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吠日，無損于太陽的光輝

——駁劉澤華、陳定學等詆毀《矛盾論》的幾篇謗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發表了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寫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歷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標題為“《矛盾論》有抄襲之嫌”。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鳳凰網》和《人民網》的文史頻道的極大興趣，迅速加以轉載。一些非毛反毛的專業戶更是如獲至寶，積極撰文跟進，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大肆污蔑和詆毀，鬧得沸沸揚揚。當然，他們的這種行徑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義憤，網上也登出了許多反駁的帖子。不過，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人們對于事實真相的掌握似乎還遠沒有到位，爭論變成了各說各話而不能真正交鋒，致使問題至今仍未能獲得解決。鑒于這一爭論的極端重要性，筆者也想在這方面作一點努力，希冀對問題的解決能夠有所助益。

二、陳定學《“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一文的謬誤和花招

對于劉文的觀點當然也有人附和，甚至公開站出來幫劉講話，其最典型者莫過于陳定學，兩個多月前他就在網上寫了一篇題為《“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的文章，最近，又把這篇文章搬到了《炎黃春秋》的第 12期，希圖進一步擴大其影響。應該說，陳提出是否“原創”的問題，不過是劉文“有抄襲之嫌”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讀了該文，我感到它較之于劉文，其錯謬更多，手法也更為卑劣，很有進一步加以批駁和揭露的必要。

1.《矛盾論》原本是講義，要求其處處“原創”顯然有違常識

本來，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他在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的一部分講稿，屬于講義或教科書的范疇，陳文提出是否“原創”的問題本身就是文不對題的。

我們知道，毛澤東當年之所以要到抗大去講課，首先是因為革命的需要。他在1965年1月9日同斯諾談話時曾回憶說，“那時抗日軍政大學要我去講一講哲學。”“他們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指《矛盾論》——引者）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一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講課只講了兩個鐘頭。我講課的時候，不準他們看書，也不準他們做筆記，我把講義的大意講了一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頁）當然，毛之所以接受到抗大講哲學的任務也與他長期以來感到黨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不能適應革命發展的需要有關。這一點，從他1936年10月22日寫給中共西安辦事處葉劍英和劉鼎二人的信里也可以看出來。他在信中說，“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每種買50部，共價不過100元至300元，請劍兄選擇，鼎兄經手購買 。在11月初先行選買幾種寄來，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信中還要求“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提倡看書報。”（《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1頁）應該看到，宣傳教育和科學研究是兩個不同的領域。編寫教材或講義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它只要求把某一門學科所已經達到的水平表達出來，闡述清楚，以便使學習者能夠理解和掌握，就此而言，教材或講義不僅不反對參考其他書本，而且是提倡參考其它書本的，它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處處都要“原創”，因為教材或講義的內容要覆蓋一門課程或某一學科的各個方面，具有全面性和系統性的特點，而一般來說，科學研究往往只能抓住一個問題，一步一步地進行探討，誰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對整個學科的所有問題同時進行全面的創造，更不要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了。因此，對于講義來說，能夠反映該學科所已經達到的水平就已經達到目的了，而不可能要求餓它的內容都是撰寫者“原創”的。這就是為什么寫教材一般都被稱為“編”而不稱為“著”的原因，這也是在高校評定職稱時，教材一類的書一般都不能算作是科研成果的原因。因為科學研究要求超越前人或同時代人所已經達到的水平，要求能夠對所研究的對象或所運用的方法能夠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而如果對教材也提出這樣的要求的話，那恐怕世界上就沒有教材這種東西了，也沒有教師這個職業了。顯然，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極不適當的。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編寫《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一書的陳豹隱在該書的序言里就公開說；“這本講義雖然取材于各書——特別是唯物辯證法大半取材于最新穎、最正確，最能將辯證法具體化了的廣島定吉、直井武夫合譯西羅可夫等所著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教程》——但是，我自己卻也有許多獨特的主張。”（陳豹隱講述，徐萬鈞、雷季尚筆記：《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北平好望書店1932年版，第2頁，黑體為引者所加）應該說，這些都是人們熟知的常識，看來，劉澤華教授和陳定學先生似乎還不懂這個常識，結果犯了違背常識這個低水平的錯誤。這是很讓人遺憾的。

當然，毛澤東不是一般的教師，作為黨的領導人，他一貫積極搜求和認真鉆研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并且時刻注意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在講課前又花了這么多時間和精力認真備課和寫講義，力圖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這樣，在他寫的講義里顯然有屬于他自己的“原創”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精心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武庫增添了一些新的東西，如果我們將其看作是兩篇富有創造性的哲學論文，那也是毫不過分的。

2.陳定學竟然篡改引文和出處，故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陳文說，“《矛盾論》的前身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該提綱是1937年7～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講稿。那么，毛的這個講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學者研究，毛的講稿主要是參考了三本蘇聯哲學著作：一本是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本是《新哲學大綱》(米定、拉里察維基等著，艾思奇、鄭易里譯，1936年6月出版)，再一本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米汀等著，沈志遠譯，1936年12月出版)。毛澤東講稿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對上述三本哲學著作有關原文摘錄的編纂，或者是對上述三本書有關內容的改寫。”

這里所說的“有學者研究”之后的話，根據陳文的注是指許全興在《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動態》1984年第2期的《〈實踐論〉、〈矛盾論〉與〈社會學大綱〉》一文中的說的，但是，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陳文無論是對引文還是對出處都做了手腳，進行了篡改。就引文來說，許的原文是，“毛澤東同志的講授提綱，除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外，絕大部分的內容，或者說對上述三本教科書有關摘錄的編篡，或是對三本教科書內容的改寫。……所以講授提綱除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之外，在理論上的創新和發揮并不很多。《實踐論》和《矛盾論》也吸收了上述三本哲學教科書的許多思想和材料，但毛澤東同志結合了中國的革命實踐進行了極大的理論上的創造和發揮。其實《實踐論》和《矛盾論》已不是講授提綱了，而是詳細的講稿了。”(許全興：《〈實踐論〉、〈矛盾論〉與蘇聯30年代哲學的關系》，原載《文匯報》總編辦公室編《理論探索》1981年第5期，現載《為毛澤東辯護》【電子書】。著重符號為引者所加）在這里，許全興一再聲明，他所說的是“講授提綱”而不是“講稿”，一再強調提綱“除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是不包括《實踐論》和《矛盾論》在內的；指出《實踐論》和《矛盾論》“已不是講授提綱，而是詳細的講稿了”，并且強調《實踐論》和《矛盾論》“進行了極大的理論上的創造和發揮”；而陳文卻硬要刪去這些強調的內容，故意把《實踐論》、《矛盾論》與“講授提綱”混為一談，把“講授提綱”說成是“講稿”，把對“講授提綱”說的話硬加在《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頭上。其目的明擺著就是要把許文所肯定的“毛澤東同志結合了中國革命的實踐進行了極大的理論上的創造和發揮”的《實踐論》和《矛盾論》說成是“對上述三本哲學教科書有關摘錄的編篡，或是對上述三本教科書有關內容的改寫”。至于故意把出處搞錯，其實也是為了同一目的，就是妄圖阻止人們去對照原文，以免拆穿他進行無恥篡改的鬼把戲。陳定學作為一個文人，這樣做是不是有辱斯文，太下作了呢？

這里順便要指出的是，許全興先生認為毛澤東在抗大講課用的“講授提綱”只是蘇聯三本哲學教科書有關摘錄的編篡或改寫，也是有欠慎重的。因為提綱和講稿不同，只是一個半成品，并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講授者思想的全貌。過去我們有所謂“部頒教學大綱”，全國都是一樣的，但是，每個教師在具體寫講稿時卻可以千差萬別、各有特色。大綱盡管只有一個，講稿卻可以因人而異，水平之有高下也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經歷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的經驗，特別是經歷了與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及教條主義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又閱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和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他對辯證法的理解和體會肯定要比蘇聯三本哲學教科書的編寫者深刻得多。雖然毛澤東非常謙虛，在閱讀三本書及其他哲學書籍時寫下了許多批注，以便從中獲取自己所需要的營養，但是，他的許多思想在提綱里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反映的。正因為這樣，當1965年斯諾問毛澤東：“西方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把一篇沒有收入《選集》的題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文章說成是你的著作。（見倫敦英文的《中國季刊》第19期，1964年7至9月）你寫過這樣一篇文章嗎？”時，毛澤東沒有立即回答他，而是要他把問題再重復一遍，然后回答說，“他從沒有寫過題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文章。如果寫過，他是會記得的。”（《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頁）關于這次談話，還有另一個版本，毛澤東對斯諾的問題回答說，“我不記得寫過這樣一本小冊子。”（《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頁》其實，毛澤東就是寫過那個《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那也只不過是半成品，既不能說成是“文章”，也不能說成是“著作”，顯然，決不能僅僅根據提綱本身就認定毛澤東沒有什么創造和發揮的東西。同樣，僅僅根據講授提綱這個半成品就斷定毛澤東所做的哲學工作只是蘇聯三本哲學教材的摘錄的編篡和有關內容的改寫也是很不鄭重的。

陳文還說，“國內外一些研究者認為，《矛盾論》、《實踐論》這‘兩論’是‘抄襲工作’，是‘拼湊的平庸之作’。” 他還注明此話引自任俊明、安起民主編的《中國當代哲學史》，好像這些說法就是該書作者的觀點。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經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該書，結果發現，陳文在這里又是故伎重演，玩了花招！實際情況是,該書只是批判地介紹了“一個時期，少數國內外研究者大肆渲染”的一些說法：“或說‘兩論’是抄襲工作，或說‘兩論’是拼湊的平庸之作”。作者的這個介紹顯然是為了接下去進行批判服務的。事實也是如此，下文緊接著就指出：“1987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提供了原始的檔案文獻，研究者們通過客觀的比較研究針對這個問題取得了共識。首先，不必諱言，毛澤東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時利用了蘇聯哲學教科書的思想資料，但是毛澤東是以自己的辯證方法來吸收作為營養，并非簡單的抄襲使之成為蘇聯教科書的中國版。因為‘兩論’的主旨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對中國現實的革命運動進行總結，批判危害中國革命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在作哲學分析時，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精神，具有理論的恢弘氣度。將兩者比較，‘兩論’無論在框架體系還是理論分析上都有許多明顯的特色 ，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兩論’從根本上說是個偉大的理論創造工程。這樣，一時沸沸揚揚的問題終于沉寂。”（任俊明、安起民主編：《中國當代哲學史》下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424頁）陳文竟然想從該書抽取一兩句被批判的話，將其“改造”為該書的正面觀點來詆毀《矛盾論》和欺騙讀者。我想，只有文痞才會耍弄這樣一些極其卑劣的伎倆，一個正派的做學問人是恥于搞這種花招的。陳文這樣做，不僅是理論上的失敗，也是道義上的失敗。

3.《矛盾論》與蘇聯三本教科書區別明顯，又何來“抄襲”之說？

寫到這里，需要通過對照來指明《矛盾論》與蘇聯30年代三本哲學教科書特別是與西洛多夫和愛森堡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之間的關系。

在三本教科書里，以西洛可夫和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的影響為最大。前面已經指出，陳豹隱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序言里曾說此書是當時（1932年）“最新穎、最正確，最能將辯證法具體化了的”。毛澤東對此書也很重視，在這本書上寫下了一萬多字的批注。現在，我們就以《教程》為例，看看《矛盾論》與《教程》在框架體系和觀點上有什么不同。

關于《矛盾論》的框架體系，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經有所介紹，這里再來看看《教程》有關部分的框架體系。《教程》是在其第三章闡述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的，所用的標題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質到量即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該章一共論述了十一個問題，按次序它們分別是：

1．發展之質的規定性；

2．發展之量的規定性；

3．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法則；

4．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的對立的統一和斗爭；

5．統一物之分裂.，本質的對立的發展；

6．對立的互相滲透；

7. 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意義；

8. 自始至終的過程之矛盾的運動；

9. 對立之統一，同一性是相對的，對立之斗爭是絕對的；

10.均衡論

11.否定之否定的法則。

當然不能說這個框架體系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實際上，恩格斯在《自然辨證法》里講辯證法三個規律時就是按照先講“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后講“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和“否定的否定的規律”這樣的次序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頁）這顯然是受黑格爾的影響。因為正如恩格斯所說，黑格爾研究自然界，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質量互變的規律。他說，“黑格爾所發現的自然規律是在化學這一領域中取得最偉大的勝利的。化學可以說是研究物體由于量的成分的變化而發生質變的科學。”（同上，第314頁）恩格斯從1873年起就開始研究自然辯證法，但是時斷時續，先是因為要寫《反杜林論》而擱了下來，后來又因馬克思逝世，為了整理和編輯《資本論》第二、三卷而再度擱置下來，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也還只是一個沒有寫完的未完成稿。在《反杜林論》里，我們看到，恩格斯對于三個法則的介紹就和《自然辨證法》的介紹有所不同。在《反杜林論》哲學編里有兩處是專談辯證法的：一處是第12節（“辯證法。量和質”），還有一處是第13節（“辯證法。否定之否定”），從標題上看，似乎都沒有談到對立統一的規律。但是實際上，在第12節的開頭部分就用了很大的篇幅專門談了對立統一即矛盾這個問題。但是，《教程》在其第三章的第4節用了“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的對立統一和斗爭”這樣的標題，這個提法當然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提法和整個第三章的總標題——“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卻是直接對立的。人們要問：既然肯定對立統一和斗爭是辯證法的本質，怎么又說質量互變的法則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這不明顯是自相矛盾么？《教程》寫于列寧的《哲學筆記》發表之后，引用了其中不少論述，但卻背離了列寧最強調的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本質和核心的思想，把“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說成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而毛澤東則不同，他敏銳地看到列寧有關對立統一的論述的極端重要性，非常突出地把列寧的這一論述應用到《矛盾論》里，非常集中地對對立統一規律進行了闡述和發揮。我們在《矛盾論》里看到，僅僅列寧的《關于辯證法問題》（此是當時的譯法，后來的譯法是譯為《談談辯證法問題》）毛澤東就引用了七次之多，可見他對列寧此文、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重視。

寫到這里，我想結合許全興先生的一個說法，談談我的看法。許先生在《“實踐論”、“矛盾論”和30年代蘇聯哲學教科書的關系》一文中說，“《教程》在闡述馬、列的辯證法思想時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思想。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所論述的主要概念和原理，《教程》都涉及到了。”他還說，“無論馬克思、恩格斯 ，還是列寧，都沒有明確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但他們在運用辯證法分析具體矛盾時都體現了主要矛盾的思想。如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時，指出了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又如，列寧在分析蘇聯過渡時期多種復雜的經濟成分時指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教程》正是依據馬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應該說，許文的這樣一些說法顯然拔高了《教程》而貶低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毛澤東的《矛盾論》，是沒有根據的。實際上，毛澤東在《矛盾論》里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論述，對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論述，許多都直接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而并不是如許文所說都是來自于《教程》。比如關于矛盾的普遍性，在《教程》里根本就沒有論述，而在《矛盾論》里毛澤東則根據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關于“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和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里關于“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是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勢”的論述對矛盾的普遍性進行了闡述，還引證了《反杜林論》和《談談辯證法問題》里所舉的各學科的例子做了進一步的論述。又如關于主要矛盾，徐文說“無論馬克思、恩格斯 ，還是列寧，都沒有明確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不知他為什么不提斯大林？是不是因為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反對了斯大林，就認為斯大林已不是革命導師了呢？而毛澤東在《矛盾論》里是明確地提到了斯大林的，而且是將其與馬、恩、列相提并論的。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頁）蘇共20大以后，他在1956年11月舉行的八屆二中全會上還再次把斯大林和列寧并提，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頁）俄國人丟了斯大林這把刀子，結果吃了大虧，現在中國又有人要丟這兩把刀子，我們是萬萬不能同意的。關于主要矛盾，應該說，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就有很明顯的這方面的思想，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在《評經濟浪漫主義》里論述經濟危機時也都相當明確地有了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說法，但是，他們當時都沒有使用“主要矛盾”這個詞。應該說，最早明確使用“主要矛盾”這個概念的是斯大林，而絕不是蘇聯30年代的哲學《教程》。斯大林早在1924年4、5月間寫的《論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文的第一部分（“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就談到了“帝國主義的矛盾”問題，并且使用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他說，“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著就是革命的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個：第一個矛盾是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第二個矛盾是各金融集團之間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奪原料產地、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第三個矛盾是為數極少的占統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億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使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這樣。”（《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186-188頁）斯大林在許多矛盾里提出了三個“最重要”的矛盾，而三個“最重要”的矛盾里，第一個是國內矛盾，其它兩個都是國家間的矛盾。比較起來，作為國內矛盾的“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又顯得特別重要，應看作是真正的“主要矛盾”，因為對外矛盾實際上是國內矛盾引起的，是國內矛盾的延伸。看來，斯大林把上述三個矛盾都說成是“主要矛盾”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他最早使用“主要矛盾”的概念應該是沒有疑義的。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早在20年代就已被譯成中文，前面提到，毛澤東在1929年曾寫信給黨中央要求將這本書寄到蘇區，顯然說明他曾看到過這本書，怎么能說是受《教程》的影響呢？還有，關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那也不是《教程》提出來的什么新理論和新概念。實際上，馬恩早在1845年寫的《神圣家族》一書里就論述過這個問題。他們在那里寫道：“無產階級和富有是兩個對立面。它們本身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產生的。問題在于這兩個方面中的每一個方面在對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樣的確定的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頁）應該說，這是對同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的地位問題的最早的闡述；沒有這個闡述，也就沒有后來的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區分。不僅如此，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還談到，“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頁）他們在《共產黨宣言》又再一次重復了這一觀點。（同上，第292頁）雖然馬恩的《神圣家族》中譯本出版較晚，但是《共產黨宣言》是早在1920年就有陳望道的中譯本了，毛澤東當然是看過這個中譯本的，而據曾志回憶說，毛澤東曾對她說，“《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頁）讀過上百遍《宣言》的毛澤東，自然會從中受到極大的影響，他完全不必要等到30年代中期《教程》在中國出版才受《教程》的影響，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這方面，許文還說，“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與列寧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上述三本教科書實現的。因為這兩篇著作中引用最多的列寧的《哲學筆記》在當時的延安還沒有中文譯本。《哲學筆記》在《談談辯證法問題》、《辯證法的16個要素》和《黑格爾<邏輯學>的綱要》直到1939年才由艾思奇譯出刊載在《解放》雜志第60、61期的合刊上。”此說頁很難成立。實際上《哲學筆記》雖然是解放后出版《列寧全集》38卷時才出版的，但是其中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著作早就已經有了中譯本。比如1930年4月由程始仁編譯、亞東圖書館刊行的《辯證法經典》一書（原編者是河上肇），就收錄了馬恩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恩格斯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和《關于辯證法問題》。雖然有些只是節選，但是在當時條件下對于人們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唯物辯證法的論述，特別是了解列寧關于唯物辯證法的論述，應該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就我們討論的問題來說，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七次引用《關于辯證法問題》（這是《辯證法經典》一書當時用的篇名，《毛選》第一版用的也是這個篇名，1991年出版的《毛選》注釋改用《談談辯證法問題》篇名）而《教程》在其第三章引用的列寧此文明顯地少于《矛盾論》，且其引用多為間接引用，也沒有注明出處，這就更加說明毛澤東了解列寧的哲學思想是另有途徑的，而絕不是通過《教程》實現的。另外，由于《關于辯證法問題》在河上肇原書里是根據1925年蘇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翻譯的，估計可能還有更早的中譯文。怎么能夠根據所謂當時延安沒有《哲學筆記》中譯本就斷定毛澤東對列寧哲學思想的了解是通過《教程》實現的呢？

4.駁陳文所謂《矛盾論》的撰寫者是陳伯達的謬論

陳文還說，“有人認為，這個版本（即《毛選》版的《矛盾論》）的撰寫者是陳伯達，作者認為，這種可能性確實是存在的。陳伯達 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后曾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開過先秦諸子課。1937年進入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知識、歷史和哲學，并著有《墨子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等哲學文章。由于和毛交流哲學而成為毛的政治秘書。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作為毛澤東的一枝筆，他參與起草了許多毛的文章和講話以及中共的重要文件、決議等。毛的中共七大報告，共同綱領憲法草案、中共八大報告、批判蘇共二十大文章、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國際共運二十五條、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報告、文革十六條等等，都是出自陳的手筆。陳伯達文筆較好，對哲學也有研究，又是毛澤東的秘書，曾長期為毛起草文章和講話，所以《矛盾論》的初稿（注意不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的初稿）很可能就出自陳之手。”

陳的這一說法毫無根據，謬誤百出，完全是造謠污蔑。

陳說，“有人認為”，我們要問：是誰“認為”？有什么根據這樣“認為”？

陳又說，“作者認為，這種可能性確實是存在的。”我們要問，僅僅是“可能性”就可以寫文章說毛澤東的《矛盾論》是陳伯達撰寫的了嗎？難道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僅僅根據所謂“陳伯達文筆較好，對哲學也有研究，又是毛澤東的秘書”就可以認定《矛盾論》是陳伯達撰寫的了嗎？陳定學說陳伯達“參與起草了許多毛的文章和講話”究竟有什么根據？究竟“確”在哪里？又“實”在何處？沒有確實的證據而公開毀壞別人的名譽又該當何罪？那該是誹謗罪而無疑的。

不過，如果要批駁陳文的污蔑，那證據倒是不少的。

我們先看陳伯達自己在建國初期對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說的一段有關毛澤東的話。我們知道，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與陳嘉庚是閩南大同鄉，而且在年輕時曾在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師范學校讀過書。1949年，陳嘉庚回國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陳伯達當時雖然已是高層人士，但在這位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和老校董面前，當然還是要執弟子之禮的晚輩，其交談應該還是很誠懇的。陳伯達在與陳嘉庚這位同鄉和師長交談時，曾說到了毛澤東的為人和治學。1950年3月4日，陳嘉庚回新加坡后，曾在中華總商會聯合各社團的歡迎大會上致辭，講到他回國的觀感，其中也轉述了陳伯達跟他講的有關毛澤東的一席話：

“毛主席為人甚謙和慈祥，善體貼人情，虛懷若谷，文章極好，所發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減一字。伊（陳）所作文，常請其指導，批評弱點。又謂毛主席記憶力極強，所看翻譯外國書，連偏譯之江河之名，亦歷久不忘。1947年，國民黨軍攻延安，毛主席和四千軍隊最后夜時撤退，經過許多戰役，歷經許多路程，越年克服延安，由原路反旌，對當時經過區域，作戰情況，皆能逐一說明，伊（陳）及諸將領，咸欽佩其記憶力高強。新中國將來建設成功，毛主席萬古光榮，……其豐功偉績 ，前后古今，將無出其上。”（陳嘉庚：《新中國觀感集》，新加坡南洋華僑籌賬協會1950年版，第84頁）

這里特別講到了毛澤東“文章極好，所發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減一字。伊（陳）所作文，常請其指導，批評弱點。”這一說法和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的說法是一致的。在《毛澤東傳》里是這樣說的：“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從來不讓人代筆，都是親自動手。八大開幕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別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見、并經毛澤東本人寫了許多重要內容，而形成的一個集體創作。”（《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頁）實際上，即使是八大開幕詞，最初也是毛澤東起草的，他起草了兩次，都沒有寫完。但是，應該說，開幕詞乃至整個八大的指導思想——為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奮斗，是毛澤東確定的。毛澤東之所以未能完稿，他實在是太忙了。因為這次會議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盛會，而且請來了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的領導同志，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次盛會。不僅如此，還請了全國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作為親密朋友參加大會。毛澤東要會見那么多的國內外的同志和友人，當然也不能不有所準備，而送往迎來也要費精勞神，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可能是由于心不是很靜，起草的稿子自己不滿意，于是又叫陳伯達起草，陳起草的也不滿意，后來又叫田家英起草。最后，毛澤東肯定了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又在上面作了幾處重要的修改和補充，再交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請他們修改后再由田家英匯集交給毛澤東。寫作開幕詞的過程如此鄭重其事，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謙虛謹慎。現在有人認為開幕詞只是田家英一人所寫，這是不全面的。陳定學甚至還把七大報告、《論十大關系》等都一股腦兒說成是陳伯達寫的，更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胡言亂語。至于八大報告，也不是陳伯達一人起草，而是由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三人共同起草的，而且報告人是劉少奇，也不是毛澤東，將其記到毛澤東的頭上，更是毫無道理的。

實事求是地說，無論從哪方面看，陳伯達在毛澤東面前都還是一個晚輩，是一個學生。他把自己寫的關于先秦諸子哲學思想的論著送給毛澤東指正，固然有表現自己的一面，但主要是佩服毛澤東，真心實意請他指正；而毛澤東也是抱著探求真理和助人為樂的態度很認真地對他的論著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這一點，從毛澤東1939年2月1日寫給陳伯達和2月20日、22日寫給張聞天的信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信里對于陳伯達的《墨子哲學思想》出了批評和改進的意見。這說明，毛澤東不但對于中國的古代哲學有研究，對西方哲學也是有所了解的。后來陳伯達寫《評〈中國之命運〉》，也是在毛澤東的啟發和幫助之下進行寫作并完成的。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對該書進行了修改，其開頭揭露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為漢奸文人陶希圣所捉刀代筆一段就是毛澤東所寫。有了這個開頭，整本書就大為生色了。由此也可知道，毛澤東的確是一位文章高手，是陳伯達所不能相比的。難怪陳伯達說他“所作文，常請其指導，批評弱點”。陳定學又有什么理由說《矛盾論》這篇毛澤東自己的論著要請陳伯達去撰寫呢？

關于《矛盾論》，如前所述，它最初是毛澤東在抗大的講義，毛澤東講課的時間是在1937年7、8月分，而陳伯達到延安已是1937年9月，講義早已寫好，課也早就講過，而且，毛澤東和陳伯達過去素不相識，至于陳伯達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那已是1939年3月的事了，《矛盾論》怎么可能是陳伯達撰寫的呢？

陳文強調他指的是“《矛盾論》的初稿（注意不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的初稿）很可能就出自陳之手。”這里沒有指出這個所謂的“初稿”的寫作時間，我相信他也沒法指出這個時間。事實是，《矛盾論》自從作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曾經印行過，以后一直沒有公開出版，當時只印過少量油印本，在內部征求過意見。只是到了50年代初要出版《毛選》時，《矛盾論》的修訂才提上了議事日程。這個修訂也是毛澤東自己作的 ，陳伯達是《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主任是劉少奇，陳伯達負責前三卷，胡喬木負責第四卷，田家英負責全書注釋），據他回憶：“毛澤東本人對于《毛澤東選集》在出版之前逐篇做了推敲，是很仔細的。毛澤東也很細心聽取別人意見。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文章，與最初發表的原文有些地方不同，便是毛澤東在出版選集時作了修改。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做了一些文字性技術性的改動。陳伯達說，修改較多的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矛盾論》、《論聯合政府》等文。”(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頁) 由于毛澤東認為“《矛盾論》不如《實踐論》那篇文章好”（《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頁）所以在《毛選》出版時所做的修改也要多些，但是這種修改也是由毛澤東自己做的。這一點，可以從1951年3月8日毛澤東寫給陳伯達、田家英的信和同月15日寫給田家英的信里看出來：

1951年3月8日的信

“伯達、家英同志：

“《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給伯達看，一份送我再看。論形式邏輯后面幾段，詞義不暢，還須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加入這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不知你們感覺如何？此點將來再決定。

“你們暫時不要來，待《矛盾論》清樣再看過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來，時間大約在月半。

 “毛澤東

                                          “三月八日”

1951年3月5日的信

“家英同志：

“《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

“凡校對，都須將原稿連同清樣一起送來。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請送來。

                                    “毛澤東

                                          “三月十五日”

（轉引自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電子書】）

在這里，人們看到，1951年，當毛澤東修訂《矛盾論》時，對于文章內容的修改都是親自做的，既沒有要陳伯達去做，也沒有要其他人去做。陳定學說后來的《矛盾論》“很可能是陳伯達撰寫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5.駁陳文所謂的《矛盾論》是經艾思奇補充而形成的謬論

陳文還說，“艾思奇到延安后，對《矛盾論》和《實踐論》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這些意見大都被毛澤東納入文中。海外學者通過文獻比對等研究，認為《 矛盾論 》《 實踐論 》等著作，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有“難以計數的相似之處。”比如，《矛盾論》的第四部分題為“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艾思奇的數篇作品幾乎雷同。”

這個說法符合事實嗎？

我們知道，艾思奇是1937年10月經西安到延安的，比陳伯達到延安的時間還晚一個月。毫無疑問，那時毛澤東在抗大的哲學課早已上過。毛澤東在寫《矛盾論》的過程中有沒有參考艾思奇的著作呢？從他1936年寫給葉劍英、劉鼎的信里可知，毛曾經讀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而且認為它是一本有價值的書，但是，在《大眾哲學》里對于對立統一法則講得很簡單，并沒有作太多的發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問題也沒有提到，當然也就談不上毛會對它進行抄襲和改寫了。在延安，毛澤東還曾讀過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評價也很高，不過這本書也沒有就上面提到的那些問題做過什么發揮，毛自然也不存在抄襲和改寫的問題。毛對此書曾經做過“批注”，對其中的有些說法也有批評的意見。毛曾去過艾思奇所住的窯洞，二人曾經有過徹夜的長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毛說艾“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天下第二好人” ，因為他的《大眾哲學》使十萬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為革命立下了很大的功勞。至于陳說《矛盾論》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有“難以計數的相似之處”，還特別說，“《矛盾論》的第四部分題為“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艾思奇的數篇作品幾乎雷同”，經查相關資料，這些說法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艾思奇在延安期間，除教課和主編過《中國文化》和《解放日報》外，還主持編輯了一本《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這是毛澤東提出要編并且提出要在兩個月完成的任務，在艾思奇的帶頭和組織領導下按時完成了這個任務，毛澤東對此很高興，后來還將此書列入“干部必讀 ”書中。另外，他還編了一本《哲學選輯》，于1939年由解放社出版。這本書從蘇聯出版的哲學教科書中選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新哲學大綱》三本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一書里輯錄了相關的內容，搞了一個拼盤，編成了此書。其中的第三章選自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第三章，如前所說，李達的《社會學大綱》講對立統一法則，并沒有講《矛盾論》里講一些內容，又怎么說得上《矛盾論》與之雷同、抄襲了該書呢？再說，艾思奇只是《哲學選輯》的編者，而并不是此書的作者，硬把艾思奇拉來說事也是毫無道理的。陳文的注還提到了《講授提綱》和《艾思奇哲學選集》，我在圖書館查找艾思奇的論著，沒有找到這兩本書，甚至北大圖書館和大學數字圖書館合作計劃（CADAL）數據庫也沒有能此二書，不知陳文所出何據？很可能又是一個花招！不過在《艾思奇文集》第2卷里看到了艾思奇在1957年1月付印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其中在第八章（“辯證法的普遍規律”）的《甲》部（“事物的對立統一規律”）下面看到了大體與《矛盾論》相同的觀點和框架體系：“一 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三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四 對立的同一性和斗爭性”；“五 都知道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形式”。（《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1-609頁）我想，這大概就是陳文所說的《研究提綱》和《艾思奇哲學選集》吧，但是此書產生于50年代中期，晚于毛澤東的《矛盾論》差不多20年。如果要說“雷同”，那就不是毛澤東與艾思奇“雷同”，而是艾思奇與毛澤東“雷同”。應該說，出現這種現象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走到了哲學家的前面，難道哲學家不要向毛澤東學習嗎？更何況，這里是教材，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本來就是政治理論課的使命，相同是很正常的，不同才是奇怪的。但是，陳文顯然應該把時間弄清楚，問題是毛澤東的《矛盾論》的寫作是在1937年，修改是在1951年，而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付印甚在1957年，誰在先，誰在后，這本是朗如白晝的事實，怎么能說在先的毛澤東的《矛盾論》是抄襲了在后的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呢？這說得通嗎？

陳文最后還有一個“結論”，它說：“ 我們探討了《矛盾論》與蘇聯哲學教科書、與《社會學大綱》、與陳伯達及艾思奇的關系，通過這些探討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矛盾論》的原創并不是毛澤東，《矛盾論》的主要觀點大都是從蘇聯哲學著作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中改寫或抄襲來的。《矛盾論》的原文也極可能不是毛澤東親筆撰寫，而是由陳伯達起草，艾思奇補充，最后毛澤東定稿，這篇所謂的“頂峰之作”、“哲學雄文”就是這樣形成的！”

該文除了這個“結論”，還有一個“副結論”，它說：“ 劉澤華等人對《矛盾論》的質疑并不是胡編亂造、造謠惑眾，而是有事實根據的。”

但是，我們看到，陳文的所謂的“探索”，既不去看相關著述的內容，也不把毛澤東的《矛盾論》與這些著述進行認真的比對，既缺乏研究問題所需要的起碼的常識，也不考慮事實出現的先后次序，一切只憑自己的需要，只憑大腦的想象來取舍材料。我們看到，對于陳定學來說，只有一點是明確的，只要能夠詆毀毛澤東對《矛盾論》，不管什么人曾經講過一句什么話，不管人家是為什么講的，也不管人家講此話的前言后語是什么，只要他認為可以用來詆毀——哪怕只是暫時地詆毀《矛盾論》，他都會像拾破爛一樣拿來作為“武器”使用；如果他認為別人的某些話用來作為武器還不順手，他也可以用掐頭去尾、移花接木等方法，甚至不惜使用“挖心術”對其進行“改造”。殊不知，這樣一來，他就把自己穩穩地放在了“靶子”這種挨打的地位了。這樣的所為也可以叫 “探索”嗎？陳文說他對《矛盾論》已經進行了“五十余年（？）的研究”，但是，從他的“研究成果”來看，他這“五十余年”是白活了。因為在他的“研究成果”里并沒有什么屬于他自己“原創”的東西，而只不過是撿拾起一些別人棄置不要的垃圾來拼湊自己的文章。 這樣的所謂“探索”，這樣的所謂“結論”，究竟還有什么價值？還有幾個人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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