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吠日，無損于太陽的光輝

——駁劉澤華、陳定學等詆毀《矛盾論》的幾篇謗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發表了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寫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歷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標題為“《矛盾論》有抄襲之嫌”。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鳳凰網》和《人民網》的文史頻道的極大興趣，迅速加以轉載。一些非毛反毛的專業戶更是如獲至寶，積極撰文跟進，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大肆污蔑和詆毀，鬧得沸沸揚揚。當然，他們的這種行徑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義憤，網上也登出了許多反駁的帖子。不過，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人們對于事實真相的掌握似乎還遠沒有到位，爭論變成了各說各話而不能真正交鋒，致使問題至今仍未能獲得解決。鑒于這一爭論的極端重要性，筆者也想在這方面作一點努力，希冀對問題的解決能夠有所助益。

四、駁陳定學《“矛盾論”的理論根源》一文的謬說

陳定學反毛澤東的《矛盾論》可謂不遺余力，他還寫了一篇《“矛盾論”的理論根源》，說什么，“‘斗爭絕對論’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爾，也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寧。黑格爾、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矛盾學說的核心是對立面之間的統一、一致或同一，然而列寧卻認為，對立面之間的‘統一’只是暫時的、相對的，而‘斗爭’才是絕對的。黑格爾、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發展是對立面之間的“融合”、統一和轉化，然而列寧卻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按照列寧的解釋，原本是研究‘對立面之間的統一、一致或同一’的矛盾學說，就變成了‘對立面之間斗爭’的學說，矛盾學說發生了質的改變。”文章還說，“《矛盾論》的主要觀點其實是來自于列寧，列寧版本的“矛盾論”才是《矛盾論》的理論根源。”

陳文的上述觀點完全背離了辯證法大師們的有關論述，筆者在本文的上一部分已經有所批駁，此處無需加以重復。在這里，想再就列寧觀點與此前一些哲學家的觀點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觀點之間的關系，毛澤東《矛盾論》的理論根源問題再作一些進一步的闡述。

1.赫拉克利特、黑格爾、馬克思、列寧對于辯證法的偉大貢獻

前面已經指出赫拉克利特是辯證法的奠基人，并且引用過他的一些思想片段。這里想再從列寧的《哲學筆記》里引用一段拉薩爾著作引述的亞歷山大•斐洛的一段介紹赫拉克利特對立統一思想的話:

“因為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在它分為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用古希臘人的話來說，他們偉大而光榮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這個命題置于自己哲學的首位并作為一個新的發現而引以自豪嗎？……（第263頁）

“下面這段話也引自斐洛：

“……宇宙中各個部分也正是如此分為兩半并相互對立：地分為山嶺和平原；水分為淡水河咸水……同樣，氣候分冬和夏，以及春和秋。這一切就成為赫拉克利特關于自然界的著作的材料；赫拉克利特從我們的神學家那里借用了對立面的格言，并給它添加了許多詳細探討過的實例（Belege）。”(第267頁)99（轉引自《列寧全集》帝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0頁）

在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的這些思想無疑是非常卓越的，列寧通過它的《哲學筆記》表明，也從這里吸收了吸收了實現的營養。。

關于黑格爾，前面曾指出他是辯證法的集大成者，并且也引證過他的一些關于辯證法的論述，這里不再贅述。對于黑格爾，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是充分肯定的。馬克思年輕時曾經是一個青年黑格爾派，也就是說，他曾經是黑格爾的門人或學生。后來，費爾巴哈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這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巨大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書里即已認識到，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兒子生父親”，但是，對于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性質，他們從來都是給予充分肯定的。這一點，從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寫的《哲學的貧困》里也可以看出來。在那里，馬克思把蒲魯東和黑格爾加以比較，說了這樣一段話：“如果說，與黑格爾比較 ，他的長處是提出任務并且自愿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問題，那么，他也有一個短處：當他想通過辯證法的生育過程生出一個新范疇時，卻毫無所獲。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為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設定自己與自己相對立的范疇，而是在范疇的兩個方面中間轉動、掙扎和沖撞的蒲魯東先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45頁）此處的譯文與陳文引用的譯文有所不同，可以看出，新譯文既反映了馬克思對黑格爾和蒲魯東“兒子生父親”的唯心主義的批判，也反映了馬克思對于黑格爾辯證法兩個方面、共存、斗爭和融合的肯定以及對蒲魯東不懂辯證法、提出清除范疇的壞的方面的錯誤的否定。在這里，馬克思清楚地說明了對立統一包括“共存”、斗爭”和“融合”，而不是陳文所說的沒有斗爭內容的所謂“融合”。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里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自己的辯證法進行了比較分析。我們知道，當時德國學術界有一些人要把黑格爾作為“死狗”拋棄，馬克思則公開聲稱，他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并且在關于價值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非常廣泛地運用了辯證法。比如他在《資本論》里講“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講“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講“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轉化為資本”，講“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講“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講“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等等，可以說，這些無一不是在運用辯證法，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當然，他也運用了量質互變和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比如他講貨幣轉化為資本、講小業主轉變為資本家，都強調資本必須達到一定的最低限，否則轉化是不可能的。他在講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時運用了“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但這絕不是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樣，是套用黑格爾的正、反、合的三段論“公式”，而是如同恩格斯所說的，“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歷史的和經濟的證明之后才繼續說”“這是否定的否定”的，杜林硬說馬克思用否定的否定是“不得不在這里執行助產婆的職能”，恰如恩格斯所批評的，“這是對辯證法的本性的根本不了解”。（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477頁）。實際上，不僅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充滿了辯證法，充滿了對立統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它論著里也都是這樣。在馬恩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里，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里，也都充滿著對辯證法和對立統一的運用：馬恩把人類的文明史看作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看作是社會革命的動因，把勞資之間的階級斗爭看作是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把統治階級的思想看作是社會的統治的思想，把私有制的出現看作是從公有制內部產生出來的，而認為共產主義革命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消滅私有制。所有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對唯物辯證法的運用，是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運用。不僅如此，在寫作《資本論》手稿的過程中，馬克思還曾想寫一本闡述辯證法的書。他在1858年1月14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種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愿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頁）但馬克思為了寫《資本論》始終沒有能夠抽出時間來做這件事。十年后，他在1868年5月9日寫給自學成才的工人哲學家約•狄慈根的信里又再次提到這件事，說“一旦我卸下經濟的負擔，我就要寫《辯證法》。辯證法的真正規律在黑格爾那里已經有了，自然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須把它們從這種形式中解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頁）這里的“一旦我卸下經濟的負擔”，經查德文原文為Wenn  lch  die  ökonomische  Last  abgeschüttelt，(《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4年版，第547頁)  其中ökonomisch 有“經濟學的”、“經濟的”、“節儉的”諸義，Last 有“重量”、“負擔”、“累贅”等義，根據馬克思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具體的語言環境，我認為ökonomische  Last 應譯為“經濟學的重負”比較準確。因為馬克思當時雖然仍然很窮困，但他真正缺少的是時間，他是因為要寫《資本論》而沒有功夫做別的事情，而他在10年前講同一件事時也是說“如果我以后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這一切都是因為他要寫《資本論》這本經濟學著作而造成沒有“功夫”的；他希望早日完成《資本論》這本經濟學著作，也就是卸下寫《資本論》的重負，他就能夠“有功夫”寫《辯證法》一書了。現在譯為“卸下經濟上的負擔”看來是不準確的。事實也是這樣。1867年雖然已經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但并沒有改善他的生活狀況，因為稿費少得可憐。他自己曾說，《資本論》的稿費還不夠他抽雪茄煙。而接著就忙于第二版的修訂出版和法文版的譯文的校譯。再下來，他要修改第二卷毛和第三卷的手稿，而為了要寫作《資本論》第三卷中關于農業和土地問題的部分，又多方搜求俄國和美國的有關材料。為此他還在晚年學習了俄語。這樣，他要寫《辯證法》一書的愿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直都沒有能夠實現。當然，對于杜林和施泰因“以黑格爾范疇作為外殼的死板的三分法，把各式各樣的渣滓無意義地堆積起來”，馬克思是堅決反對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頁》

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對于辯證法也給予了極大辯關注。為了研究自然辨證法，他離開了曼徹斯特的事務所，從1870年起又回到倫敦。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家用辯證法來考察自然現象的還“屈指可數”。所謂用辯證法考察自然現象，也就是從“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從它們的產生和消逝去考察”自然現象。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他說，“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經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并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運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頁）他用了8年時間和很大精力來從事這一工作，但是，由于要寫《反杜林論》和馬克思去世后要整理《資本論》的遺稿，這一工作時斷時續，直到他逝世，《自然辨證法》還是一個未完成稿。應該說，恩格斯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未最終完成也是令人遺憾的。恩格斯在寫作《反杜林論》和《自然辨證法》過程中對于黑格爾和辯證法有許多論述，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這些論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馬克思未能寫作《辯證法》一書的不足，是彌足珍貴的。比如他認為，“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里只限于考察這種作為從康德以來的整個運動的完成的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于它徹底否定了關于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頁）他還說，“近代德國哲學賊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提奚兆，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部聯系。”當然，“黑格爾沒有解決這個任務”，“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363頁）當然，這個任務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解決的。

至于列寧，他無疑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出生于1870年，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半個世紀，而且在列寧和馬恩之間還橫隔著一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統治的時期。但是，列寧非常勤奮和刻苦，他通過堅持不懈的學習，不僅大大縮短了與馬恩之間的距離，而且也大大縮短了與黑格爾之間的距離。早在青年時期，他對馬克思和格式的基本著作就已經非常熟悉，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里就以知識的淵博而聞名。列寧不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精深的研究，對黑格爾的著作也有精深的研究。這一點，從他寫的《哲學筆記》等著述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列寧的《哲學筆記》，不僅有對馬恩著作的筆記，而且有大量黑格爾著作的筆記，包括《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關于論述黑格爾“邏輯學”的各家著作的書評的札記》、《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黑格爾“歷史哲學講演錄”一書摘要》、《黑格爾辯證法〈邏輯學〉的綱要》等等。可以說，黑格爾著作的摘要在《哲學筆記》里處于中心的地位。可見，列寧對于黑格爾辯證法的高度重視。正是在《哲學筆記》里，他說出了這一警句：“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同上，第151頁）列寧當然不會做這樣一個不理解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真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學》，其實正是為了理解馬克思，理解《資本論》，并且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決當時的實際問題。當然從客觀效果來看，他在《哲學筆記》中對辯證法和對立統一所作的一些闡述和發揮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貢獻。在《哲學筆記》里，列寧還說，“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9頁）這個觀點同樣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一大貢獻。

我們從列寧的其他著述里同樣也可以看到他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視程度和評價之高。在《卡爾•馬克思》一文的“馬克思的學說”部分專門設有“辯證法”一節，其一開頭就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黑格爾辯證法這個最全面、最富有內容、最深刻的發展學說，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成就。他們認為，任何其他全歸于發展的原理、進化的原理的說法，都是片面的、內容貧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會的實際發展過程（往往伴有飛躍、巨變、革命）弄得殘缺不全”（《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頁）

列寧對于辯證法的貢獻，還在于他繼承了前輩辯證法大師的思想，特別突出了對立統一規律。他認為，“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頁）他還說，“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參考拉薩爾的《赫拉克利特》一書第3篇（《論認識》）開頭所引的斐洛關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話），是辯證法的實質（是辯證法的‘本質’之一，是它的基本特點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說是它的基本特點或特征）。黑格爾也正是這樣提問題的（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學》中經常為此絞盡腦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爭）。”（《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56頁）

可以說，列寧突出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不僅可以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根據（比如前引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里講的那段話），而且可以從黑格爾那里找到根據，甚至可以從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到根據（如前引斐洛的那些話），可以說，它具有非常豐富的理論根源和極其充足的理論根據；這個根源或根據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里，怎么在陳文看來，列寧的觀點竟然是沒有理論根源或沒有理論根據的呢？

 2.從毛澤東的讀書經歷和《矛盾論》的引文看它的理論根源

陳文說，“毛澤東的《矛盾論》以及蘇聯哲學家們關于矛盾的觀點與黑格爾大相徑庭，他們認為矛盾學說的核心是對立面之間的‘斗爭’，對立面之間的斗爭是絕對的、你死我活的，矛盾的兩個對立面決不可能‘融合’、‘和解’或‘同一’。可以看出黑格爾的‘矛盾論’與毛澤東的《矛盾論》以及蘇聯哲學家們關于矛盾的觀點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既然存在著巨大的分歧，那么，《矛盾論》的理論根源決不可能是黑格爾。”

陳文如此武斷地說毛澤東似乎只讀過蘇聯的哲學教科書和列寧的著作而沒有讀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沒有讀過黑格爾和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這實在是非常令人吃驚的。

在陳定學看來，毛澤東出身于農民家庭，學歷只是中師，沒有上過大學，更沒有留過學，是個“土包子”，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是不了解的。其實，毛澤東的學問很淵博，不僅對于中國的文史哲有極其深刻的了解，對于國外的哲學和社會科學也有極其豐富的知識。這一切，都來源于他的好學習、好讀書。我們知道，毛澤東一生都酷愛讀書。當然，幼年在韶山讀私塾，先是讀《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一類開蒙的書，接著又了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家經典，雖然那都是帶強制性讀的，他并不喜歡，但也給他打下了一個進行讀寫的初步基礎；而他在此間偷偷閱讀的許多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也給他了解中國的社會歷史以很大的幫助。后來到湘鄉東山小學讀高小，接觸到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和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又使他對西方資產階級的的政治社會制度開始產生了興趣。辛亥革命后他曾去當兵，他利用發的軍餉訂閱報刊和購買書籍，這樣，又進一步增添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興趣。當時《湘江日報》討論“社會主義”，毛就是從那里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民國成立以后，他認為參軍的目的已經達到，于是又退出軍隊，準備繼續求學。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湖南省立一中，但對這所學校的管理卻頗不滿，讀了半年，就決定退學自修。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讀書。如此自修了半年，讀了許多中外哲學社會科學的名著。比如讀了盧梭的 《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還讀了嚴復翻譯的一系列名著，如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毫無疑問，這些書使他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與此同時，他還讀了許多歷史、地理、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由于這樣的自修遭到了其父的反對，他只好放棄。于是又考入了長沙第一師范。在那里，他遇到了恩師楊昌濟。楊昌濟曾留學日本和英國，他的倫理學課程成了毛澤東最愛聽的課。毛澤東還常常到楊先生家去登門請教，而楊也把毛澤東視為最得意的門生，刻意加以培養。毛由是而確定了自己的“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這期間，他讀了大量的中國古代的歷史典籍。一師畢業后，為組織湖南同學赴法勤工儉學，毛來到北京，并且成了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此時，他受《新青年》的影響，思想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在20年代后他閱讀了馬恩的《共產黨宣言》、驕傲刺激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書，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共產主義遠東的歷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決心為共產主義的事業而奮斗。但是，自從上井岡山以后，閱讀書報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由于敵人的封鎖，要得到書報變得極其困難。這一點，從毛澤東在1929年11月28日寫給中央的信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在信中說，“唯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當時的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紅旗》[當時的中央機關報]，《列寧主義概論》[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基礎》一書當時的譯名]，《俄國革命運動史》[瞿秋白著]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寄付地點‘   ’。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頁）同日 ，他還致函時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長的李立三，謂“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同上，第28頁）。這種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渴求，在1932年4月打下漳州后，得到了相當大的程度的滿足。原來紅軍在打下漳州后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戰利品，——在漳州中學圖書館找到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和一些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當時裝了一籮筐，其中就有吳黎平翻譯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一些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翻譯出版的馬列著作。毛澤東得到這些書書如獲至寶，甚至在反圍剿和長征過程中都將其帶在身邊，手不釋卷、如饑似渴地進行學習。劉英曾經回憶說，“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杠杠。”吳黎平在回憶里也談到毛澤東在長征路上讀《反杜林論》一事。（逄先知：《毛澤東讀馬列著作》，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 22-23頁）由于打下漳州的時間是1932年4月，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出版的一些論述辯證法的著作，如列寧寫的《卡爾•馬克思》，斯大林寫的《列寧主義概論》，河上肇輯錄的《辯證法經典》（其中載有列寧的《關于辯證法問題》等文），毛澤東也是讀過的。雖然毛澤東也很重視同時代人寫的哲學教科書和通俗讀物，也確實從這些著述里吸取了營養，但是，他對于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學習社會科學名著，無疑放在更加優先的地位。至于在學習過程中注意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更是他的目的所在。應該說，這些才是他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真正源頭和動力。

在這方面，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介紹了毛澤東當時（1936年-1937年）學習和研究哲學的一些情況。他寫道：“毛澤東是一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哥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 1979年版，第67-68頁）。

1965年斯諾再次問毛澤東，問他“1937年以前，你抽出時間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嗎？”毛澤東回答說，“他讀過黑格爾，在那以前還讀過恩格斯。”（《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頁）這里顯然是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毛澤東讀書的這些經歷說明，《矛盾論》的理論根源，絕不像陳文所說的那樣，只是來源于蘇聯的哲學教科書和列寧的哲學著作。和列寧一樣，毛澤東讀書的范圍極其廣泛，無論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著作，該是西方古代哲學家的著作，還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他都有廣泛的接觸和深入的了解。比如他讀陳伯達寫的《墨子哲學思想》，他就想到了“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是你的一大功勞”顯然，在這之前他對赫拉克利特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

我們通過上面所說的毛澤東的讀書經歷，可以清楚地知道，《矛盾論》的理論根源，絕不僅是讀了一些蘇聯的哲學教科書，頁不僅是列寧的一些哲學著作。雖然這些哲學教科書的作者在蘇聯直接感受到列寧《哲學筆記》發表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等書中也引用了《哲學筆記》中的一些論述，但是，他們對于列寧所特別強調的“對立統一規律”卻是認識不足的，這表現在他們沒有將其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在《教程》論述辯證法的該書第三章，所用的標題竟然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不是把列寧所一再指出和強調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作為辯證法的根本規律，而是把“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作為“辯證法的根本法則”，這是非常讓人費解的。不僅如此，在第三章具體論述中也是把與“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相關的第1-3節即“發展的量的規定性”、“發展的質的規定性”、“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法則”排到了前面的突出地位，而在第4-10節論述與對立統一規律有關的內容，最后在第11節論述“否定之否定的法則”。這樣一個總標題和具體的排序，顯然是和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強調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本質”、“基本特點或特征”的論述顯然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當然不會按照這些哲學教科書的觀點來寫《矛盾論》，但是，他會按照列寧根據辯證法大師們的觀點又有所創新的觀點來撰寫《矛盾論》，這又是順理成章的。，

毛澤東寫作《矛盾論》的理論根源，我們還可以從《矛盾論》所引述的著作里看出來。

《矛盾論》中引證的馬列著作很多，當然，引用最多的是列寧的《談談辯證法問題》，一共引了7次；其次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一共引了4次；再次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一共引了2次；此外還有列寧的《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再論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在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上作的批注和評論》等，各1次。可見毛澤東的《矛盾論》的理論根源絕不僅限于列寧著作，當然還應包括馬恩的著作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來源德國古典哲學在內以及西方和中國的古代哲學。

3.以“回到馬克思”來否定列寧和毛澤東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

近幾年來，不斷有人提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 ，而是列寧主義。還有人提出，要“回到馬克思那里去”陳文否定列寧對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的論述與馬恩觀點的聯系。這種動向，值得引起我們的嚴重注意。

最近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部主任周為民在《北京日報》的《理論周刊》上撰文說，“正本清源，‘回到馬克思’，就是說，要把‘原版’、‘足本’的馬克思主義與經過蘇聯人取舍、解釋和發揮的，由斯大林概括并命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區別開來。它與馬克思主義有重大差別，與列寧的很多思想也有重大差別。脫離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階級斗爭理論，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體制，個人迷信盛行的現象等等，都與之有直接的關系。這些都是與馬克思主義不相符合的，但長期被視為馬克思主義。長時期中存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問題，實際上真正的要害是對第三國際的、蘇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論的教條化問題。”（周為民：《當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需要解決的四個問題》，《北京日報》2011年11月28日）

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人為地割裂開并且對立起來，擺出一副要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讓馬克思主義更加純潔的樣子，其實，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用各個擊破的辦法先否定斯大林、接著否定列寧和毛澤東、再進而達到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和整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目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包括周為民在內的這些現在主張“原版”、“足本”，主張“回到馬克思”的先生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人們并沒有得健忘癥。他們的言行可以幫助我們對他們現在的這一主張做一個很好的注腳。同樣，周文所說的“長時期中存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問題，實際上真正的要害是對第三國際的、蘇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論的教條化問題”也足以把他所謂的“回到馬克思”，要搞“原版”、“足本”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的虛偽性暴露得清清楚楚。

人們要問，歪曲《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恩著作與“對第三國際的、蘇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論的教條化”有關嗎？借口“要管用”、“大本頭”是專業人員讀的，不提倡學習《資本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使馬克思主義邊緣化，是為了解決“對第三國際的、蘇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論的教條化”問題嗎？這個說法在邏輯上說得通嗎？

周文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命題及其理論內容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它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而恰恰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和方法上的返本開新。”

看看所謂“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容，就知道它它究竟來自何處。弄清這個問題其實本不困難，只要看看今天的社會現實，并且把它和改革開放以前作一個對比就很清楚了。這里究竟有多少“原版”和“足本”的馬克思主義呢？外國人是旁觀者，他們老早就把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叫做“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了。你說他們是污蔑嗎？看來不能。所幸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還在，雖然現在自上而下讀的人很少，但是總還有人曾經讀過這些馬恩著作，是不難進行這樣的比較的；雖然在所謂主流報刊上已經很少見到認真研究馬恩著作的文章，但是，在網絡發達的今天，這樣的文章總還沒有絕跡，人們也不難作出自己的比較。

說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的歷史進步意義”，其實，現在早已不是什么“對蘇聯模式的否定”了，連“列寧主義”也在掃除之列了。這一點，在周文一開始已經說得很清楚，何必還要遮遮掩掩？在歷史上，從來都是帝國主義者以及他們的御用文人成天想著要消滅蘇聯、否定列寧的。人們不會忘記歷史：十月革命后，當十四個國家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時，英國保守黨的政治家丘吉爾曾經聲稱，“要把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里”。但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進步人類卻把列寧親自建立的蘇聯當做社會主義的“頭生子”，對它倍加愛護，給以堅決的支持和援助。蘇聯先是在在列寧領導下，后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建成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且把本來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發展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在二戰中，它戰勝了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決定性力量。毛澤東對于斯大林雖然也有不滿和看法，但是他堅持認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從來就是十月革命所開始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點，估計到這些特點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論是在革命事業中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我們都充分地利用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豐富經驗，使自己可以減少或者避免許多錯誤，可以比較順利地進行自己的事業，雖然中國人們面前的困難還很多。”（《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頁）不知為什么現在有些人對于蘇聯的道路和經驗是那么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感情？又是出于什么動機？值得人們深思。順便要說一說，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但是，當年的蘇聯人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在懷念他們曾經生活于其中的那段歷史，你們用這樣的語言來否定人家的歷史，是不是文明？是不是友好？如果別人也用極不友好的語言來談論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歷史說三道四，你們的感覺又將如何？有人喜歡孔老二，他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些人也很喜歡說，這是不是也應該見之于行動呢？

周文和陳文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對立起來，看成是互不相容的，我們要問：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真的是互不相容的嗎？在我看來來宣揚這種觀點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起碼也是無知。我們知道，在19世紀末葉，第二國際和歐洲一些國家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中曾經出現了一股修正主義思潮，他們磨滅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鋒芒，把馬克思主義“修正”成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的東西，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恩格斯晚年曾與這種修正主義思潮進行過堅決的斗爭。他去世以后，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特別是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也與這種修正主義思潮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是一場捍衛馬克思主義、保持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斗爭，正是這個斗爭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貌和革命精神。就此而言，所謂列寧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也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當然，列寧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也有發展。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資本主義新出現的經濟現象——壟斷以及與之相關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得出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結論。他還研究了資本主義在其最新發展階段所具有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從而得出了社會主義有可能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某個薄弱環節首先取得勝利的結論。這兩個結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庫。在列寧的領導下，除了進行俄國的革命外，還恢復了馬恩所肯定的“共產黨”的名稱，并且組織了與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根本不同的第三國際（亦稱或共產國際），積極領導了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東方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又重新由低潮走向高潮。鑒于列寧的偉大功績，斯大林在列寧逝世以后將列寧的偉大貢獻加以升華，稱它為“列寧主義”，并且給它下了一個定義，稱它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對馬克思主義。”（《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頁）很明顯，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所以后來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說法。

在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個非常正式的說法。這個說法跟可能來自蘇聯，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時？據我的初步了解，中國共產黨最早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是在1938年5月5日，那天是馬克思誕辰120周年，為了紀念這個日子，中共中央為培養黨的干部而建立的“馬列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的簡稱）在延安正式開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也正式開始使用。而從《毛澤東選集》使用該詞的情況看，在1938年10月14日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報告之前，一般都是用“馬克思主義”，而在做這個報告時開始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里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提法也寫進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后歷次修改對指導思想雖然有所增加，但這一提法本身都沒有改變。現在周文要把其中的“列寧主義”去掉是不是太“無法無天”，太缺乏法律觀念了？或許有人會說，《憲法》也可以修改呀。這是某些有權的人才會講的話。但是不要忘記：這個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在這個問題上，萬萬不可忘乎所以，為所欲為；否則，人民是不會答應的。

在這個問題上，陳、周都想丟掉列寧，跨過列寧這個階段。但是歷史是不能篡改的，也是不能割斷的，我希望他們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能夠慎重行事，不要走得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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