基本賣光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包括銀行業、自然資源和公用事業，并實現了所有國有資產進入市場的“全流通”。但是，這些被變賣的國有企業經過短暫民營后，很快被跨國企業尤其是美國金融寡頭所收購，阿根廷由此喪失了戰略性行業和經濟命脈的控制權。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由外資主導，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深受外國利益集團的影響。當金融危機爆發時，阿根廷因為沒有國有企業的抵押或擔保，美國及IMF拒絕給予資金援助。與之相反，墨西哥能在危機爆發后獲得及時援助，則是以該國的國有石油與鐵路企業的股權與收入作擔保為前提的。普京總統掌權下的俄羅斯，對葉利欽時期的自由經濟政策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全力收復石油等戰略資源行業，重組國有企業，保證國家對經濟命脈的控制，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生活與國際地位因此有了明顯改觀。拉美及原蘇東地區的經驗與教訓說明，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進行壟斷與擴張的主力軍，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微觀基礎，是國家經濟危難時的最可靠依托。

　　張宏良：取代國企壟斷的只能是外資壟斷

　　鐵路、能源、金融、市政、電信、教育、醫療等行業，由于這些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都是中國經濟的航空母艦，擁有數百億乃至上千億資本，國內私人企業根本就無力進入，而能夠進入這些行業搶占大型國有企業資產的，只能是另一種“民營資本”，即外國壟斷資本。既然連目前要被取代的國有企業都是壟斷，那么能夠取代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的外資企業，自然是比國有企業更大的壟斷，而一旦形成外資企業壟斷，則意味著壟斷價格的為所欲為，如同現在的食用油和日化產品一樣，壟斷價格想怎么漲就怎么漲，中國老百姓完全是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待宰羔羊。大家只要看一下周圍就會發現，凡是外資控制的市場和商品，無不是價格飛漲的商品。即使外資沒有壟斷，只要是外資大規模進入的行業，同樣是價格飛漲，房地產行業就是典型。三年前國務院宣布大型國有企業退出房地產行業，打破壟斷推進“民營”化，結果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地盤絕大部分落入外資手中，房子價格如同火箭般急速躥升，全國房地產價格不同程度地翻了幾番。對此，呼吁和落實“民營”化的人笑了，中外房地產開發商笑了，中國老百姓卻哭了，甚至哭都哭不出來，看著飛入云天的房價，只能盼望下輩子哪怕是脫生為飛禽走獸，再也不要脫生為人，因為飛禽走獸至少不需要購買天價房屋。

　　夏小林：販賣拆分國企的毒藥是為外資壟斷開路

　　即使按照那些“向往歐美模式”的“經濟學家”和“學者型官員”的價值標準來看，歐美國家自上世紀70年代至今推行的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中，在眾多場合下將壟斷行業改革為“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的目標也是空話。有的國家一時間的放寬準入、拆分個別大企業，事實上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壟斷行業的面貌，也沒有改變“競爭產生壟斷”的鐵律。

　　歐美國家里壟斷行業的大企業兼并重組一直在進行，并且是跨國進行的，更對中國的相關領域垂涎欲滴、望眼欲穿。

　　例如，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夕，中美商會主席狄安華稱，在電動車、清潔能源和高鐵等領域，中國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業。他說，中國國企向全球擴張，現在不僅在中國國內、甚至在海外的商業競爭中，都可以擊敗美國企業。中國國有企業才是美國的“最大威脅”，美國政府應該將注意力從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移開，轉向中國國內那些不利于美國企業同中國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的市場準入壁壘。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霍馬茨指出，41家中國國企登上了2010年世界500強企業的名單，其中3家還躋身百強之列。

　　一個凸顯出來的大是大非問題是：如果“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壟斷行業真的“改革”成了“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迫使中國電信、民航、能源、金融等壟斷行業成為競爭性行業，將這些行業中的大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名正言順地拆分為若干更小的企業，產業集中度將大幅下降，最大的利益將“花落誰家”?

　　答案只有一個：這種迷信西方經濟學個別流派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而不管歐美國家實際做法的改革設計，將最有利于歐美壟斷行業中越來越大的跨國公司在“十二五”期間快速進入中國電信、民航、能源、金融等行業，并形成新的外資壟斷格局。在它們面前，中國的個體私營企業和它們的所謂的吶喊者們，如工商聯等等，將被“秒殺”，不堪一擊。而且，這將是基于同一個理由，自由競爭，全球范圍;一視同仁，WTO!

　　我國加入WTO以后，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國企改革的重大決策，按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壟斷行業(和其它重要領域)的改革要有利于增強大型國企的國際競爭力和對于國民經濟的影響力、控制力。這應當成為壟斷行業改革目標和產業政策目標的主要內容。

　　相反地，誰也不能說，這里的改革就是要消除壟斷、削弱壟斷性國企的競爭力和在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因為，那樣歐美跨國公司就會率先占領這些行業的制高點。至于中國的個體私營企業有沒有能力和時間去做到這一點，看一看產業組織理論記載的那些純粹經濟性的進入壁壘就一清二楚了。

　　賈根良：引進外資對中國百害無一利

　　歷史經驗說明，保護主義而非自由貿易不僅是落后的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的前提條件，而且也是其經濟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在過去三十年中，由于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有預謀地推進控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保護主義經濟學和保護主義發展政策遭到極大貶斥，被華盛頓共識宣布為非法。在這種欺騙性思潮的影響下，自由貿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被看成了發展中國家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在中國，自由貿易已經普遍地被看作是正義的化身，學術雜志上發表的經濟學論文都在討論中國如何推進自由貿易，即使中國大豆產業的生存岌岌可危，即使中國國內市場被外國產品大量占領，即使中國產品遭到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上許多國家保護主義措施的圍追堵截，也沒有人敢說要拿起保護主義的武器，捍衛中國的民族產業和保護中國的國內市場。究其原因就是人們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欺騙太深，已經把保護主義看作是落后的代名詞，認為在保護主義的壁壘之下建立的企業依賴國家的保護主義措施，不思進取和缺乏競爭，更遑論承受國際競爭;認為保護主義無法解決技術進步問題，只有通過自由貿易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才能達到“市場換技術”的目的。這些看法不僅存在著基本的邏輯混亂，而且也與歷史經驗大相徑庭。

　　筆者曾撰文討論了外資對中國經濟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國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幣被迫升值和中國經濟“自我剝奪”的罪魁禍首，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內需產業和內地經濟的發展，最終將使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為泡影；并成為尋租、滋生龐大買辦利益集團和干涉中國內政的強大力量。它加快了通過掌控產業價值鏈壟斷和支配中國經濟的進程，因而成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破壞和諧社會的隱蔽性殺手，并通過擠占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成為催生中國泡沫經濟的重要因素。外資不僅加劇了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而且它還通過直接投資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奪我國自然資源和金融財產，并最終將造成這樣一種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國保護本國市場也主要保護的是外資企業，從而使外資支配中國經濟的格局永久化。所謂缺乏資金、轉移技術和“攪局”中國經濟等引進外資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誤國誤民之論，引進外資對中國經濟已是百害而無一利。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國必須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而對那些我國政府沒有回購的外資企業，也要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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