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7日

　　毛主席曾反復強調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列寧的名言是政治和經濟相比不能部不占首位。雖然表述形式不同，實踐中都把政治放在首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是這樣，美英法也是這樣，只是各自的政治內容不同而已?，F在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還是把政治問題高高地放在經濟之上。

　　《人民日報》2012年8月16日第2版消息，“前七月全國國企利潤同比繼續下降”，副標題是“營業收入應交稅費同比增長”(記者李麗輝)。文章敘述“今年前7個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營業總收入、應交稅費同比仍處在增長區間，實現利潤同比繼續下降。1-7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12000億元，同比下降13.2%，7月比6月環比下降11.6%”。國企幾十年在重重高壓之下，自然舉步維艱。

　　“營業總收入，前7個月全國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232874.4億元，同比增長10.4%”。“其中，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43926.3億元”，“地方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88948.1億元”。“已交稅費22392.4億元，同比增長14.2%，7月比6月環比增長12.9%”。盡管國企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貢獻那樣大，但上邊并不放棄要私資進入滅光的方針。

　　2012年3月5日“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列舉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以前財政部在“兩會”年度工作報告中，對財政收入具體分類，羅列不同所有制上交的稅費數額，其時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上交仍占80%左右。公私體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沒有列舉。

　　前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在《關于維護憲法尊嚴，立即制止國企進一步化的緊急呼吁》一文中舉例，“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包括外資和內資)在GDP中所占比重”，“2010年為27%比73%”。“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經濟比重”，“2009年為12.5%，比新中國初建的1949年占26.2%的比重還低得多”。

　　國家統計局《2010年統計年鑒》工業篇中記載，2009年各種國有工業企業占全國規模以上企業總計的2.5%，其利潤為3146億元，占總計的9.1%;工業總產值為68567億元，占總計的12.5%。這是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官方權威數據。估計出入不會大。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2006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明，“在中國已開放的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分析該研發中心不會為了顯示改革的成績故意把中資比例壓低。目前呢?

　　今年初，世行左利克為中國設計的6000天計劃，即《2030年的中國》的報告，提出到2030年，國有工業從2010年占GDP的27%減少到10%。

　　某權威人士根據多年來公退私進的增減變化測算，目前公私經濟的比例大體在17%比83%范圍內，這不會有多少出入。以西安為例，三環以內，從霸橋東西橫貫長樂路至咸陽，從城運村過市中南北大街到長安，幾乎沒有國企。相信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武漢、南京、成都、沈陽、鄭州基本相同。走遍全國城區的大街小巷，能見到國企已很稀罕了。和幾個融資單位談業務，說到國企，所有員工均一臉茫然，十分驚訝的提問“國企是啥?”。

　　按照《2030年的中國》的規劃，國務院多次出臺文件，廢棄市場調節這個看不見的手，強令民資進入金融、教育、市政、鐵路、民航等未完全攻克的堡壘。拿掉重慶障礙，看誰還敢再抵制國退民進。鐵道部受7.23事件的恐嚇，率先出臺民資進入方案。曾經在兩會上嘴犟了幾下的國資委很快敗下陣來，迅速出文同民資進入大國企的國務院要求保持一致。

　　即使一個家庭，誰的貢獻大，誰都會被高看一眼，但現在的情況是交錢再多也不能取得應有的地位。從《人民日報》文章中的數字分析，國企前7個月上交稅費2.24萬億元，一般的情況是后半年還有所增加，就是“環比增長12.9%”不再提高，按前7個月貢獻的平均數計算，年終上交可達3.84萬億元左右。

　　2012年頭7月國企已上交了2.24萬億元，按同比(2011年7月)增長14.2%計算，國企2011年7月實際上交稅費為1.96萬億元，加權平均計算2011年，約上交稅費為3.37萬億元。2012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列舉2011年全年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非公經濟就是(10.37-3.37)7萬億元。

　　按2010年公私經濟在GDP中的27%比73%的比例推算，私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的2.7倍，實際上2011年私企絕對高于2010年的73%。國企上交3.37萬億的2.7倍是9.09萬億元，但實際上交7萬億。按相同的稅收政策，私企本應上交的就少了(9.09-7)2.09萬億元。這是按2010年計算的，實際上還要大于2.09萬億。這些數據國務院、財政部知道的應該更加準確、詳細。占GDP的27%交了那么多，占73%交了這么多，不會心里無數吧?

　　目前公私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是多少，局外人當然不得而知。就按已知的27：73測算，2012年前7個月國企已上交2.24萬億，私企所占比例是國企的2.7倍，就應上交(2.24×2.7)6.05萬億元。到底是交了多少，當然知情人清楚。按常規判斷絕對達不到此數字，而且私有制又不斷持續擴大，公有制經濟不斷縮小。國退民進的態勢坐標圖在誰那里誰知道。

　　雖然中央沒有明令要把國企搞完，同解散農業社時一樣，大家心知肚明中央精神是什么。“冰棍理論”，“倩女先嫁”，一賣了之應運而生。所以各省市出臺政策，一再要限期將國企改制完畢。有關領導急不可耐，孤注一擲，不惜一再違憲行政，反復強調民營資本要進入尚未進入的大國企領域，又專門請左利克搞摧毀國企的反公反社計劃。

　　《憲法》第六條明明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27%能算是主體嗎?“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而有些領導卻背道而馳。

　　盡管《憲法》是根本大法，但在最高上層那里是可有可無的。遇到可用時，大講“在法律面前沒有特殊公民”。要搞垮國企時，就不講“法制社會”、“沒有特殊公民”了，甩開膀子整，從不追究也從未受到過任何追究。曾咨詢數十家律師事務所，沒有一家敢愿意代理控告此類違犯憲法的問題。

　　稅制改革對國企而言是“竭澤而漁”，自然對私企是“天高任鳥飛”;以票制稅對國企是“緊箍咒”，對私企外企是“天賜良機”，光靠避、偷、逃、漏稅費，既取得了競爭的優勢，又使大大小小的私企外企業主迅即暴富，暴富后又滲透到各方面的權力機關。醞釀梁穩根進中央就是這種趨勢的反映。社會基礎變化到特定程度，就要改變上層建筑的結構。

　　國企偷漏稅收無利益動機，按稅法責任是個人的得利是企業的。再則從開票到處理結束，須經過開票、入庫驗收、報銷、財務計帳、出庫，報稅六道關口，那個企業負責人能保證在這些關口中人人守口如瓶?而私企外企只要個別人就完成了。少交多少自己就能得到多少，有巨大的利益動因。企業傳真機只要在自動狀態，每天承攬開票業務的傳真件有1米多長。

　　國企在“改開”中被扼制在起跑線后，終年處在民資要進來收購的壓力之下，和隨時要判決的囚犯一樣。常態化的被改制、私有化等外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環境所包圍，遲早要成為私人老板的刀下肉、盤中餐，時刻襲來的“四面楚歌”時時渙散著國企人員，既失去了毛主席時代的理想信仰調節，又要承擔規范的統籌養老等政策和“改開”中凸現的社會矛盾問題的責任，反因沉重的負擔而被責難。議論到此，就能理解毛主席當年痛斥初露萌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推行者是“何其毒也”!

　　僅有的一點國企貢獻如此超常之大，他們明明知道的很清楚，但還是要不遺余力的排擠、壓制、打擊，處心積慮的要轉化成私資，全然不顧國家財政收入的增減，可見內心是多么的險惡。

　　一些人反感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理論，就按和“孔孟之道”差不多的“宿命論”認識。按照中國古代宿命論的劫數說，這是一伙上天專門派下來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妖魔鬼怪的化身。

　　明末馮夢龍編著《喻世明言》中的《鬧陰司司馬貌斷獄》，述說漢靈帝時蜀人司馬貌罵社會太黑暗，吟《怨詞》又怒“焚于燈下，被夜游神體察，奏知玉帝”，帝怒道：“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才顯榮，無才者黜落;天下世世太平江山也永不更變了，豈有此理!”“氣運”、“氣數”到了，上天就會派些壞人下來專門搗亂，完成由亂到治。以此對照共產黨、公有制社會主義，都是由黨的幾個最高領導從內部搗毀。西方雖然一貫反共反社，美國并未打進蘇東以武力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蘇東中社會主義的敗亡都是“共產黨”自行“和平演變”的。這不會有爭議吧?

　　國企目前的處境是“高天滾滾寒流急，萬花紛謝一時稀”。不要緊，搞散了革命成功后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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