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有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不喜歡階級屬性的提法,他們喜歡標榜自己是超階級的。
但也有人例外,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階級屬性,甚至到處張揚自己的“美國軍火商、石油商階級”、“美國資產階級”的屬性。比如那個王怡,那個余杰,在白宮里被小布什總統接見一回,未及人家白宮發表文告,王先生和余先生自己抑制不住內心的狂喜,搶先發表記錄、紀要,大肆張揚,“美國總統召見我了”,“美國總統召見我了”,“我跟布什總統提了,要他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制裁中國政府……”看看,人家是不怕什么有階級之嫌的,甚至不怕被人指為漢奸,幸好這樣英勇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還不多。
本來,中國古代社會,有大家敬重的“讀書人”,有自我調侃的“窮酸秀才”,沒有什么“知識分子”說法,更沒有什么“公共知識分子”。古代讀書人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抱負是“以天下為己任”的。
大約是受了西學的影響,有人把“知識分子”與“知識階層”最先區別開來,稱知識分子為“學界分子”,稱知識階層為“知識界”。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同時使用了“知識分子”和“知識階層”兩個詞。1933年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的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明確規定: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階層,屬于“腦力勞動者”。
另據臺灣某教授考證,19世紀30~40年代,一撥留學生為主體的人,把德國哲學引進俄國,這撥人對當時落后的沙皇俄國不滿,他們帶回西歐社會思想及生活方式,滿懷烏托邦的理想,喜歡高談闊論,也有人致力于實際的社會改革,他們當中后來產生出不同的思想群體,如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康德主義等。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據傳是雅各比教授所首創,他的本意是希望知識分子不要清談烏托邦理想,也不要抖機靈耍小聰明,而要從公眾關心的問題出發研究切實的問題。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社會貧血癥:當代心理學批判》(1975)、《心理分析的壓迫》(1983)和《烏托邦的終結: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1999)等。他的書我是一本也沒看過,但是,“知識分子哪去了”、“知識分子的作用”問題,的確關系重大。知識分子,在崇尚“知識就是力量”的非互聯網年代,你的知識非常重要你知書達理呀,推動社會進步,你有責任呀,因為讀書有知識,通常也比較能干。所以無論西方東方,成大事都離不開知識分子。西方的后文藝復興、理性啟蒙、社會主義運動,都是知識分子帶頭完成的。所以,“知識分子”這個詞,有著引人矚目的人文光輝,中國舊時代富家小姐“春思”的對象通常都是窮酸秀才(當然,這與戲本本身就是窮酸秀才編的有關)。
西方學者傾向于認為,哲學家羅素、沙特等人逝世后,知識分子的時代即已結束,不是說社會沒有知識分子,而是指知識分子的作用越來越有限,其精神境界越來越世俗化,大個頭的、引領社會的、堪為君子之德風的公共知識分子鳳毛麟角,甚至像野生華南虎一樣根本就見不著了。不信大家可以數一數,世界范圍之內,這樣的知識分子哪位堪任之?中國范圍之內,這樣的知識分子,哪位堪任之?
有人認為,美國的喬姆斯基是知識分子這個光輝傳統的最后一抹余暉。其人是很有意思的人,語言學家兼涉政治,常有驚人之語,我經常樂呵呵地看他的東西。但是,大家注意到沒有,假如喬姆斯基確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最后一縷余暉,其人在美國主流社會根本不得好煙抽,是媒體封殺的對象,這一美國人文特色,豈非更加耐人尋味?
在人們憂慮公共知識分子像野生華南虎一樣稀少的時候,中國卻大批量地像冬儲大白菜一樣貢獻了一大批。某家雜志,編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名單”,看架勢,每年都會推出來一個名單,我至今弄不清楚,這些大白菜分子是按照什么樣的定義標準產生出來的。
名單相當混亂,有老文化人,有新文化人,有沒文化人,有官員兼文化人,有的有名,有的沒名,有的可疑,有的可敬……仔細研究到了半夜,關了電燈,我才終于看明白了一些:除掉那些扭開電視不得不看的某些熟臉人之外,該名單致力于推出的是一批甚為可疑的“神怪文人”(這是我生造的一個概念),什么叫“神怪文人”?
原來誰大叫新聞自由”,用以淹沒陳腐的新聞的黨性原則,誰大叫“社會公器”,用以淹沒沒有新意的人民性的本質,誰大叫“第四權力”,用以削弱第一第二第三權力,誰大叫“公民社會”,用以消解和邊緣化人民天下,誰大叫“結束專制”,用以詆毀執政黨的合法性,誰大叫“三權分立”,用以羞辱“黨民法”三統一的中國政治原理,誰大叫“三位不一體”,用以張揚“法大于天”……且要叫出水平,叫出社會知名度,叫出南方某報寫社評呼喚普世價值,叫出楊佳動刀子自信死得其所,叫出美國什么基金會發獎獎勵中國人權斗士民主斗士,叫出美國總統單獨接受某家媒體?訪善男信女彈冠相慶,叫出某機構直接領受海外右翼勢力撥款,叫出叫喊者西方求學旅游不用掏錢即有人主動買單,叫出五花八門的獎金自己動不動就奇怪地送上門來……
那大概就是某些人眼中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了。
要是再簽署一個主張“普世價值格式化中國”,“共產黨應該騰地方換位置”,“軍隊應該與共產黨剝離”一類的“憲章”什么的,那無疑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精英了。
這一類“精英分子”,最喜歡用“民主”的詞句蠱惑人心,他們把自己打扮成超階級的代言者、公共事務的評判者、公共利益的“守望人”,不同利群體的吉祥物,具有非常大的迷惑性腐蝕性。
本人言說民主,反復提醒公眾要注意防范的最具迷惑性的敵人就是某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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