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剛剛開過，中央就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實十八大確立的改革開放重大部署。當前，圍繞改革的問題，學術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其中包括一些帶有原則性、方向性的爭論，值得我們注意。

　　習近平同志總結了我國30多年來改革的歷史，明確指出我們的改革本來就是全面的改革。我不贊成那種籠統認為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的說法。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改”與“不改”的統一

　　這一段話，十分清晰地回答了我國改革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把“改”與“不改”統一起來。

　　我國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在輿論界，談論什么東西不應該改革，這是一個敏感的甚至有點犯忌的話題，仿佛誰提出不改什么，那就是反對改革，就要受到譴責。造成了這樣一種輿論氛圍：只要打著改革的旗號，不管是改什么、怎么改，他就是改革派，就要贊揚，所謂“只準改革犯錯誤，不準不改革”;或者說，“寧要不完善的改革，不要不改革”。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形而上學。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講過一段富有辯證思想的話。他說：“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與進步，穩定與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生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

　　毛澤東這一段論述是以生物為例來說明的，但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完全適用。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用這種徹底的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和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至少有兩條應該明確：第一，如果不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就會陷入僵化、停滯狀態。這樣，社會主義就會在同資本主義的激烈斗爭中打敗仗，這種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這就是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不走封閉僵化老路的含義。第二，改革必須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進行。只講改革，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那樣的改革就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反面去，改得不成其為社會主義本身了。這就是十八大報告提出要防止改革的邪路，即改旗易幟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改革應該是“改”與“不改”的統一，缺一不可。

　　“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的統一

　　那么，具體說來，哪些是應該改革的，哪些是不能改的，即必須堅持的呢?這不是人們主觀設定的，不是精英們關起門來搞某種“制度設計”設計出來的，這里有著客觀必然性。

　　確定改什么、不改什么，要從改革的目的說起。

　　大家知道，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科學地回答改革的對象問題，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狀態，探討哪些東西阻礙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毛澤東指出，同其他社會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了。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來說吧。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克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改革的任務。

　　可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處于既相適應又不適應而且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的狀態。因此，我們的政策應該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的方面，必須堅持;而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必須改革。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狀態以及改革對象的確定，情況也是一樣。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使得我們不能籠統地談論改革，在確定改革的對象時必須進行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哪些是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必須改革的，哪些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必須堅持，也就是說不應該“改”的。同樣，在上層建筑領域也應該分清，哪些環節是不符合經濟基礎需要的必須改革，哪些是適合經濟基礎需要的必須堅持，不應該改的。這就是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既要講“改什么”，也要講“不改什么”的基本道理。

　　總結我們30多年來改革的經驗，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黨經過幾代領導集體艱苦探索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必須堅持，而且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具體說來，在政治領域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民主自治制度等政體的基本制度;在經濟領域，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運行機制;在文化領域，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制度。這些基本制度，既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又符合中國當前的具體國情。

　　如何確定改革的對象與方法?

　　那么，怎么確定改革的對象以及改革的工作方法呢?

　　我們的改革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因此，回答改什么的問題，必須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了解社會矛盾的狀況，了解那些方面和環節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而提出可行的改革措施。切忌少數精英閉門造車，搞什么“制度設計”，尤其不能照搬外國人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路制定的改革方案(像世界銀行佐利克提出的中國未來30年的改革方案)來規劃我國的改革。

　　應該看到，在我國經濟領域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很深的，有的人談到經濟問題往往不是通過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按照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提出解決辦法，而是自覺不自覺地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路子去思考問題。必須警惕和糾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兩張皮的現象：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強調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在具體安排實際的經濟改革工作時，卻往往按照新自由主義辦事。這種情況再也不能允許存在了。

　　談到改什么、怎么改的問題，有一條原則必須明確，即改革的一切措施必須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著內在聯系的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是基本制度的實現形式。它是從屬于基本制度的、第二位的東西，必須體現、反映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改革是在堅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不適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堅持基本制度與改革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是統一的，兩者都是為了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在改革過程中必須考慮到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同基本制度的關系，保證改革后新的體制、運行機制反映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基本制度。一切違背甚至破壞基本制度的所謂“改革”，都是應該反對的。不能一面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一面在設計和實施改革措施時又違反基本制度的要求。還有一種現象更需要防止：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有人利用改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反過來要求改變基本制度。例如，某些地區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了私有化做法，導致公有制比重大大下降、主體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就利用這種情況主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拋棄公有制為主體的提法，可以改為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然而，改革一旦否定了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不存在了，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社會了，還遑論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須按照鞏固基本制度的要求來設計和安排。

　　既要“頂層設計”又要“摸著石頭過河”

　　在改革的工作方法上，必須堅持黨歷來強調的群眾路線。我國的改革是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習近平同志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根據這一原理，我們黨歷來主張，一切工作都必須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改革當然要有一個系統的方案，以保證改革的整體性和協調性。但這種方案必須來自群眾的實踐，群眾在實踐中的經驗是我們正確認識的來源。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是不可能做出正確決策的，也不可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總結了歷史經驗尤其是“大躍進”以來黨內生活的經驗，對于如何貫徹群眾路線問題，做了精辟的闡述。他說，走群眾路線，實質上就是發揚民主的問題。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也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足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加工廠”這個提法生動地表達了群眾路線的內涵。要辦好“加工廠”，就必須加強社會調查，收集原材料。所以，毛澤東特別重視調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提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要力戒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提意見的主觀主義的作風。現在有人喜歡講“頂層設計”。這是借用西方政治學的一個概念。對“頂層設計”需要做具體分析。如果是指在尊重群眾創新、總結群眾實踐基礎上，領導機關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經驗加以總結，提出完整的、科學的改革方案，那是完全正確的。這種“頂層設計”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加工廠”。我們一定要把“頂層設計”同“摸著石頭過河”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摸著石頭過河”的內涵是群眾的實踐，“頂層設計”則是把群眾創造的經驗加工、提升為系統的方案，絕不能把“頂層設計”理解為少數精英離開群眾實踐，關起門來主觀地搞“制度設計”。他們“設計”出來的改革方案完全脫離群眾的實踐，也不想依靠群眾來實施。這種“頂層設計”是絕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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