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吠日,無損于太陽的光輝
——駁劉澤華、陳定學等詆毀《矛盾論》的幾篇謗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發表了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寫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歷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標題為“《矛盾論》有抄襲之嫌”。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鳳凰網》和《人民網》的文史頻道的極大興趣,迅速加以轉載。一些非毛反毛的專業戶更是如獲至寶,積極撰文跟進,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大肆污蔑和詆毀,鬧得沸沸揚揚。當然,他們的這種行徑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義憤,網上也登出了許多反駁的帖子。不過,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人們對于事實真相的掌握似乎還遠沒有到位,爭論變成了各說各話而不能真正交鋒,致使問題至今仍未能獲得解決。鑒于這一爭論的極端重要性,筆者也想在這方面作一點努力,希冀對問題的解決能夠有所助益。
三、駁陳定學《“矛盾論”的四大缺陷》的狂言
陳定學在寫了《“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之后又接二連三地寫了《“矛盾論”的理論根源》和《“矛盾論”的四大缺陷》兩文,妄圖從根底上否定《矛盾論》。他寫這些文字的“雄心”不可謂不大,但是拿出的東西卻很不像樣子,充分暴露了其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虛弱本質。對他的這些謬論和狂言顯然很有加以揭露和批判的必要。這里先批判他的所謂《“矛盾論”的四大缺陷》一文。
他所謂的“四大缺陷“,也就是所謂“矛盾實體論”,“矛盾極端論”,“矛盾絕對論”和“矛盾斗爭論”。在陳文看來,給《矛盾論》戴上這四頂帽子,就可以把《矛盾論》唱衰、批倒。可是,世界上哪有這么容易的事?這不過是陳定學的一廂情愿而已。下面,我們就來看看他所謂的這“四大缺陷”或所謂“四論”究竟是些什么貨色。
1. 關于陳所謂的“矛盾實體論”
陳文說,“矛盾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它反映了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一種特殊的狀態,它在本質上屬于事物的屬性,所以矛盾并不是事物,也不是實體,我們應該把事物和事物的這種矛盾屬性嚴格區別開來。這并不是作者的個人之見,哲學理論界大多數學者都持相同的觀點,例如房良鈞在《矛盾新論》一書中就曾指出:‘矛盾是一種關系,它屬于關系范疇,而不屬于實體范疇。’《辭海》在定義矛盾時也指出:“指事物內部所包含的既對立又統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關系。”肖前等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也認為:“矛盾是反映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對立和同一關系的基本哲學范疇。但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卻提出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論斷,他認為“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按照毛澤東的論斷,矛盾不僅是事物,不僅是實體,而且還是事物或實體的‘運動’‘過程’,我們把這種觀點稱之為‘矛盾實體論’。顯而易見,‘矛盾實體論’是錯誤的,因為矛盾的本質是關系,它只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所以矛盾既不可能是事物,也不可能是實體,更不可能是‘運動’、‘過程’和‘思想’,毛澤東把事物與事物的關系混為一談,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缺陷。”
在這里,陳文從《矛盾新論》那里搬出了一個所謂“矛盾是一種關系,它屬于關系范疇,而不屬于實體范疇。”然后就將這個“矛盾實體論”強加于《矛盾論》,并且宣布:“顯而易見,‘矛盾實體論’是錯誤的”。這樣,他對“《矛盾論》的一個大缺陷”的“論證”就完成了。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看陳文這里的所謂“論證”,不禁讓人想起了當年杜林的“論證”來。杜林認為,“矛盾范疇只能歸屬于思想組合,而不能歸屬于現實”,對杜林的這個說法,恩格斯曾這樣反駁說,“由于所謂矛盾辯證法在從古代希臘人起直到目前為止的哲學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對者要來加以反對,也必須提出別的論據,而不能只憑一個斷言和許多的謾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頁)想當年,杜林想用一個斷語——“矛盾范疇只能歸屬于思想組合,而不能歸屬于現實”以為就可以否定馬克思的《資本論》;而今天,《矛盾新論》和陳文的作者也想用一個斷語——“矛盾是一種關系,它屬于關系范疇,而不屬于實體范疇”以為就可以否定毛澤東的《矛盾論》,這豈不是太愚蠢可笑了嗎?
恩格斯在這里講到了“古代希臘人”,當然是指赫拉克利特。他的一句最有名的話就是“萬物皆流”。他還說,“我們能又不能入于同一河流之中,我們存在又不存在。”(《赫拉克利特哲學思想集》,上海辛墾書店1934年版,第75頁)他強調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運動,不斷地變化,都處在不斷生成和不斷消逝的過程中。恩格斯曾這樣評價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產生和消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頁)
至于恩格斯所說的“到目前為止的哲學”,當然是特指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黑格爾在發展辯證法方面有巨大的貢獻,他是辯證法的集大成者。但是他把辯證法只是看做思維規律,其基礎顯然是唯心主義的。馬恩在《神圣家族》里曾說,在黑格爾那里,是“兒子生父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頁)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還強調說,“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轉入人的頭腦并在人們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
值得一提的是,《矛盾新論》和陳文作者把《矛盾論》說成是“矛盾實體論”也是沒有根據的。我們知道,“實體”這個范疇是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里提出來的,他把“實體”理解為單獨的一個個的個體,或者說,只是“這個”。他看不到事物是聯系的和發展的。這是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對亞里士多德有很高的評價,但并不贊成他關于“實體”范疇的觀點,在他們的著作里也從不使用“實體”這一個詞。在馬克思看來,“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政治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例如,撇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這就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得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從那里回過頭,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經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具有很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頁)這說明,馬克思所重視的,并不是那個籠統的混沌的“實體”,而是要通過構成矛盾的因素的分析從中找出最簡單的規定和關系,這樣才能認識具體的事物。他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總和,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同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也說,“當我們把事物看做是靜止而沒有生命的,各自獨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繼的時候,我們在事物中確實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當我們從事物的運動、變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里,我們立刻陷入了矛盾。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一瞬間既在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既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2頁)他還說,“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已經包含著矛盾,那么物質的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同上,第462頁)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赫拉克利特所說的是 “萬物皆流”,黑格爾所說的矛盾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恩格斯強調的是“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既然辯證法的大師們都這樣說,那么毛澤東在《矛盾論》里說“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又怎么會是陳文所說的“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論斷”呢?顯然,陳文的這一說法是完全違背整個辯證法的歷史的。
2.關于陳所謂的“矛盾極端論”
陳文說,“古往今來,大多數哲學家和學者都認為,矛盾并不是個別的、局部的現象,而是一種廣泛的、普遍的現象,他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矛盾的普遍性’。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呢?所謂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是一種廣泛的現象,它廣泛地存在于各個領域,世界上許多事物之間都存在著矛盾,許多系統的內外也都存在著某種兩極的對立。北宋著名哲學家程頤曾經說過:‘萬物莫不有對’,他的意思是說萬物中都有可能包含矛盾,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
在這里,陳文先通過所謂“古往今來大多數哲學家”的嘴,把矛盾的普遍性說成是和“廣泛性”一樣的東西。其實,“古往今來”并不是“大多數哲學家”都贊成辯證法和對立統一即關于矛盾的學說的,歷來就有形而上學和辯證法的兩軍對壘。但是,對于主張辯證法的哲學家來說,他們所主張的并不是什么矛盾的廣泛性,而是它的普遍性。我們在前面提到了赫拉克利特,提到了黑格爾,提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雖然沒有講過“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詞,但是,他們在講“對立統一”或“矛盾”時用的都是“全稱肯定”而不是“特稱肯定”。赫拉克利特說“萬物皆流”,一個“萬”字和一個“皆”字,都說明這個“流”是涵蓋一切而沒有例外的。馬克思在一篇關于中國的文章里曾說到黑格爾,他說,“有一個愛好虛構的思想體系,但思想極其深刻的研究人類發展基本原則的學者(黑格爾。——編者注)一向認為,自然界的基本奧秘之一,就是他所說的對立統一[contact of extremes]規律。在他看來,‘兩極相逢’這個習俗用語是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就像天文學家不能漠視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頓的偉大發現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9頁)黑格爾也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這里同樣是一個“全稱肯定”,前面還加了“偉大而不可移易的”形容詞,可見其態度之堅決。至于馬克思自己,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里說,“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在這里,沒馬克思用了“每一種既成的形式”,同樣也是一個無一例外的“全稱肯定”。關于恩格斯,前面已經引述了他的話:“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里的說法同樣是無一例外而涵蓋一切的“全稱肯定”。
我們舉了這些辯證法大師的論述,現在再來看看陳文對“矛盾普遍性”所下的所謂“定義”:“所謂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是一種廣泛的現象,它廣泛地存在于各個領域,世界上許多事物之間都存在著矛盾,許多系統的內外也都存在著某種兩極的對立。”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陳文不僅故意把“矛盾普遍性”偷偷地篡改成了“廣泛性”,而且還讓這個“廣泛性”由“許多事物”變成了“某種兩極對立”。在這里,矛盾的范圍又逐步縮小:從“許多”又變成了“某個”。本來是一個“全稱肯定”的“矛盾普遍性”,在他的一再篡改之下就變成了只是“特稱肯定”的所謂的“矛盾普遍性”了。黑格爾講個別、特殊和一般,個別和特殊都不能稱為一般,只是“特稱肯定”的東西是不能叫做“普遍性”的。
最讓人感到滑稽的是,陳文居然在引用了宋代哲學家程頤的“萬物莫不有對”之后作了這樣的解釋:“他的意思是說萬物中都有可能包含矛盾,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看來,這位研究了“五十余年”《矛盾論》的陳定學先生不僅不懂得形式邏輯,對漢語的語法也相當生疏:“莫不”一詞是兩個否定副詞連用,可解釋為“沒有一個不”,這比起簡單的肯定來具有更為強烈的肯定意味,怎么能將其解釋為“都有可能”呢?正確的解釋只能說,他為了否定毛澤東的《矛盾論》連起碼的常識也不顧了。在這里,他把自己看成是諸葛亮,而把讀者則看作是阿斗,如此蔑視讀者,實在是對讀者的極大的不尊重。
為了否定《矛盾論》中關于“矛盾普遍性”的論述,陳文還批評說,“為了證明‘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引用列寧所舉的一些例子:
“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斗爭。
不知是為了什么,陳文在引述《矛盾論》中毛澤東引證列寧舉的這些例子時,為什么沒有同時引述《矛盾論》中毛澤東所引證的恩格斯說明矛盾普遍性的一段話:“如果簡單的機械的移動本身包含著矛盾,那么,物質的更高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個瞬間是它自身,又是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并且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一即停止,于是死就來到。同樣,我們看到了,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與此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們身上的實際的實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類世代的無窮的——至少對于我們,實際上是無窮的——連續系列之中,是在無窮的前進運動之中解決的。”
“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恩格斯:《反杜林論》,轉引自《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306頁)
在我看來,毛澤東引證恩格斯和列寧的這兩大段話,舉了從簡單的運動形式到有機生命的高級運動形式,還舉了從數學到一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例子,用來說明矛盾的普遍性,是足夠了。因為這是舉例,當然不可能盡舉,只能由讀者自己去舉一反三,進行獨立思考。陳文質疑恩格斯和列寧舉的這些例子不足以證明“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難道要把世界上一切領域的例子都舉盡才足以證明矛盾的普遍性嗎?其實,舉例并不是證明,這個檢驗的工作應該是由科學史來做的。列寧本來也不主張用舉例這種方式,這樣做只是“為了通俗化”。這些他在《談談辯證法問題》里都是就講到了的。問題在于,如果離開了事物的普遍聯系,離開了對立統一和斗爭,這個世界還能夠存在、前進和發展嗎?
為了反對矛盾普遍性,陳文還振振有詞地說,“我們同樣也可以舉出這樣一些例子: ……”
這里我不想把陳文舉的所謂沒有矛盾的現象再說一遍,也不想跟他討論這些具體的矛盾問題。這是因為,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世界上是不是存在沒有矛盾的現象,而是不同的人——主張形而上學的人和主張辯證法的人,對于同一問題的看法是根本對立的。從陳文所提出的問題來看,他其實并不真正了解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恩格斯說, “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頁)他還說,辯證法“歸結為關于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們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偶然性中實現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同上,第243頁)當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時,并不等于這個規律就不存在或不發揮作用。而當一個人還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形而上學的觀點觀察世界的時候,你跟他講辯證法,講對立統一規律,他也是聽不進去的。
這里還要指出,陳文把“全稱肯定”的“矛盾普遍性”叫做“矛盾極端論”,而把他自己的“特稱肯定”的所謂的“矛盾普遍性”視為正確的“矛盾普遍性”。他這個“特稱肯定”的所謂“普遍性”實際上是一個沒有“普遍性”的所謂“普遍性”。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矛盾,就是說,他這種所謂的“矛盾普遍性”是自相矛盾的,是背理的、不合邏輯的普遍性。我們知道,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它研究的規律既然是最一般的規律,那它本來就應該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而不能只是僅僅適用于“某些”或“許多”事物。這個道理也是顯而易見的 。
3關于陳所謂的“斗爭絕對論”
陳文說,“‘斗爭絕對論’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爾,也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寧。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說:‘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由于《矛盾論》的理論根源來自于列寧,所以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竭力宣揚‘斗爭絕對論’,他認為‘矛盾的斗爭性貫串于過程的始終,并使一切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矛盾的斗爭無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陳文說,“斗爭絕對論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爾 ,也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寧。”
當然,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里講過,“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95版,第557頁)毛澤東在《矛盾論》里引用了列寧的這一論述,并且對它做了詳細的參數和發揮。但是,決不能就因此說,前輩辯證法的大師們對對立面的斗爭就沒有強調。這里我們不妨對辯證法的歷史做一個回溯。這個回溯,不能數典忘祖,應該回溯到辯證法的鼻祖赫拉克利特。
辯證法的鼻祖赫拉克利特說,“戰斗是一切事物之父,一切之王。它把有些造成神,而把另一些造成人;它使有些人變成奴隸,其他的人變成自由者。”(《赫拉克利特哲學思想集》,上海辛墾書局1934年版,第76頁)在這里,赫拉克利特把斗爭提到了軍事斗爭——戰斗的高度。這不是他對戰爭有什么偏好,而是他生活于其中的奴隸社會就是通過這樣的軍事斗爭——打仗形成的。
在這方面,黑格爾在將矛盾與同一作比較時也對矛盾的互相排斥和斗爭給予了特別的強調,他說,“假如要談到高低的次序,并把這兩個規定分別固定下來,那么就必須承認,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質的東西。因為同一與矛盾相比,不過是單純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規定,而矛盾則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會運動,才具有動力和活動。”(黑格爾:《邏輯學》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66頁;著重符號為引者所加。)
我們再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對立統一中斗爭的看法。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里就說過,“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起草的《共產黨宣言》里,更運用辯證的觀點對人類歷史做了一個科學的總結。他們在《宣言》第一章一開始就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班上加了一個注:‘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文明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而在《宣言》的結尾部分又明確指出:“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同上,第272、367頁)而在《資本論》第1卷的第二版跋里當談到辯證法時還指出:“辯證法,在其神秘的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的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證法,在其合理的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憤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者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就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打和革命的。”(《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資本論》有一個副標題,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它在建立勞動的經濟學或無產階級的經濟學的同時,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財產的經濟學或資產階級政的經濟學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而對資本主義制度來說,他寫作《資本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剝奪剝奪者”。所以當馬克思在1867年4月乘輪船把《資本論》第1卷送到德國去出版時,他寫信給在日內瓦的“共產主義同盟”的老戰友貝克爾說:“這無疑是向資產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內)的腦袋發射的最厲害的炮彈。”(《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9頁)
在這方面,陳文引證詞典里對“斗”和“爭”的解釋,把“斗爭”說的很可怕,其實,“斗爭”一詞早已為人們所熟知,大可不必如此“引經據典”。實際上,對立統一或矛盾里講的斗爭也并不只是暴力或剝奪,它講的是矛盾中兩個方面的互相滲透或互相轉化和由這一矛盾向另一矛盾的轉化。這些都是是通過斗爭實現的。因此,只要有矛盾,就必然會有斗爭,而且還貫穿于其全過程。而且,斗爭也不是只有一種形式。我們知道,毛澤東曾提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而僅就階級斗爭來說也有經濟斗爭、政治斗爭和理論斗爭三種形式。在這里,既有“武器的批判”,也有“批判的武器。”毛澤東早在戰爭年代就說過,“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這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斗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使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頁)針對過去曾經出現過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教訓,毛澤東在1942年延安整風時又提出了“懲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針。1857年整風時還提出了“和風細雨”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可見,不是一講斗爭就一定是“你死我活”。矛盾的性質不同,處理的方法也就不同。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于對立統一和矛盾來說,這些方法也還是屬于斗爭的范疇,只是斗爭的具體方法和形式有不同罷了。對敵人的斗爭和對革命隊伍內部、人民內部進行的思想斗爭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當然不應該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沒有斗爭,沒有轉化,矛盾就得不到解決,事物就不能變化,社會就不能前進,這也是必須肯定的。
4.關于陳所謂的“發展斗爭論”
關于所謂“發展斗爭論”,陳文說,“‘發展斗爭論’的始作俑者仍然是列寧,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說:‘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毛澤東完全繼承了列寧的衣缽,他也認為:‘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中進一步解釋說:‘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舊的方面由大變小,下降為矛盾的次要方面,并逐步趨于滅亡。當新的方面變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舊事物就滅亡了,新事物就產生了。’按照‘發展斗爭論’,發展就是事物內部新舊兩個方面斗爭的結果,發展就是事物內部‘新的方面’戰勝并支配‘舊的方面’,”
其實,對立物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斗爭的存在,否則還叫什么對立物?我們還要問陳先生:如果生物界沒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存競爭,生物會進化嗎?如果人類社會沒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奴隸社會能夠取代原始社會嗎?而在階級社會,如果沒有奴隸反對奴隸主,沒有新興的封建主反對沒落的奴隸主的斗爭,封建社會能夠代替奴隸社會嗎?如果沒有農奴反對封建主的斗爭,沒有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衰朽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社會能夠取代封建社會嗎?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社會嗎?
陳文說,“1949年~1976年的27年間,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按照毛澤東的‘斗爭哲學’,在農村大搞階級斗爭,斗爭‘地富反壞右’,批判‘三自一包’,并且組織億萬農民與天斗(如大修水庫)、與地斗(如深翻土地、修大寨田),結果斗了幾十年,農業一直發展不上去。”而“通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農業的發展,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不少時候,對立面之間的斗爭不僅不會成為推動事物發展的動力,反而有可能成為阻力,阻礙事物的發展。”
這是事實嗎?
陳文在這樣寫時顯然沒有想到,如果不反“地富反壞右”之首的封建地主階級,不進行土地改革,貧苦農民后來又怎么實行“包產到戶”?!還有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他們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上干各種壞事,你不和他們斗,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鞏固嗎?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嗎?記得在“鎮反”運動時有一句話,叫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句話難道不對嗎?當然擴大化是不好的,但也絕不是都擴大化了。一概否定,豈不是站在敵人立場上去了?至于說到從1949年到1976年的農業生產,那就應該說:成績巨大,不容否定。在這一期間,正是在毛澤東的英明領導下,廣大農民戰天斗地,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實現農業集體化,并且大興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力推行農業機械化,使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中國的農業用占世界8%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創造了被稱為“世界奇跡”的偉大成就。這一切,你陳定學否定得了嗎?當然,他戴上了有色眼鏡,這一切他都裝看不到,他看到的只是所謂“包產到戶”的“優越性”!
尤其荒唐的是,他居然還反對過去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把這30多年來由于大搞“包產到戶”的所謂改革,不興修水利,不搞農田基本建,只是靠天吃飯,坐吃過去的老本,靠一些年久失修、效率已大為下降的水利設施茍延殘喘,看成是不搞“斗爭哲學”的“優越性”,這才真正是讓人匪夷所思!今天的農業,已經完全喪失了自身應有的生機和活力,生產的后勁越來越弱,抵御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的能力越來越差,這些難道還值得夸耀嗎?就以被捧上了天的所謂“天下第一村”的小崗村為例,實際上是靠所謂“土地流轉”過日子,靠國家和社會的施舍過日子。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包產到戶”和所謂“土地流轉”這一套根本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而只會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有走集體化的道路,運用“斗爭哲學”,大力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才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當然,對于陳定學來說,否定毛澤東是他的畢生“事業”。據他自己說,早在他讀初中時,他就已經寫“萬言書”給毛澤東“上書言事”了。在他看來,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不好,都要加以反對。只要有機會,他都會跑出來表現一番。但是,一個人做事總要考慮考慮效果,像這樣的胡言亂語又有多少人會相信呢?
陳文口口聲聲說 ,“列寧是始作俑者”“毛澤東完全繼承了列寧的衣缽”,但是,我們前面的引證已經表明,強調斗爭是所有辯證法大師所共同的看法。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 “戰斗是一切事物之父,一切之王”。黑格爾也曾說過,“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質的東西。因為同一與矛盾相比,不過是單純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規定,而矛盾則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會運動,才具有動力和活動。”他還曾說,“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個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在評論黑格爾關于善惡的這個觀點時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種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正是人們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出了歷史 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至于馬克思,在他看來,“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就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大師們的這些論述是如此清楚,他們所強調的,難道不是對立面的斗爭而是對立面的同一嗎?
在這方面,陳文對于新與舊的斗爭顯然持反對態度,這就足以證明,他所代表的乃是保守的、落后的、衰朽的勢力。
寫到這里,不禁使我想起黑格爾的一個很著名的命題,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對于黑格爾的這個命題,陳定學可能很欣賞它的保守,但許多人都感到困惑不解:辯證法是革命的科學,而按照黑格爾的這一命題,他的傾向豈不是站在了保守的一邊了?對此,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里曾經做過完整的、準確的解讀,他說,“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但是,在黑格爾看來,凡是現存的絕非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的屬性僅僅屬于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所以,他絕不承認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某種稅制’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換,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頁)“根據黑格爾的意見“——恩格斯繼續寫道,“法國的君主制在 1789年意見變得如此不現實,既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有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里,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變成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酒店 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酒店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一來,黑格爾的這一個命題,由于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成為不合理性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是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么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反射消失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同上,第216頁)
從恩格斯的這些論述可知,陳文反對新與舊的斗爭不僅是反對列寧和毛澤東,而且是直接反對黑格爾和恩格斯,反對他們的辯證法的。在這里,他已經完全站在革命和進步的對立面去了。
陳文還說,“事物內部新舊兩個方面的斗爭與轉化有可能導致循環與重復,事物很難得到發展。毛澤東認為發展是事物‘內部’新舊兩個方面斗爭的結果,可以看出,毛澤東所說的發展其實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事物‘內部’)有限的兩個元素(新舊兩個方面)之間所進行的搏弈或斗爭。這種搏弈或斗爭就像是在一間封閉的小屋里,有黑、白兩個小鬼,它們分別代表著矛盾的雙方,互相拼殺、斗爭,企圖戰勝、打倒、消滅對方。在第一個回合里,黑鬼把白鬼打倒在地,占了上風,‘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了統治者,而白鬼則敗下陣來,“下降為矛盾的次要方面”,淪為被統治者。然而,白鬼并不甘心被壓迫,于是苦練武功、積蓄力量,舉起了造反的大旗,拼死與黑鬼斗爭。結果在第二個回合里,白鬼造反成功,打倒了黑鬼,‘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統治者,而被打倒的黑鬼則“下降為矛盾的次要方面”,淪為被統治者。在下一個回合里,黑鬼又斗爭、勝利,白鬼再次失敗;在下下一個回合里,則是白鬼斗爭、勝利,而黑鬼則再次失敗……,于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公式:
“黑鬼/白鬼——白鬼/黑鬼——黑鬼/白鬼——白鬼/黑鬼——……”
這又是信口開河的胡說八道。認為事物的發展在于事物內部兩個方面斗爭的結果,并不只是《矛盾論》這樣說,從赫拉克利特起,所有辯證法的大家都持這種觀點。難道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內部而在事物外部嗎?這樣的觀點還是辯證法的觀點嗎?至于說什么“毛澤東所說的發展其實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事物‘內部’)有限的兩個元素(新舊兩個方面)之間所進行的搏弈或斗爭”,這顯然是對毛澤東和《矛盾論》的強加。因為毛澤東在《矛盾論》里對這個問題講得非常清楚,他說:“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事物的內部,而不是在事物的外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頁)在這里,“內因”和“外因”都講得很清楚,二者的作用也講得很清楚。陳文的批評不能不讓人懷疑這個自稱研究《矛盾論》“五十余年”的陳先生是不是讀過或認真地讀過《矛盾論》,要不然怎么會這樣說瞎話呢?
至于他所舉的白鬼與黑鬼打斗循環的例子,其實頁也沒有任何意義。這里的問題不在于封閉不封閉,而在于誰代表了社會發展的方向,是新生的力量,誰背離了社會發展的方向,是衰朽的力量,弄清了這個問題,所謂的“循環論”也就沒有存在的余地了。即使在 斗爭中有力量的對比問題或時機的是否成熟問題,可能會出現一些挫折或反復,也不可能循環往復以致無窮地推演下去。至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在封建社會內部還沒有產生出新的生產方式,還沒有形成代表先進生產方式的社會力量。但是這也絕不如陳文所說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即所謂“白鬼”與“黑鬼”)這兩個階級在思想“輪流統治”,那不過是農民起義的成果被封建統治階級所收買而繼續進行“換湯不換藥”封建統治罷了。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的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似乎不再封閉了,但是同樣沒有什么進步,他們的廉價商品除了破壞了中國的手工業和農村副業,也使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舉步維艱,中國不僅沒有走上發展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路。相反,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迫使中國處于被封閉的狀態,但是,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使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在五六十年代,不僅經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而且在高新技術方面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實踐證明,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只能是內因,而不可能是外因,外因只能是第二位的。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