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需要“第二次‘南巡’”

——鄭永年“為什么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一文質疑

鄭彪

舉世矚目的黨的十八大召開已經進入倒計時。這次會議的任務、使命和意義極為重大，對此國內外各方面的訴求和期待差別很大，但理解都同樣深刻：敵對勢力以為新自由主義大勢已去，懼禍之將及；廣大人民群眾以為社會主義的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延頸舉踵，惟恐節外生枝。也正因為如此，越是進入倒計時，國內外各種媒體各方人士都紛紛建言，國際方面，以美國背景的建言頗為頻繁，也頗具玄機。1月1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又發表知名學者鄭永年《為什么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一文，頗具代表性。近年來作者頗有些影響，在國內低調紀念“南巡講話”發表二十周年的日子里(目前限于學術界，最高規格的研討會由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一個學部牽頭舉辦)，選擇了這樣一個重大的題目向中共進言，其觀點、背景和意圖都不可小覷。

文章自稱表達了“海內外很多人對中國的感覺和憂慮”，這個“感覺和憂慮”是基于一個基本判斷，即十六大，特別是十七大以來中國似乎又回到“北京風波”之后，改革不僅在倒退，而且“中國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中國社會又一個回歸，回歸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時期。”所以，結論是：“中國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僅拯救改革，拯救社會，更是拯救執政黨。”哇塞！ 問題提到如此高度，不是沒有道理，黨的十八大確實負有“拯救執政黨”乃至拯救中華民族的的歷史使命，但是作者的感覺卻靠不住：中國的道路愈來愈清晰，中國的命運愈來愈由中國人民自己把握，前途也愈來愈明朗，何“渺茫”之有？那只是某些人的感覺。感覺錯了，基本判斷也錯了，藥方更是開錯了。中國有關方面紀念“南巡講話”，為的是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應對挑戰，但是，時過境遷，黨的十八大在即，已經完全不需要通過“南巡講話”的形式來解決黨內分歧和爭論問題，20年來的發展和改革實踐也極大地豐富了“南巡講話”的思想，所以中國已根本不需要“二次南巡”。這個道理并不深奧，但是作為以美英為思想背景和地緣政治背景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竟然作如此建言，其動機和用心令人不寒而栗。

一、關于“南巡講話”的歷史作用和意義

全面分析和評價“南巡講話”不是本文的任務，這里只能根據鄭文加以探討。

鄭文說：“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講話’，是中國當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里程碑。人們今天所看到的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關。‘南巡’的意義在哪里？簡單地說，它解決了當時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兩個最大的難題，即改革路線的確定和改革路線的執行。”“南方講話”的確是當代中國改革史上重要的事件，但似不能冠以“最重要”，因為不能超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人們今天所看到的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關。”此話既不全面，更不準確：不全面，是因為不僅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而且其發生的“所有問題”，似“都是和‘南巡’密切相關”；不準確，是因為與十七大報告不符，報告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至于說“‘南巡’的意義”在于“解決了當時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兩個最大的難題，即改革路線的確定和改革路線的執行”，也不對。首先，改革路線的確定，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早在八十年代初已經確定。鄭文回避了基本路線，指的是經濟改革的“市場路線”，說“鄧小平的‘南方講話’成為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導思想。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是意識形態上的重大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執政黨的基本路線，并表示要一百年不變。”關于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和經過，劉國光同志有專文加以說明，并引用江澤民同志在解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表述時說：“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計劃性的問題。”問題出在實際上這個提法為此后理論和政策上進一步削弱和取消計劃，偏向市場的發展和改革傾向開閘放水，政治上被新自由主義“鉆了空子”，這也是“南方講話”始料不及的后果。至于說“一百年不變”之類的話，的確是一些中國領導人表達政治決心的一種習慣用語，也是一種中國語言習慣，對此過于叫真就迂腐了。還是人民群眾說得好：“剛說‘不變’了，又來文件了”。所以，“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政治家最精于此義，“一百年不變”，借用鄧公的話：“哪有這回事？”

鄭文接著說：“路線確定之后，執政黨就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執政黨很快就進入動員狀態，聚集改革力量，實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領頭發動了一場激進的分權運動。1980年代也有分權，但其幅度和廣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權。‘分權’釋放出來巨大的改革和發展能量，有力有效地沖擊了舊的體制，在很多方面破壞了舊體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和制度基礎。分權當然也帶來了很多的問題，但如果沒有分權所產生的諸多問題，舊體制還是會繼續牢固不動。正是因為舊的體制受到沖擊，執政黨因此進入了改革舊體制和建設新體制的階段。” 這里說的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泛私有化、泛市場化改革浪潮，用鄭永年在以往文章中的說法，是90年代的中國成為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在政策層面，這種盛行于美國學術界的經濟學說對中國的影響遠遠大于對美國自身的影響。中國在包括醫療衛生、社會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產業化和各種變相私有化要比美國更為激進。新自由主義的一些方面在美國利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都沒有實現，但在中國卻得以實踐。有人說，在整個90年代，中國是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這并非聳人聽聞。因為新自由主義的諸多負面結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關方面才開始在政策層面加以糾正。”（鄭永年：《要預防中國思維的美國化》，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8月21日）這段話的言外之意：“南方講話”的實踐后果，導致中國落入美國的新自由主義陷阱。上引鄭文的“肯定”文字和2007年的這段“否定”文字相對照，不免自相矛盾：既然90年代即“南方講話”之后，中國成為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落入了美國的陷阱，甚至比美英等國都更激進，“造成了諸多負面結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關方面才開始在政策層面加以糾正”，今后中國理當如國際社會在理論上大批新自由主義，實踐上繼續糾正其“諸多負面結果”，才是正途。

至于鄭文又說：“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思想在江澤民和朱镕基時代轉變成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個時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1998年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人們所看到的國有資產的流失。但是沒有這一過程，國有企業根本沒有出路。通過1990年代的改制，中國基本上實現了一個比較平衡的經濟結構，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平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在對外經濟方面，領導層也在強大的民間民族主義壓力下，在‘狼來了’的驚呼聲中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從制度上和世界接軌。”對這段話，已經沒有必要展開分析，將持續多年“悶聲發大財”的私有化浪潮輕描淡寫為“出現了一些問題”，而且說沒有國有資產流失“這一過程，國有企業根本沒有出路”，是何言歟？是否在鼓動新一輪私有化運動？（請注意，近日已有人造勢，要求取消歷來半軍事化管理的鐵道部，改為所謂“總公司”，實為一種帶路黨觀點）又說“通過1990年代的改制，中國基本上實現了一個比較平衡的經濟結構”，這真是驚人的判斷，眾所周知，“結構調整”已經是中國政府執行多年而收效有限而需要繼續加大力度的政策。一個知名學者，何前言不搭后語，自相矛盾如此？

二、關于“改革讓中國與中共擺脫困境”和“需要確定與執行新改革路線”

眾所周知，持續了兩年多的全社會第三次改革爭論（2004-2006）表明，由于中國社會已然分裂為階級，經濟改革已經失去社會共識。2007年黨的十七大以來的政策更是加大力度在調整經濟改革的方向，深得民心，而某些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如醫改等，前幾年已經由衛生部公開宣布為“照搬美國模式”而失敗。中外無數事實表明，改革是一柄雙刃劍，改得好是自救，改不好是自殺。究竟是自救還是自殺，關鍵在于改革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

鄭文說：“‘南方講話’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智慧的結晶”，“這一改革智慧主要表現在鄧小平的政治判斷上。鄧小平認為，蘇東共產主義政體解體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因為那里的政權無能推行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提供經濟成果。經濟改革不能推行而導致了政權的解體，因此改革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執政黨生存和發展的問題。”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20年來中共高層已經形成非常深刻和成熟的看法，需要與時俱進。這里作者是想說政治體制改革，“那么，為什么經濟改革難以推行下去呢？這里既涉及到經濟改革的策略問題，更涉及到政治改革的問題。鄧小平在1980年代也強調要通過政治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但沒有成功”，今天“中國仍然需要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仍然需要政治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不僅是要推動經濟發展，更是為了執政黨的生存和發展。十四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就是要實現這些目標。要確保這一路線的實施，政治是關鍵。近年來，人們為中國的改革提出了‘頂層設計’這個新概念。但實際上，這個概念早就存在，只不過沒有明確提出來。鄧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層面進行，他當時強調‘誰不改革誰就下去（臺）’。這種政治意志促成了高層的轉型，很快從1989年之后的保守轉型到積極進取。十四大之后，執政黨很快形成了一個旨在改革的強大的領導層。高層有了政治意志，有了改革共識，余下的就是執行問題了。在這方面，執政黨從地方上尋找到了動力，從社會尋找到了動力。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決定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的是路線和執行兩大因素。較之其它任何政體，共產黨最強大的優勢在于在路線確定之后，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促成政策的執行。”這段話的真實含義，是希望黨的十八大開成十四大，再次確立市場經濟路線和目標，為此，“政治是關鍵”；其邏輯是“南巡講話”解決了這個政治關鍵，且在中央層面以“誰不改革誰下臺”來推動高層政治意志轉變，“而改革路線的確定和執行，正是今天的中國所最需要的。今天，中國在很多方面也面臨類似“南巡”前的狀況，有一些方面形勢則更為嚴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沒有突破口，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在政治層面，無論在黨政官員那里，還是在社會群體中，人們對改革缺少有意義的共識。缺少共識是有代價的。在政府層面，人們只知道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夠做什么、如何做。在社會層面，各種具有意識形態化的思潮（大多是進口而來）泛起，不僅沒有為人們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帶來了更多的困惑。” 為此，今天需要有人出來“第二次南巡”。

鄭文出于“中國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的杞人憂天，呼喚將中國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線的高度，以實現新的“重大的突破”，據說“社會改革在政策層面已經進行了多年。如果從十六大確定算起，已經有十來年了。不能說沒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沒有重大的突破。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沒有突破口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把社會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線的高度。盡管提出了包括諸如“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等社會改革的目標，但沒有把這些整合成為一攬子社會政策，就像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政治路線一樣。在社會政策沒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線的情況下，政策的執行及其力度肯定會出問題。沒有改革的共識，哪會有改革的執行力。”路線一詞，中國已經多年不用了，實踐證明，路線及其斗爭確實存在，而且極為重要，所以鄭文也重拾路線一詞。但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政治路線”，這種提法沒有中共文獻的根據，因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一個中心”受到挑戰，發生爭論，故領導人有“以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的非正式提法，值得注意。

說到經濟改革，鄭文特別關心國有企業，說“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已經演變成為中國的‘華爾街’問題，大而不能倒，挾持政府的經濟政策。”中國的國有企業就是“不能倒”，與“華爾街問題”的性質風馬牛不相及，豈可相提并論？中國政府的某些政策是被誰人挾持？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還是與之穿連襠褲的特殊利益集團？還是兩者兼而有之？人民群眾自有公論。至于說“我一直強調，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模式是兩個極端的模式，美國是“（市）場內國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國是“（政）府內市場”(market in state)，就是說，美國的政府是必須服從市場原則的，而中國的市場必須服從政府原則的。在美國，如果市場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失去對市場的規制，那么經濟危機必然發生。相反，在中國，如果政府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經濟危機必然發生。如果美國的危機出在華爾街，那么中國的危機必然出在國有企業。”這段話亦無甚高論，蘇聯模式與美國模式可稱是兩個極端，中國模式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不并不“極端”，這是經濟學常識。“如果美國的危機出在華爾街，那么中國的危機必然出在國有企業”，這種類比不倫不類，只能忽悠外行。諸如此類，鄭文還有不少，不勝其駁。

最值得注意的是，鄭文驚呼“政治理想主義又回來了”！其實這是一個全球現象，標志著全球政治覺醒。一方面，鄭文承認“現在的理想主義已經不是80年代的理想主義了。在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里，不同群體展現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義。或者說，現在的社會群體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訴求，不再有對未來的共識。”其實理想主義并沒有什么不好，華爾街就是因為沒有理想主義，搞出金融海嘯，引火燒身而“被占領”。美國就是因為理想過于自私和狹隘（羅馬帝國），在國際上已經成為萬人恨，或敢恨不敢言。中國人自古就有理想主義，現代更有共產主義，后來走了點彎路，差一點因噎廢食，現在終于覺醒，“唱紅打黑”，共同富裕，重拾理想主義，重建社會共識，實為近年來中國最大的進步之一和未來的希望所在。君不見近來中央政治局常委紛紛前往視察，連美國副總統拜登和高級智囊基辛格都紛紛前往偵察，近日人民日報更在頭版頭條高調宣傳“重慶經驗”？另一方面，作者驚呼“現在的一些官員一腐敗就是幾個億，甚至幾十個億。歷任的領導人一直在強調，腐敗會亡黨亡國”，而在社會層面，“執政黨執政的道德基礎在哪里呢？尤其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幾乎是執政者之所以能夠執政的基礎。一旦道德基礎喪失，合法性危機必然接踵而來。”所以，從政治和社會層面說，中國也“需要第二次南巡”。其實，懲治腐敗早已成為黨的建設工程的重要內容，力度愈來愈大，相信黨的十八大以后更有一番振作。綜觀鄭文，通篇講“南巡”，卻無一字提及十八大，絕非偶然，何厚古而薄今耶？在作者看來，“二次南巡”似為當下中國共產黨唯一可行的自救之舉。真是扯淡！

三、主張“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的動機大有可疑

鄧小平“南方講話”的基本背景，在國際上，是兩級世界格局傾覆和美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甚囂塵上，中國外交轉入“韜光養晦”；在國內，是北京風波之后，黨內外對80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以及中美關系等進行全方位總結反思，總體上分歧較大，難以取得共識，為了重新啟動改革，于是采取超常規的“南巡”及其“講話”的特殊形式，尤其采取“保駕護航”的方式，這都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由特殊的人采取的很特殊的做法。對于“一舉粉碎四人幫”的重大事件，當年陳云同志曾指出“下不為例”（大意），有其深意，因為這個口子一開，不得了。眾所周知，1989年風波以后黨的工作，中央一度在意識形態領域重拾反“和平演變”政策，筆者當年任職于吉林大學蘇聯研究所，被教育部召集到中國人大召開全國會議，進行貫徹。“南方講話”傳達以后，市場經濟大潮涌起，狂飆為我從天落，反“和平演變”，一風吹了。由于“在整個90年代，中國是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在促進經濟建設和改革大發展的同時，對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結構作用和國家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導致了一些列眾所周知的嚴重后果，于是2000年1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提出反對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和“反對新自由主義”問題，限于歷史條件，之后這些主張雖然不見下文，但是黨內健康力量為此進行的努力并不稍減。到了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胡錦濤總書記再次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相信這將成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大的重大議題，且十八大能夠解決重大問題，完全不需要節外生枝，搞什么“第二次南巡講話”。在1992年的條件下，黨內分歧難以解決，“南巡講話”實出于無奈，這里可以套用陳云同志的話叫“下不為例”，因為這個口子也開不得。所以，“一之謂甚，豈可再乎？”中央有關方面當年很快就將“南巡講話”修改為“南方講話”，一字之差，含有深意。更何況，在當前條件下，由誰人來“南巡講話”，又由誰人來“保駕護航”？眾所周知，當前黨內在諸如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普世價值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計劃于市場的有機統一等重大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有政治分野，鄭文欲挺何人？豈不是制造分裂，唯恐天下不亂？是何肺腑？由此看來，聯系到有關地緣政治背景包括近半年來國內某些不尋常的動向，說鄭文包藏有國際敵對勢力的禍心，恐不為過。鄧小平的“南方講話”有重大歷史意義，需要繼承和發展，特別是時過境遷，例如一個基本判斷：“要反對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據當時的情況作此判斷是否全面和準確，且不論，至少20年后的今天，對照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六中全會的報告，答案是不言自明的。32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經歷了太多的事情，包括足夠的經驗教訓，相信中國有足夠的智慧解決這些問題。俗話說，木匠多了蓋歪房子，對于當前國內外的眾說紛紜，眾多木匠，相信中央自有明斷。對于鄧公，筆者一向多有維護，對于“南方（巡）講話”，筆者主張放到當時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既要發揚光大其基本精神，肯定其歷史意義，也要看到其歷史局限，任何人都有其歷史局限，限于篇幅，這里實難以展開論述。這也是當前考驗中國人的政治智慧之所在，“南方講話”有如一馬蜂窩，而捅馬蜂窩歷來為智者所不為。然鄭永年這篇文章（此公曾寫過不少好文），似大有來頭，且事關重大，筆者又冒傻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相信讀者賢達不至于誤解拙文，知我罪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2012年1月18日）

 附文：

鄭永年：為什么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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