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吠日，無損于太陽的光輝

——駁劉澤華、陳定學等詆毀《矛盾論》的幾篇謗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發表了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寫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歷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標題為“《矛盾論》有抄襲之嫌”。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鳳凰網》和《人民網》的文史頻道的極大興趣，迅速加以轉載。一些非毛反毛的專業戶更是如獲至寶，積極撰文跟進，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大肆污蔑和詆毀，鬧得沸沸揚揚。當然，他們的這種行徑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義憤，網上也登出了許多反駁的帖子。不過，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人們對于事實真相的掌握似乎還遠沒有到位，爭論變成了各說各話而不能真正交鋒，致使問題至今仍未能獲得解決。鑒于這一爭論的極端重要性，筆者也想在這方面作一點努力，希冀對問題的解決能夠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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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劉澤華教授所謂的《矛盾論》抄襲《社會學大綱》說起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12/283357.html

二、陳定學《“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一文的謬誤和花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12/283364.html

三、駁陳定學《“矛盾論”的四大缺陷》的狂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12/283359.html

四、駁陳定學《“矛盾論”的理論根源》一文的謬說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12/283360.html

五、毛澤東的《矛盾論》一書偉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12/283361.html

 一、從劉澤華教授所謂的《矛盾論》抄襲《社會學大綱》說起

據劉澤華教授說，1971年夏，為了批判陳伯達的假馬克思主義，南開組織了一個由牛星熙、郭士浩、封毓昌和他自己一共四人參加的小組，把一些可疑的書刊盡量找來審查。其中有一本《社會學大綱》，沒有署名，但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著作，是“河北商專”的教材，石印本，大約是上世紀30年代初印刷。由于陳伯達在那個時期活動于京津一帶，于是懷疑是他的著作。在查閱中，封毓昌發現這本書在論述“矛盾”問題上，與毛澤東的《矛盾論》多有雷同之處。他不敢聲張，悄悄地讓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論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觀點上，有些語句幾乎相同。到70年代末，我多次建議封把這件事弄清楚，封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會學大綱》的作者是楊秀峰，于是他給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楊秀峰去信詢問，楊讓其秘書給封回了信，證實了該書的作者確是楊秀峰，但同時轉述了楊的意見，此事不要提了，《大綱》中的論述也不是他的創見，是從蘇聯學者轉述過來的。但劉又多次請封從學術史的角度把事情寫出來，但封總說等等、等等，等到現在，人都老了，《社會學大綱》圖書館也不知去向，無法核對，以致封說，“不找麻煩了”。可是，并非發現者的劉澤華卻積極性很高，不僅不與“發現者”封毓昌商量核實，也不和當年四人小組其他兩個成員商量核實，就憑自己并不準確的記憶和印象將這事“寫出來”了，而且還鮮明地亮出了他的結論：“《矛盾論》有抄襲之嫌”！看來，劉教授是很有一些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的。

1.所謂楊秀峰寫的《社會學大綱》成了一樁無頭案

劉文上網后，有網友激于義憤，對劉文所謂的“《矛盾論》抄襲《社會學大綱》”問題迅速撰文進行了批駁，指出: “《社會學大綱》是黨的一大代表、我國著名哲學家李達所著，1937年5月由上海筆耕堂初次出版，根本不是什么陳伯達，或者楊秀峰寫的。”文章還指出，“毛主席于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批讀此書，批讀原件《讀李達著<社會學大綱>一書的批注》，現刊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7年5月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毛主席1938年2月1日開始的《讀書日記》，逐日記錄了他1月17日起讀《社會學大綱》的情況，從第1頁到第852頁，一頁不拉，到3月16日讀完。”而“《矛盾論》寫于1937年8月，此時他還根本沒有批讀《社會學大綱》！”文章并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本書從上海出版后寄送到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延安，三個月時間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寄送到了，一本854頁的書，毛主席要讀完、要“抄襲”，也根本來不及。”

不過，這一批駁也確實過于匆忙了一點。作者以為《社會學大綱》就是李達撰寫的一本，殊不知用《社會學大綱》這一書名寫書的不僅有李達，還有其他不少人。據我所知，許多資產階級社會家都曾用這一書名寫過他們的社會學教科書。我查了一下，在中國，用這個書名編寫或編譯過《社會學大綱》的人就可以數出一大串，他們是：孫本文、吳景超、潘菽、游嘉德、黃凌霜、吳澤霖、楊開道、朱聚仁、曹源文、李劍華、黃國璋等。當然，也有人用《社會學大綱》這個書名來寫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材。在這方面，李達當然是其中著名的一個，但也不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從世界范圍來說，最早把歷史唯物主義稱作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是布哈林。他在1921年寫了一本《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其副標題就叫做“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教材”。 他在該書 “導論”的第6節還專門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論述：“工人階級有自己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學，它的名稱是歷史唯物主義。從根本上說，這一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它又叫作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或簡稱為‘經濟唯物主義’。這種最富有獨創性的理論是人類思維和認識的最銳利武器。借助于它，無產階級可以搞清楚社會生活和階級斗爭中一些最復雜的問題。借助于它，共產黨人曾經正確地預言過戰爭、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預言過不同的政黨、集團和階級在人類所經歷的偉大變革中的作為。”而在此之前，“所謂‘社會學’有時被理解為有關原始文化和人類共同生活基本形式（例如家庭）的起源的科學，有時被理解為有關形形色色‘一般’社會現象的非常含糊不清的論述，有時被理解為不加批判地把社會同有機體類比（社會學中的有機論學派即生物學派）如此等等。”布哈林指出，“這些論調都是不正確的。首先，我們不應當從籠罩資產階級陣營的一片混亂中給我們制造混亂。歷史唯物主義處于怎樣的地位呢？它不是政治經濟學，也不是歷史。它是關于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一般學說，也就是社會學。其次，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研究歷史的方法，這一情況決不抹殺它作為社會學理論的意義。一門較為抽象的科學給不大抽象的科學提供觀點（即方法），這是很常見的。”（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頁）布哈林的這些說法究竟對不對呢？列寧曾經給予布哈林以十分高度的褒揚，同時又給予他非常中肯的批評，說他“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煩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5頁）應該說，布哈林把社會學區分為資產階級社會學和無產階級社會學，提倡以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社會科學的研究，這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取代某一門社會科學的研究，這就不符合辯證法了。我國30年代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把哲學稱作社會學，固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受布哈林上述觀點的影響。據我所知，不僅李達的哲學著作被稱作《社會學大綱》，1932年陳豹隱（即陳啟修，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因在國內被通緝，故改用此名，并流亡日本）寫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也用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這樣的書名。看來都與布哈林的上述觀點有關。新中國建立以后，1952年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在全國取消了社會學系，顯然也是受布哈林這個觀點的影響。應該說，認識社會學的階級性，劃清無產階級社會學和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界限，是完全正確的。就這一點來說，布哈林不愧是列寧所說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但是，把歷史唯物主義等同于無產階級的社會學，用哲學來取代具體的社會科學，那就正好應驗了列寧對他的批評：“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它可以指導各個研究領域的具體科學，但卻不能取代各個領域的具體科學；可以用一般來指導特殊和個別，但不能用一般來取代特殊和個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界整風時曾說，“政治并不等于藝術，一般宇宙觀也并不等于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頁）毛澤東的這句話，無疑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是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在30年代，人們還缺乏這樣的認識，布哈林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的觀點還有很大的影響，那時的人們用“社會學”或“社會科學”表示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就不奇怪了。

當人們一聽說《社會學大綱》就斷定是指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時，應該考慮一下，劉文所說的“抄襲”的具體內容是“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觀點”，可是查了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其中并未談到這些觀點。而且，劉文已經明確地說了，他所說的《社會學大綱》的作者是楊秀峰而并不是李達，并且此事還得到了當時仍健在的楊秀峰本人的確認。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以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來說事，就不免是張冠李戴（應說是“楊冠李戴”）、無的放矢了。

問題是，究竟有沒有楊秀峰寫的《社會學大綱》呢？我曾查了南京圖書館和南大圖書館的館藏目錄，無論是用“題名”《社會學大綱》還是用“責任者”楊秀峰都沒有搜索到這本書。在大學數字化圖書舘合作計劃（CADAL）數據庫里也沒有查到此書。結果，劉教授所說的楊秀峰寫的《社會學大綱》竟成了一樁無頭案。

2.楊秀峰的講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而不是什么《社會學大綱》

無奈之下，只好又回到劉文。劉文在描述楊秀峰所編寫的這個《社會學大綱》時說，“沒有署名，但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著作，是‘河北商專’的教材，石印本，大約是上世紀30年代初印刷。”既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那應該是正式出版的書籍，但是我們從“沒有署名”，“是‘河北商專’的教材，石印本”上又可以斷定，這是一本未經公開出版而由學校內部印行的講義。因為按照通常的做法，學校印發的講義一般都不署編寫教師的姓名，其印刷的方式多為油印，當然也可能有石印的，不過少之又少，至于鉛印的講義，恐怕只有個別的例外，一般是沒有的。對于油印，人們過去都很熟悉，只是在有了復印機后它才被淘汰。至于石印，那是一種由奧地利人在19世紀上半葉發明而于下半葉由傳教士傳入中國的印刷技術，其方法是將要印的內容用特制的化學材料書寫在專門的紙上，再將此紙覆蓋于平滑光潔的石板上并且加壓，然后再揭去此紙，要印的內容就“轉寫”到石板上了。最后再在石板上刷上油墨并送紙進行印刷，所需的印的印品就印在紙上了。石印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非常盛行，幾乎完全取代了傳統的雕版印刷。1902年嚴復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原富》就是由南洋公學石印的（參見拙作《關于嚴譯“原富”一書的幾個問題》，載《學術月刊》2003年第9期）。但是，到了30年代后，這種石板印刷又讓位于更先進的鉛字排版印刷，除了一些小印刷社在印一些數量不大的印品時仍沿用石印外，多數正式出版的書籍已不再使用這種印刷方式了。至于楊秀峰這份講義的印刷時間，劉說是“上世紀30年代初”，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因為30年代初的楊秀峰還在國外，根本就不在國內，怎么可能在河北法商學院教書寫講義呢？根據楊秀峰的傳記材料，楊秀峰于1929年秋赴法國留學，進巴黎大學社會學院學習。在那里，他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于1930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1年9.18事變后，他因為領導當地華僑和中國留學生進行抗日示威游行而遭到法國當局的拘捕，并于1932年2月被驅逐出境。他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到蘇聯列寧學院學習。在列寧學院，他因反對王明對于陳郁（解放后曾任廣東省省長）的錯誤批評而遭迫害，被遣送到烏拉爾山的加里寧鐵礦做電工。1933年1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決定他回國到蘇區工作，因赴蘇區有困難，故又決定改以公開身份回國。為了增加一些在國外的經歷，以便更容易地取得公開的身份，他又游歷了德國和英國：他于1933年5月到柏林，并參加了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的工作；同年底，他又輾轉赴倫敦，并參加了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的工作。1934年3-4月，他從倫敦返回上海。因當時黨組織遭破壞而未能接上關系，遂又赴日本。直到這年10月才從日本回到天津。就是說，直到1934年10月，楊秀峰才真正回到中國，怎么能說他在“30年代初”就寫出那份講義來呢？事實是，他回國后，先在河北法商學院任教，1935年以后又在北平師范大學、平大法商學院、中國大學、東北大學等校兼課，講授“社會主義史”、“近代產業發達史”、“中國政治史”、“國際政治”“現代政治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方法論”等課程，實際上是以教授的公開身份從事革命活動。他講這些課程，由于觀點新穎并且能夠密切聯系實際，很受同學歡迎，被人們稱為“紅色教授”。與此同時，他還是北平文化界救國會主要負責人之一，積極參加領導了平津的抗日救亡運動，直至1937年2月，因為有人告密，河北法商學院解散，而他也被國民黨反動派所通緝，并被北平師范大學所解聘。（侯剛、麻星甫：《楊秀峰在北京師范大學二三事》，載《回憶楊秀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0頁；麻星甫:《楊秀峰傳略》，載《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38頁）因此可以斷定，楊秀峰撰寫那本講義的時間，不是劉文說的“30年代初”，而只能是在1934年10月到1937年2月這段時間。

實際上，楊秀峰所編寫的講義的名稱，也并不如劉文所說是什么《社會學大綱》，而是上面已經提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楊秀峰的這本講義雖然當時并未正式出版，各大圖書館也沒有收藏，但是，由于楊秀峰是一位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新中國成立后曾經擔任過河北省省長、高等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無論在政界還是在教育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現在要找到楊秀峰編寫的這本講義其實也并不那么困難，只是劉教授太缺少嚴肅認真的態度，一心想著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盡快“寫出來”，沒有下功夫做這件事罷了。當然，要說此事也有一定的難度，那也不是毫無道理，因為楊秀峰在30年代中期任教過的那個河北省法商學院早已不復存在，這當然會給找書帶來一定困難。但是，他曾任省長的河北省還在；他曾就讀過并且兼過課的北京師范大學至今依然存在，并且還是一所名校；他曾擔任過部長、院長和副主席的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國政協也都還在，人們當然不會忘記這位當年教育有方、品德高尚的紅色教授和知名校友，也不會忘記這位這位被徐向前稱為“人民的公仆”、被聶榮臻譽為“高風亮節 楷模永垂”、被宋任窮譽為“全黨楷模”的老一輩革命家。為了紀念楊秀峰誕生90周年和100周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了由彭真題字的《回憶楊秀峰》一書；北京師大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了《楊秀峰教育文選》一書，后又在1997年出版了《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而人民法院出版社也在1997年出版了《楊秀峰文存》一書。在《楊秀峰教育文選》一書的附錄里曾提到楊秀峰在30年代中期所開設的各門課程，其中有一門課程就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在《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里還收錄了該校梁中義教授寫的一篇紹介性的文字——《珍貴的哲學文獻——〈社會科學方法論〉簡介》。粱在這篇紹介的文字里說，“早在12年前，北京師大校史研究室的麻星甫同志，為編輯出版老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楊秀峰同志的文集，送給我他的一本哲學講義讓我閱讀。我們認為這是珍貴的哲學文獻，還是單獨出版為好，因而未收集到文集中。但是，好事多磨，輾轉十多年也未能如愿，愧對革命先輩。時至楊秀峰同志百年誕辰，北京師大決定舉辦紀念活動，才把此書加以兌現。”粱文還介紹了原講義的外觀：“封面上寫著：《社會科學方法論》，‘二十四年度’即楊秀峰同志1935年學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教授時編寫的講義。距今已60年有余。”差不多與此同時，人民法院出版社也在1997年出版了《楊秀峰文存》，更加完整地收錄了楊秀峰一生的主要著述，《社會科學方法論》當然也在其中。不過從其題注看，兩書還有一些不同。《文存》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題注中說，“此為天津河北省法商學院授課提綱，該院及天津寰球印務局印行。”題下所注的出版時間也不一樣，括號里注的是“1936年上半年”。（見《楊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頁）看來，這里所根據的就是“天津寰球印務局”印的“石印本”。至于題目下所標注的“1936年上半年”看起來比法商學院講義標注的“1935學年度”似乎要晚一些，但是“1935學年度”是從1935年9月開始的，它應該到1936年8月才結束，是包括“1936年上半年”在內的，二者其實并不矛盾。這樣一來，劉文所謂的楊秀峰寫的《社會學大綱》其實應該是他寫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就可以確認了。

照理說，劉文既然下了“《矛盾論》有抄襲之嫌”的結論，當然應該拿出證據來加以證明。劉說楊秀峰的這本書在論述‘矛盾’問題上，“與毛澤東的《矛盾論》多有雷同之處”，他顯然應該將《矛盾論》和楊秀峰的講義進行具體的對照，指出《矛盾論》在哪些地方怎樣抄襲了楊秀峰的講義才是。但是，劉文卻只有斷語而沒有提供任何論據，而且據他的說法，這本講義“已經不知去向”。當時那么鄭重其事的一件事，而且當事人都還健在，怎么連書也弄得不知去向了呢？如果他是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這件事的話，也應該想方設法把書找到以后再談“雷同”和“抄襲之嫌”，為什么要在沒有掌握必要證據的情況下，甚至連所謂“抄襲”的書名都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就如此急急忙忙地用污言穢語來丑化和污蔑毛澤東和他的《矛盾論》呢？難道這是一個“最講認真”的共產黨人和為人師表的高校教師所應該做的嗎？

我們從前面梁中義的介紹和《楊秀峰文存》編者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所作的題注里可以得知，現在北京師大出版社重印的《楊曉光社會科學方法論》和《楊秀峰文存》所收錄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其實也就是劉教授所謂的《社會學大綱》，盡管它們的名稱與劉教授所說的的名稱有所不同，但所說的作者和講義的內容卻是一致的；作者都是楊秀峰；而講義的內容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出現這個名稱問題，顯然是劉教授求勝心切，但卻不專心致志，而“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孟子•告子章句下》,《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32頁）把原本應該做的更重要的事情都忘記了，連書的名稱都搞錯了，哪里還找得到書呢？此事不僅使劉教授自己大出洋相，還讓別人因為他的錯誤而白白地浪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在社會上留下了許多罵名。這是咎由自取，不能怪人的。

3.對照《矛盾論》和《社會科學方方法論》，“抄襲”之說純屬污蔑

現在楊書已經弄清，而且又已重新出版，書就擺在面前，問題自然就好解決了。那么，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不是“抄襲”了楊秀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了呢？

這里我們且把毛澤東的《矛盾論》和楊秀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作一對照。

先看《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對矛盾問題的論述。在這方面，該書一共論述了七個問題：

1. 事物內在的矛盾；

2. 要認識事物內在的根本矛盾；

3. 各種矛盾的相互滲透性及同一性；

4. 要找出根本矛盾中之主導的方面；

5. 要把握全發展過程中自始至終的全體矛盾運動；

6. 矛盾斗爭的絕對性與矛盾提議的相對性；

7. 要找出外因及外陰與內因的相互關系。

再看《矛盾論》中對矛盾問題的論述。書中也分七個部分進行了論述：

1.兩種宇宙觀；

2.矛盾的普遍性；

3．矛盾的特殊性；

4.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5.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

6.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7.結論。

從表面上看，兩者似乎也確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處，但是實際上，其觀點和具體的論述差別極大，根本談不上所謂后者“抄襲”前者的問題。

就以《矛盾論》的第一部分的“兩種宇宙觀”來說，楊的講義沒有這個標題，但是引述了李達自日文本轉譯的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的兩段話（大約500字）對這個問題作了極簡單的交代。而《矛盾論》就不同了，毛澤東引用了列寧《關于辯證法問題》里的一段很著名的話，即：“對于發展（進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為發展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復；（二）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接著就結合中國和西方哲學史上的材料，特別是結合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斗爭，對兩種宇宙觀作了相當詳細的闡述（約兩千余字）。這些闡述都是楊秀峰的講義里所沒有的，怎么能夠說《矛盾論》抄襲了楊的講義呢？

再看《矛盾論》的第二、三兩個部分即“矛盾的普遍性 ”和“矛盾的特殊性”，特別是“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結合中國的革命實踐，用很大的篇幅進行了論述，而在楊的講義里根本就沒有談到這兩個問題，甚至連“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這兩個概念都沒有出現過，又怎么能夠說《矛盾論》在這方面“抄襲”了楊的講義呢？

當然，《矛盾論》的第四、五、六部分即“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這些內容在楊的講義里也是提到了的，但是，只要稍加對照，就可以看出兩者的差別其實是很大的。楊的論述除了很少的一些連接的語句外，基本上是直接引用李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陳豹隱寫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這兩本書，基本上沒有自己的闡述。讀了楊的這個講義，甚至使人覺得該講義似乎有些過于粗率了，與毛澤東經過精雕細琢寫成的《矛盾論》簡直沒法相比。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矛盾論》怎么可能“抄襲”楊秀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呢？當然，我們也不能苛求于楊秀峰，他當時剛從國外回來就走馬上任，兩年多時間里僅開出的課程就有六七門之多，還要輾轉于京、津兩地四五個大學之間進行講授，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不僅如此，他作為一個地下黨的負責人還要參加和領導這兩個地方的抗日救亡運動，他的工作明顯是超負荷的。而且，正如《楊秀峰文存》一書的編者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題注里所說，楊秀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只是他講課用的一個授課提綱。毫無疑問，在真正上課時是要在提綱的基礎上加以具體闡述和發揮的。楊秀峰當時講課深受愛國學生的歡迎，不可能想象，他會拿著這個授課提綱就到課堂上去照本宣科。與楊秀峰不同，毛澤東寫作和修改《矛盾論》的環境顯然要好得多。長征到陜北以后，毛澤東的工作雖然也很繁忙，但是畢竟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他可以認真讀書、從容備課，專心寫作了。而由于大批知識分子來到延安，所需資料的取得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毛澤東可以利用這個條件閱讀已經譯成中文的馬列著作和各種哲學社會科學著作。至于建國以后在出版《毛選》時對《矛盾論》進行修改，情況更有了根本的改善。這些都是楊秀峰在白色恐怖的1935年寫《社會科學方法論》講義時所不能比擬的。如果我們客觀地看待這件事，那就應該說，楊秀峰的提綱大體上也反映了上世紀30年代中期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已經達到的水平，它所表述的大部分觀點也是正確的。在當時環境下能夠做到這一點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限于條件，也不可否認，其中也有一些觀點是不正確的。比如關于“矛盾的主導方面”，楊在講義中將其稱為“根本矛盾中之主導方面”，似乎只有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才有主導方面或主要方面，而非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主導方面或主要方面的問題。在這方面，他還引用陳豹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論述支持這一觀點：“一切統一物所內含的主要矛盾之對立的兩方面，總是有一方面比其他一方面站在主導的地位。譬如炸彈，炸藥是站在主導的方面，而彈殼則站在非主導的方面。譬如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無產階級是站在主導方面；因為無產階級所代表的生產力是發展的，而資產階級所代表的生產關系是向下的，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沖破那種生產關系的藩籬而前進。又如辯證法，是理論與實踐的對立，而實踐站在主導的一方面；實踐領導理論多，而理論領導實踐少，”（見《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頁）看得出，陳豹隱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處于同樣一種狀態。這種把主導方面與非主導方面固定化的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升時期，資產階級恰恰是站在矛盾的主導方面，而無產階級則是站在非主導方面的。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晚期，才是陳揚所說的那種情況。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顯然比他們高出了一頭。他在《矛盾論》中明確地指出，“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還是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的兩個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的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頁）毫無疑問，毛澤東的這一論述比之于楊秀峰和陳豹隱在他們編寫的講義中的論述來，顯然是一個高水平的正確的論述。在這方面，顯然也不存在《矛盾論》抄襲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講義或陳豹隱所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一書的問題。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矛盾論》里批評了那種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看成是固定的和不變的觀點，而楊秀峰和陳豹隱所持的就是這種觀點。關于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楊、陳都認為無產階級是矛盾的主導方面，毛澤東雖然沒有讀過楊秀峰和陳豹隱的講義，但是他的觀點與他們恰恰正好相反，怎么會是“抄襲”楊的講義呢？在毛澤東看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比如資產階級在其初期階段是矛盾的主導方面，而無產階級則是居于“附屬于資產階級的地位”；但是到了資本主義晚期，無產階級才成了“獨立的和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致最后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這時，社會的性質，就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同上，第323頁)對于這樣的轉化，他還特別指出說，“有人覺得有些矛盾并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辨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是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和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和決定的東西。”（同上，第325-326頁）這些思想都是楊秀峰和陳豹隱當時所完全沒有的，又怎么能說《矛盾論》“抄襲“了楊的講義呢？這顯然是說不通的。

二、陳定學《“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一文的謬誤和花招

對于劉文的觀點當然也有人附和，甚至公開站出來幫劉講話，其最典型者莫過于陳定學，兩個多月前他就在網上寫了一篇題為《“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的文章，最近，又把這篇文章搬到了《炎黃春秋》的第 12期，希圖進一步擴大其影響。應該說，陳提出是否“原創”的問題，不過是劉文“有抄襲之嫌”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讀了該文，我感到它較之于劉文，其錯謬更多，手法也更為卑劣，很有進一步加以批駁和揭露的必要。

1.《矛盾論》原本是講義，要求其處處“原創”顯然有違常識

本來，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他在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的一部分講稿，屬于講義或教科書的范疇，陳文提出是否“原創”的問題本身就是文不對題的。

我們知道，毛澤東當年之所以要到抗大去講課，首先是因為革命的需要。他在1965年1月9日同斯諾談話時曾回憶說，“那時抗日軍政大學要我去講一講哲學。”“他們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指《矛盾論》——引者）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一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講課只講了兩個鐘頭。我講課的時候，不準他們看書，也不準他們做筆記，我把講義的大意講了一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頁）當然，毛之所以接受到抗大講哲學的任務也與他長期以來感到黨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不能適應革命發展的需要有關。這一點，從他1936年10月22日寫給中共西安辦事處葉劍英和劉鼎二人的信里也可以看出來。他在信中說，“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每種買50部，共價不過100元至300元，請劍兄選擇，鼎兄經手購買 。在11月初先行選買幾種寄來，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信中還要求“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提倡看書報。”（《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1頁）應該看到，宣傳教育和科學研究是兩個不同的領域。編寫教材或講義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它只要求把某一門學科所已經達到的水平表達出來，闡述清楚，以便使學習者能夠理解和掌握，就此而言，教材或講義不僅不反對參考其他書本，而且是提倡參考其它書本的，它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處處都要“原創”，因為教材或講義的內容要覆蓋一門課程或某一學科的各個方面，具有全面性和系統性的特點，而一般來說，科學研究往往只能抓住一個問題，一步一步地進行探討，誰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對整個學科的所有問題同時進行全面的創造，更不要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了。因此，對于講義來說，能夠反映該學科所已經達到的水平就已經達到目的了，而不可能要求餓它的內容都是撰寫者“原創”的。這就是為什么寫教材一般都被稱為“編”而不稱為“著”的原因，這也是在高校評定職稱時，教材一類的書一般都不能算作是科研成果的原因。因為科學研究要求超越前人或同時代人所已經達到的水平，要求能夠對所研究的對象或所運用的方法能夠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而如果對教材也提出這樣的要求的話，那恐怕世界上就沒有教材這種東西了，也沒有教師這個職業了。顯然，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極不適當的。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編寫《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一書的陳豹隱在該書的序言里就公開說；“這本講義雖然取材于各書——特別是唯物辯證法大半取材于最新穎、最正確，最能將辯證法具體化了的廣島定吉、直井武夫合譯西羅可夫等所著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教程》——但是，我自己卻也有許多獨特的主張。”（陳豹隱講述，徐萬鈞、雷季尚筆記：《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北平好望書店1932年版，第2頁，黑體為引者所加）應該說，這些都是人們熟知的常識，看來，劉澤華教授和陳定學先生似乎還不懂這個常識，結果犯了違背常識這個低水平的錯誤。這是很讓人遺憾的。

當然，毛澤東不是一般的教師，作為黨的領導人，他一貫積極搜求和認真鉆研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并且時刻注意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在講課前又花了這么多時間和精力認真備課和寫講義，力圖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這樣，在他寫的講義里顯然有屬于他自己的“原創”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精心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武庫增添了一些新的東西，如果我們將其看作是兩篇富有創造性的哲學論文，那也是毫不過分的。

2.陳定學竟然篡改引文和出處，故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陳文說，“《矛盾論》的前身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該提綱是1937年7～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講稿。那么，毛的這個講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學者研究，毛的講稿主要是參考了三本蘇聯哲學著作：一本是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本是《新哲學大綱》(米定、拉里察維基等著，艾思奇、鄭易里譯，1936年6月出版)，再一本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米汀等著，沈志遠譯，1936年12月出版)。毛澤東講稿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對上述三本哲學著作有關原文摘錄的編纂，或者是對上述三本書有關內容的改寫。”

這里所說的“有學者研究”之后的話，根據陳文的注是指許全興在《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動態》1984年第2期的《〈實踐論〉、〈矛盾論〉與〈社會學大綱〉》一文中的說的，但是，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陳文無論是對引文還是對出處都做了手腳，進行了篡改。就引文來說，許的原文是，“毛澤東同志的講授提綱，除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外，絕大部分的內容，或者說對上述三本教科書有關摘錄的編篡，或是對三本教科書內容的改寫。……所以講授提綱除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之外，在理論上的創新和發揮并不很多。《實踐論》和《矛盾論》也吸收了上述三本哲學教科書的許多思想和材料，但毛澤東同志結合了中國的革命實踐進行了極大的理論上的創造和發揮。其實《實踐論》和《矛盾論》已不是講授提綱了，而是詳細的講稿了。”(許全興：《〈實踐論〉、〈矛盾論〉與蘇聯30年代哲學的關系》，原載《文匯報》總編辦公室編《理論探索》1981年第5期，現載《為毛澤東辯護》【電子書】。著重符號為引者所加）在這里，許全興一再聲明，他所說的是“講授提綱”而不是“講稿”，一再強調提綱“除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是不包括《實踐論》和《矛盾論》在內的；指出《實踐論》和《矛盾論》“已不是講授提綱，而是詳細的講稿了”，并且強調《實踐論》和《矛盾論》“進行了極大的理論上的創造和發揮”；而陳文卻硬要刪去這些強調的內容，故意把《實踐論》、《矛盾論》與“講授提綱”混為一談，把“講授提綱”說成是“講稿”，把對“講授提綱”說的話硬加在《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頭上。其目的明擺著就是要把許文所肯定的“毛澤東同志結合了中國革命的實踐進行了極大的理論上的創造和發揮”的《實踐論》和《矛盾論》說成是“對上述三本哲學教科書有關摘錄的編篡，或是對上述三本教科書有關內容的改寫”。至于故意把出處搞錯，其實也是為了同一目的，就是妄圖阻止人們去對照原文，以免拆穿他進行無恥篡改的鬼把戲。陳定學作為一個文人，這樣做是不是有辱斯文，太下作了呢？

這里順便要指出的是，許全興先生認為毛澤東在抗大講課用的“講授提綱”只是蘇聯三本哲學教科書有關摘錄的編篡或改寫，也是有欠慎重的。因為提綱和講稿不同，只是一個半成品，并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講授者思想的全貌。過去我們有所謂“部頒教學大綱”，全國都是一樣的，但是，每個教師在具體寫講稿時卻可以千差萬別、各有特色。大綱盡管只有一個，講稿卻可以因人而異，水平之有高下也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經歷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的經驗，特別是經歷了與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及教條主義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又閱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和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他對辯證法的理解和體會肯定要比蘇聯三本哲學教科書的編寫者深刻得多。雖然毛澤東非常謙虛，在閱讀三本書及其他哲學書籍時寫下了許多批注，以便從中獲取自己所需要的營養，但是，他的許多思想在提綱里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反映的。正因為這樣，當1965年斯諾問毛澤東：“西方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把一篇沒有收入《選集》的題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文章說成是你的著作。（見倫敦英文的《中國季刊》第19期，1964年7至9月）你寫過這樣一篇文章嗎？”時，毛澤東沒有立即回答他，而是要他把問題再重復一遍，然后回答說，“他從沒有寫過題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文章。如果寫過，他是會記得的。”（《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頁）關于這次談話，還有另一個版本，毛澤東對斯諾的問題回答說，“我不記得寫過這樣一本小冊子。”（《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頁》其實，毛澤東就是寫過那個《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那也只不過是半成品，既不能說成是“文章”，也不能說成是“著作”，顯然，決不能僅僅根據提綱本身就認定毛澤東沒有什么創造和發揮的東西。同樣，僅僅根據講授提綱這個半成品就斷定毛澤東所做的哲學工作只是蘇聯三本哲學教材的摘錄的編篡和有關內容的改寫也是很不鄭重的。

陳文還說，“國內外一些研究者認為，《矛盾論》、《實踐論》這‘兩論’是‘抄襲工作’，是‘拼湊的平庸之作’。” 他還注明此話引自任俊明、安起民主編的《中國當代哲學史》，好像這些說法就是該書作者的觀點。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經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該書，結果發現，陳文在這里又是故伎重演，玩了花招！實際情況是,該書只是批判地介紹了“一個時期，少數國內外研究者大肆渲染”的一些說法：“或說‘兩論’是抄襲工作，或說‘兩論’是拼湊的平庸之作”。作者的這個介紹顯然是為了接下去進行批判服務的。事實也是如此，下文緊接著就指出：“1987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提供了原始的檔案文獻，研究者們通過客觀的比較研究針對這個問題取得了共識。首先，不必諱言，毛澤東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時利用了蘇聯哲學教科書的思想資料，但是毛澤東是以自己的辯證方法來吸收作為營養，并非簡單的抄襲使之成為蘇聯教科書的中國版。因為‘兩論’的主旨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對中國現實的革命運動進行總結，批判危害中國革命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在作哲學分析時，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精神，具有理論的恢弘氣度。將兩者比較，‘兩論’無論在框架體系還是理論分析上都有許多明顯的特色 ，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兩論’從根本上說是個偉大的理論創造工程。這樣，一時沸沸揚揚的問題終于沉寂。”（任俊明、安起民主編：《中國當代哲學史》下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424頁）陳文竟然想從該書抽取一兩句被批判的話，將其“改造”為該書的正面觀點來詆毀《矛盾論》和欺騙讀者。我想，只有文痞才會耍弄這樣一些極其卑劣的伎倆，一個正派的做學問人是恥于搞這種花招的。陳文這樣做，不僅是理論上的失敗，也是道義上的失敗。

3.《矛盾論》與蘇聯三本教科書區別明顯，又何來“抄襲”之說？
寫到這里，需要通過對照來指明《矛盾論》與蘇聯30年代三本哲學教科書特別是與西洛多夫和愛森堡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之間的關系。

在三本教科書里，以西洛可夫和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的影響為最大。前面已經指出，陳豹隱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序言里曾說此書是當時（1932年）“最新穎、最正確，最能將辯證法具體化了的”。毛澤東對此書也很重視，在這本書上寫下了一萬多字的批注。現在，我們就以《教程》為例，看看《矛盾論》與《教程》在框架體系和觀點上有什么不同。

關于《矛盾論》的框架體系，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經有所介紹，這里再來看看《教程》有關部分的框架體系。《教程》是在其第三章闡述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的，所用的標題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質到量即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該章一共論述了十一個問題，按次序它們分別是：

1．發展之質的規定性；

2．發展之量的規定性；

3．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法則；

4．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的對立的統一和斗爭；

5．統一物之分裂.，本質的對立的發展；

6．對立的互相滲透；

7. 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意義；

8. 自始至終的過程之矛盾的運動；

9. 對立之統一，同一性是相對的，對立之斗爭是絕對的；

10.均衡論

11.否定之否定的法則。

當然不能說這個框架體系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實際上，恩格斯在《自然辨證法》里講辯證法三個規律時就是按照先講“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后講“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和“否定的否定的規律”這樣的次序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頁）這顯然是受黑格爾的影響。因為正如恩格斯所說，黑格爾研究自然界，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質量互變的規律。他說，“黑格爾所發現的自然規律是在化學這一領域中取得最偉大的勝利的。化學可以說是研究物體由于量的成分的變化而發生質變的科學。”（同上，第314頁）恩格斯從1873年起就開始研究自然辯證法，但是時斷時續，先是因為要寫《反杜林論》而擱了下來，后來又因馬克思逝世，為了整理和編輯《資本論》第二、三卷而再度擱置下來，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也還只是一個沒有寫完的未完成稿。在《反杜林論》里，我們看到，恩格斯對于三個法則的介紹就和《自然辨證法》的介紹有所不同。在《反杜林論》哲學編里有兩處是專談辯證法的：一處是第12節（“辯證法。量和質”），還有一處是第13節（“辯證法。否定之否定”），從標題上看，似乎都沒有談到對立統一的規律。但是實際上，在第12節的開頭部分就用了很大的篇幅專門談了對立統一即矛盾這個問題。但是，《教程》在其第三章的第4節用了“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的對立統一和斗爭”這樣的標題，這個提法當然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提法和整個第三章的總標題——“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卻是直接對立的。人們要問：既然肯定對立統一和斗爭是辯證法的本質，怎么又說質量互變的法則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這不明顯是自相矛盾么？《教程》寫于列寧的《哲學筆記》發表之后，引用了其中不少論述，但卻背離了列寧最強調的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本質和核心的思想，把“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說成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而毛澤東則不同，他敏銳地看到列寧有關對立統一的論述的極端重要性，非常突出地把列寧的這一論述應用到《矛盾論》里，非常集中地對對立統一規律進行了闡述和發揮。我們在《矛盾論》里看到，僅僅列寧的《關于辯證法問題》（此是當時的譯法，后來的譯法是譯為《談談辯證法問題》）毛澤東就引用了七次之多，可見他對列寧此文、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重視。

寫到這里，我想結合許全興先生的一個說法，談談我的看法。許先生在《“實踐論”、“矛盾論”和30年代蘇聯哲學教科書的關系》一文中說，“《教程》在闡述馬、列的辯證法思想時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思想。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所論述的主要概念和原理，《教程》都涉及到了。”他還說，“無論馬克思、恩格斯 ，還是列寧，都沒有明確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但他們在運用辯證法分析具體矛盾時都體現了主要矛盾的思想。如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時，指出了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又如，列寧在分析蘇聯過渡時期多種復雜的經濟成分時指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教程》正是依據馬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應該說，許文的這樣一些說法顯然拔高了《教程》而貶低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毛澤東的《矛盾論》，是沒有根據的。實際上，毛澤東在《矛盾論》里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論述，對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論述，許多都直接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而并不是如許文所說都是來自于《教程》。比如關于矛盾的普遍性，在《教程》里根本就沒有論述，而在《矛盾論》里毛澤東則根據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關于“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和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里關于“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是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勢”的論述對矛盾的普遍性進行了闡述，還引證了《反杜林論》和《談談辯證法問題》里所舉的各學科的例子做了進一步的論述。又如關于主要矛盾，徐文說“無論馬克思、恩格斯 ，還是列寧，都沒有明確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不知他為什么不提斯大林？是不是因為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反對了斯大林，就認為斯大林已不是革命導師了呢？而毛澤東在《矛盾論》里是明確地提到了斯大林的，而且是將其與馬、恩、列相提并論的。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頁）蘇共20大以后，他在1956年11月舉行的八屆二中全會上還再次把斯大林和列寧并提，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頁）俄國人丟了斯大林這把刀子，結果吃了大虧，現在中國又有人要丟這兩把刀子，我們是萬萬不能同意的。關于主要矛盾，應該說，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就有很明顯的這方面的思想，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在《評經濟浪漫主義》里論述經濟危機時也都相當明確地有了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說法，但是，他們當時都沒有使用“主要矛盾”這個詞。應該說，最早明確使用“主要矛盾”這個概念的是斯大林，而絕不是蘇聯30年代的哲學《教程》。斯大林早在1924年4、5月間寫的《論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文的第一部分（“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就談到了“帝國主義的矛盾”問題，并且使用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他說，“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著就是革命的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個：第一個矛盾是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第二個矛盾是各金融集團之間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奪原料產地、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第三個矛盾是為數極少的占統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億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使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這樣。”（《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186-188頁）斯大林在許多矛盾里提出了三個“最重要”的矛盾，而三個“最重要”的矛盾里，第一個是國內矛盾，其它兩個都是國家間的矛盾。比較起來，作為國內矛盾的“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又顯得特別重要，應看作是真正的“主要矛盾”，因為對外矛盾實際上是國內矛盾引起的，是國內矛盾的延伸。看來，斯大林把上述三個矛盾都說成是“主要矛盾”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他最早使用“主要矛盾”的概念應該是沒有疑義的。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早在20年代就已被譯成中文，前面提到，毛澤東在1929年曾寫信給黨中央要求將這本書寄到蘇區，顯然說明他曾看到過這本書，怎么能說是受《教程》的影響呢？還有，關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那也不是《教程》提出來的什么新理論和新概念。實際上，馬恩早在1845年寫的《神圣家族》一書里就論述過這個問題。他們在那里寫道：“無產階級和富有是兩個對立面。它們本身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產生的。問題在于這兩個方面中的每一個方面在對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樣的確定的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頁）應該說，這是對同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的地位問題的最早的闡述；沒有這個闡述，也就沒有后來的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區分。不僅如此，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還談到，“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頁）他們在《共產黨宣言》又再一次重復了這一觀點。（同上，第292頁）雖然馬恩的《神圣家族》中譯本出版較晚，但是《共產黨宣言》是早在1920年就有陳望道的中譯本了，毛澤東當然是看過這個中譯本的，而據曾志回憶說，毛澤東曾對她說，“《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頁）讀過上百遍《宣言》的毛澤東，自然會從中受到極大的影響，他完全不必要等到30年代中期《教程》在中國出版才受《教程》的影響，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這方面，許文還說，“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與列寧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上述三本教科書實現的。因為這兩篇著作中引用最多的列寧的《哲學筆記》在當時的延安還沒有中文譯本。《哲學筆記》在《談談辯證法問題》、《辯證法的16個要素》和《黑格爾<邏輯學>的綱要》直到1939年才由艾思奇譯出刊載在《解放》雜志第60、61期的合刊上。”此說頁很難成立。實際上《哲學筆記》雖然是解放后出版《列寧全集》38卷時才出版的，但是其中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著作早就已經有了中譯本。比如1930年4月由程始仁編譯、亞東圖書館刊行的《辯證法經典》一書（原編者是河上肇），就收錄了馬恩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恩格斯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和《關于辯證法問題》。雖然有些只是節選，但是在當時條件下對于人們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唯物辯證法的論述，特別是了解列寧關于唯物辯證法的論述，應該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就我們討論的問題來說，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七次引用《關于辯證法問題》（這是《辯證法經典》一書當時用的篇名，《毛選》第一版用的也是這個篇名，1991年出版的《毛選》注釋改用《談談辯證法問題》篇名）而《教程》在其第三章引用的列寧此文明顯地少于《矛盾論》，且其引用多為間接引用，也沒有注明出處，這就更加說明毛澤東了解列寧的哲學思想是另有途徑的，而絕不是通過《教程》實現的。另外，由于《關于辯證法問題》在河上肇原書里是根據1925年蘇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翻譯的，估計可能還有更早的中譯文。怎么能夠根據所謂當時延安沒有《哲學筆記》中譯本就斷定毛澤東對列寧哲學思想的了解是通過《教程》實現的呢？

4.駁陳文所謂《矛盾論》的撰寫者是陳伯達的謬論

陳文還說，“有人認為，這個版本（即《毛選》版的《矛盾論》）的撰寫者是陳伯達，作者認為，這種可能性確實是存在的。陳伯達 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后曾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開過先秦諸子課。1937年進入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知識、歷史和哲學，并著有《墨子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等哲學文章。由于和毛交流哲學而成為毛的政治秘書。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作為毛澤東的一枝筆，他參與起草了許多毛的文章和講話以及中共的重要文件、決議等。毛的中共七大報告，共同綱領憲法草案、中共八大報告、批判蘇共二十大文章、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國際共運二十五條、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報告、文革十六條等等，都是出自陳的手筆。陳伯達文筆較好，對哲學也有研究，又是毛澤東的秘書，曾長期為毛起草文章和講話，所以《矛盾論》的初稿（注意不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的初稿）很可能就出自陳之手。”

陳的這一說法毫無根據，謬誤百出，完全是造謠污蔑。

陳說，“有人認為”，我們要問：是誰“認為”？有什么根據這樣“認為”？

陳又說，“作者認為，這種可能性確實是存在的。”我們要問，僅僅是“可能性”就可以寫文章說毛澤東的《矛盾論》是陳伯達撰寫的了嗎？難道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僅僅根據所謂“陳伯達文筆較好，對哲學也有研究，又是毛澤東的秘書”就可以認定《矛盾論》是陳伯達撰寫的了嗎？陳定學說陳伯達“參與起草了許多毛的文章和講話”究竟有什么根據？究竟“確”在哪里？又“實”在何處？沒有確實的證據而公開毀壞別人的名譽又該當何罪？那該是誹謗罪而無疑的。

不過，如果要批駁陳文的污蔑，那證據倒是不少的。

我們先看陳伯達自己在建國初期對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說的一段有關毛澤東的話。我們知道，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與陳嘉庚是閩南大同鄉，而且在年輕時曾在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師范學校讀過書。1949年，陳嘉庚回國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陳伯達當時雖然已是高層人士，但在這位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和老校董面前，當然還是要執弟子之禮的晚輩，其交談應該還是很誠懇的。陳伯達在與陳嘉庚這位同鄉和師長交談時，曾說到了毛澤東的為人和治學。1950年3月4日，陳嘉庚回新加坡后，曾在中華總商會聯合各社團的歡迎大會上致辭，講到他回國的觀感，其中也轉述了陳伯達跟他講的有關毛澤東的一席話：

“毛主席為人甚謙和慈祥，善體貼人情，虛懷若谷，文章極好，所發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減一字。伊（陳）所作文，常請其指導，批評弱點。又謂毛主席記憶力極強，所看翻譯外國書，連偏譯之江河之名，亦歷久不忘。1947年，國民黨軍攻延安，毛主席和四千軍隊最后夜時撤退，經過許多戰役，歷經許多路程，越年克服延安，由原路反旌，對當時經過區域，作戰情況，皆能逐一說明，伊（陳）及諸將領，咸欽佩其記憶力高強。新中國將來建設成功，毛主席萬古光榮，……其豐功偉績 ，前后古今，將無出其上。”（陳嘉庚：《新中國觀感集》，新加坡南洋華僑籌賬協會1950年版，第84頁）

這里特別講到了毛澤東“文章極好，所發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減一字。伊（陳）所作文，常請其指導，批評弱點。”這一說法和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的說法是一致的。在《毛澤東傳》里是這樣說的：“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從來不讓人代筆，都是親自動手。八大開幕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別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見、并經毛澤東本人寫了許多重要內容，而形成的一個集體創作。”（《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頁）實際上，即使是八大開幕詞，最初也是毛澤東起草的，他起草了兩次，都沒有寫完。但是，應該說，開幕詞乃至整個八大的指導思想——為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奮斗，是毛澤東確定的。毛澤東之所以未能完稿，他實在是太忙了。因為這次會議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盛會，而且請來了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的領導同志，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次盛會。不僅如此，還請了全國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作為親密朋友參加大會。毛澤東要會見那么多的國內外的同志和友人，當然也不能不有所準備，而送往迎來也要費精勞神，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可能是由于心不是很靜，起草的稿子自己不滿意，于是又叫陳伯達起草，陳起草的也不滿意，后來又叫田家英起草。最后，毛澤東肯定了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又在上面作了幾處重要的修改和補充，再交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請他們修改后再由田家英匯集交給毛澤東。寫作開幕詞的過程如此鄭重其事，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謙虛謹慎。現在有人認為開幕詞只是田家英一人所寫，這是不全面的。陳定學甚至還把七大報告、《論十大關系》等都一股腦兒說成是陳伯達寫的，更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胡言亂語。至于八大報告，也不是陳伯達一人起草，而是由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三人共同起草的，而且報告人是劉少奇，也不是毛澤東，將其記到毛澤東的頭上，更是毫無道理的。

實事求是地說，無論從哪方面看，陳伯達在毛澤東面前都還是一個晚輩，是一個學生。他把自己寫的關于先秦諸子哲學思想的論著送給毛澤東指正，固然有表現自己的一面，但主要是佩服毛澤東，真心實意請他指正；而毛澤東也是抱著探求真理和助人為樂的態度很認真地對他的論著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這一點，從毛澤東1939年2月1日寫給陳伯達和2月20日、22日寫給張聞天的信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信里對于陳伯達的《墨子哲學思想》出了批評和改進的意見。這說明，毛澤東不但對于中國的古代哲學有研究，對西方哲學也是有所了解的。后來陳伯達寫《評〈中國之命運〉》，也是在毛澤東的啟發和幫助之下進行寫作并完成的。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對該書進行了修改，其開頭揭露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為漢奸文人陶希圣所捉刀代筆一段就是毛澤東所寫。有了這個開頭，整本書就大為生色了。由此也可知道，毛澤東的確是一位文章高手，是陳伯達所不能相比的。難怪陳伯達說他“所作文，常請其指導，批評弱點”。陳定學又有什么理由說《矛盾論》這篇毛澤東自己的論著要請陳伯達去撰寫呢？

關于《矛盾論》，如前所述，它最初是毛澤東在抗大的講義，毛澤東講課的時間是在1937年7、8月分，而陳伯達到延安已是1937年9月，講義早已寫好，課也早就講過，而且，毛澤東和陳伯達過去素不相識，至于陳伯達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那已是1939年3月的事了，《矛盾論》怎么可能是陳伯達撰寫的呢？

陳文強調他指的是“《矛盾論》的初稿（注意不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的初稿）很可能就出自陳之手。”這里沒有指出這個所謂的“初稿”的寫作時間，我相信他也沒法指出這個時間。事實是，《矛盾論》自從作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曾經印行過，以后一直沒有公開出版，當時只印過少量油印本，在內部征求過意見。只是到了50年代初要出版《毛選》時，《矛盾論》的修訂才提上了議事日程。這個修訂也是毛澤東自己作的 ，陳伯達是《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主任是劉少奇，陳伯達負責前三卷，胡喬木負責第四卷，田家英負責全書注釋），據他回憶：“毛澤東本人對于《毛澤東選集》在出版之前逐篇做了推敲，是很仔細的。毛澤東也很細心聽取別人意見。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文章，與最初發表的原文有些地方不同，便是毛澤東在出版選集時作了修改。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做了一些文字性技術性的改動。陳伯達說，修改較多的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矛盾論》、《論聯合政府》等文。”(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頁) 由于毛澤東認為“《矛盾論》不如《實踐論》那篇文章好”（《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頁）所以在《毛選》出版時所做的修改也要多些，但是這種修改也是由毛澤東自己做的。這一點，可以從1951年3月8日毛澤東寫給陳伯達、田家英的信和同月15日寫給田家英的信里看出來：

1951年3月8日的信

“伯達、家英同志：

“《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給伯達看，一份送我再看。論形式邏輯后面幾段，詞義不暢，還須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加入這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不知你們感覺如何？此點將來再決定。

“你們暫時不要來，待《矛盾論》清樣再看過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來，時間大約在月半。

 “毛澤東

                                          “三月八日”

1951年3月5日的信

“家英同志：

“《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

“凡校對，都須將原稿連同清樣一起送來。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請送來。

                                    “毛澤東

                                          “三月十五日”

（轉引自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電子書】）

在這里，人們看到，1951年，當毛澤東修訂《矛盾論》時，對于文章內容的修改都是親自做的，既沒有要陳伯達去做，也沒有要其他人去做。陳定學說后來的《矛盾論》“很可能是陳伯達撰寫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5.駁陳文所謂的《矛盾論》是經艾思奇補充而形成的謬論
陳文還說，“艾思奇到延安后，對《矛盾論》和《實踐論》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這些意見大都被毛澤東納入文中。海外學者通過文獻比對等研究，認為《 矛盾論 》《 實踐論 》等著作，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有“難以計數的相似之處。”比如，《矛盾論》的第四部分題為“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艾思奇的數篇作品幾乎雷同。”

這個說法符合事實嗎？

我們知道，艾思奇是1937年10月經西安到延安的，比陳伯達到延安的時間還晚一個月。毫無疑問，那時毛澤東在抗大的哲學課早已上過。毛澤東在寫《矛盾論》的過程中有沒有參考艾思奇的著作呢？從他1936年寫給葉劍英、劉鼎的信里可知，毛曾經讀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而且認為它是一本有價值的書，但是，在《大眾哲學》里對于對立統一法則講得很簡單，并沒有作太多的發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問題也沒有提到，當然也就談不上毛會對它進行抄襲和改寫了。在延安，毛澤東還曾讀過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評價也很高，不過這本書也沒有就上面提到的那些問題做過什么發揮，毛自然也不存在抄襲和改寫的問題。毛對此書曾經做過“批注”，對其中的有些說法也有批評的意見。毛曾去過艾思奇所住的窯洞，二人曾經有過徹夜的長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毛說艾“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天下第二好人” ，因為他的《大眾哲學》使十萬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為革命立下了很大的功勞。至于陳說《矛盾論》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有“難以計數的相似之處”，還特別說，“《矛盾論》的第四部分題為“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艾思奇的數篇作品幾乎雷同”，經查相關資料，這些說法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艾思奇在延安期間，除教課和主編過《中國文化》和《解放日報》外，還主持編輯了一本《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這是毛澤東提出要編并且提出要在兩個月完成的任務，在艾思奇的帶頭和組織領導下按時完成了這個任務，毛澤東對此很高興，后來還將此書列入“干部必讀 ”書中。另外，他還編了一本《哲學選輯》，于1939年由解放社出版。這本書從蘇聯出版的哲學教科書中選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新哲學大綱》三本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一書里輯錄了相關的內容，搞了一個拼盤，編成了此書。其中的第三章選自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第三章，如前所說，李達的《社會學大綱》講對立統一法則，并沒有講《矛盾論》里講一些內容，又怎么說得上《矛盾論》與之雷同、抄襲了該書呢？再說，艾思奇只是《哲學選輯》的編者，而并不是此書的作者，硬把艾思奇拉來說事也是毫無道理的。陳文的注還提到了《講授提綱》和《艾思奇哲學選集》，我在圖書館查找艾思奇的論著，沒有找到這兩本書，甚至北大圖書館和大學數字圖書館合作計劃（CADAL）數據庫也沒有能此二書，不知陳文所出何據？很可能又是一個花招！不過在《艾思奇文集》第2卷里看到了艾思奇在1957年1月付印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其中在第八章（“辯證法的普遍規律”）的《甲》部（“事物的對立統一規律”）下面看到了大體與《矛盾論》相同的觀點和框架體系：“一 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三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四 對立的同一性和斗爭性”；“五 都知道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形式”。（《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1-609頁）我想，這大概就是陳文所說的《研究提綱》和《艾思奇哲學選集》吧，但是此書產生于50年代中期，晚于毛澤東的《矛盾論》差不多20年。如果要說“雷同”，那就不是毛澤東與艾思奇“雷同”，而是艾思奇與毛澤東“雷同”。應該說，出現這種現象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走到了哲學家的前面，難道哲學家不要向毛澤東學習嗎？更何況，這里是教材，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本來就是政治理論課的使命，相同是很正常的，不同才是奇怪的。但是，陳文顯然應該把時間弄清楚，問題是毛澤東的《矛盾論》的寫作是在1937年，修改是在1951年，而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付印甚在1957年，誰在先，誰在后，這本是朗如白晝的事實，怎么能說在先的毛澤東的《矛盾論》是抄襲了在后的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呢？這說得通嗎？

陳文最后還有一個“結論”，它說：“ 我們探討了《矛盾論》與蘇聯哲學教科書、與《社會學大綱》、與陳伯達及艾思奇的關系，通過這些探討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矛盾論》的原創并不是毛澤東，《矛盾論》的主要觀點大都是從蘇聯哲學著作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中改寫或抄襲來的。《矛盾論》的原文也極可能不是毛澤東親筆撰寫，而是由陳伯達起草，艾思奇補充，最后毛澤東定稿，這篇所謂的“頂峰之作”、“哲學雄文”就是這樣形成的！”

該文除了這個“結論”，還有一個“副結論”，它說：“ 劉澤華等人對《矛盾論》的質疑并不是胡編亂造、造謠惑眾，而是有事實根據的。”

但是，我們看到，陳文的所謂的“探索”，既不去看相關著述的內容，也不把毛澤東的《矛盾論》與這些著述進行認真的比對，既缺乏研究問題所需要的起碼的常識，也不考慮事實出現的先后次序，一切只憑自己的需要，只憑大腦的想象來取舍材料。我們看到，對于陳定學來說，只有一點是明確的，只要能夠詆毀毛澤東對《矛盾論》，不管什么人曾經講過一句什么話，不管人家是為什么講的，也不管人家講此話的前言后語是什么，只要他認為可以用來詆毀——哪怕只是暫時地詆毀《矛盾論》，他都會像拾破爛一樣拿來作為“武器”使用；如果他認為別人的某些話用來作為武器還不順手，他也可以用掐頭去尾、移花接木等方法，甚至不惜使用“挖心術”對其進行“改造”。殊不知，這樣一來，他就把自己穩穩地放在了“靶子”這種挨打的地位了。這樣的所為也可以叫 “探索”嗎？陳文說他對《矛盾論》已經進行了“五十余年（？）的研究”，但是，從他的“研究成果”來看，他這“五十余年”是白活了。因為在他的“研究成果”里并沒有什么屬于他自己“原創”的東西，而只不過是撿拾起一些別人棄置不要的垃圾來拼湊自己的文章。 這樣的所謂“探索”，這樣的所謂“結論”，究竟還有什么價值？還有幾個人會相信？！ 

三、駁陳定學《“矛盾論”的四大缺陷》的狂言

陳定學在寫了《“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之后又接二連三地寫了《“矛盾論”的理論根源》和《“矛盾論”的四大缺陷》兩文，妄圖從根底上否定《矛盾論》。他寫這些文字的“雄心”不可謂不大，但是拿出的東西卻很不像樣子，充分暴露了其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虛弱本質。對他的這些謬論和狂言顯然很有加以揭露和批判的必要。這里先批判他的所謂《“矛盾論”的四大缺陷》一文。

他所謂的“四大缺陷“，也就是所謂“矛盾實體論”，“矛盾極端論”，“矛盾絕對論”和“矛盾斗爭論”。在陳文看來，給《矛盾論》戴上這四頂帽子，就可以把《矛盾論》唱衰、批倒。可是，世界上哪有這么容易的事？這不過是陳定學的一廂情愿而已。下面，我們就來看看他所謂的這“四大缺陷”或所謂“四論”究竟是些什么貨色。

1.     關于陳所謂的“矛盾實體論”

陳文說，“矛盾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它反映了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一種特殊的狀態，它在本質上屬于事物的屬性，所以矛盾并不是事物，也不是實體，我們應該把事物和事物的這種矛盾屬性嚴格區別開來。這并不是作者的個人之見，哲學理論界大多數學者都持相同的觀點，例如房良鈞在《矛盾新論》一書中就曾指出：‘矛盾是一種關系，它屬于關系范疇，而不屬于實體范疇。’《辭海》在定義矛盾時也指出：“指事物內部所包含的既對立又統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關系。”肖前等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也認為：“矛盾是反映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對立和同一關系的基本哲學范疇。但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卻提出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論斷，他認為“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按照毛澤東的論斷，矛盾不僅是事物，不僅是實體，而且還是事物或實體的‘運動’‘過程’，我們把這種觀點稱之為‘矛盾實體論’。顯而易見，‘矛盾實體論’是錯誤的，因為矛盾的本質是關系，它只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所以矛盾既不可能是事物，也不可能是實體，更不可能是‘運動’、‘過程’和‘思想’，毛澤東把事物與事物的關系混為一談，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缺陷。”

在這里，陳文從《矛盾新論》那里搬出了一個所謂“矛盾是一種關系，它屬于關系范疇，而不屬于實體范疇。”然后就將這個“矛盾實體論”強加于《矛盾論》，并且宣布：“顯而易見，‘矛盾實體論’是錯誤的”。這樣，他對“《矛盾論》的一個大缺陷”的“論證”就完成了。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看陳文這里的所謂“論證”，不禁讓人想起了當年杜林的“論證”來。杜林認為，“矛盾范疇只能歸屬于思想組合，而不能歸屬于現實”，對杜林的這個說法，恩格斯曾這樣反駁說，“由于所謂矛盾辯證法在從古代希臘人起直到目前為止的哲學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對者要來加以反對，也必須提出別的論據，而不能只憑一個斷言和許多的謾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頁）想當年，杜林想用一個斷語——“矛盾范疇只能歸屬于思想組合，而不能歸屬于現實”以為就可以否定馬克思的《資本論》；而今天，《矛盾新論》和陳文的作者也想用一個斷語——“矛盾是一種關系，它屬于關系范疇，而不屬于實體范疇”以為就可以否定毛澤東的《矛盾論》，這豈不是太愚蠢可笑了嗎？

恩格斯在這里講到了“古代希臘人”，當然是指赫拉克利特。他的一句最有名的話就是“萬物皆流”。他還說，“我們能又不能入于同一河流之中，我們存在又不存在。”（《赫拉克利特哲學思想集》，上海辛墾書店1934年版，第75頁）他強調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運動，不斷地變化，都處在不斷生成和不斷消逝的過程中。恩格斯曾這樣評價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產生和消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頁）

至于恩格斯所說的“到目前為止的哲學”，當然是特指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黑格爾在發展辯證法方面有巨大的貢獻，他是辯證法的集大成者。但是他把辯證法只是看做思維規律，其基礎顯然是唯心主義的。馬恩在《神圣家族》里曾說，在黑格爾那里，是“兒子生父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頁）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還強調說，“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轉入人的頭腦并在人們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

值得一提的是，《矛盾新論》和陳文作者把《矛盾論》說成是“矛盾實體論”也是沒有根據的。我們知道，“實體”這個范疇是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里提出來的，他把“實體”理解為單獨的一個個的個體，或者說，只是“這個”。他看不到事物是聯系的和發展的。這是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對亞里士多德有很高的評價，但并不贊成他關于“實體”范疇的觀點，在他們的著作里也從不使用“實體”這一個詞。在馬克思看來，“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政治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例如，撇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這就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得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從那里回過頭，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經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具有很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頁）這說明，馬克思所重視的，并不是那個籠統的混沌的“實體”，而是要通過構成矛盾的因素的分析從中找出最簡單的規定和關系，這樣才能認識具體的事物。他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總和，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同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也說，“當我們把事物看做是靜止而沒有生命的，各自獨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繼的時候，我們在事物中確實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當我們從事物的運動、變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里，我們立刻陷入了矛盾。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一瞬間既在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既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2頁）他還說，“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已經包含著矛盾，那么物質的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同上，第462頁）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赫拉克利特所說的是 “萬物皆流”，黑格爾所說的矛盾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恩格斯強調的是“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既然辯證法的大師們都這樣說，那么毛澤東在《矛盾論》里說“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又怎么會是陳文所說的“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論斷”呢？顯然，陳文的這一說法是完全違背整個辯證法的歷史的。

2.關于陳所謂的“矛盾極端論”

陳文說，“古往今來，大多數哲學家和學者都認為，矛盾并不是個別的、局部的現象，而是一種廣泛的、普遍的現象，他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矛盾的普遍性’。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呢？所謂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是一種廣泛的現象，它廣泛地存在于各個領域，世界上許多事物之間都存在著矛盾，許多系統的內外也都存在著某種兩極的對立。北宋著名哲學家程頤曾經說過：‘萬物莫不有對’，他的意思是說萬物中都有可能包含矛盾，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
在這里，陳文先通過所謂“古往今來大多數哲學家”的嘴，把矛盾的普遍性說成是和“廣泛性”一樣的東西。其實，“古往今來”并不是“大多數哲學家”都贊成辯證法和對立統一即關于矛盾的學說的，歷來就有形而上學和辯證法的兩軍對壘。但是，對于主張辯證法的哲學家來說，他們所主張的并不是什么矛盾的廣泛性，而是它的普遍性。我們在前面提到了赫拉克利特，提到了黑格爾，提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雖然沒有講過“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詞，但是，他們在講“對立統一”或“矛盾”時用的都是“全稱肯定”而不是“特稱肯定”。赫拉克利特說“萬物皆流”，一個“萬”字和一個“皆”字，都說明這個“流”是涵蓋一切而沒有例外的。馬克思在一篇關于中國的文章里曾說到黑格爾，他說，“有一個愛好虛構的思想體系，但思想極其深刻的研究人類發展基本原則的學者（黑格爾。——編者注）一向認為，自然界的基本奧秘之一，就是他所說的對立統一[contact of extremes]規律。在他看來，‘兩極相逢’這個習俗用語是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就像天文學家不能漠視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頓的偉大發現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9頁）黑格爾也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這里同樣是一個“全稱肯定”，前面還加了“偉大而不可移易的”形容詞，可見其態度之堅決。至于馬克思自己，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里說，“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在這里，沒馬克思用了“每一種既成的形式”，同樣也是一個無一例外的“全稱肯定”。關于恩格斯，前面已經引述了他的話：“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里的說法同樣是無一例外而涵蓋一切的“全稱肯定”。

我們舉了這些辯證法大師的論述，現在再來看看陳文對“矛盾普遍性”所下的所謂“定義”：“所謂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是一種廣泛的現象，它廣泛地存在于各個領域，世界上許多事物之間都存在著矛盾，許多系統的內外也都存在著某種兩極的對立。”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陳文不僅故意把“矛盾普遍性”偷偷地篡改成了“廣泛性”，而且還讓這個“廣泛性”由“許多事物”變成了“某種兩極對立”。在這里，矛盾的范圍又逐步縮小：從“許多”又變成了“某個”。本來是一個“全稱肯定”的“矛盾普遍性”，在他的一再篡改之下就變成了只是“特稱肯定”的所謂的“矛盾普遍性”了。黑格爾講個別、特殊和一般，個別和特殊都不能稱為一般，只是“特稱肯定”的東西是不能叫做“普遍性”的。

最讓人感到滑稽的是，陳文居然在引用了宋代哲學家程頤的“萬物莫不有對”之后作了這樣的解釋：“他的意思是說萬物中都有可能包含矛盾，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看來，這位研究了“五十余年”《矛盾論》的陳定學先生不僅不懂得形式邏輯，對漢語的語法也相當生疏：“莫不”一詞是兩個否定副詞連用，可解釋為“沒有一個不”，這比起簡單的肯定來具有更為強烈的肯定意味，怎么能將其解釋為“都有可能”呢？正確的解釋只能說，他為了否定毛澤東的《矛盾論》連起碼的常識也不顧了。在這里，他把自己看成是諸葛亮，而把讀者則看作是阿斗，如此蔑視讀者，實在是對讀者的極大的不尊重。

為了否定《矛盾論》中關于“矛盾普遍性”的論述，陳文還批評說，“為了證明‘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引用列寧所舉的一些例子：
“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斗爭。

不知是為了什么，陳文在引述《矛盾論》中毛澤東引證列寧舉的這些例子時，為什么沒有同時引述《矛盾論》中毛澤東所引證的恩格斯說明矛盾普遍性的一段話：“如果簡單的機械的移動本身包含著矛盾，那么，物質的更高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個瞬間是它自身，又是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并且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一即停止，于是死就來到。同樣，我們看到了，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與此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們身上的實際的實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類世代的無窮的——至少對于我們，實際上是無窮的——連續系列之中，是在無窮的前進運動之中解決的。”

“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恩格斯：《反杜林論》，轉引自《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306頁）

在我看來，毛澤東引證恩格斯和列寧的這兩大段話，舉了從簡單的運動形式到有機生命的高級運動形式，還舉了從數學到一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例子，用來說明矛盾的普遍性，是足夠了。因為這是舉例，當然不可能盡舉，只能由讀者自己去舉一反三，進行獨立思考。陳文質疑恩格斯和列寧舉的這些例子不足以證明“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難道要把世界上一切領域的例子都舉盡才足以證明矛盾的普遍性嗎？其實，舉例并不是證明，這個檢驗的工作應該是由科學史來做的。列寧本來也不主張用舉例這種方式，這樣做只是“為了通俗化”。這些他在《談談辯證法問題》里都是就講到了的。問題在于，如果離開了事物的普遍聯系，離開了對立統一和斗爭，這個世界還能夠存在、前進和發展嗎？

為了反對矛盾普遍性，陳文還振振有詞地說，“我們同樣也可以舉出這樣一些例子: ……”

這里我不想把陳文舉的所謂沒有矛盾的現象再說一遍，也不想跟他討論這些具體的矛盾問題。這是因為，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世界上是不是存在沒有矛盾的現象，而是不同的人——主張形而上學的人和主張辯證法的人，對于同一問題的看法是根本對立的。從陳文所提出的問題來看，他其實并不真正了解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恩格斯說， “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頁）他還說，辯證法“歸結為關于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們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偶然性中實現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同上，第243頁）當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時，并不等于這個規律就不存在或不發揮作用。而當一個人還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形而上學的觀點觀察世界的時候，你跟他講辯證法，講對立統一規律，他也是聽不進去的。

這里還要指出，陳文把“全稱肯定”的“矛盾普遍性”叫做“矛盾極端論”，而把他自己的“特稱肯定”的所謂的“矛盾普遍性”視為正確的“矛盾普遍性”。他這個“特稱肯定”的所謂“普遍性”實際上是一個沒有“普遍性”的所謂“普遍性”。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矛盾，就是說，他這種所謂的“矛盾普遍性”是自相矛盾的，是背理的、不合邏輯的普遍性。我們知道，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它研究的規律既然是最一般的規律，那它本來就應該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而不能只是僅僅適用于“某些”或“許多”事物。這個道理也是顯而易見的 。

3關于陳所謂的“斗爭絕對論”

陳文說，“‘斗爭絕對論’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爾，也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寧。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說：‘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由于《矛盾論》的理論根源來自于列寧，所以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竭力宣揚‘斗爭絕對論’，他認為‘矛盾的斗爭性貫串于過程的始終，并使一切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矛盾的斗爭無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陳文說，“斗爭絕對論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爾 ，也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寧。”

當然，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里講過，“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95版，第557頁）毛澤東在《矛盾論》里引用了列寧的這一論述，并且對它做了詳細的參數和發揮。但是，決不能就因此說，前輩辯證法的大師們對對立面的斗爭就沒有強調。這里我們不妨對辯證法的歷史做一個回溯。這個回溯，不能數典忘祖，應該回溯到辯證法的鼻祖赫拉克利特。

辯證法的鼻祖赫拉克利特說，“戰斗是一切事物之父，一切之王。它把有些造成神，而把另一些造成人；它使有些人變成奴隸，其他的人變成自由者。”（《赫拉克利特哲學思想集》，上海辛墾書局1934年版，第76頁）在這里，赫拉克利特把斗爭提到了軍事斗爭——戰斗的高度。這不是他對戰爭有什么偏好，而是他生活于其中的奴隸社會就是通過這樣的軍事斗爭——打仗形成的。

在這方面，黑格爾在將矛盾與同一作比較時也對矛盾的互相排斥和斗爭給予了特別的強調，他說，“假如要談到高低的次序，并把這兩個規定分別固定下來，那么就必須承認，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質的東西。因為同一與矛盾相比，不過是單純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規定，而矛盾則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會運動，才具有動力和活動。”（黑格爾：《邏輯學》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66頁；著重符號為引者所加。）

我們再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對立統一中斗爭的看法。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里就說過，“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起草的《共產黨宣言》里，更運用辯證的觀點對人類歷史做了一個科學的總結。他們在《宣言》第一章一開始就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班上加了一個注：‘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文明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而在《宣言》的結尾部分又明確指出：“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同上，第272、367頁）而在《資本論》第1卷的第二版跋里當談到辯證法時還指出：“辯證法，在其神秘的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的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證法，在其合理的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憤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者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就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打和革命的。”（《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資本論》有一個副標題，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它在建立勞動的經濟學或無產階級的經濟學的同時，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財產的經濟學或資產階級政的經濟學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而對資本主義制度來說，他寫作《資本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剝奪剝奪者”。所以當馬克思在1867年4月乘輪船把《資本論》第1卷送到德國去出版時，他寫信給在日內瓦的“共產主義同盟”的老戰友貝克爾說：“這無疑是向資產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內）的腦袋發射的最厲害的炮彈。”（《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9頁）

在這方面，陳文引證詞典里對“斗”和“爭”的解釋，把“斗爭”說的很可怕，其實，“斗爭”一詞早已為人們所熟知，大可不必如此“引經據典”。實際上，對立統一或矛盾里講的斗爭也并不只是暴力或剝奪，它講的是矛盾中兩個方面的互相滲透或互相轉化和由這一矛盾向另一矛盾的轉化。這些都是是通過斗爭實現的。因此，只要有矛盾，就必然會有斗爭，而且還貫穿于其全過程。而且，斗爭也不是只有一種形式。我們知道，毛澤東曾提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而僅就階級斗爭來說也有經濟斗爭、政治斗爭和理論斗爭三種形式。在這里，既有“武器的批判”，也有“批判的武器。”毛澤東早在戰爭年代就說過，“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這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斗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使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頁）針對過去曾經出現過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教訓，毛澤東在1942年延安整風時又提出了“懲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針。1857年整風時還提出了“和風細雨”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可見，不是一講斗爭就一定是“你死我活”。矛盾的性質不同，處理的方法也就不同。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于對立統一和矛盾來說，這些方法也還是屬于斗爭的范疇，只是斗爭的具體方法和形式有不同罷了。對敵人的斗爭和對革命隊伍內部、人民內部進行的思想斗爭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當然不應該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沒有斗爭，沒有轉化，矛盾就得不到解決，事物就不能變化，社會就不能前進，這也是必須肯定的。

4.關于陳所謂的“發展斗爭論”

關于所謂“發展斗爭論”，陳文說，“‘發展斗爭論’的始作俑者仍然是列寧，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說：‘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毛澤東完全繼承了列寧的衣缽，他也認為：‘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中進一步解釋說：‘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舊的方面由大變小，下降為矛盾的次要方面，并逐步趨于滅亡。當新的方面變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舊事物就滅亡了，新事物就產生了。’按照‘發展斗爭論’，發展就是事物內部新舊兩個方面斗爭的結果，發展就是事物內部‘新的方面’戰勝并支配‘舊的方面’，”
其實，對立物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斗爭的存在，否則還叫什么對立物？我們還要問陳先生：如果生物界沒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存競爭，生物會進化嗎？如果人類社會沒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奴隸社會能夠取代原始社會嗎？而在階級社會，如果沒有奴隸反對奴隸主，沒有新興的封建主反對沒落的奴隸主的斗爭，封建社會能夠代替奴隸社會嗎？如果沒有農奴反對封建主的斗爭，沒有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衰朽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社會能夠取代封建社會嗎？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社會嗎？

陳文說，“1949年～1976年的27年間，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按照毛澤東的‘斗爭哲學’，在農村大搞階級斗爭，斗爭‘地富反壞右’，批判‘三自一包’，并且組織億萬農民與天斗（如大修水庫）、與地斗（如深翻土地、修大寨田），結果斗了幾十年，農業一直發展不上去。”而“通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農業的發展，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不少時候，對立面之間的斗爭不僅不會成為推動事物發展的動力，反而有可能成為阻力，阻礙事物的發展。”

這是事實嗎？

陳文在這樣寫時顯然沒有想到，如果不反“地富反壞右”之首的封建地主階級，不進行土地改革，貧苦農民后來又怎么實行“包產到戶”？！還有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他們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上干各種壞事，你不和他們斗，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鞏固嗎？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嗎？記得在“鎮反”運動時有一句話，叫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句話難道不對嗎？當然擴大化是不好的，但也絕不是都擴大化了。一概否定，豈不是站在敵人立場上去了？至于說到從1949年到1976年的農業生產，那就應該說：成績巨大，不容否定。在這一期間，正是在毛澤東的英明領導下，廣大農民戰天斗地，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實現農業集體化，并且大興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力推行農業機械化，使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中國的農業用占世界8%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創造了被稱為“世界奇跡”的偉大成就。這一切，你陳定學否定得了嗎？當然，他戴上了有色眼鏡，這一切他都裝看不到，他看到的只是所謂“包產到戶”的“優越性”！

尤其荒唐的是，他居然還反對過去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把這30多年來由于大搞“包產到戶”的所謂改革，不興修水利，不搞農田基本建，只是靠天吃飯，坐吃過去的老本，靠一些年久失修、效率已大為下降的水利設施茍延殘喘，看成是不搞“斗爭哲學”的“優越性”，這才真正是讓人匪夷所思！今天的農業，已經完全喪失了自身應有的生機和活力，生產的后勁越來越弱，抵御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的能力越來越差，這些難道還值得夸耀嗎？就以被捧上了天的所謂“天下第一村”的小崗村為例，實際上是靠所謂“土地流轉”過日子，靠國家和社會的施舍過日子。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包產到戶”和所謂“土地流轉”這一套根本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而只會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有走集體化的道路，運用“斗爭哲學”，大力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才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當然，對于陳定學來說，否定毛澤東是他的畢生“事業”。據他自己說，早在他讀初中時，他就已經寫“萬言書”給毛澤東“上書言事”了。在他看來，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不好，都要加以反對。只要有機會，他都會跑出來表現一番。但是，一個人做事總要考慮考慮效果，像這樣的胡言亂語又有多少人會相信呢？

陳文口口聲聲說 ，“列寧是始作俑者”“毛澤東完全繼承了列寧的衣缽”，但是，我們前面的引證已經表明，強調斗爭是所有辯證法大師所共同的看法。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 “戰斗是一切事物之父，一切之王”。黑格爾也曾說過，“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質的東西。因為同一與矛盾相比，不過是單純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規定，而矛盾則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會運動，才具有動力和活動。”他還曾說，“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個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在評論黑格爾關于善惡的這個觀點時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種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正是人們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出了歷史 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至于馬克思，在他看來，“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就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大師們的這些論述是如此清楚，他們所強調的，難道不是對立面的斗爭而是對立面的同一嗎？

在這方面，陳文對于新與舊的斗爭顯然持反對態度，這就足以證明，他所代表的乃是保守的、落后的、衰朽的勢力。

寫到這里，不禁使我想起黑格爾的一個很著名的命題，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對于黑格爾的這個命題，陳定學可能很欣賞它的保守，但許多人都感到困惑不解：辯證法是革命的科學，而按照黑格爾的這一命題，他的傾向豈不是站在了保守的一邊了？對此，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里曾經做過完整的、準確的解讀，他說，“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但是，在黑格爾看來，凡是現存的絕非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的屬性僅僅屬于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所以，他絕不承認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某種稅制’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換，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頁）“根據黑格爾的意見“——恩格斯繼續寫道，“法國的君主制在 1789年意見變得如此不現實，既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有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里，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變成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酒店 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酒店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一來，黑格爾的這一個命題，由于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成為不合理性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是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么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反射消失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同上，第216頁）

從恩格斯的這些論述可知，陳文反對新與舊的斗爭不僅是反對列寧和毛澤東，而且是直接反對黑格爾和恩格斯，反對他們的辯證法的。在這里，他已經完全站在革命和進步的對立面去了。

陳文還說，“事物內部新舊兩個方面的斗爭與轉化有可能導致循環與重復，事物很難得到發展。毛澤東認為發展是事物‘內部’新舊兩個方面斗爭的結果，可以看出，毛澤東所說的發展其實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事物‘內部’）有限的兩個元素（新舊兩個方面）之間所進行的搏弈或斗爭。這種搏弈或斗爭就像是在一間封閉的小屋里，有黑、白兩個小鬼，它們分別代表著矛盾的雙方，互相拼殺、斗爭，企圖戰勝、打倒、消滅對方。在第一個回合里，黑鬼把白鬼打倒在地，占了上風，‘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了統治者，而白鬼則敗下陣來，“下降為矛盾的次要方面”，淪為被統治者。然而，白鬼并不甘心被壓迫，于是苦練武功、積蓄力量，舉起了造反的大旗，拼死與黑鬼斗爭。結果在第二個回合里，白鬼造反成功，打倒了黑鬼，‘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統治者，而被打倒的黑鬼則“下降為矛盾的次要方面”，淪為被統治者。在下一個回合里，黑鬼又斗爭、勝利，白鬼再次失敗；在下下一個回合里，則是白鬼斗爭、勝利，而黑鬼則再次失敗……，于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公式：

 “黑鬼/白鬼——白鬼/黑鬼——黑鬼/白鬼——白鬼/黑鬼——……”

這又是信口開河的胡說八道。認為事物的發展在于事物內部兩個方面斗爭的結果，并不只是《矛盾論》這樣說，從赫拉克利特起，所有辯證法的大家都持這種觀點。難道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內部而在事物外部嗎？這樣的觀點還是辯證法的觀點嗎？至于說什么“毛澤東所說的發展其實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事物‘內部’）有限的兩個元素（新舊兩個方面）之間所進行的搏弈或斗爭”，這顯然是對毛澤東和《矛盾論》的強加。因為毛澤東在《矛盾論》里對這個問題講得非常清楚，他說：“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事物的內部，而不是在事物的外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頁）在這里，“內因”和“外因”都講得很清楚，二者的作用也講得很清楚。陳文的批評不能不讓人懷疑這個自稱研究《矛盾論》“五十余年”的陳先生是不是讀過或認真地讀過《矛盾論》，要不然怎么會這樣說瞎話呢？

至于他所舉的白鬼與黑鬼打斗循環的例子，其實頁也沒有任何意義。這里的問題不在于封閉不封閉，而在于誰代表了社會發展的方向，是新生的力量，誰背離了社會發展的方向，是衰朽的力量，弄清了這個問題，所謂的“循環論”也就沒有存在的余地了。即使在 斗爭中有力量的對比問題或時機的是否成熟問題，可能會出現一些挫折或反復，也不可能循環往復以致無窮地推演下去。至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在封建社會內部還沒有產生出新的生產方式，還沒有形成代表先進生產方式的社會力量。但是這也絕不如陳文所說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即所謂“白鬼”與“黑鬼”）這兩個階級在思想“輪流統治”，那不過是農民起義的成果被封建統治階級所收買而繼續進行“換湯不換藥”封建統治罷了。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的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似乎不再封閉了，但是同樣沒有什么進步，他們的廉價商品除了破壞了中國的手工業和農村副業，也使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舉步維艱，中國不僅沒有走上發展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路。相反，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迫使中國處于被封閉的狀態，但是，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使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在五六十年代，不僅經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而且在高新技術方面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實踐證明，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只能是內因，而不可能是外因，外因只能是第二位的。

四、駁陳定學《“矛盾論”的理論根源》一文的謬說

陳定學反毛澤東的《矛盾論》可謂不遺余力，他還寫了一篇《“矛盾論”的理論根源》，說什么，“‘斗爭絕對論’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爾，也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寧。黑格爾、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矛盾學說的核心是對立面之間的統一、一致或同一，然而列寧卻認為，對立面之間的‘統一’只是暫時的、相對的，而‘斗爭’才是絕對的。黑格爾、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發展是對立面之間的“融合”、統一和轉化，然而列寧卻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按照列寧的解釋，原本是研究‘對立面之間的統一、一致或同一’的矛盾學說，就變成了‘對立面之間斗爭’的學說，矛盾學說發生了質的改變。”文章還說，“《矛盾論》的主要觀點其實是來自于列寧，列寧版本的“矛盾論”才是《矛盾論》的理論根源。”

陳文的上述觀點完全背離了辯證法大師們的有關論述，筆者在本文的上一部分已經有所批駁，此處無需加以重復。在這里，想再就列寧觀點與此前一些哲學家的觀點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觀點之間的關系，毛澤東《矛盾論》的理論根源問題再作一些進一步的闡述。

1.赫拉克利特、黑格爾、馬克思、列寧對于辯證法的偉大貢獻

前面已經指出赫拉克利特是辯證法的奠基人，并且引用過他的一些思想片段。這里想再從列寧的《哲學筆記》里引用一段拉薩爾著作引述的亞歷山大•斐洛的一段介紹赫拉克利特對立統一思想的話:

“因為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在它分為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用古希臘人的話來說，他們偉大而光榮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這個命題置于自己哲學的首位并作為一個新的發現而引以自豪嗎？……（第263頁）

“下面這段話也引自斐洛：

“……宇宙中各個部分也正是如此分為兩半并相互對立：地分為山嶺和平原；水分為淡水河咸水……同樣，氣候分冬和夏，以及春和秋。這一切就成為赫拉克利特關于自然界的著作的材料；赫拉克利特從我們的神學家那里借用了對立面的格言，并給它添加了許多詳細探討過的實例（Belege）。”(第267頁)99（轉引自《列寧全集》帝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0頁）

在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的這些思想無疑是非常卓越的，列寧通過它的《哲學筆記》表明，也從這里吸收了吸收了實現的營養。。

關于黑格爾，前面曾指出他是辯證法的集大成者，并且也引證過他的一些關于辯證法的論述，這里不再贅述。對于黑格爾，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是充分肯定的。馬克思年輕時曾經是一個青年黑格爾派，也就是說，他曾經是黑格爾的門人或學生。后來，費爾巴哈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這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巨大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書里即已認識到，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兒子生父親”，但是，對于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性質，他們從來都是給予充分肯定的。這一點，從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寫的《哲學的貧困》里也可以看出來。在那里，馬克思把蒲魯東和黑格爾加以比較，說了這樣一段話：“如果說，與黑格爾比較 ，他的長處是提出任務并且自愿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問題，那么，他也有一個短處：當他想通過辯證法的生育過程生出一個新范疇時，卻毫無所獲。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為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設定自己與自己相對立的范疇，而是在范疇的兩個方面中間轉動、掙扎和沖撞的蒲魯東先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45頁）此處的譯文與陳文引用的譯文有所不同，可以看出，新譯文既反映了馬克思對黑格爾和蒲魯東“兒子生父親”的唯心主義的批判，也反映了馬克思對于黑格爾辯證法兩個方面、共存、斗爭和融合的肯定以及對蒲魯東不懂辯證法、提出清除范疇的壞的方面的錯誤的否定。在這里，馬克思清楚地說明了對立統一包括“共存”、斗爭”和“融合”，而不是陳文所說的沒有斗爭內容的所謂“融合”。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里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自己的辯證法進行了比較分析。我們知道，當時德國學術界有一些人要把黑格爾作為“死狗”拋棄，馬克思則公開聲稱，他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并且在關于價值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非常廣泛地運用了辯證法。比如他在《資本論》里講“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講“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講“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轉化為資本”，講“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講“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講“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等等，可以說，這些無一不是在運用辯證法，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當然，他也運用了量質互變和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比如他講貨幣轉化為資本、講小業主轉變為資本家，都強調資本必須達到一定的最低限，否則轉化是不可能的。他在講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時運用了“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但這絕不是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樣，是套用黑格爾的正、反、合的三段論“公式”，而是如同恩格斯所說的，“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歷史的和經濟的證明之后才繼續說”“這是否定的否定”的，杜林硬說馬克思用否定的否定是“不得不在這里執行助產婆的職能”，恰如恩格斯所批評的，“這是對辯證法的本性的根本不了解”。（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477頁）。實際上，不僅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充滿了辯證法，充滿了對立統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它論著里也都是這樣。在馬恩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里，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里，也都充滿著對辯證法和對立統一的運用：馬恩把人類的文明史看作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看作是社會革命的動因，把勞資之間的階級斗爭看作是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把統治階級的思想看作是社會的統治的思想，把私有制的出現看作是從公有制內部產生出來的，而認為共產主義革命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消滅私有制。所有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對唯物辯證法的運用，是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運用。不僅如此，在寫作《資本論》手稿的過程中，馬克思還曾想寫一本闡述辯證法的書。他在1858年1月14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種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愿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頁）但馬克思為了寫《資本論》始終沒有能夠抽出時間來做這件事。十年后，他在1868年5月9日寫給自學成才的工人哲學家約•狄慈根的信里又再次提到這件事，說“一旦我卸下經濟的負擔，我就要寫《辯證法》。辯證法的真正規律在黑格爾那里已經有了，自然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須把它們從這種形式中解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頁）這里的“一旦我卸下經濟的負擔”，經查德文原文為Wenn  lch  die  ökonomische  Last  abgeschüttelt，(《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4年版，第547頁)  其中ökonomisch 有“經濟學的”、“經濟的”、“節儉的”諸義，Last 有“重量”、“負擔”、“累贅”等義，根據馬克思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具體的語言環境，我認為ökonomische  Last 應譯為“經濟學的重負”比較準確。因為馬克思當時雖然仍然很窮困，但他真正缺少的是時間，他是因為要寫《資本論》而沒有功夫做別的事情，而他在10年前講同一件事時也是說“如果我以后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這一切都是因為他要寫《資本論》這本經濟學著作而造成沒有“功夫”的；他希望早日完成《資本論》這本經濟學著作，也就是卸下寫《資本論》的重負，他就能夠“有功夫”寫《辯證法》一書了。現在譯為“卸下經濟上的負擔”看來是不準確的。事實也是這樣。1867年雖然已經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但并沒有改善他的生活狀況，因為稿費少得可憐。他自己曾說，《資本論》的稿費還不夠他抽雪茄煙。而接著就忙于第二版的修訂出版和法文版的譯文的校譯。再下來，他要修改第二卷毛和第三卷的手稿，而為了要寫作《資本論》第三卷中關于農業和土地問題的部分，又多方搜求俄國和美國的有關材料。為此他還在晚年學習了俄語。這樣，他要寫《辯證法》一書的愿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直都沒有能夠實現。當然，對于杜林和施泰因“以黑格爾范疇作為外殼的死板的三分法，把各式各樣的渣滓無意義地堆積起來”，馬克思是堅決反對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頁》

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對于辯證法也給予了極大辯關注。為了研究自然辨證法，他離開了曼徹斯特的事務所，從1870年起又回到倫敦。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家用辯證法來考察自然現象的還“屈指可數”。所謂用辯證法考察自然現象，也就是從“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從它們的產生和消逝去考察”自然現象。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他說，“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經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并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運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頁）他用了8年時間和很大精力來從事這一工作，但是，由于要寫《反杜林論》和馬克思去世后要整理《資本論》的遺稿，這一工作時斷時續，直到他逝世，《自然辨證法》還是一個未完成稿。應該說，恩格斯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未最終完成也是令人遺憾的。恩格斯在寫作《反杜林論》和《自然辨證法》過程中對于黑格爾和辯證法有許多論述，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這些論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馬克思未能寫作《辯證法》一書的不足，是彌足珍貴的。比如他認為，“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里只限于考察這種作為從康德以來的整個運動的完成的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于它徹底否定了關于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頁）他還說，“近代德國哲學賊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提奚兆，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部聯系。”當然，“黑格爾沒有解決這個任務”，“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363頁）當然，這個任務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解決的。

至于列寧，他無疑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出生于1870年，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半個世紀，而且在列寧和馬恩之間還橫隔著一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統治的時期。但是，列寧非常勤奮和刻苦，他通過堅持不懈的學習，不僅大大縮短了與馬恩之間的距離，而且也大大縮短了與黑格爾之間的距離。早在青年時期，他對馬克思和格式的基本著作就已經非常熟悉，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里就以知識的淵博而聞名。列寧不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精深的研究，對黑格爾的著作也有精深的研究。這一點，從他寫的《哲學筆記》等著述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列寧的《哲學筆記》，不僅有對馬恩著作的筆記，而且有大量黑格爾著作的筆記，包括《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關于論述黑格爾“邏輯學”的各家著作的書評的札記》、《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黑格爾“歷史哲學講演錄”一書摘要》、《黑格爾辯證法〈邏輯學〉的綱要》等等。可以說，黑格爾著作的摘要在《哲學筆記》里處于中心的地位。可見，列寧對于黑格爾辯證法的高度重視。正是在《哲學筆記》里，他說出了這一警句：“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同上，第151頁）列寧當然不會做這樣一個不理解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真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學》，其實正是為了理解馬克思，理解《資本論》，并且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決當時的實際問題。當然從客觀效果來看，他在《哲學筆記》中對辯證法和對立統一所作的一些闡述和發揮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貢獻。在《哲學筆記》里，列寧還說，“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9頁）這個觀點同樣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一大貢獻。

我們從列寧的其他著述里同樣也可以看到他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視程度和評價之高。在《卡爾•馬克思》一文的“馬克思的學說”部分專門設有“辯證法”一節，其一開頭就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黑格爾辯證法這個最全面、最富有內容、最深刻的發展學說，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成就。他們認為，任何其他全歸于發展的原理、進化的原理的說法，都是片面的、內容貧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會的實際發展過程（往往伴有飛躍、巨變、革命）弄得殘缺不全”（《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頁）

列寧對于辯證法的貢獻，還在于他繼承了前輩辯證法大師的思想，特別突出了對立統一規律。他認為，“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頁）他還說，“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參考拉薩爾的《赫拉克利特》一書第3篇（《論認識》）開頭所引的斐洛關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話），是辯證法的實質（是辯證法的‘本質’之一，是它的基本特點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說是它的基本特點或特征）。黑格爾也正是這樣提問題的（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學》中經常為此絞盡腦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爭）。”（《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56頁）

可以說，列寧突出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不僅可以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根據（比如前引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里講的那段話），而且可以從黑格爾那里找到根據，甚至可以從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到根據（如前引斐洛的那些話），可以說，它具有非常豐富的理論根源和極其充足的理論根據；這個根源或根據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里，怎么在陳文看來，列寧的觀點竟然是沒有理論根源或沒有理論根據的呢？

 2.從毛澤東的讀書經歷和《矛盾論》的引文看它的理論根源

陳文說，“毛澤東的《矛盾論》以及蘇聯哲學家們關于矛盾的觀點與黑格爾大相徑庭，他們認為矛盾學說的核心是對立面之間的‘斗爭’，對立面之間的斗爭是絕對的、你死我活的，矛盾的兩個對立面決不可能‘融合’、‘和解’或‘同一’。可以看出黑格爾的‘矛盾論’與毛澤東的《矛盾論》以及蘇聯哲學家們關于矛盾的觀點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既然存在著巨大的分歧，那么，《矛盾論》的理論根源決不可能是黑格爾。”

陳文如此武斷地說毛澤東似乎只讀過蘇聯的哲學教科書和列寧的著作而沒有讀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沒有讀過黑格爾和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這實在是非常令人吃驚的。

在陳定學看來，毛澤東出身于農民家庭，學歷只是中師，沒有上過大學，更沒有留過學，是個“土包子”，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是不了解的。其實，毛澤東的學問很淵博，不僅對于中國的文史哲有極其深刻的了解，對于國外的哲學和社會科學也有極其豐富的知識。這一切，都來源于他的好學習、好讀書。我們知道，毛澤東一生都酷愛讀書。當然，幼年在韶山讀私塾，先是讀《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一類開蒙的書，接著又了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家經典，雖然那都是帶強制性讀的，他并不喜歡，但也給他打下了一個進行讀寫的初步基礎；而他在此間偷偷閱讀的許多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也給他了解中國的社會歷史以很大的幫助。后來到湘鄉東山小學讀高小，接觸到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和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又使他對西方資產階級的的政治社會制度開始產生了興趣。辛亥革命后他曾去當兵，他利用發的軍餉訂閱報刊和購買書籍，這樣，又進一步增添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興趣。當時《湘江日報》討論“社會主義”，毛就是從那里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民國成立以后，他認為參軍的目的已經達到，于是又退出軍隊，準備繼續求學。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湖南省立一中，但對這所學校的管理卻頗不滿，讀了半年，就決定退學自修。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讀書。如此自修了半年，讀了許多中外哲學社會科學的名著。比如讀了盧梭的 《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還讀了嚴復翻譯的一系列名著，如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毫無疑問，這些書使他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與此同時，他還讀了許多歷史、地理、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由于這樣的自修遭到了其父的反對，他只好放棄。于是又考入了長沙第一師范。在那里，他遇到了恩師楊昌濟。楊昌濟曾留學日本和英國，他的倫理學課程成了毛澤東最愛聽的課。毛澤東還常常到楊先生家去登門請教，而楊也把毛澤東視為最得意的門生，刻意加以培養。毛由是而確定了自己的“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這期間，他讀了大量的中國古代的歷史典籍。一師畢業后，為組織湖南同學赴法勤工儉學，毛來到北京，并且成了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此時，他受《新青年》的影響，思想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在20年代后他閱讀了馬恩的《共產黨宣言》、驕傲刺激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書，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共產主義遠東的歷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決心為共產主義的事業而奮斗。但是，自從上井岡山以后，閱讀書報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由于敵人的封鎖，要得到書報變得極其困難。這一點，從毛澤東在1929年11月28日寫給中央的信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在信中說，“唯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當時的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紅旗》[當時的中央機關報]，《列寧主義概論》[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基礎》一書當時的譯名]，《俄國革命運動史》[瞿秋白著]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寄付地點‘   ’。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頁）同日 ，他還致函時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長的李立三，謂“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同上，第28頁）。這種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渴求，在1932年4月打下漳州后，得到了相當大的程度的滿足。原來紅軍在打下漳州后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戰利品，——在漳州中學圖書館找到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和一些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當時裝了一籮筐，其中就有吳黎平翻譯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一些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翻譯出版的馬列著作。毛澤東得到這些書書如獲至寶，甚至在反圍剿和長征過程中都將其帶在身邊，手不釋卷、如饑似渴地進行學習。劉英曾經回憶說，“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杠杠。”吳黎平在回憶里也談到毛澤東在長征路上讀《反杜林論》一事。（逄先知：《毛澤東讀馬列著作》，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 22-23頁）由于打下漳州的時間是1932年4月，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出版的一些論述辯證法的著作，如列寧寫的《卡爾•馬克思》，斯大林寫的《列寧主義概論》，河上肇輯錄的《辯證法經典》（其中載有列寧的《關于辯證法問題》等文），毛澤東也是讀過的。雖然毛澤東也很重視同時代人寫的哲學教科書和通俗讀物，也確實從這些著述里吸取了營養，但是，他對于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學習社會科學名著，無疑放在更加優先的地位。至于在學習過程中注意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更是他的目的所在。應該說，這些才是他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真正源頭和動力。

在這方面，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介紹了毛澤東當時（1936年-1937年）學習和研究哲學的一些情況。他寫道：“毛澤東是一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哥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 1979年版，第67-68頁）。

1965年斯諾再次問毛澤東，問他“1937年以前，你抽出時間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嗎？”毛澤東回答說，“他讀過黑格爾，在那以前還讀過恩格斯。”（《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頁）這里顯然是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毛澤東讀書的這些經歷說明，《矛盾論》的理論根源，絕不像陳文所說的那樣，只是來源于蘇聯的哲學教科書和列寧的哲學著作。和列寧一樣，毛澤東讀書的范圍極其廣泛，無論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著作，該是西方古代哲學家的著作，還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他都有廣泛的接觸和深入的了解。比如他讀陳伯達寫的《墨子哲學思想》，他就想到了“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是你的一大功勞”顯然，在這之前他對赫拉克利特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

我們通過上面所說的毛澤東的讀書經歷，可以清楚地知道，《矛盾論》的理論根源，絕不僅是讀了一些蘇聯的哲學教科書，頁不僅是列寧的一些哲學著作。雖然這些哲學教科書的作者在蘇聯直接感受到列寧《哲學筆記》發表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等書中也引用了《哲學筆記》中的一些論述，但是，他們對于列寧所特別強調的“對立統一規律”卻是認識不足的，這表現在他們沒有將其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在《教程》論述辯證法的該書第三章，所用的標題竟然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不是把列寧所一再指出和強調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作為辯證法的根本規律，而是把“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的法則”作為“辯證法的根本法則”，這是非常讓人費解的。不僅如此，在第三章具體論述中也是把與“由質到量及由量到質的轉變”相關的第1-3節即“發展的量的規定性”、“發展的質的規定性”、“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法則”排到了前面的突出地位，而在第4-10節論述與對立統一規律有關的內容，最后在第11節論述“否定之否定的法則”。這樣一個總標題和具體的排序，顯然是和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強調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本質”、“基本特點或特征”的論述顯然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當然不會按照這些哲學教科書的觀點來寫《矛盾論》，但是，他會按照列寧根據辯證法大師們的觀點又有所創新的觀點來撰寫《矛盾論》，這又是順理成章的。，

毛澤東寫作《矛盾論》的理論根源，我們還可以從《矛盾論》所引述的著作里看出來。

《矛盾論》中引證的馬列著作很多，當然，引用最多的是列寧的《談談辯證法問題》，一共引了7次；其次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一共引了4次；再次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一共引了2次；此外還有列寧的《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再論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在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上作的批注和評論》等，各1次。可見毛澤東的《矛盾論》的理論根源絕不僅限于列寧著作，當然還應包括馬恩的著作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來源德國古典哲學在內以及西方和中國的古代哲學。

3.以“回到馬克思”來否定列寧和毛澤東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

近幾年來，不斷有人提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 ，而是列寧主義。還有人提出，要“回到馬克思那里去”陳文否定列寧對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的論述與馬恩觀點的聯系。這種動向，值得引起我們的嚴重注意。

最近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部主任周為民在《北京日報》的《理論周刊》上撰文說，“正本清源，‘回到馬克思’，就是說，要把‘原版’、‘足本’的馬克思主義與經過蘇聯人取舍、解釋和發揮的，由斯大林概括并命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區別開來。它與馬克思主義有重大差別，與列寧的很多思想也有重大差別。脫離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階級斗爭理論，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體制，個人迷信盛行的現象等等，都與之有直接的關系。這些都是與馬克思主義不相符合的，但長期被視為馬克思主義。長時期中存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問題，實際上真正的要害是對第三國際的、蘇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論的教條化問題。”（周為民：《當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需要解決的四個問題》，《北京日報》2011年11月28日）

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人為地割裂開并且對立起來，擺出一副要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讓馬克思主義更加純潔的樣子，其實，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用各個擊破的辦法先否定斯大林、接著否定列寧和毛澤東、再進而達到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和整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目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包括周為民在內的這些現在主張“原版”、“足本”，主張“回到馬克思”的先生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人們并沒有得健忘癥。他們的言行可以幫助我們對他們現在的這一主張做一個很好的注腳。同樣，周文所說的“長時期中存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問題，實際上真正的要害是對第三國際的、蘇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論的教條化問題”也足以把他所謂的“回到馬克思”，要搞“原版”、“足本”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的虛偽性暴露得清清楚楚。

人們要問，歪曲《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恩著作與“對第三國際的、蘇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論的教條化”有關嗎？借口“要管用”、“大本頭”是專業人員讀的，不提倡學習《資本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使馬克思主義邊緣化，是為了解決“對第三國際的、蘇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論的教條化”問題嗎？這個說法在邏輯上說得通嗎？

周文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命題及其理論內容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它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而恰恰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和方法上的返本開新。”

看看所謂“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容，就知道它它究竟來自何處。弄清這個問題其實本不困難，只要看看今天的社會現實，并且把它和改革開放以前作一個對比就很清楚了。這里究竟有多少“原版”和“足本”的馬克思主義呢？外國人是旁觀者，他們老早就把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叫做“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了。你說他們是污蔑嗎？看來不能。所幸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還在，雖然現在自上而下讀的人很少，但是總還有人曾經讀過這些馬恩著作，是不難進行這樣的比較的；雖然在所謂主流報刊上已經很少見到認真研究馬恩著作的文章，但是，在網絡發達的今天，這樣的文章總還沒有絕跡，人們也不難作出自己的比較。

說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的歷史進步意義”，其實，現在早已不是什么“對蘇聯模式的否定”了，連“列寧主義”也在掃除之列了。這一點，在周文一開始已經說得很清楚，何必還要遮遮掩掩？在歷史上，從來都是帝國主義者以及他們的御用文人成天想著要消滅蘇聯、否定列寧的。人們不會忘記歷史：十月革命后，當十四個國家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時，英國保守黨的政治家丘吉爾曾經聲稱，“要把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里”。但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進步人類卻把列寧親自建立的蘇聯當做社會主義的“頭生子”，對它倍加愛護，給以堅決的支持和援助。蘇聯先是在在列寧領導下，后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建成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且把本來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發展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在二戰中，它戰勝了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決定性力量。毛澤東對于斯大林雖然也有不滿和看法，但是他堅持認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從來就是十月革命所開始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點，估計到這些特點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論是在革命事業中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我們都充分地利用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豐富經驗，使自己可以減少或者避免許多錯誤，可以比較順利地進行自己的事業，雖然中國人們面前的困難還很多。”（《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頁）不知為什么現在有些人對于蘇聯的道路和經驗是那么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感情？又是出于什么動機？值得人們深思。順便要說一說，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但是，當年的蘇聯人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在懷念他們曾經生活于其中的那段歷史，你們用這樣的語言來否定人家的歷史，是不是文明？是不是友好？如果別人也用極不友好的語言來談論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歷史說三道四，你們的感覺又將如何？有人喜歡孔老二，他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些人也很喜歡說，這是不是也應該見之于行動呢？

周文和陳文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對立起來，看成是互不相容的，我們要問：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真的是互不相容的嗎？在我看來來宣揚這種觀點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起碼也是無知。我們知道，在19世紀末葉，第二國際和歐洲一些國家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中曾經出現了一股修正主義思潮，他們磨滅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鋒芒，把馬克思主義“修正”成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的東西，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恩格斯晚年曾與這種修正主義思潮進行過堅決的斗爭。他去世以后，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特別是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也與這種修正主義思潮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是一場捍衛馬克思主義、保持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斗爭，正是這個斗爭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貌和革命精神。就此而言，所謂列寧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也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當然，列寧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也有發展。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資本主義新出現的經濟現象——壟斷以及與之相關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得出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結論。他還研究了資本主義在其最新發展階段所具有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從而得出了社會主義有可能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某個薄弱環節首先取得勝利的結論。這兩個結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庫。在列寧的領導下，除了進行俄國的革命外，還恢復了馬恩所肯定的“共產黨”的名稱，并且組織了與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根本不同的第三國際（亦稱或共產國際），積極領導了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東方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又重新由低潮走向高潮。鑒于列寧的偉大功績，斯大林在列寧逝世以后將列寧的偉大貢獻加以升華，稱它為“列寧主義”，并且給它下了一個定義，稱它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對馬克思主義。”（《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頁）很明顯，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所以后來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說法。

在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個非常正式的說法。這個說法跟可能來自蘇聯，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時？據我的初步了解，中國共產黨最早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是在1938年5月5日，那天是馬克思誕辰120周年，為了紀念這個日子，中共中央為培養黨的干部而建立的“馬列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的簡稱）在延安正式開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也正式開始使用。而從《毛澤東選集》使用該詞的情況看，在1938年10月14日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報告之前，一般都是用“馬克思主義”，而在做這個報告時開始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里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提法也寫進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后歷次修改對指導思想雖然有所增加，但這一提法本身都沒有改變。現在周文要把其中的“列寧主義”去掉是不是太“無法無天”，太缺乏法律觀念了？或許有人會說，《憲法》也可以修改呀。這是某些有權的人才會講的話。但是不要忘記：這個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在這個問題上，萬萬不可忘乎所以，為所欲為；否則，人民是不會答應的。

在這個問題上，陳、周都想丟掉列寧，跨過列寧這個階段。但是歷史是不能篡改的，也是不能割斷的，我希望他們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能夠慎重行事，不要走得太遠了。

五、毛澤東的《矛盾論》一書偉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毛澤東的《矛盾論》最初寫于1937年，而正式出版是作為《毛澤東選集》第1卷最后一篇文章于1951年公開發表的，從時間來說，距今已經整整60年了。《矛盾論》和《實踐論》一樣，雖然是一本哲學著作，但是由于毛澤東寫得通俗易懂，深受廣大干部群眾的喜愛，成為他們學哲學、用哲學的必讀書籍，使哲學由高高的殿堂進入了尋常百姓之家，成為他們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一個銳利武器。

60年來，《矛盾論》所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深刻的。

1.《矛盾論》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學說的一個偉大貢獻

劉文也好，陳文也好，都是以非毛和反毛為己任的，但是，這些文章由于沒有事實的支持，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事實是，毛澤東的《矛盾論》由于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總結了自己的實踐經驗，在論述對立統一規律方面是有不少創造的。我們可以把它和此前出版的任何一本同一題材的論著進行比較，都可以看到它獨到之處。這獨到之處其實也就是毛澤東的“原創”。由于這種“原創”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否認《矛盾論》 的原創性是不可能成功的。

舉例來說，《矛盾論》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這個思想應該說前人也不是沒有，但是都沒有加以很明晰的論述，而《矛盾論》則從不同方面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給予了明確的闡述。這個工作不能不說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里曾經以化學史上拉瓦錫發現氧氣為例，說明馬克思在發現剩余價值方面的貢獻。毛澤東在這方面也有一些類似。同樣，毛澤東還很明確地論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盡管在他之前斯大林已經在《列寧主義基礎》里已經明確提出了“主要矛盾”這一說法，但是他并沒有給“主要矛盾”下一個定義；同樣，關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里都講過“過統治階級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實際上已經暗含“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但是他們也沒有給它下過定義；而毛澤東則不同，他給“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下了明確的定義。另外，關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轉化的思想也是毛澤東首先明確提出并且給以理論說明的。這些，都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對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學說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關于矛盾學說的這些觀點和論述不僅在國內來說是領先的、一流的，就是在世界范圍來說，也是領先的、一流的。

我們知道，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不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是存在矛盾的。這一點，看看他在1938年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直》第四章第二節或《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就可以清楚。在那里，他在說到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關系時說，“這里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性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鞏固的。”（《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頁）就是說，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只有適合而沒有矛盾。直到1952年寫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答亞歷山大••伊里奇•諾特京同志》的信里，他才承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他說，“‘完全適合’這種說法是不能在絕對的意義上來理解的。不能把這種說法理解為仿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生產關系落后于生產力增長的現象。”（《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7頁） 該信息俄語952年4月21日，他的這一改變是不是受到《矛盾論》的影響，人們不得而知。毛澤東后來批評斯大林是“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他以為他那個天下穩固了。我們不要以為天下穩固了，它又穩固又不穩固。”（《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6頁 ）

和《實踐論》一樣，《矛盾論》在1951年出版后，很快就被譯成俄文，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刊登，獲得了蘇聯理論界的好評。由羅森塔爾和尤金院士編的《簡明這些詞典》（1955年第4版）在“毛澤東”詞條用整整四頁的篇幅介紹毛澤東，稱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馬克思主義的大理論家，中國人民勝利的組織者。”稱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部著作根據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具體材料創造性地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問題的卓越的典范。”（羅森塔爾、尤金編：《簡明哲學詞典》，人民出版社1958年中文版，第63、66頁）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1958年第1版）也對《矛盾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稱它是“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價值的著作”，“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卓越貢獻”。（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上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297頁）

中國人和中國人寫的書在蘇聯得到這么高度評價，可能還是第一次。需要指出的是，這個評價是不是在《矛盾論》譯成俄文在蘇聯出版的當時，而是在幾年之后作出的；它也不是政治人物出于一定目的做出的，而是由蘇聯哲學界的學者在詞典和教科書里作出的。順便要指出的是，如果毛澤東的《矛盾論》抄襲了30年代的蘇聯哲學教科書，蘇聯的這些學者會不知道嗎？他們還會如此高的評價它嗎？

2.《矛盾論》在革命和建設中都發揮了偉大的作用

《矛盾論》的寫作是在抗日戰爭前夕，毛澤東還沒有寫完，七七盧溝橋事變就爆發了。這樣，《矛盾論》 的理論首先就被用于民族革命戰爭問題上。由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為了集中力量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毛澤東和黨的領導下，對國內的階級關系作出了調整：過去實行的沒收地主土地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過去實行的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政策也改為與國民黨聯合共同抗日的政策。當時面臨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有人認為，敵強我弱，有人主張和，認為“戰則亡”；也有人主張戰，提出三個月打敗日本的“速勝論”的主張。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里對中日兩國各方面的情況進行了分析研究：從經濟和軍事上說，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從面積和人口來說，中國是大國，日本是小國；從戰爭的性質來說，中國是進步的、正義的一方，日本是起了的、非正義的一方；從國際援助來看，中國是得道多助，日本是失道寡助。由于這些因素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敵強我弱這個因素的作用，速勝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中國是大國，是進步的一方，又是多助的一方，日本要滅亡中國也是不可能的。由于這些因素的作用，戰爭就將是持久的，但是勝利是屬于中國的。《論持久戰》根據《矛盾論》對理論對中日兩國各方面進行理論分析。批判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為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制訂了“持久戰”的正確的戰略方針，并在這個戰略方針的指導下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抗戰，并且在蘇聯和其它同盟國的幫助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迫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的愿望，撕毀雙十協議，悍然發動反人民、反革命的內戰。毛澤東在毛宣帝4卷里，有不少文章也是運用《矛盾論》的思想進行分析的。當時的形勢也是敵強我弱，但我方也有有利的條件，主要是人心的相背，還有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的經驗，因為是正義戰爭，我軍士氣高漲，還有廣大人民的支持，而蔣介石在這場戰爭中的戰線太長，又有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組成的第二條戰線對它牽制，加之士氣不振，內部還有派系的明爭暗斗，使它力不從心，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境地。結果由全面進攻轉為重點進攻，又有戰略進攻轉入戰略相持，最后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只用了三年時間就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蔣介石的有飛機加大跑的八百萬正規軍，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兩論”在內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也是發揮了偉大作用的。比如毛澤東提出的 “并民事勝利之本”的思想，還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各個戰場用數倍于敵人的兵力投入戰斗，建立戰場上的優勢，就是保證全殲敵人的一個很重要的軍事思想。敵人后來把這叫做“人該戰術”。這個“人海戰術”在淮海戰役中曾使敵人聞風喪膽，很快就喪失了戰斗力，乖乖地當了解放軍的俘虜。當然，從土改中得到了土地的翻身農民的支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一點也與國民黨軍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果用毛澤東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來分析，那就是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矛盾論》的思想不僅在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革命勝利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建設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土法上馬、土洋結合”等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極大的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特別是大慶和大寨，他們都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以“兩論起家”，充分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在大慶，王進喜說，“有條件要上 ，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結果，在他們手下摘掉了“中國貧鈾論”的帽子。大寨的自然條件也跟差，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七溝八粱一面坡”，但是他們不是等、靠、要，而是憑著自己的雙手開石頭，壘起了“水平梯田”，還一筐一筐地運土建設起了了土層深厚而松軟的“人造小平原”，使糧食達到很高的產量，并且做到了年年增產。大慶和大寨的成就就是中國建設的榜樣，也是中國建設的一個縮影。難道我們今天就不需要掌握哲學武器，就不需要這種戰天斗地的奮斗精神了嗎？

3.《矛盾論》在指導科學實驗方面的偉大作用

在毛澤東時代，我國的科學技術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等等尖端技術，可以說，沒有一項不是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開始的，也沒有一項不是在包括《矛盾論》在內的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獲得成功的。那時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解放軍官兵靠什么?他們靠的是 “兩論起家”，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事實證明，沒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沒有正確的思想方法，沒有腳踏實地和艱苦奮斗的作風，沒有平等的自由討論的風氣，光有科學技術知識，是很難在這么困難的條件下，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取得這么多的高精尖的科技成就的。在這方面，希望參加這些成果研制的同志能夠多寫一些回憶的文章，也希望作家們能更多地深入生活，多寫一些反映他們精神風貌的的小說和其它形式文藝作品，讓現在和未來的青年人從中受到教育，并把這些好思想、好作風、好傳統一概帶地傳下去。

由于寫這個部分，自然就想到了“毛粒子”。這件事的經驗和教訓是應該大書特書的。為了寫這件事，我在網上檢索到馬文戈同志在三年前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5周年而寫的一篇題為《關于“毛粒子”的歷史述評》的文章，這篇文章相當翔實地介紹和評論了這一曾經在世界產生過巨大影響而又由于中國人自己的原因致使留下了令人 十分遺憾的結果的事件。現將該文有關部分摘錄如下：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時，參加國際物理學第七屆年會的物理學家們，在大會上集體起立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美國物理學家格拉肖做大會發言，他在回顧了物理學家們逐層深入地研究物質結構和基本粒子的歷程之后，提議說：應當“把組成物質（基本粒子——筆者注）這些所有假設的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以紀念已故的毛澤東主席，因為他一貫主張自然界有更深的統一性。兩年之后，格拉肖又在美國專門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國際社會和科學界呼吁：把基本粒子下一個層次的物質組份命名為‘毛粒子’。他說：構成基本粒子下一個層次的物質組份，既不應當稱為層子（當時中國物理學家們的稱謂），也不應當稱為夸克（美國物理學家蓋爾曼等人的稱謂），而應當稱為為‘毛粒子’。因為這一世界科學史上的重大發現，‘是與毛澤東主席的哲學思想分不開的’。格拉肖還現身說法，講述了他自己對強子結構的認識轉變過程。他說：在毛澤東生前我和溫伯格·薩拉姆（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物理學家）曾經兩次訪問過中國。每一次都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并同他一起討論基本粒子到底還有沒有自己的內部結構和矛盾這樣一個現代物理學的前沿問題。毛澤東主席總是認為基本粒子還有自己的內部結構和矛盾，在理論上是可以再分的這樣一種哲學思想，而我自己和薩拉姆兩個卻堅持不同意見，認為基本粒子只是一種數學上的點狀物，它們是不可能再分了。現在的事實是，新的物理實驗已經把基本粒子分開了，毛澤東主席的科學預見已被證實為真理，它改變了我和像我一樣曾經有過錯誤認識的人。最后格拉肖向記者們表示，他將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毛粒子’的研究工作中去。

“可惜，由于當時的中國政情變化，忙于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格拉肖關于‘毛粒子’的科學命名和呼吁沒有進行響應。中國科學界禁若寒蟬，不聞不問。致使本來可以榮登榜首的‘毛粒子’提名，名落孫山。反倒使美國物理學家蓋爾曼的夸克說摘走了桂冠。這又不能不說是世界科學史上的千古缺憾！

“蓋爾曼關于基本粒子內部結構的夸克模型，不僅在先進性上比中國物理學家提出的層子模型稍遜風騷，而且在提出的時間上比‘毛粒子’也整整晚了九年。中國物理學家之所以能提出層子模型理論，與毛澤東的《矛盾論》思想影響分不開，原創思想的確屬于‘毛粒子’。首先，在‘毛粒子’的思想影響下，中國物理學家們提出的層子模型，是用波函數理論來描述強子束縛的性質及其內部的層子運動，并為后來的高能物理實驗所證實。而蓋爾曼的夸克模型則是建立在非相對論的基礎上，它只能描述運動速度不很大的物理過程，尚未脫離宏觀低速范疇。其次，蓋爾曼的夸克模型是在1964年修改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的“重子—介子復合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而‘毛粒子’的思想早在1955年1月就明確提出來了。當時毛主席向中國科學家提出：‘原子核是由質子和中子組成的，那么質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組成的？質子和中子仍然是可分的。現在的實驗雖然還沒有證明，將來實驗發展了，會證明它們是可分的。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此后，毛澤東又在1957年11月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談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問題。他以原子為例分析說：‘在原子里頭充滿矛盾，有原子核和電子的對立統一，原子核里頭又有質子和中子的對立統一，質子又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總之，對立統一無往而不在……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這表明毛澤東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共產黨領袖，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他在物理學研究的前沿領域所持有的辯證粒子觀，他的話如同一聲轟擊形而上學粒子觀的政治春雷。當然，毛澤東堅持的是列寧的觀點。列寧早在1908年問世的哲學名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就指出：‘電子世界也是不可窮盡的’。然而，從1908年到1957年，當世界歷史過去了半個世紀，而物理學家們又在重復歷史上的舊錯誤，認為基本粒子不可分，和沒有自己的內在矛盾和結構的時候，在這樣一個科學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毛粒子’的提出，便不僅具有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哲學世界觀的政治意義，同時也具有打破形而上學粒子觀的科學意義。列寧和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物理學發展史上的弄潮兒，能夠正確地評價重大科學發現的哲學意義或為躑躅不前的科學研究指明前進的方向，這一切都與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分不開的。”（馬文戈：《關于“毛粒子”的歷史述評》，中華網，2008年12月）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毛澤東在《矛盾論》里所闡明的對立統一的理論不僅對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而且對于科學實驗也有極其偉大的指導作用。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我們就會走彎路，而有了正確哲學思想指導，我們做一切事就可以事半功倍，取得偉大的勝利。本來，我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一戰無不勝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我們的一大優勢，可是，這些年來，人們卻將其棄置一邊，甚至還讓各種污言穢語來污蔑它，褻瀆它，詆毀它，把它貶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這樣下去，我們又怎么能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繼續打勝仗？所幸的是，那些反毛非毛的右字號人物，他們在事實面前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敗，這對廣大的人民群眾來說，無疑起了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的作用。現在，那些非毛反毛的右字號人物，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他們如果不能認識到這一點，繼續滑下去，其下場肯定是不會美妙的。

對于那些反毛非毛的右字號人物，我們該說他們什么好呢？中國的成語是很豐富的，其中有一個就叫做“狂犬吠日”，根據一本成語詞典的解釋，這個成語是用來比喻惡人詆毀好人好事的，我看用它來形容這些人的言行是非常恰當的。這里我并不想罵人，只是想到用它來比喻某些人詆毀《矛盾論》的惡行非常準確才這樣用的。事實難道不是這樣的么？你看，太陽給人們帶來了光明，帶來了溫暖，還帶來了萬物的生長，人類是離不開太陽的。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要和太陽作對，反對太陽，咒罵太陽，這和成語里的“狂犬吠日”又是何等的相似啊！但是，狂犬吠日并不能損傷太陽什么，太陽照樣發出它的光和熱，照樣給人們帶來光明和溫暖，照樣使得萬物生長；今天的太陽能電池板還能為在太空的空間實驗室提供設備運轉所需要的動力。總之，無論狂犬如何狂吠，它都無損于太陽的光輝。同樣的，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一本偉大的哲學著作，它在革命戰爭的年代曾經為中國抗戰和革命的勝利立過不朽的功勞，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也立下過不朽的功勞，他還曾為中國和世界科學的發展立下過不朽的功勞，你污蔑它，詆毀它，褻瀆它，難道它的這些不朽功勞就不存在了嗎？顯然不會。今后，它還會繼續為人類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提供哲學的指導，繼續給人類帶來智慧和力量。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因為它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毛澤東過去是我們的太陽，他今天仍然以他的光輝思想指引著我們前進的道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