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民主女神”的劉瑜，最近與作家慕容雪村應“紐約時報中文網”的邀請，進行了一次對談，談話內容主要是說“公知”被中國政府有計劃地污名化了。其實，劉瑜從“公知”群體隱退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最近又出來談“公知”，似乎是為“公知”群體打氣，其實是為了推銷她的新書。劉瑜是否真的會與公知們繼續并肩戰斗，這不好說。但是，選擇“紐約時報中文網”這一外國媒體來討論“公知”這一中國社會的公共話題，也別有一番意味。

　　說起“公知被污名化”，首先應明確什么叫“公知”。“公知”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那么，什么叫“公共知識分子”?它是從知識分子概念延伸出來的。按照西方社會的觀念，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并根據這些基本價值，對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進行批判，推動真正價值的實現。有知識的專家或有知識的人，并不等于知識分子，能夠稱得上“知識分子”的，除了專業，還應該無個人功利地關懷國家、社會乃至世界上一切關乎公眾利益的事情。從西方社會對“知識分子”上述大致定義來看，真正的知識分子本身就具備“公共性”，無需再加上“公共”兩個字。那么，為何一定要給某些知識分子特地帶上“公共”的帽子呢?這個問題下文再說，先看兩位對談者如何理解“公知”。

　　劉瑜在這次訪談中提到：“公知首先要有足夠的公共性，其次要有足夠的知識。”她還說：“公共事務，大致來說可以分成兩類：一種就是不需要什么專業知識的背景，就可以通過常識分清楚對錯的。還有另一類事情，需要一些專業知識背景，比如說涉及化工廠、轉基因、PM2.5的事件，還包括一些經濟問題等等。”我認為，在劉瑜的說法中，僅靠常識就能分辨對錯的，不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更不是什么“公共知識分子”任務，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只要這些普通老百姓的常識和價值觀沒有被某些知識分子搞得一片混亂即可。而那些劉瑜看來需要專業知識的領域，我認為，要判斷它對公共利益的完整關系，僅僅靠專業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這就好比當年有人發明了互聯網，他們絕對是互聯網專家。但互聯網對人類生活將產生什么影響，那些發明互聯網、使用互聯網的人，并不具備公共性。此外，發明生物克隆技術的專家也一樣，他們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背景，并不代表他們在克隆技術與社會、與人類的關系上具有公共性。因此，劉瑜對于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理解，在我看來是不全面的，不準確的。

　　相比來說，慕容雪村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解更糟糕。他說：“公知是這樣一群人：愿意對公共事務發言，有一定的洞察力，有一點基本的知識儲備。”如果“公知”就是慕容雪村的這種理解和這種真實水平，難怪“公知”要被人看不起，“愿意對公共事務發言”的人多了，神經病都愿意;“有一定的洞察力”這個要求也太模糊了吧?“有一點基本的知識儲備”是什么意思?小學知識還是中學知識、大學知識?或者是韓寒聲稱擁有的“小本子”?因此，“紐約時報中文網”組織的這兩個人的對談，在我看來就是兩個沒搞懂知識分子概念、知識分子使命的人，在談什么“公共知識分子”。就好比沒學好中文的外國人在談唐詩宋詞，大都是胡扯。

　　真正的知識分子并不是自封的。由于知識分子本身就具有“社會良心”的公共性，因此，它是在社會中自然形成的，是民眾或知識界的口碑。那么，劉瑜和慕容雪村談到的“公知”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幾年前，《南方人物周刊》的一個工作室策劃推出了一份“年度公共知識分子”名單。此后，這份“年度公共知識分子”每年出現一次，有更新、有調整。換句話說，中國的“公知”從一開始就不是口碑和公認，而是極少數人的“委任”。慕容雪村說：“我會更加堅定地承認自己是‘公知’。以前我不愛承認，因為覺得自己沒什么學問，當知識分子不夠格，但是從公知變成一個壞詞之后，我開始頻繁稱呼自己為公知。”這是多么可笑的自我任命，連“委任”都算不上。我說自己是“公知”就是“公知”，那么，這種“公知”還有什么價值?

　　事實上，中國的“公知”之所以被人嘲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從一開始出現、形成，就是一個少數人勾兌的黨同伐異、結黨營私的小團體。他們所號稱的“公共性”，不過是他們試圖強加給中國社會的“公共性”。凡不同意、不接受他們認定的“公共性”的人，都是被他們排斥、討伐的對象。知識分子真正應該維護的人類基本價值，這些中國“公知”并沒有真正理解。劉瑜所說的常識判斷，并不等于對人類基本價值的本質認識。慕容雪村說的“有一點知識儲備”，與認識人類的基本價值更是牛頭不對馬嘴。這樣的“公知”不出丑才怪。

　　劉瑜的另一番話，稍微觸及了中國“公知”的真相。劉瑜說：“很多嘲笑公知的人，其實自己就是公知，但他們可能是被邊緣化的公知，或者說所謂的‘二線公知’。他們對公知的嘲笑是最猛烈的，……”在這段話后面，劉瑜特地點了吳法天的名字，意思可能就是說吳法天是被邊緣化的“二線公知”或“三線公知”。劉瑜也許覺得自己挺機靈，隨隨便便很輕松地就挖苦了一下吳法天那樣的被邊緣化的“公知”。但她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她的這番話體現了中國“公知”的本質——他們是像娛樂明星一樣，按身價、按片酬分等級的。這還是知識分子嗎?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波斯納前幾年出版了一本書，《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其中說道：“……但此種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又體現了(公共知識分子)作品質量控制之缺位，人們在包括學術市場在內的其他商品和服務市場亦可見到此種缺位。由此導致公共知識分子作品的質量參差不齊，且平均質量低下……不僅質量低下，而且還可能在不斷下降，更準確地說，則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作品正在變得越來越缺乏特色、興趣索然、以及無關緊要”。他還說：“可以將公共知識分子設想為一種在以需求和供給為特征的市場中的職業”，“ 公共知識分子在大眾媒體中的名氣與其學術聲譽呈相反動向之趨勢;由于無法把握公共知識分子頻繁出現錯誤判斷和預測等原因，便產生了困擾這一市場的質量控制問題。考慮到在知識專門化時代公共知識分子面對的聽眾知識嚴重匱乏，并鑒于公共知識分子的激勵和約束缺位，因此，認為能夠依賴‘觀念的市場’以優化公共知識分子行為的假設，便顯得愚不可及。在一個功能完備的市場之中，至少就設想試圖在增進公共理解方面取得重大貢獻的人而言，公共知識分子缺乏應有的責任心以及作為賣方的基本品質。”波斯納的基本結論是：“事實上本書對學術公共知識分子(當然不僅僅限于學術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多于贊譽。”(翻譯不敢恭維，如此拗口。)

　　其實，波斯納這本書的書名已經表明了他對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總體態度。對于知識分子的定義，大致還如前文所述那樣，沒什么變化。但是在傳媒時代，知識分子要維護人類基本價值，推動某些價值的建立，就需要借助傳媒。因此，便出現了分工。“公共知識分子”或簡稱“公知”是在大眾媒體時代向公眾推銷知識或價值觀的商業推銷員。他們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只是某種價值觀的販賣者。賣什么，取決于哪種價值觀可能賣得好，而非本身是否真有價值。例如，亂搞男女關系的價值觀可能像“愛瘋”一樣賣得好，一批推銷員便紛紛涌入，使盡各種推銷手段到處兜售。相反，如果販賣“忠貞”可能吃力不討好，“公知”們便缺乏推銷的動力。

　　波斯納對美國“公知”失望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學術知識產品本身的質量就不過關;第二，向公眾推銷這些知識產品的推銷員，即“公知”，更不靠譜。大眾媒體上收視率、點擊率高的未必是好節目，很可能就是非常低俗的。因此，名氣大的“公知”推銷得多的知識，未必就是人類真正的基本價值，很可能就是像傳銷一樣，向公眾推銷某種毫無用處、甚至是錯誤的、極具欺騙性的東西。“公知”們所謂的批判，無非為了推銷他們的產品而要求人們先丟掉已有的知識而已。就好比賣小麥的推銷員說：把大米、玉米都扔掉吧。他們批判大米、玉米，是為了推銷小麥。波斯納指出，“公知”的衰落，還在于這些推銷員利用公眾的知識匱乏，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推銷知識產品的過程，完全缺乏應有的質量控制。換句話說，“公知”推銷知識、價值觀的過程中，像普通商品推銷一樣，存在大量對消費者(即公眾)的欺詐和陷阱。連美國的“公知”祖師爺都如此不堪，鸚鵡學舌、邯鄲學步的中國“公知”水平又能怎樣呢?

　　但劉瑜還在津津樂道中國“公知”的未來，她說：“公知這個現象并沒有被污名化打倒，這個群體在設定公共議題、引領價值走向方面的功能不但沒有喪失，而且還非常強大。”結合波斯納的觀點，我們再來理解“民主女神”劉瑜的觀點，就會發現，她的意思無非是說：在觀念和知識市場上賣什么，目前還是我們“公知”說了算。雖然我們以前賣的觀念和知識產品被人挑出了不少毛病，但有瑕疵的產品依然是產品。就好比洗衣機的定時器壞了，洗衣機還是洗衣機。以前我們賣知識的手段也被人詬病，說我們歪曲事實，但真相不可能百分百地真。所以，我們還是要接著賣，因為人們總是有需要。而且，賣知識的市場還控制在我們手里，還被我們壟斷。

　　至于他們這些中國“公知”要賣的是什么東西，我們再來看看慕容雪村怎么說：“這些年，人們對共產中國官方文化的嘲諷越來越密集。在蘇共倒臺之前，黃色笑話，政治笑話也特別多。這大概可以說明，當人們開始反感你的文化，反感你的文體、文風、一切話語、一切做派的時候，你的統治就已經接近尾聲了”。“ 茉莉花革命之后的一段時間，中國的輿論風氣特別緊張，像某某某這樣的職業革命家發不出聲音”。“ 我相信，在不遠的未來，必定會出現比‘南周事件’大得多的事情，當然這需要一個契機，而且那個契機并不像你想的那么遠。”看到了吧，中國“公知”要販賣的思想和價值，無非就是推翻現有體制的“革命”。

　　所以慕容雪村才會說：“(政府)發動無業人員和青年學生為自己辯護，同時也攻擊自己的敵人，所謂‘五毛黨’計劃。”因為“公知”如果受到猛烈攻擊，會使得他們推翻體制的革命目標難以實現，所以，他們把反對他們的言行都看成是政府組織的行為。我不知道中國是否存在過一個政府組織的“五毛黨”計劃。慕容雪村的觀點，更多是因為他們自說自話、自欺欺人地帶上了“公共”的帽子、“公共”的面具，便以為自己真的代表公眾了。其實，自發反對他們的所謂“五毛”才是真正的公眾。“公知”們在“自我公共化”的認識錯位中，把真正的公眾反對當成了政府這個“革命對象”的負隅頑抗。劉瑜說：“我以前做的很多事情是扮演了前鋒的角色，現在我更愿意做一個后衛。”你看，“公知”群體是有“前鋒”與“后衛”的分工的，他們才是有組織的小集體行動，卻虛構了他們的反對者是一個強大的組織行為。

　　劉瑜的另一句話體現了她對中國“公知”的無奈：“知識分子到底該為大眾負責還是不為大眾負責我也不知道。”“我也挺害怕自己被姿態綁架，害怕一個事情出來，我就必須按照一個方向發言，這種表態、站隊的壓力，和我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劉瑜之所以判斷不清是否該為大眾負責，關鍵在于她沒有理解知識分子真正的含義，像慕容雪村那樣自已“有一點知識儲備”，便以為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了。自己帶上“公共”的帽子，便以為真的受到公眾擁戴了。事實上，他們的“公共”是自命的，真正的公眾并不接受他們。所以，他們自以為是地要為大眾負責，大眾根本不買帳。因此劉瑜才會有比慕容雪村更多的猶豫：是僅僅做一個“有知識的人”，還是堅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事實上，做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真正知識分子，需要一種類似宗教奉獻的情懷，不計個人得失，只為天下蒼生。康德曾經說，真正的知識分子“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對于靠販賣某種知識為生的“公知”來說，當他們發現自己販賣的東西看并不那么貨真價實的時候，他們能夠理性嗎?或者只是堅持“經濟人理性”?劉瑜在這里表現出了一個小女人追求安逸的心態，害怕被販賣“革命”觀念的姿態綁架，差不多等于在說，她不想在類似傳銷組織的“公知”推銷員隊伍中，為了個人利益而傷害他人(即大眾)。至少在這一點上，“民主女神”比慕容雪村要看得遠一點。

　　中國的“公知”像狂熱的傳銷組織一樣，試圖把自己都莫名其妙的知識殘品賣給每一個中國人，以便他們成功發財。因此，有時候，他們販賣的東西，他們自己是不用的，或不真的用，只是假用一下。例如，他們賣民主，自己并不民主;他們賣自由，并不真的給別人自由。他們其實不了解中國民眾真正需要什么，卻以為自己很了解，或強迫中國民眾必須需要。這種偽劣知識產品的二道販子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就像波斯納說的那樣，他們將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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