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百度的解釋，所謂憲政民主是指：為了解決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問題，限制政府權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權、自由與社會公正，而建立的民主制度。

　　在憲政之爭發生以后，本人對左派和右派的文章和觀點都進行了詳細閱讀，并且聯系國內外形勢，思考了下面的問題：

　　1、憲政的提出及其實質

　　從表面上的定義看，憲政是指不同的利益集團通過民主的手段把已經達成的共識，以憲法的形式明確國家、組織與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協調彼此間關系的制度和根本原則。

　　憲政(constitutionalism)也稱“立憲政體”、“立憲主義”。近現代意義的憲政的含義有多種，不過可歸納為兩類。憲政作為專制政體的對應物，其基本內涵就是用法治的精神發展和完善民主事實，以此保障公民權利，它一般應包含三個基本的要素：民主、法治和人權，是一個政治過程或一種政治形態。

　　中文“憲政”一詞來源于日文漢字，中國首次提起并予以介紹者是晚清著名學者黃遵憲。黃遵憲1887年在其《日本國志》一書中有介紹(“立憲政體”)，梁啟超讀后為該書寫了《后序》發表。正是由于梁啟超的推崇使用，以及他對“立憲政體”即“憲政”的明確解釋，使得這個詞所代表的政治思想逐漸為中國人所認知。[2]

　　“憲政”又稱“立憲主義”，英語中相對應的詞是Constitutionalism，發源于英美，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

　　我國從近代以來開始受“憲政”觀念影響。早期主要受英國“立憲政體”的影響，把憲政理解為民權與君權的結合，所謂“君民共主”。后期倡導“民權主義”，強調政權和治權分離。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五權憲法”是中國資產階級憲政主張的集中體現。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同國民黨專制獨裁政權的斗爭中，也使用過“憲政”概念。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中共開始用“人民民主專政”概念。

　　西方的憲政思想和憲政制度，成為我國法學界、政治學界關注的一個話題，甚至一度出現了一股憲政討論熱。在一些討論中，有人以憲政沒有東西方之分為名，或冠之以“普世價值”的偽裝，鼓吹照搬西方憲政制度，推行多黨制、議會民主和三權分立。

　　“憲政”一詞無論從理論概念來說，還是從制度實踐來說，都是特指資產階級憲法的實施。它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和制度安排。西方政治學學者薩托利說，“立憲制度事實上就是自由主義制度。可以說，自由主義政治就是憲政。國內有學者也說，“當代中國的憲政運動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復興是分不開的。”

　　作為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憲政”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三權分立，互相制衡。這是憲政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第二，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和憲法法院。第三，多黨輪流執政。第四，議會財政。第五，有限責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會。第六，自由市場經濟。第七，普世價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所謂現代西方價值觀。第八，軍隊國家化。第九，新聞自由。

　　長期以來，境內外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把主張“憲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突破口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策略與途徑，極力宣揚“憲政”的超階級性和普世價值性。這些“憲政”主張指向非常明確，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這與中國憲法相違背，因為共產黨是施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主體。

　　2、西方國家是因為憲政而富強起來的嗎？

　　自由派在推銷憲政理念的時候常常引用的一個論據就是實施“憲政”的國家都是當今世界上富強的國家，因此憲政能夠讓國家富強，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說法。

　　我們知道，英國和法國是老牌的殖民地宗主國，連美國都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在長期的對殖民地國家的掠奪中積累了大量財富;而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在美國本土發生，反倒是在戰爭中大發了軍火財，尤其是憑借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從反面看，德國和日本之所以能夠有能力發動“二戰”，起碼說明它們當時已經是強國了，那么他們是憲政國家嗎?如果不是，說明實施憲政不是國家富強的必要條件;如果是，又將如何解釋這幾個憲政國家走向法西斯呢?另外，根據有關統計數字，某些所謂實行憲政的“民主國家”，其經濟還落后于所謂的“非民主國家”，這又怎么解釋呢?

　　3、憲政民主的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和“不普適性”

　　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各不相同，但是成功的發展基本上都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和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但是即使是正確的理論，也有一個實施的適用范圍和合適時機的問題。撇開錯綜復雜的國內外政治背景不說，一下子完全照搬別人的發展模式，通常出現水土不服問題。如果這種改變是在外部勢力出于意識形態原因和國家利益的原因而推進的，常常會給該國家帶來非常消極的后果。這就是所謂的“不普適性”，但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往往只片面強調其“普適性”一面。

　　4、“理念憲政派”和“行動憲政派”

　　其實，無論是叫“憲政”也好，之前的“普世價值”也好，“民主化”也好，“一人一票”也好，都屬于高層定義的“改旗易幟”的邪路，起碼目前還是這樣。但是在主張“憲政”的人里面也有兩種人，一種是的確出于為了社會進步動機的人，而且認為憲政是中國的唯一正確發展道路，他們一般只是致力于這種理念的推廣，本人將這種人稱為“理念憲政派”。另外一種人直接目的就是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并且與外部勢力勾結，直接實施行動。“理念憲政派”中有些人是主張漸進方式實現憲政，而“行動憲政派”則是希望馬上實行“憲政”。

　　5、憲政真是“還權于民”嗎？

　　憲政派喊得最多的一個口號就是“還權于民”。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概念。“民”在此特定語言環境中就是與“官”相對而言的，也就是說，除了現在任的官員以外，所謂的“財富精英”和“文化精英”也包括在內，并不是特指普羅大眾。茅于軾老先生說：“改革必須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說了算。” 茅老先生是自由派的精神領袖，他的話已經把憲政的實質說得很清楚了，憲政實際上是“財富精英”和“文化精英”從目前的“權力精英”手中奪權或者分權，并不包括或者很少包括老百姓。或者說他們奪取權力的優勢遠遠超過不占有財富、權力和話語權的一般平民百姓。表面上看起來是“公平”，實際上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在這里，他們玩弄了一個偷換概念的游戲，將也屬于“民”(非官員)之一的某些所謂“精英”隱藏在“民”的大概念里面，打著“民”的旗號，以獲得民眾的支持。

　　6、為什么明知道憲政難于實施而硬要為之

　　如上所述，被賦予特定含義的“憲政”屬于高層定義的“改旗易幟”的邪路，起碼目前還是這樣。同時也不會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前些年茅于軾曾經說過：“如果從人數上說，懷念毛澤東的人仍然占多數。”接著，王朔也說：“中國人對于給自己戴上枷鎖者唯唯諾諾，對于給自己打掉枷鎖者卻分外仇視，當今大多數中國人莫名其妙的擁毛反美就是明證。”如果說上面兩個例子說的是概數的話，那么下面的就具體化了。 茅于軾后來公開說：“我看全國至少有95%的老百姓在懷念毛澤東，這些人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 《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刊文《調查“中國人眼中的民主”》中透露：“如果以左、中、右劃分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間化立場的51.5%，右的8%”。

　　@葉檀：至今還在懷念毛時代的人，就讓他們糊涂下去吧。@葉檀:這些人數量占比大，說明國家此后必有劫難。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主編周兆呈在今年5月31日就憲政問題的爭論對話賀衛方：賀衛方說了這么一句話，我特別愿意承認左派背后有相當程度的民意基礎，……所以對許多人來說毛還是他們的偶像。我覺得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他們都是自由派的頭面人物，不會故意長他人威風，因此他們對中國民眾政治生態的判斷有一定的可信度。于是我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么“憲政派”在明知道即使馬上“一人一票”，他們也不一定能夠占什么便宜的情況下，仍然勉強為之呢?某些自由派也常常用這個問題向左派挑戰，既然你們人那么多，怕什么“一人一票”?說實在的，即使馬上選舉，極有可能出現像俄羅斯和委內瑞拉那種令西方不滿意的局面，為什么他們還要馬上推進呢?只能有幾種解釋，1、是一場豪賭;2、需要啟動這一程序，哪怕不能馬上達到目標;3、從“行動憲政派”的角度看，只要達到能夠削弱中央政府對大局的掌控能力的目的，也屬于收到的他們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7、憲政派公知精英為什么不移民西方？

　　一直有一個問題困擾著我，讓我很困惑，某些人常常大談特談美國和西方如何如何好，中國如何如何不好。于是我想，既然如此，移民去美國或者西方不就得了。為什么要賴在中國夸西方呢?這是包括本人在內的很多人常常想不通并且向自由派發問的一個問題。而這一問題通常得不到他們的直接回答，他們常常反唇相譏，你們為什么不去朝鮮。事實上，即使是那些不贊成自由派的絕對美化西方觀點的人，他們往往同時也對朝鮮的一些東西是持否定態度的。而自由派基本上把西方描繪成人間天堂或者非常理想的境界，既然國內的狀況不符合你的要求，你改變不了環境，就適應環境，既然改變不了又適應不了環境，你就離開這個環境，到適合你的環境去，你完全可以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現在移民根本不是個難事，而且那些常常夸西方好的人應該是跟西方關系挺好的人，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不是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了嗎?我不習慣從惡意去揣摩別人，于是就認為可能這些人都是“活雷鋒”，為了讓別人過上好生活操碎了心，而他們自己卻寧愿留在國內和我們一起吃苦。

　　從網友對薛蠻子的分析中，我得到了答案。網友分析說，其實像薛蠻子這種人在中國多如牛毛，中國改革初期，他屬于最幸運的一批人，有著在朝內做高官老子的背景，帶著一筆不菲的財產移居美國，后來還加入了美國籍，由于自身能力不濟，也沒啥本事，只會吃喝嫖賭，帶的那些錢在花花世界美國很快就坐吃山空，在美國，當個老百姓他心里不甘，咋說也是中國紅色大貴族出身吧，到美國當普通人，實在沒有這種心理準備，再看看當年和自己一起在大院長大的那些紅色后代，在中國不是做大官就是發大財的，相比之下自己也就是混了一個美國籍名分，在美國給他帶不來任何利益，更不被當地人關注，中國高官子女在那里狗屁都不是，美國總統的后代也和老百姓沒啥兩樣，沒一點特權，到中國還能顯擺一下，找回點自豪的感覺，于是就有了一個黃皮膚美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白求恩博士那種為信仰獻身精神和高超技藝能量他沒有，也就是一個投機家，國內大位置沒他的份，小事干又劃不來，高官子弟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德行在他身上體現得很完美，不得志的人很容易發牢騷，愛不成就變成恨，一個知名的意見領袖由此誕生。

　　美國是一個移民大國，這沒錯。但是，在美國比較歡迎哪些人和哪些人比較容易在美國混等問題上，人與人是有差別的，有一技之長的，攜帶大量財富的，美國當然歡迎。有政治利用價值的，一下子會當成寶貝，用完以后就會當成廢物了。比如“阿炳”，他在紐約大學一年的逗留期已滿，紐大要求他離開。“阿炳”公開聲明表達不滿，宣稱紐大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強大壓力”，“zg當權者對美國學術界的統戰遠超出大家的想象”。紐約大學對“阿炳”的說法表示“不解和遺憾”，稱他所說的“不符合基本事實”。曾經幫助“阿炳”赴美的紐約大學教授孔杰榮說“阿炳”： “你不應該反咬給你食物的人”。一年前曾經風光無限的人現在在人家眼中成為了“需要人家提供食物，到頭來又會咬人”的動物。

　　根據有關方面提供的統計數字，中國的富人和占有財富的比例是：不足20%的中國富人卻占有中國80%多的社會財富。

　　一個是95%的反對西方的人和5%的崇拜西方的人的比例，一個是80%的“不富”的人和20%的富人的比例，其中肯定有重疊和交叉的部分。也就是說，在那占中國人口20%的富人當中，有崇拜西方的人，也有不崇拜甚至反對西方的人，在那占中國人口80%的“不富”的人當中，有崇拜西方的人，也有不崇拜甚至反對西方的人。

　　富人當中不崇拜西方的人應該屬于合法經營和勤勞致富的人，不富的人當中崇拜西方的人應該屬于希望社會進步又迷信西方社會制度的人，當然也包括一些對中國現狀不滿意的人，剩下的就是富人中崇拜西方的人和不富的人中不崇拜甚至反對西方的人了。

　　富人中崇拜西方的人也有幾種情況：一、致富了，但是怕以后政策變化，干脆移民;二、雖然致富，但是財富來路不正，又不愿意到外國去，希望能夠通過改變社會制度讓所得到的財富合法化;三、某些權貴既不通過正道致富，又不愿意去外國，更希望能夠得到更多財富，也是希望改變社會制度。私有化制度下的某些富人，更加容易用財富去獲得或者控制權力，并且因此獲得更多財富。別說那些披著馬甲的人了，就是那些目前已經公開身份的大V們，好些就是權貴。

　　于是公知精英們一邊唱衰中國，美化西方，一邊又賴在中國不走。

　　8、西方大戰略背景下的中國憲政進程

　　某些自由派標榜，實現憲政就是為了中國富強，有位名叫楊紹政的教授更是精確計算出，實現憲政以后，每個中國人可以增加2000元的收入，比當年蘇聯的“土豆燒牛肉”還要具體。其實，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既有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別，還有國家利益的沖突。盡管日本是美國的小兄弟，但是當在日本的經濟發展要超越美國的時候，美國仍然用一紙“廣場協議”讓日本經濟發展停滯了10年。美國是中國憲政派的后臺老板，這么說，難道美國成為了“活雷鋒”，扶持中國憲政派，以幫助中國在“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種說法不知道憲政派自己是否相信?

　　在西方大戰略背景下的中國憲政進程，某些人如果不能讓中國產生親西方的政權或者讓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起碼也要退而求其次，爭取實現如下目標：1、國家四分五裂。曾經有公知精英說，中國最好一分為七;2、削弱中央政府對大局的掌控能力;3、外國通過中國完全私有化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4、使中國處于無休止的動亂之中，無法集中精力發展。從此無法成為美國和西方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競爭對手。

　　9、憲政大目標下的“突變戰術”和“漸變戰術”

　　按照憲政派的本意，最理想的結果就是一個晚上就突變，他們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在中國出現埃及、突尼斯等國的情況，全國的民眾在他們的統一指揮下形成全國性的“類花行動”。就為這個原因，曾經的“少帥”韓寒就因為在最需要他“領導起義”的時候搞出個“韓三篇”，質疑所謂的“革命”，于是被臨陣“斬首”，污名滅口。本來，“憲政派”中的權貴是弱勢群體的對頭，或者說，在由弱勢群體發起的一些地方的群體性事件中的始作俑者就是這些權貴，是他們與單純追求GDP的地方官員勾結損害了民眾根本利益引起民變，而他們反過來利用與他們有很大交集的自由派煽風點火，希望把火燒得更旺，燒的范圍更加大，燒的層次更加高。但是，在這些群體性事件中，民眾往往恪守只是實現自己的合理的利益訴求的底線，沒有被某些人把他們綁在自己的戰車上，沒有被某些人利用他們去達到這些人的政治目的，于是某些人非常惱火，罵他們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其實某些人在怪這怪那的時候就從來沒有怪過自己，恰恰是他們身后的外國后臺老板和他們自己的過火表演充當了反面教員。埃及的經歷恰恰又給中國人提供了前車之鑒。埃及“憲政”的結果被另外一部分人不接受，結果不是仍然通過“憲政”的辦法解決問題，而是由軍隊發動政變，羈押民選總統。反對派示威，受到鎮壓(現在正在第二次彈壓)，美國政府曾經說停止對埃及軍方的援助，后來又說不算數。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不親美甚至反美的國家內，恐怕美國早已以“消除人道主義危機”的名義進行軍事干涉了。

　　如果能夠實施“突變戰術”對于某些人來說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他們又不得不面對高層和大多數民眾不支持的現實。于是“漸變戰術”目前就成為了“理念憲政派”和“行動憲政派”都能夠接受的“斗爭方式”。自由派領軍人物朱某某曾經借用一句話說：“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拱卒”在目前的具體表現就是仍然不遺余力地兜售“憲政”理念，圍攻對此有不同看法的媒體和人士。

　　10、“理念憲政派”中的理性人士與大多數人的交集

　　那么，是不是“憲政派”都是壞人?他們的主張全部都是禍國殃民的呢?又不是這樣。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王偉光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把黨性和人民性對立起來，或者從某一級黨組織、某一部分黨員、某一個黨員的意志來理解黨性，或者從某一個階層、某一部分群眾、某一個具體人的利益來理解人民性，這些理解都是片面的、錯誤的。” 王偉光所批評的兩種“對立起來”的情況第一種體現在某些官員身上，那句“你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事例;第二種主要體現在某些自由派對國家和個別的民眾的關系的觀點上面，他們用某些地方存在的強拆現象否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性：“家都沒有了要國還有什么用。”也是一個典型。

　　但是，在當今社會仍然存在腐敗現象和其它執政方面的欠妥現象的情況下，包括“理念憲政派”中的理性人士在內的大多數人的輿論監督仍然是一種有效的防腐機制，這讓某些政府和官員不敢胡作非為，甚至倒逼他們依法行政。

　　另外，不能馬上按照某些人的意志在中國實行所謂“憲政”，不等于“憲政”理念中沒有可取之處。但是這些有可取之處的理念如果要變成現實并不是像茅于軾老先生說的那樣，“改革必須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說了算”。恰恰相反的是，“理念憲政派”中的理性人士只有站在國家、民族和大多數人的長遠和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不斷擴大與大多數人的交集，總有一天會實現咱們中國的共同的憲政夢。

　　但是值得強調的是，這是與中國的富強同步的憲政，而不是西方希望讓我們實現的“憲政”，也不是某些“行動憲政派”現在正在極力推進的所謂“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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