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學、平等、唯物主義方法論指導當前中國改革問題的討論

　　龍斧 王今朝

　　(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 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摘要：今天中國的改革面臨各種復雜問題，而有效地去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首先搞清、界定它們的性質與根源。要不要改革和要怎樣改革就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一些看似支持改革的觀點把改革的性質、目的、宗旨、方向與其手段、方法截然分開，把所有問題的討論都置于“是否要改革”這一衡量之下。這類觀點一方面表現出方法論上的極端性，另一方面混淆了問題的性質。本文從方法論入手，分析這些觀點的邏輯性、科學性問題，并進而提出中國改革問題的探討應該在科學的、平等的、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論指導下進行。

　　關鍵詞：中國 改革目的、性質與手段 方法論問題 唯物主義

　　圍繞今天如何改革以及怎樣解決改革中具體問題進行討論，觀點要坦蕩，方法要科學，邏輯要嚴謹，態度要平等。有些觀點在文字上閃爍其辭，在方法上邏輯混亂。它們通常有這樣幾個特征。首先，在方法論上，它們采取簡單化手法，把改革的具體領域、方法、模式、問題解決的討論都上綱上線到“是否要改革”的高度，既混淆了問題的性質，又阻礙了它的有效解決。其次，在論證方法上，它們多用規范式、口號式、標題式、激情式手法，對當前改革一些重大理論概念與實踐問題做主觀裁定，不利于開誠布公、實事求是、具體鑿實的討論與分析。第三，它們常常給那些與己不同的觀點貼上“反對改革”的標簽，表面上“堅持改革”而實際上“唯我正確”。鑒此，本文方法論角度入手，分析這些觀點的邏輯性、科學性問題，并從改革目的、宗旨、性質與手段、方法、模式一致性角度，對它們所提出的“危機論”、“挑戰論”和隱藏其中的“私有化論”進行商榷。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中國改革問題的探討應該在科學、平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論指導下進行。

　　一、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問題——要不要改革還是要怎樣改革

　　要不要改革是針對中國文革結束時的現狀關于中國發展方向、模式的討論與思考。而改革至今已30多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當時對是否要改革的共識不代表今天關于怎樣改革的具體討論，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把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矛盾、沖突的分析與思考，把對某個具體領域的改革方法、手段的討論與爭辯，統統歸于是否堅持或反對改革之下，可謂扭曲了問題的性質。

　　1、不能用是否要改革來代替怎樣去改革的討論——基本方法論問題

　　首先，改革二字本身是中性詞，古今中外都用。因此，不能誰自詡“改革者”，其價值觀、觀點以及所提出的模式、方法、手段就一定正確，不容討論。如果把與己不同的人，或把分析、揭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矛盾、沖突的人，統統定為改革的“流言者、非議者、挑剔者、苛求者”，那就缺乏平等、民主討論的精神了。如果再給戴上“阻礙改革”的帽子，那就與“文革”方法沒有什么區別了。中國的改革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又以“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為目的，這兩個原則缺一不可。以“有勇氣、敢承擔的改革派”自居本身不能證明自己的改革價值觀、觀點、思考、方法、手段就與這兩個原則相一致;而把與己不同者定為改革的“反對者、挑剔者、苛求者”也不足以證明后者觀點就違背這兩個原則。

　　其次，從事物發展的動態性看，改革是對某種現狀、既定格局的改變、改造。對1949前的中國社會現狀、既定格局而言，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改革，是制度性、革命性的改革。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建設模式和方法的改革，更是對文革10年造成的影響和所形成的格局之改革。而這個改革已30多年，自身也已形成一種現狀和“既定格局”。因而，對這種現狀、格局的檢驗與反思，對其問題的分析與探討，本身就是一種改革行為。這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本質之一。如果不正視、面對、思考改革出現的問題，或以“改革”為由對相關分析、討論、思考加以壓制，把不同聲音定義為“阻礙改革”或“挑剔、非議、苛求改革”，那不是什么改革者，而是對改革的壓制者，是打著“改革旗號”的保守者。

　　第三，從事物發展的兩面性看，任何改革可以有成功、失敗或成績與問題并存三種結果。古今中外無不如此。如果堅持一面性，認為凡是過去改革中定下的模式、政策、方法、手段都不能改變，凡是對它們的分析、討論都是反對改革、非議改革，凡是今天以“改革”為旗號提出的方案、方法、手段、模式就一定正確、不容討論，那就是形而上學的“改革”，是“兩個凡是”的方法論再現，從而也就不是改革了。

　　第四，從事物的現象與本質關系看，二者時常表現出不一致性。因此，以一分為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看待事物本質、分析改革現象尤為重要。比如，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改革成果的標志之一，但其本身不證明改革不存在問題。同時應該看到，在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國占第94位。如果考慮到百姓實際收入與物價指數、核心消費開支比例變化，[1]中國可能排得更后。而且，中國私有資本的暴利率、國家資產、資源、資本產生效益后少數人所占的分配比例，中國絕不是排在第94位。也應看到，“GDP增長”是現象結果，而非事物本質，畢竟這個增長可以由許多不同手段來實現。有的增長更多地是依靠現代科學管理、科技運用、資本效益、勞動力素質提高、產品質量與創新、內需市場的合理性提高等因素呢，而有的則是更多地依靠廉價勞動力、資源的耗竭性使用、環境的污染、生態的破壞、一些行業領域政策的支持(如外貿)等因素，或兼有依靠過去幾十年西方因發展模式轉型把勞動力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性、生態破壞型的日用商品、加工工業生產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從而形成了低廉商品的市場空間。還應看到，GDP增長本身不代表具體的改革政策、理論、方法、手段、模式與改革性質、目的的一致性程度，而后者是檢驗其真理性本質的更可靠標準。如果GDP本身是檢驗其真理性的標準，美國就成了全世界最有真理的國家;國民黨1927-1937“黃金發展時期”也具有發展科學性和真理性了;而從人均GDP上講，中國改革的真理性在全世界要排到90位后了。因此，對類似上述現象與本質關系問題的一分為二、唯物主義的分析，不能統統歸為微詞、非議、挑剔。

　　第五，從改革性質與目的看，古今中外借“改革”使某個階層獲取既得利益、使某個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先案例俯拾即是。如果認為只要給自己戴上“改革”桂冠就一切方法、手段或不擇手段統統“無罪”、一切結果、后果統統“有理”，這無非是文革“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翻版。改革本身是一個思想概念而不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具體指導理論，改革本身是一個手段，而不等于一個社會的發展性質與目的，改革本身是一個發展策略而不是具體的科學決策，改革是一個口號而不是事物本質的直接體現。如果把改革本身當目的，就會把各種目的統統置于“改革”口號之下，改革性質、目的可以免談了，出現的問題就自然而然成了為達到“改革目的”中的“不完美”而已。從這個角度看，GDP增長、經濟發展、生產力提高這些現象本身不等于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和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以上五點構成今天討論改革相關問題的基本方法論。

　　2、“既得利益者反對改革”的邏輯性問題

　　有觀點認為，既得利益者維護既定格局，反對、阻礙繼續改革。但這個“既得利益者”具體指誰?又是在什么社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這些問題必須澄清。首先，既得利益者指一種特定環境里，因社會某種制度、結構或功能以及相關政策、方式、手段、方法的作用而享有與他人不同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已30多年，所以它不可能指在改革之前的中國經濟制度下的人群，因為國家、民族、人民是那個階段的共同、最大受益者，而且根據上述定義，也不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指改革開放30多年后中國所形成的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其次，根據上述內涵和邏輯，這個既得利益者至少包括兩類人：一是改革中因某種制度性、結構性原因(如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在經濟發展成果上獲取超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受益者，二是改革開放中因某些政策、方法、手段、模式的失誤、留下的空間而成為超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獲得者(關于類似既得利益者的類型以及行為特征的分析見《社會和諧決定論》[2])。如果上述觀點所指是這兩類人，就產生了一個邏輯問題：既然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又為什么要反對改革呢?如不是這二類人，那又是誰呢?誰在那里一面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一面又挑剔、苛求、反對改革呢?而且，原來改革的反對者又怎么會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隨之又成了改革的反對者?這是一種什么邏輯呢?

　　3、到底誰是“既得利益者”

　　中國在改革中無疑出現了既得利益者和集團。兩極分化、貧富差別現象本身就是其典型標志之一。[3]這樣來看，以上述定義為標準，誰是既得利益者就容易區分了。比如，在私有資本和雇傭勞動力之間，誰是既得利益者呢?在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與最廣大人們群眾之間，誰是既得利益者呢?在大量資源的實際占有者、其效益首先、最大享受者與他們雇用的工資勞動力之間，誰又是既得利益者呢?當然，值得指出的是，有一種既得利益者的確反對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支持私有化的改革;盡管腰纏萬貫、揮金如土、國外賬戶、子女留洋，他們依然覺得私有化程度不夠深、范圍不夠廣、速度不夠快。畢竟，當具有封建色彩的社會性、結構性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官商勾結存在時，當不公平政策、模式和手段存在時，這個私有化程度越深、范圍越廣、速度越快，既得利益就越大。

　　上述既得利益者的分析恰恰表明改革中一些政策、模式、方法、手段有錯誤、有問題、有失誤。也因此，中國今天面對的不是簡單的是否要改革這個30多年前討論的問題，因而不能把圍繞改革具體問題的討論都以支持改革或阻礙改革來“劃線”。比如，對上述既得利益者為什么會產生、對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目的有什么影響、對全國人民社會心理、指導價值觀、行為準則有什么影響、對中國的發展方向、性質具什么后果等等諸如此類問題的討論，都不能簡單用“堅持改革還是反對改革”來斷定。

　　二、危機論——改革到底面臨什么危機

　　對改革方法、手段、模式的具體討論固然會有不同觀點。然而，有些觀點把具體事物的討論推向極端，一面把不同意見視為對改革的微詞，另一面強調改革面臨某種危機，似乎那些與己不同的觀點就是這種危機的根源。縱觀古今中外，以“危機”為由來達到其它目的的先例不勝枚舉。歷史上美國借“國家危機”到越南去開戰;日本借“空間危機”到中國來“共榮”;德國借“民族危機”進行種族殺戮，實際上都是別有用心、另有目的。而當年中華民族因日寇侵略而生靈涂炭、國土喪失、資源掠奪才是真正面臨危機。那么，改革至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有什么矛盾、利益和阻力已使改革本身面臨如此危機呢?

　　1、改革討論不構成危機，因而也無需“壯士”。有觀點認為改革今天面臨著巨大挑戰，似乎危機重重。全國人民沒有反對改革;他們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客觀、科學、實事求是的分析是對改革的支持;中國GDP連年高速增長，市場化、商業化改革勢頭從未減弱，對如何在某個具體領域的改革討論怎么就突然構成生死挑戰?是否只要自己先立下這個命題，那么在具體改革模式、方法、手段上就可把與己不同的觀點列為挑戰、阻礙改革從而自己來扮演“壯士”呢?在國民黨血腥屠殺面前揭竿而起的是壯士，反圍剿、歷長征的是壯士，狼牙山五壯士是壯士，身陷囹圄、把牢底坐穿的共產黨人是壯士，大慶油田的創業者是壯士。而那些打著“改革”旗號在高級酒店里、萬元豪宴上挖空心思、絞盡腦汁琢磨、商討怎樣在新一輪政策、模式中發財暴富的不是壯士;那些想通過各種手段在私有化、商業化、市場化浪潮中享盡先機、占盡便宜的不是壯士;那些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官商勾結的不辭辛勞者不是壯士。他們不是壯士，而是中國改革基業的蛀蟲。

　　顯然，無論是在某個領域如何改革還是怎樣解決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需要的不是“壯士”，而是科學、客觀、具體、實事求是、面對現實的思考和分析，需要的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平等討論，需要的是對每一個改革理論、改革手段、改革方法與實踐結果的一分為二、辯證唯物主義的檢驗，需要的是這些理論、手段、方法與結果與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一致性的檢驗以及它們與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這個改革目的一致性的檢驗。

　　2、中國昨天未到“崩潰邊緣”，今天也無需 “冒險精神”。

　　有觀點在上述危機論基礎上倡導要敢于冒風險，引證改革之初就是按照鄧小平敢于冒風險的指示，對已到“崩潰邊緣”、危機之中的中國經濟進行了改革，而且鼓勵今天要發揚“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這種改革激情或許必要，但在今天具體改革問題的討論中，以辯證、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做到實事求是、看到事物的兩面性更為重要。

　　首先，“天變不足畏”不等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大躍進”就有“不要怕冒風險”的口號;“人言不足恤”不等于“眼不見為凈，耳不聽為清”，蔣介石上臺后為所欲為就表現出“人言不足恤”;李德、王明、張國燾等人在葬送由成千上萬優秀中華兒女用生命與鮮血換來的勝利果實時也是“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不等于“革命就無罪、造反就有理”，畢竟帶著某種目的而打著一個祖宗的旗號來否定另一個祖宗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為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一大特征。

　　其次，在分析、解決今天改革中的具體問題時，僅靠鄧小平30年前關于是否改革這個問題時提出的 “不怕風險”是不夠的。而更為重要的是，他當時就對如何改革這個問題采取了辯證唯物主義態度，即前文提到的事物發展都有兩面性。不是嗎?鄧小平一方面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但另一方面并沒有否定“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前提;鄧小平一方面說，“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又強調這個“生產力發展”是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性質的，否則與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別無二致;鄧小平一方面提出“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但另一方面也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一方面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沒有根本矛盾”，另一方面也指出 “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一方面針對文革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造成的破壞而強調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確指出，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從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角度看，圍繞改革的許多具體理論與實踐問題，鄧小平并未來得及回答、解決，更不可能對所有具體方式方法做了部署(如果認為“都解決了”，那就是又一輪造神運動)。難道今天就用“要改革”一句話來回答、解釋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所有現實、具體理論與實踐問題嗎?難道誰打著“改革”旗號，其方法、模式、政策、手段就一定正確嗎??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而是把鄧小平改革思想“兩個凡是”化的方法論體現，是通過引述鄧小平特定語境下的話語把與己不同的人置于鄧小平對立面從而證明自己的“正確”。

　　第三，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馬克吐溫說，“先把事實搞清楚，然后你再篡改”。改革前的中國經濟并未像許多文章所說到了“崩潰邊緣”。這種概念錯誤不僅是長期以來的一個理論誤區，也是那些持有“社會主義必然失敗”價值觀的人反復宣揚的觀點。中國經濟盡管在文革10年期間是受到破壞、阻礙，但未到“崩潰邊緣”，實際GDP平均年(1966-76)增長率依然達到5%。如果考慮到文革干擾因素，中國還能保持這樣的增長率，恰恰說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是像今天某些人所說不能發展經濟。“崩潰邊緣”之說通常與“危機論”攜手，而它對事物的本來面目不能做到事實求是一般有三種原因，一是計算方法不對，屬于能力問題;二是心態上有傾向性，比如有了成績夸大成果、為了貸款強調困難;三是價值觀、意識形態偏向性作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篡改事實(如制造“危機”感從而使自己的觀點無需科學論證就自然正確，而與己不同的觀點無論怎樣都是錯誤的)。

　　第四，鄧小平在文革結束時指出“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如果說當時“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的話，那么，改革30多年后，從中國今天社會矛盾的現狀看，出現的問題不解決，矛盾不正視，黨更會有危險。比如，改革中出現的社會性、結構性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環境污染、資源耗竭、兩極分化、貧富差別是否會造成中國改革之危險?具有封建色彩的官僚資本利益集團的形成以及因此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沖突，是否會造成改革目的之危險?如果GDP增長不真正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是否會造成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危險?上述問題是否會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幾代人、幾十年前赴后繼、艱苦奮斗而建立起的社會主義制度帶來危險?

　　三、什么是今天改革的危機根源和挑戰對象?

　　有些觀點認為，今天改革遇到“危機”，主要是一些領域的改革會挑戰既定格局、觸及某些現實利益，如官員財產公示、壟斷行業改革、事業單位改革，因此非采取大刀闊斧的辦法不行。看來，這里要挑戰的“既定格局”必定是危機的根源、改革的對象。

　　但官員財產公示、事業單位改革能夠解決改革面臨的“危機”嗎?社會性、結構性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官商勾結、兩極分化、貧富差別、既得利益集團以及類似現象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利益關系平等性、公平性、正義性造成了危害，的確會帶來改革的性質危機、方向危機、成果危機、目的危機。但以為官員財產公示就能解決這些“危機”，那就在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文化、機制所打造的五花八門、巧具匠心的手法面前顯得太天真幼稚了。如果一個官二代被某個“效益極高”的企業合法高薪聘用，又到美國讀書、買別墅、開奔馳、玩股票，應該怎樣計算這個官員本人的財產呢?如果某個官員個人財產賬面上“清正廉潔”但直系親屬、家族成員各個億萬富翁又該怎樣計算呢?如果某個官員“入不敷出”又應該采取什么大刀闊斧的辦法解決呢?這里又應該怎樣對待那個“效益極高”而且賬面合法的企業呢?當權力在改革中轉化為一種特殊“資本”，在改革旗號下、在支持民營發展口號下以帶有封建色彩的手段方法與私有資本合法進行交換、互助互利，[4]對這種結構性問題應該怎樣大刀闊斧才能使改革不陷入危機呢?

　　“事業單位改革”也不是這些觀點所真正所指的改革危機根源、挑戰對象。比如，西方市場經濟下官員沒有終身制，中國千百萬工人也曾一夜之間下崗、自己謀職求生，這些觀點是否暗示中國事業領域的官員也像西方那樣在屆滿后無論有什么“政績”也從新求職謀生?似乎不是。很明顯，官員財產公示也好事業單位改革也罷都不過是“項莊舞劍”而已。它們真正的矛頭所指是壟斷行業改革。很明顯，這些觀點提出的“壟斷行業”是指大型國有企業所在行業，所認定的“既得利益者”是今天僅存的大型國有企業，所渲染的“危機”是指這些企業、行業的既定格局給改革帶來的危機，因此所提出的大刀闊斧劈砍對象就是這些剩下的難啃的“硬骨頭”，其目的是將這些國家命脈性、支柱性、體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數量上僅剩1%的國有企業及其行業私有化或私有資本化。

　　國有壟斷行業是造成中國今天改革的潛在危機嗎?否。首先，前文指出，既得利益者指特定環境里，因社會某種制度、結構或功能及其相關政策、方式、手段、方法作用而享有與他人不同的最大受益者。大型國有企業由于其所有制性質、資產資金資本所屬性質以及企業目的決定了它不是什么既得利益者(如果是的話，那它與資本主義的大型企業就毫無區別了)。

　　其次，社會主義“壟斷”與資本主義壟斷在性質、目的上不同。對社會主義的“壟斷”企業來說，每一利潤增長、每一資產增加、每一資本積累，以及所具有的有形、無形市場價值、經濟價值，都是中國人民幾億人、幾代人、幾十年艱苦奮斗的結果。而私有資本的壟斷價值和利益首先、最大限度屬于私人老板。西方壟斷如此，中國以私有資本與權力“資本”結合(即官商勾結)所產生的特殊壟斷模式也如此。[4][5][6]所以，兩種壟斷的性質、目的和結果根本不同，資產積累、資本結構、分配機制也不同，甚至連市場特征都不同。前者又怎樣對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造成危機呢?

　　第三，大型國有企業及其行業的社會生產關系不僅體現工人、管理人員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企業與市場的關系，而且首先體現了全國人民的利益與國家性質之間的關系(如資本、資產、價值的63年積累過程)。因此，它最集中、最大程度地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本質，與資本主義壟斷行業中的私有資本與雇傭勞動力關系根本不同。

　　第四，西方國家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對大資產階級私有壟斷行業采取了一定法律、法令限制，目的之一就是降低其私有資本在極端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特殊結構、不公平競爭產生的少數人利益最大化，從這個角度講，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資本的極端自由化、私有化性質，強加了一定的社會性質。那么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及行業是在極端自由市場經濟下產生的私有資本嗎?它們是在為私有資本實現利益最大化嗎?又是通過什么特殊的私有資本結構、通過與誰的不公平競爭來實現私有資本最大化呢?它們是在利用私有資本集中起來產生的市場、資源、技術等優勢從而使大資產階級成為既得利益者嗎?從這些經濟學、金融學、管理學和政治經濟學問題提出的本身就可以看出，那種把大型國有企業及其所在行業私有化看成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開放、是為了消除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危機之理論有多么荒謬。

　　四、改革不等于私有化，私有化不等于高效益，高效益不等于“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

　　上述觀點貫穿了這樣一個邏輯鏈條，即改革就是要提高大型國有企業的效率效益，而私有化才能保證高效率高效益，所以只有對它們進行私有化改造，才能對“大家”都有好處，唯此才能最終解決改革中的問題，唯此才能完成改革。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頗有影響的邏輯鏈條是怎樣不符合邏輯的。

　　1、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嗎?首先，大型國企有科學管理問題，有效益提高空間，有怎樣用全國人民共同積累的資本、資產和共同占有的資源更多地創造價值來更好地為全國人民利益服務的問題，但決不是什么私有化太少、要私人資本注入才能更好地解決“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世界上實行私有化市場經濟的國家多的是，都在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嗎?其次，私有化本身與企業效率效益之間本來沒有簡單、單一因果關系。[7]如果有，那么西方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化發展了500年仍然存在企業效率效益、通膨、危機、不均衡、破產倒閉等問題，又作何解釋呢?美國在企業和質量管理上不如日本效率效益高，是否也是因為前者私有化不如后者呢?第三，從西方現代管理學、組織行為學和企業創新學看，企業規模與效率效益具有明顯相關性，大型企業(包括壟斷行業、企業)效率效益(如增長率)因各種原因普遍低于中、小企業，是否也是因為前者私有化程度不如后者呢?當然，在極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驅使下的理論是無所謂其科學性和邏輯性的(見下文)。

　　上述從諸多科學領域對事物的一般規律性分析表明，因企業性質、資本所屬、積累過程、生產方式、生產目的、生產結果及其分配方式和目的等差異性，私有企業(無論大小)的效率效益不能用來衡量社會主義大型國有企業效率效益;而中小企業效率效益不能用來衡量大型企業。再從事物的特殊性看 ，中國一些私有企業在特殊條件下產生的“效率效益”就更不能用來衡量大型國有企業效率效益。比如，它們的資本積累過程本身就帶有封建色彩的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官商勾結特征，而這個特征又使它產生了另一個結果特征，即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大程度、更快速度地產生了貧富差別、兩極分化。這兩個特征，就決定了它的效率效益與大型國有企業更無可比性。因此，對后者進行這種特色的私有化或私有資本化不能對其社會主義性質的效率效益產生作用。那么，這種私有化又是否會有助于減少上述兩大特征，從而使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這一根本目的呢?

　　2、私有化及其市場化能“縮小貧富差別、制止兩極分化”嗎?中國提出“縮小貧富差別、制止兩極分化”已30年。首先，從“壟斷行業利潤豐厚”看(這是要把大型國企行業私有化的重要“理由”之一)，資本主義的壟斷行業企業的利潤首先、最大限度地為少數人服務，而中國國有壟斷行業與之有著經濟、政治、社會目的上的本質不同。后者是在使用幾代人、幾億人、幾十年艱苦創業積累下的有形和無形資產、資本，利用屬于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自然資源，來創造價值為“最廣大人民群眾”公平服務、使他們平等享受。從理論上看，“只有私有化才能體現這種平等、公平”的觀點由于諸多邏輯性問題不值一駁。其次，從實踐角度看，中國貧富差別、兩極分化有諸多特征，其中之一就是，相對最廣人民群眾的少數人創造了人類歷史和平時期富有程度、富有速度兩大記錄。[8]如果國有壟斷行業“利潤太高”，那就用它來更好地為“縮小貧富差別、制止兩極分化”服務，為什么又讓已經創下兩個歷史記錄的少數人再來分享一份呢?第三，“縮小貧富差別、制止兩極分化”已經成為今天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而對經濟結構中唯一能夠以其創造的價值首先、直接用來達到這一社會主義改革目的的領域進行私有化改造，是有利于這種縮小、制止還是相反并非難題。只要把所有相關因素(如中國私有資本回報率;一個企業本來資本、資金雄厚卻要注入外來資本的多種實際成本代價;每當國有企/事業資產、資金、資本與私有資本相結合產生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的發生率;這個發生過程的一般“雙贏”回報率等等)帶進數理公式就一目了然了。而且，縱觀中國改革歷程，私有化+選擇性市場化+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結等其他相關因素本來就是制造貧富差別、兩極分化的元兇，如果對大型國有企業及其行業進行類似的“改造”豈不是“雇賊防賊”嗎?

　　有些觀點認為，貧富差別、兩極分化主要是因為少數人“太聰明”、“太能干”因而“效益極高”，而最廣大人民群眾只能是雇傭勞動力的提供者。可是，這在邏輯上又說不通。因為伴隨上述人類歷史兩大記錄的還有人類歷史和平時期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官商勾結的規模性、程度性記錄。難道這些“夜以繼日、披星戴月”的“辛勞交易”不給私有企業和資本帶來任何效益、利潤嗎?不僅帶來了，而且是暴利。不是嗎?從邏輯上看，沒有暴利，何來創人類歷史和平時期記錄的行賄受賄、貪污腐敗?沒有暴利，何來官商勾結的創紀錄分贓?沒有暴利，何來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沒有暴利，又何來創紀錄的貧富差別、兩極分化?而與此同時，沒有改革中政策性、方法性、手段性、模式性、結構性、社會性的問題、失誤，又何來暴利?難道世界上有上述這種私有資本一面實現暴利另一面又同時“縮小貧富差別、制止兩極分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嗎?

　　3、私有(資本)化能解決“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問題嗎?中國提出“反對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已30多年。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和本世紀初，99%的國有企業因“效率效益”而被“出售轉讓”，包括那些正在盈利的企業、行業、產業。這些企業是幾代人、幾億人、幾十年在高建設、高積累、高發展、低生活、低收入、低消費(三高三低)條件下、在國內外各種挑戰下艱苦創業、真正發揚“無私無畏”、“敢于承擔”之精神創建起來的。對全國人民來說，它們的無區別、一刀切式的私有化本身為不公平一;它們的廉價出售、變相贈送為不公平二;極大部分的“出售轉讓”在官商勾結、行賄受賄中完成為不公平三;各種財政、發展政策上對這些公有轉為私有的企業不適當支持為不公平四;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夜之間形成的廉價雇傭勞動力的提供為不公平五。而這五個不公平恰恰是“少數人”創造富有程度、速度歷史記錄的“原始積累”之一，是中國私有資本“畸形原始積累”因而創造“效率效益”的原因之一，是中國貧富差別、兩極分化的原因之一，也是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形成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基礎之一。

　　除上述經濟領域“由公轉私”特征外，在大量原事業領域的“由公轉私”也具有相同特征，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官商勾結的權力“資本”與私有資本的交換機制。同時，研究表明，改革中出現的極端私有化、市場化、利潤化、商業化傾向以及一些政策、手段、模式、方法對兩極分化、貧富差別、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的產生無疑具有直接性、決定性影響，而這個影響又對經濟利益關系平等性、公平性、正義性有直接性、決定性影響。這種復雜、多層、多重、網絡式、宗派式甚至宗族式關系所形成的交換機制打破了嗎?中國帶有封建色彩、導致貧富差別、兩極分化的社會性、結構性的貪污腐敗、官商勾結、既得利益集團問題解決了嗎?(如解決了，貧富差別本身就會大大縮小;規定最低工資線、提供失業救濟金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發明和體現，也根本不可能打破上述機制、解決上述問題。)如果上述交換機制還存在，上述兩大直接性、決定性影響關系還存在，既得利益集團問題還存在，那么再來一輪國有企業私有化、私有資本進入的浪潮，有什么“周密的方案、高超的智慧”能夠保證不會發生又一輪少數人更加暴富、變幾代人、幾億人、幾十年在“三高三低”條件下積累的人民的資產及其效益再次成為或部分成為少數人的資產?如果上述影響關系、機制、集團還普遍存在，所謂“抓幾個、判幾個”就如同癌癥患者打了嗎啡因暫時感覺好一樣。而在這種條件下，認為大型國有企業和行業私有化能夠消除“貪污腐敗、官商勾結”豈不癡人說夢?

　　鄧小平指出，改革如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這樣看來，難道還有什么比“兩極分化”能給改革造成更大的危機呢?那種認為要將大型國有企業私有(資本)化的觀點是否認為，縱然改革“再不完美”也要“勇擔風險”，用國有企業私有化來消滅私有化造成的兩極分化這個“危機”呢?那醫生使癌癥患者的癌細胞迅速擴散豈不可以說成是為了“治病救人”了嗎?在中國已經出現世界矚目的貧富差別、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在上述交換機制、影響關系存在的條件下，把僅剩的大型國有企業再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是否會減少中國的兩極分化、貧富差別、貪污腐敗、官商勾結還是會使它們增多?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把改革推向勝利還是推向失敗?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這樣條件下的“效率效益”提高和 GDP增長又使誰的利益最大化?答案還是不言而喻的。

　　4、私有化、效率效益本身能保證“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嗎?把改革等同于私有化，效率效益再高，也是葬送中國改革。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式方法有多種多樣，就如同新民主主義革命對舊中國的改革、改造的方式方法一樣(有主張“二次革命”、議會道路、城市暴動的，有主張“一切在國民黨領導下改造中國”的，也有主張教育、科學、民主救國的，還有主張農村包圍城市、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等等)。那到底應該采用哪些方式方法呢?很簡單，改革的性質與目的決定方式方法，而不是反之。今天這個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是以“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即不是以私有資本利潤、效益最大化或GDP增長為目的)。為保證這樣性質、實現這樣目的的效率效益也決不是只有“私有化”一種方式方法。否則，改革的性質都變了，談何目的?前文已指出，改革的性質、目的與這些企業自身的性質、目的決定了大型國有企業的效率效益絕不能用私有資本利潤增長率為衡量，而從西方經濟學、管理學、組織行為學、企業創新學看，它們效率效益也不能用私有中小企業效率效益來衡量。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認定只有私有化或私有資本化一種方式方法來提高效率效益呢?

　　再從經濟學、管理學、金融學、戰略學、市場學看，資本的不同所有者的資本融合有各種原因。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還沒有一個企業在本身具有技術、資產、資本、資源優勢且在盈利的企業為提高“效率效益”而采取外來資本進入的手段，因為這本身就是資本效率效益降低的表現!提高效率效益的手段方法成百上千，案例成千上萬，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是否只有私有(資本)化一個方法來“提高”大型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呢?既然大型國有企業行業既不缺乏資產、資金、資本、技術，也不是因為沒有私有化而效率效益低下(見前文分析)，又不是對其實行宏觀管理的政府沒有人力、物力、財力，到底還有其他什么原因非要用這種降低資本效率效益的手法來提高企業的效率效益呢?其中的原因和奧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基于上一輪國有企業“出售轉讓”產生的私有資本原始積累和隨之而來的“效率效益”、暴富效應，一些既得利益者和集團打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這里的引號是將它區別于西方市場經濟，見下文)、效率效益、國有企業壟斷利潤太高等旗號希望對大型國有企業及其行業進行私有化或私有資本化“改革”。對它們來說，秘訣之一就是私有化、“市場經濟”再加上帶有封建色彩的權力“資本”與私有資本“交易”機制，就構成了官商勾結之基礎、獲利之源泉、致富之空間。畢竟，80%以上勞動人口已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創造剩余價值的雇傭勞動力大軍，再加上自然資源的私有資本權、價值創造權，加上耗竭性開采、使用，再加上各種政策性支持手段，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銀行-老板的“三位一體”模式，[9]再加上社會性、結構性的貪污腐敗，金錢開道、權力通行各種潛規則機制(這種機制在人類歷史上曾有最完善、最縝密、最根深蒂固封建傳統文化和權利特征的中國死灰復燃不是一件聳人聽聞的怪事)，對那些屬于“既得利益者”的商人來說，每一個可能私有化、“市場化”的領域都是發財致富的無限空間。而一些官員熱衷這種“市場經濟”、GDP增長、民營發展、用私有化提高國有“效率效益”等等，無非都是這種機制下的行為特征。如此看來，把改革等同于“市場經濟”私有化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葬送改革，無論它創造出什么震驚世界的“效率效益”來。

　　五、改革討論中的極端化方法論

　　在圍繞如何改革的問題上，對事物的分析與討論采用極端化方法可以達到兩種目的。首先，它可以一開始就把不同聲音、對立觀點推倒錯誤、荒謬的極端(如“烏托邦思維”、“走回頭路”、“極左”等等，即文革中的“戴帽子、打棍子”)，這樣無需討論就證明其錯誤性，而自己的聲音也無需論證就成為真理。其次，它可以用來證實自己提出的極端方法、手段、措施合情合理、極為必要而且非此不行、非做不可，也無需科學討論與論證。比如，既然某種現象已經在阻礙改革、使改革面臨挑戰和亡黨亡國的“危機”，那么采取大刀闊斧的方法自然也就理所當然、急迫萬分。這兩種目的相輔相成，前者為理論前提，后者為實踐手段，都與科學發展觀和唯物主義方法論背道而馳。

　　1、把事物認識推向極端。有觀點強調，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機。這種觀點聽起來頗有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寧要”命題，與“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不要社會主義的草”頗為相似，都帶有邏輯荒謬性和方法上的極端性。首先，它對事物概念、內涵做了強加式定性，比如“資本主義必然、只能產生苗，社會主義必然、只能產生草”;“我的方案再不完美也是改革，與我不同就只能是反對改革、導致危機”。其次，它給人以假象，即世界上只剩下這兩種選擇和兩個必然的結果。結論也就簡單了，誰不要“不完美的改革”就一定是要不改革的“危機”，要避免危機就只能要不完美的改革;任何具體方法、手段的討論都是生死選擇(即文革中的“上綱上線”)，沒有第三種選擇。第三，在上述兩個前提下，只要是“改革”口號下的方案、方法、手段、模式、政策、觀點只能是大刀闊斧、“無私無畏”的改革表現，而對它們提出不同意見、有不同看法，無論怎樣都是要阻礙改革、導致“危機”的。世界上的事物都如此簡單嗎?把事物認識推向極端、通過上綱上線對不同觀點加以“定罪”的方法是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一大“精髓”。

　　比如，根據“寧要”命題，有觀點把改革問題的分析、揭示被說成是要求改革十全十美。要求改革十全十美是極端錯誤甚至荒謬的觀點。但又有誰在要求“十全十美的改革”呢?既然沒有，又何必自己出題做文章呢?改革30多年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不僅做出了忍辱負重的貢獻，而且對出現的問題保持耐心、理解，從未有人要求十全十美。不是嗎?他們幾代人、幾億人、幾十年在“三高三低”條件下建立了現代經濟領域的多方面的基礎設施，從而為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而一聲令下，他們近億人下崗，絕大部分轉為私有資本的雇傭勞動力。盡管改革出現了上述問題，他們依然支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依然認為共產黨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執政黨，而不是“GDP黨”、“既得利益黨”。但這不代表對改革方式方法的不同意見，對上述各種問題、現象、矛盾、沖突的分析與揭示，都是在要求改革十全十美。

　　再比如，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有人在用烏托邦思維來衡量改革嗎?把不同意見、不同看法首先定義為荒謬性質的觀點是今天方法論極端化的常用手段，即在某一事物、現象、問題的討論中先給不同的聲音戴上一頂錯誤至極、荒謬絕倫的帽子，而自己的聲音也就自然正確了。但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即便與己不同的觀點極端錯誤、荒謬絕倫，也絲毫不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無比、真理無限，中國不是有句成語叫“五十步笑百步”嗎?

　　2、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這是極端化方法論的又一典型特征，似乎“矯枉必須過正”才能表現自己的革命、激進、勇擔風險，才能解決問題(關于矯枉過正、啟發性思維、光環效應、近因效應等分析，見《社會和諧決定論》)。比如，昨天社會主義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今天社會主義就是“越商越好，越私越好”;昨天認為私有資本“每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血”，今天就是發展社會主義的“美麗天使”;昨天“工農商學兵一起來煉鋼”，今天就要“工農商學兵一起來經商”;昨天(文革)為了批“唯生產力論”就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今天為了GDP、“政績”或其他目的就“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不要社會主義的草”。它們的表現手法可以截然不同，但方法論本質一樣。而“寧要論”就是這種極端化方法論的表現，又是以“危機”論為其“理論”基礎的。

　　新中國已成立63年了，文革也已過去36年了。然而，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方法論”依然根深蒂固。畢竟，它是中國兩千年封建傳統文化的又一大“精髓”，與“上綱上線”從而“定罪”的“精髓”相輔相成——上綱上線就可排除異己，排除異己就可唯我獨尊，唯我獨尊就可矯枉過正，無論什么手法、手段都不為過。它們對不同的意見，對相反的觀點，對批評的聲音，對問題的揭示，對矛盾的分析，統統推到極端錯誤和荒謬的底限，從而來證實自己的極端手法無比正確與“無限革命(改革)”。盡管歷史上這種極端性表現不一，但都有一個共同本質，那就是它們都帶有某種目的，非跳到極端而不能達到。縱觀歷史，正是這種極端化方法論及其結果，屢屢給社會、民族、民眾帶來心理的傷害、思想的混亂、理論的脆弱、信心的喪失、文化的摧殘、價值觀的矛盾、前進的迂回和發展的挫折。

　　3、意識形態支配下的雙重標準。極端化方法論經不起科學發展觀、唯物主義方法論檢驗，在事實、邏輯分析面前不得不依賴認識上的雙重標準(極端化方法論的另一特征)。中國改革的性質與目的決定了其指導理論不應是西方經濟學的某個理論。然而一些西方理論恰恰對它產生極大影響。它們采用雙重標準，一方面裁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產生企業效率效益;如果資本主義有效率效益問題，那首先與私有制無關或干脆無需有關，只是“均衡”問題。也就是說，在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基礎上再來孤立地談企業效率效益。另一方面，它又裁定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任何問題都只能是公有制所致(無論你是“效率效益”太低還是“利潤太高”)，并依此提出表面五花八門而萬變不離其宗的私有化或私有資本注入之類的方案(比如，美國各種官方研究機構、世界銀行近年來一直敦促中國對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造)。設想本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消瘦被診斷為癌癥所致，在醫療方案和過程中又會產生什么結果呢?

　　中國99%的國有、集體企業被“私有化”的理由是“效益低”。那么對今天要對僅剩的大型國企進行私有化改造的理由之一卻是“它壟斷利潤太高”即效益太高，同時又指責其“效率太低”。這就意味著，國企效益低，所以要私有化;國企壟斷行業企業效益高(即利潤太高)，所以要私有化;這兩個觀點結合一起就是，無論國有企業效率高還是效率低，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失敗，所以必須私有化。這豈不成了“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嗎?

　　這種雙重標準的邏輯性問題從根本上體現了極端資本主義市場化、私有化、商業化、自由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在具體事物的討論上必然會區別對待。不是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問題就是制度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問題就是“均衡”問題;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就是公有制問題，而私有企業的效率效益卻是管理、技術問題;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所以出售轉讓、成千上萬的人可以下崗失業，而私有企業不盈利、瀕臨破產可以用“保就業”的名義來“維持、注資、債務重組”(破產、失業本來就是市場經濟規律之一;當然“維持、注資”等過程可以構成官商勾結的另一個平臺、空間);社會主義的企業“壟斷”是因為沒有注入私有資本、沒有私有化，而資本主義的企業壟斷卻是“有利有弊”的組織結構和競爭問題;國有企業出一個事故就提出只有行業全面私有化才能解決，私人企業發生眾多事故最多關門或懲罰個人了事;私有制下的帶有封建色彩的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僅僅是“市場經濟的不完美改革”，而國有企業出現的問題就是“危機”、“危險”、亡黨亡國問題，等等，不一而足。西方的壟斷行業也利潤豐厚(同時效率低下)，是否也因為私有化程度不夠?是否可以用公有化或注入公有資本來解決?當然，這時那些“私有化才能救中國”的人就會說，“私有財產(指生產資料、資本)神圣不可侵犯”，無論效益效率高還是低。那么公有財產是否無論效率效益高都可以“大刀闊斧”地來神圣侵犯呢?這里除了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作用還有別的解釋嗎?從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看，上述邏輯荒謬性和方法論極端性必然導致評判上的雙重標準，前者是后者的方法論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具體手段和表現。難怪西方學者指出，這種西方經濟學理論滿載極端資本主義價值觀又同時明顯表示出意識形態的霸權主義。[10]

　　當然，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持有這類價值觀的“改革者”所宣揚的這個“市場經濟”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因為中國私有資本的“暴利”在今天的西方市場經濟下根本不可能獲得。它是對西方市場經濟各種方法“有選擇”地引進、加上帶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結而形成的這樣一個特殊“市場經濟”機制，其中一大特征就是，“雙贏”才能共存、“均沾”才能平衡，而只有“暴利”才能實現“雙贏、均沾”，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商勾結行為準則幾千年如此。在這種“改革”價值觀面前，那國有企業和它們的性質、目的自然本身就成了阻礙，至于效率效益高低、利潤高低都不過是“欲加之罪”罷了。

　　4、不同意見或聲音就會阻礙發展、導致危機?有觀點認為，在改革進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對意見的出現，而是一出現不同意見，改革就會停止。而根據上述我們對改革的唯物主義定義，改革與發展決不會因為意見不同本身而停止，反倒是，錯誤的意見和聲音可以把改革引入歧途。首先，在改革討論中，不能把不同意見統統定為反對的意見，不能把反對的意見統統定為反對改革的意見，更不能把所有改革意見都當作“正確、真理”的意見，無論它表面多么激昂高亢、豪情滿懷。對改革中的某一種政策、手段、措施、方法、模式的不同意見或反對的意見就會使改革嘎然而止嗎?從唯物主義方法論看，反對意見、不同聲音有可能代表正確、代表科學、代表真理，古今中外如此。不是嗎?當毛澤東一代人對陳獨秀提出反對和不同聲音時，革命不僅沒有戛然而止，而且走上了面對現實、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科學發展觀道路;當毛澤東一代人對王明提出反對和不同聲音時，革命不僅沒有戛然而止，而且摸索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方法;當毛澤東一代人對李德、張國燾提出反對和不同聲音時，革命不僅沒有戛然而止，而且拯救了紅軍、拯救了黨;當毛澤東一代人對“一切通過統一戰線”提出反對和不同聲音時，革命不僅沒有戛然而止，而是奠定了共產黨既合作又獨立且發展的正確路線;當毛澤東一代人對“劃江而治”提出反對和不同聲音時，革命不僅沒有戛然而止，而且“將革命進行到底”。今天，對改革中提出的方案或所出現的問題進行科學、合理、客觀的分析、思考以及公平討論難道就會使改革開放戛然而止嗎?為什么要在二者之間建立根本不存在的聳人聽聞的因果關系呢?為什么自己堅持與別人不同的觀點就是大無畏精神的表現，而別人的不同意見或聲音就會使改革戛然而止呢?這和文革中四人幫“我就是革命、反對我就是反革命”的方法論本質上豈不貌離神合嗎?

　　六、用唯物主義方法論指導改革討論、分析改革問題

　　本文上述分析試圖表明，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不能把關于如何改革、對改革問題的分析、方式的討論統統歸于是否要改革這樣一個簡單命題之下，這是違背事物發展性、兩面性和辯證性的。而誰是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危機的根源在哪里、當前改革的主要對象是什么等的討論與分析，不僅要邏輯嚴謹、科學平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脫離中國改革的性質與目的。

　　本文對當前改革與私有(資本)化的關系以及后者與效率效益的關系進行了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一般性分析表明，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及其行業的性質、目的、資本積累、增長因素、分配方式以及所反應的社會生產關系上與私有企業有根本差異性，從而決定了二者之間效率效益的不可比性，而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差異性也使二者效率效益具有不可比性。這兩大不可比性就決定了私有化、私有資本化不是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提高效率效益的方法。在特殊性分析上，本文針對改革中出現的貧富差別、兩極分化和社會性、結構性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等問題，從中國改革的根本性質和目的出發，對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造是否有利于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做了分析。它表明，大型國有企業及其行業的私有化非但不能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可能產生抱薪救火的效應。上述幾方面的分析證實，中國的改革不等于私有化，私有化不等于高效率高效益，高效率高效益不等于改革所要代表的“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之最大化。

　　本文以上述討論中所表現出的一些方法論問題為對象，分析了當前關于改革討論中存在的極端化方法論傾向，指出封建傳統文化中和一些西方理論所表現的極端主義是一大影響因素。把事物認識推向極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對相同事物采用雙重標準等都不是唯物主義方法論，不僅與科學發展觀截然對立，而且有些不只方法論問題，也是價值觀、意識形態使然。回顧改革初始，中國針對“兩個凡是”，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結束了文革，恢復了生產，解放了思想。那么，中國今天是否依然存在“兩個凡是”的方法論呢?是否存在凡是改革中形成的“既定格局”，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動?凡是打著“改革”旗號的方法、手段、政策、模式就一定是正確無比、至上真理?凡是指出改革問題的，就是反對改革、阻礙改革?如果用這樣的方法論把關于改革出現的問題、矛盾、沖突的思考和聲音都壓下來，那就是封建士大夫都斥責的萬馬齊喑究可哀!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改革、改造82年的歷史無數次表明，只有不斷面對事實，用科學發展觀分析問題的根源和現象的本質，允許不同聲音，才能解決各種問題。30多年改革后中國社會本身已形成一種格局，這個格局中存在問題、矛盾和利益沖突，而這些問題、矛盾、沖突不解決將改變改革的性質和目的，這都是必須面對的事實。如果把所有相關問題、矛盾、沖突的討論、分析都定為烏托邦式的挑剔、十全十美的苛求，只有允許一個聲音，只允許一個方法，只允許一個價值觀，連既得利益者是誰、危機根源在哪都不搞清楚，那么無論怎樣大刀闊斧、敢冒風險，都不會解決中國改革面臨的問題，反而是寧要斷送改革的危機、不要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

　　參考文獻：

　　[1] 龍斧、王今朝. 從中國房地產業看新古典經濟學“四化”理論的問題. 貴州社會科學. 2012, (2) .

　　[2][3][4[8] 龍斧、王今朝. 社會和諧決定論：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重大理論探討.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5] 秦兵. 官商勾結是房地產業潛規則之罪魁. 法人. 2011, (2).

　　[6] 呂明合. 直擊紹興房地產官商勾結. 決策探索(上半月). 2008, (11).

　　[7][9] 龍斧、王今朝. 從中國房地產業與“內需不足”機理關系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問題. 社會科學研究. 2012,(1).

　　[10] H. Thompson, "Ignoranc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 A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8(4), 1997. pp. 29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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