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毛主席就說過“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新路”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十八大又提出“讓人民監督權力”。

　　問題是：人民怎么監督?

　　毛主席在《矛盾論》的開篇就說：“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那么，用這個最根本的、本質的、核心的法則，能否回答這個問題呢?

　　毛主席的《矛盾論》是迄今為止關于矛盾法則最精辟、最完整的歸納和總結。本文就試根據《矛盾論》歸納的六個問題(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來探尋一下人民監督政府或權力的具體方法。

　　一、關于宇宙觀。

　　辯證法的見解……，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

　　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

　　——《矛盾論》。

　　“人民監督權力”，就是說人民是監督的一方，政府或權力是被監督的一方，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矛盾體(統一物)。

　　人民和權力，都是國家、社會、政權內部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人民與權力這一矛盾，應該是國家、社會、政權運動(興衰成敗)一個內因。

　　這應該是觀察和分析人民監督權力這一具體矛盾，并根據這種分析，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正確的辯證法的宇宙觀(權力觀、監督觀)。

　　二、矛盾的普遍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里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見的、最平常的、碰到億萬次的關系—商品交換。”

　　——《矛盾論》。

　　毛主席在說明矛盾的普遍性時用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普遍性矛盾(商品關系)為例，結合后文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的論述，可以推斷“矛盾的普遍性“與“普遍性矛盾”是兩個相互關聯卻可以區分的概念：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無時無處不在這一世界觀范疇的概念;普遍性矛盾，則是指在一定范圍內普遍存在的某類具有共性的矛盾(比如商品關系)。

　　矛盾的普遍性是絕對的，普遍性矛盾同樣也具有絕對性，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比如人民監督權力這個矛盾，就是在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矛盾，不論當權者承不承認、允不允許、接不接受，人民事實上都無時無刻不在地監督著他們，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是絕對的。只不過如果沒有有效的人民監督機制，人民就只能憋著，忍著，但在一定的條件下，量變就會發生質變，就會爆發暴力反抗、群體事件，乃至起義、暴動、革命。這恐怕是所謂“歷史周期律”的根本原因吧?

　　普遍性矛盾都具有普遍的共性。人民監督的一個最明顯的共性就是分散性——分散的、個別的人民，當然無法監督強大的政府或權力，甚至連一個小小的官僚都無法監督(因為官僚背后肯定有一個長期用權力編織的保護網)。

　　解決分散性的唯一辦法就是組織——把分散的、個別的人民組織起來，形成一個人民監督組織。

　　但人民一旦形成組織，監督官員當不在話下，即使政府或權力也不得不有所忌憚，因為組織起來的人民可能摧毀不良的政府或權力，起碼可能危害政府或權力的權威，降低政府或權力的執政效能。這是統治者千方百計分散人民，對人民的任何組織噤若寒蟬的主要原因。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必須根據矛盾法則，找到維持矛盾平衡，也就是即能實現組織人民有效監督，又能維護政府、權力安全和執政效能的方法。

　　三、矛盾的特殊性。

　　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

　　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矛盾論》

　　將權力與監督這個矛盾放在自然界這個大系統中，它又是一個特殊的矛盾。

　　人與動物的主要區別(特殊性)在于：人具有理性。理性，就是透過表面現象，遵循歸納、概念、推理、判斷等人類思維的基本規律認識問題，解決問題。從矛盾觀的角度看，就是按照矛盾法則來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因此，在解決人民監督權力這個矛盾中，必須堅持理性監督的原則。

　　理性監督，包括了很多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由有理性的人作為人民監督的骨干。

　　從人民監督權力的個性方面看：權力是為了管理公共事務，追求正確和高效，這就需要執政者的智識、勇氣和威望，決策前雖應兼聽則明、博采眾長，但決策時則要英明果斷，行動時更要步調一致、令行禁止，過度的民主往往會導致低效和無能，因此，權力具有總體趨向集中的個性，其配置只能自上而下。

　　監督是為了對權力進行糾錯，追求的是人民的公平、正義感，并不要求過高的效率，因此，監督具有總體趨向民主的個性，其配置應該自下而上。

　　從人民與權力的共性方面看：按常理，掌握權力的人民(官)和不掌握權力的人民(群眾)都是人民，根本利益是共同的、一致的，但權力只能由少部分人民(官)行使，大部分人民只能監督。如果少部分人民(官)利用權力使另一部分人民無法監督，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會分裂。

　　前述分析還可以得出一個認識：人民分為群眾和官員，政府是由官員組成的，權力是由官員掌握的，因此，人民監督政府或權力，其實質是“群眾監督官員”。這一認識，有利于厘清體制內監督和體制外監督的界限;有利于排除官員以人民身份混入人民監督隊伍，破壞人民監督;還有利于明確矛盾的主體——人民監督的實質是“群眾與貪官污吏的對立，人民與政府和權力的統一”。

　　其次，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監督者，都是人，都具有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是公與私、善與惡、對與錯、是與非的矛盾體。人的歷史證明：這些矛盾不可能單純依靠教育、自我修養、自我約束來解決，唯一可靠的只有監督——群眾對官員的監督和官員對群眾的監督(行政、司法管理也是一種監督)。

　　從人民監督與權力矛盾的階段性及其銜接看：權力主要體現在事前和事中對公共事務的決策和執行，而此時的民主是參政、議政，不是監督;監督在于糾錯，只有事后才能發現和斷定錯誤。不能在事前或事中就以監督為名干涉、妨害權力的正常行使。因此，人民監督應該堅持“事后監督”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很好地銜接人民監督與權力的關系。

　　四、矛盾的對立統一性。

　　無論什么事物的運動都采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斗爭所引起的。

　　由于一定的條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這里我們又說，矛盾的斗爭貫串于過程的始終，并使一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矛盾的斗爭無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毛澤東《矛盾論》

　　矛盾的斗爭性雖然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但斗爭的形式卻是有條件的。斗爭的形式分為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建立一個政權，當然不是為了推翻它，而是應該努力創造非對抗性斗爭的條件，避免矛盾向對抗性方向轉化，維持矛盾的“相對地靜止的狀態”(也就是和諧的發展的狀態、對立的統一的平衡的狀態)。

　　對立和斗爭的基本條件是：1、主體分立，即權力主體和監督主體要自成組織，人、財、物互不依賴，力量均衡、對等，都能獨立發揮作用。2、私利對立：在整體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各方的個人、組織、小集體的私利不僅不能相互關聯、相互交換，而且應該相互對立，即以權謀私、權力濫用會在一定程度是直接損害另一方的私利，或糾正以權謀私、權力濫用會給另一方帶來一定的私利上的好處。這是因為：大公無私固然應該提倡，但當今趨利避害畢竟還是人的普遍本性;只講大公無私，是用特殊性代替普遍性，注定不可普及和持續。

　　矛盾的統一性是有條件的，其基本條件是：1、政見一致：政見(意識形態、主義、政治主張、政策等)是人們對社會(國家)管理的認識和構想，都需要實踐的檢驗和監督的矯正。如果沒有監督，任何政見都會偏離其初衷，淪為私利的工具。因此，監督是高于政見的政治。但是，人民監督組織起碼應該由與執政黨政見一致者作為骨干，否則，人民監督就會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矛盾的統一性就無法保證。2、依法守規：法律是判斷是非的標準和依據，脫離了法律，監督就沒有了是非標準;規則，主要是指民主規則。人民監督畢竟是多數人的活動，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議事規則，監督就會陷于混亂，就談不上統一。同時，民主規則也是人民監督不被少數人把持，進而腐化的基本保障。

　　五、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矛盾論》

　　在人類社會管理的歷史中，存在過各種各樣的政見、理論、學說、主義，也出現過許多英明領袖和大公無私的好官、好干部，但沒有好的監督，再好的主義，再好的領袖，再好的干部，最終都難逃人亡政息、主義變色，權力淪為私利的工具的宿命。因此，人民監督與權力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特別是中國當前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

　　權力掌握在執政者手里，因此執政者似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著主導的、支配的作用。執政者，特別是最高執政者，應該，也只有根據矛盾法則，理性地、主動地建立人民監督權力的機制，使自己及其權力時刻處于有效的人民監督之下，才能保障自己及其權力的穩定和發展。

　　但是，政權建立后如果沒有及時建立起人民監督機制，人的普遍的趨利避害本能就會迅速在官員間形成利益交換和利益輸送關系，官僚利益集團就會迅速生成和和發展壯大。即使最高執政者再試圖改革，甚至試圖建立人民監督機制，就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千方百計的阻撓。這種情況下，最高執政者的自覺改革往往已力不從心，人民就成了矛盾的主導方面，非理性的結果就是人民推翻現有的政權，建立一個新的政權，繼續“周期律”。理性的做法顯然是：人民自發地、自下而上地建構起符合矛盾法則的人民監督組織，通過漸進地、理性的監督，逐漸使官員回歸到人民之中，明智的最高執政者顯然應該支持人民監督機制的建構。

　　六、矛盾的對抗性。

　　對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斗爭的一切形式。

　　矛盾和斗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斗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

　　——《矛盾論》

　　顯然，即使在貪腐遍地的當今，人民監督權力的矛盾也還屬于非對抗性矛盾。這是因為，官員畢竟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較優質的一部分(畢竟有遴選機制)，但生存在這個沒有人民監督的污濁環境中，責怪其不潔就有失公允。但在人民覺悟并試圖進行監督時，官員繼續從私利出發抗拒、乃至破壞，就是與人民為敵，非對抗性矛盾就轉化了成對抗性矛盾。

　　綜上所述，建構人民監督權力機制，起碼應該遵循：1、組織人民;2、理性監督;3、自下而上;4、民主監督;5、事后監督;6、主體獨立;7、私利對立;8、政治一致;9、依法依規。九九歸一，就是堅持對立統一的矛盾法則。

　　只有根據以上原則建構起人民監督機制，政權的內在矛盾才能平衡、穩定，人民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也只有如此，人民的利益才能與黨和政府的利益永遠保持一致，組織起來的人民才不僅不會摧毀、掣肘政府，反而會幫助政府抑制官員的腐敗和懈怠，增加權力的權威和效能。這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實現他老人家遺愿，跳出“歷史周期律”唯一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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